近年来，随着万物互联与数据互通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舆论生态环境、媒介形态及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畸形“饭圈文化”依托互联网平台迅速蔓延，呈现出规模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显著特征。其中，撕黑谩骂、氪金打榜、代拍偷窥等失范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序良俗，污染了网络生态空间。当下，“饭圈文化”已从娱乐圈蔓延至体育领域，形成了具有体育特色的“饭圈文化”现象。体育“饭圈文化”特指体育粉丝群体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围绕运动员展开的狂热、非理性且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的集体行为模式。为应对这一现象，2021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强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2024年5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全国体育系统要全过程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目前，学界对体育“饭圈文化”的研究多聚焦于粉丝群体划分和个案分析^[1-2]，缺乏系统性视角，难以深入揭示其整体特征及形成机制，更鲜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探讨。为此，本研究从整体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体育“饭圈文化”的表现、特征，多维度分析其生成根源和社会影响，并提出综合治理路径，为遏制体育“饭圈文化”蔓延、净化体育网络环境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1 体育“饭圈文化”的异化表征

1.1 狂热偶像崇拜下的“造神”运动

“粉丝”一词源于“fans”，意为“狂热仰慕者”。约翰·费斯克将其定义为“过度的读者”，指因共同价值追求而会聚，进而构建起秉持相同信仰的社会群体^[3]。“饭圈”的本质是粉丝群体通过制度化协作实现文化资本增值的实践场域，其词源学构造暗含文化转译与权力重构的双重逻辑：“饭”（英文粉丝“fan”的音译）指向偶像崇拜意涵，“圈”则从地理学空间位置隐喻演化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力组织结构^[4-5]。它具有三重核心特征：其一，以层级化架构的半职业化治理体系，形塑涵盖核心层、管理层及基础层等职能部门的拟组织化结构；其二，依托符号编码建构的区隔性文化资本，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身份认同机制；其三，以情感劳动为纽带的“经济-文化”复合再生产模式，实现从个体情感到集体行动的价值转化。

“饭圈文化”是粉丝群体所呈现出的狂热崇拜行为^[6]。黑格尔认为，崇拜是个体自我人格舍弃的体现，在崇拜过程中，自我存在被神灵泯除，劳动者为获得神之好感，将自身视作依附于神的存在^[7]。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与自然力量间的悬殊差距使其将生存祈盼寄托于身外某种神秘的力量崇拜，由此衍生出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以寻求自我力量的外化转移，达成形式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偶像崇拜原指原始宗教晚期阶段，人们将“信奉的神灵塑造成具体形象而加以崇拜的宗教形式”^[8]。伴随人类社会进步与文化形态演变，宗教神权逐渐向理性主义过渡，人们崇拜的客体从抽象的“拟人化的神”向具体的“拟神化的人”递变。神性作为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逐渐淡出，但是偶像崇拜作为人类文化心理现象并未消退，而是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社会中，作为精神麻醉剂满足人类对理想化人格、精神寄托和社会认同的需求。

当前，依附于偶像崇拜所衍生的体育“饭圈文化”在发展中滋生出畸形样态。在封闭的“饭圈”组织中，集体“造神”仪式使个体丧失批判性思维，在群体压力的裹挟下卷入集体意见与行动之中。在微博超话等网络社群中，“头粉”作为意见领袖掌握着舆论主导权，通过制造“洗脑包”、发布“引战帖”等方式，刻意煽动粉丝群体间的对立情绪，引发针对其他运动员、裁判员甚至国家队的网络暴力行为。在这种群体极化的环境中，原本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粉丝为获得群体认同，主动放弃价值判断标准，盲目参与维护偶像神圣形象的集体行动。这种极端化的偶像崇拜催生了“私生饭”现象。部分粉丝在群体狂热中突破行为边界，实施跟踪、偷拍等侵权行为。如樊振东遭非法侵入房间事件，以及微博超话中交易隐私行程的代拍（dp）行为，不仅侵犯运动员权益，更折射出“饭圈文化”的异化倾向。当偶像被神化后，粉丝行为往往从理性支持演变为对社会秩序的挑战，最终导致“饭圈文化”畸形发展。

1.2 封闭圈层组织下的情感规训

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指出，在强关系网络中，由于个体社会条件高度同质化，形成了情感深厚、互动频繁、联结紧密的关系模式^[9]。“饭圈”作为强关系组织网络，其群体成员与传统地缘、血缘、业缘关系联结不同，而是依托新媒介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个体自组织聚合便利，形成了基于同一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及精神追求等因素的趣缘社会关系形式。趣缘群体遵循自发秩序原则，以强烈的身份认同凝聚在一起，打破了个体游离不定的模糊状态，演化为具有特定语言体系、符号象征、行为规范及互动模式的亚文化社群，构建起强关系的圈层传播。同圈层成员偏爱并认同圈内信息，排斥圈外信息，导致信息同质化和交流受阻，使个体陷入“信息茧房”，加剧群体极化及圈层对立冲突。

一方面，“饭圈”具有组织的严密性和管理的精细化特点，呈现出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的特点。“饭圈”组织体系可划分为核心管理层、功能化执行部门以及外围参与层（图1）。在整体组织架构中，核心管理层由资深、责任心强且具有优秀组织与协调能力的粉丝组成，职能涵盖应援策略规划、活动组织、资金筹措及多方沟通等，以确保组织运转高效协调。功能化执行部门则细化为多个各司其职的职能部门。例如，反黑组负责监控和应对偶像负面信息，维护偶像形象。基础层是“饭圈”的基石，通过关注动态、参与线上应援等方式支持偶像。此外，粉丝自发建立的站子及后援会等分支，作为组织的补充力量，进一步强化了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相较于制度约束，“饭圈”内部秩序的维持更依赖于情感动员^[10]。情感动员形式可分为外显符号象征与内化行为规范。在符号象征方面，体现于“饭圈”内部独有的语言符号（缩写、昵称、黑话）、视觉符号（应援色、应援物、特定图案）等。例如，樊振东粉丝群体自称“繁星”、丁宁粉丝群体自称“叮当”、张继科粉丝群体自称“蝴蝶”等。这一符号体系不仅帮助粉丝个体完成自我身份构建，更能在“饭圈”活动中激发粉丝间的情感共鸣，进而达成群体认同。拉扎斯菲尔德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并非直接流向大众，而是先通过某个信息源到达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递给普通民众。在“饭圈”的行为规范与信息传播路径中，意见领袖凭借强大的线上资源、影响力及专业能力，有效引导粉丝情感流向，重塑粉丝对偶像形象的认知框架，使其更加符合群体内的价值取向与情感期待。这种组织动员形式深化了粉丝间的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强化了“饭圈”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1.3 身份重构中的价值迷失

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饭圈”群体的角色定位已超越单纯的娱乐消费者范畴。作为媒介文化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偶像崇拜行为实现双重文化实践。一方面，在追星过程中完成情感投射与审美认同，将偶像视为“理想自我”的投射对象；另一方面，这一行为模式恰好印证了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粉丝群体不仅是文化产品的解码者，能够对偶像言行进行个性化解读；同时也是积极的编码者，通过创作粉丝作品、参与社群讨论、组织应援活动等形式，将自身理解、情感和价值观重新编码并向社会传播，实现自我身份重构与社会文化互动。

当下，“饭圈”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与女性化发展趋向。一方面，青少年及学生群体已成为“饭圈文化”的主要参与者。数据显示，90后追星群体占比26.78%，95后为50.82%，00后则高达70%^[11]；另有42.2%的中学生表示自小学阶段就开始追星，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超过3年^[12]。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12~18岁）的核心发展任务是解决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心理冲突。在此阶段，个体通过探索不同社会角色来建构自我认同，试图回答“我是谁”“我将成为怎样的人”等根本性问题。然而，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加速了原子化社会的形成，表现为初级社会群体功能弱化、社会联结碎片化。这种结构性变迁使青少年在价值实现与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面临更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基于共同兴趣形成的“饭圈”社群应运而生。这类新型情感共同体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应对现代性孤独与身份焦虑的避风港，更满足了他们在社会关系再嵌入过程中对情感支持与心灵共鸣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饭圈女孩”也正成为“饭圈文化”的主要活跃群体。以奥运冠军全红婵为例，其百万粉丝中女性比例超过70%^[13]。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期，娱乐、文化等新兴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女性粉丝文化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女性粉丝通过氪金打榜、购买偶像周边产品、赞助代言商品以及购置赛事门票等商品服务，拉近自我与偶像间的情感距离。然而，这种消费文化也催生了一些非理性现象。例如在张继科生日应援活动中，女粉丝不惜花费百万元包下全国11家报纸版面、公交地铁广告以及城市LED屏幕进行宣传。同时，围绕运动员形成的代拍产业也日益兴盛，“出某某运动员机场到达图”“接某某比赛代拍”等新型牟利模式层出不穷。这些过度消费行为和灰色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扭曲了消费观念，更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风气造成了负面影响。

2 体育“饭圈文化”的生成机制

2.1 偶像泛娱乐化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消费主义社会，人们所消费的并非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被赋予的符号象征意义^[14]。在消费主义逻辑的驱动下，传统商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即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属性，已不再是驱动消费行为的主导因素。相反，商品与服务被赋予了多维度的符号价值，成为消费者构建自我认同、彰显社会地位及寻求文化归属的重要符号资源。传统体育竞技场域中的“荣耀英雄”，通过大众媒体的精心塑造，逐渐演变为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商品。其中，体育明星的人设作为符号化进程的关键，承载着丰富的符号资本与价值。它不仅是运动员个性特质的集中展现，还映射了市场需求、文化趋势及公众心理预期，成为连接竞技体育、商业品牌和消费文化的重要纽带。

2019年《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挖掘体育明星市场价值。2019年12月《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废止，标志着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政策的重大调整。在政策放宽和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体育明星的曝光度和关注度显著提升，为其泛娱乐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体育明星的形象塑造方式。与传统媒体时代强调为国争光的正式形象不同，新媒体为体育明星提供了展现生活化、个性化一面的平台^[15]。以《奔跑吧兄弟》《来吧冠军》《爸爸去哪儿》《像冠军一样》等热门综艺为例，刘翔、田亮等体育明星通过展示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成功吸引了传统体育迷之外的娱乐粉丝群体，实现了形象转型和受众拓展。商业化方面，体育明星IP价值得到充分开发。运动员成为品牌新“宠儿”，实现了个人品牌的增值和粉丝经济的变现，完成了从竞技场到消费市场的价值转换。

2.2 媒介技术迭变

媒介技术的革新为“饭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梅罗维茨指出情境是信息系统，强调电子传播媒介造就的信息环境，削弱了自然环境与物质场所的紧密联系，致使人类行为改变^[16]。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应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粉丝获取信息和进行互动的方式。传统的按地点划分的自然情境被打破，催生出基于网络连接的虚拟情境，颠覆了囿于时空限制的社交互动束缚，搭建起即时互动、去中心化且极具包容性的信息场域，从而重构了“饭圈文化”的情境信息系统，诱导粉丝向线上聚集。

一方面，在虚拟情境中，粉丝们基于趣缘而聚集，并通过内容生产进行频繁交互，强化了彼此间的关系，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社群与身份认同的“想象共同体”。“饭圈文化”主阵地微博超话通过粉丝群主动生产UGC（用户生产内容）或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以弹幕、评论、点赞、分享等方式，持续强化群体成员与体育偶像间的互动交流，塑造组织内部同一价值观和认同感，形成关系紧密的虚拟社群。例如，张继科三字微博在短短21分钟内就能收获10 000多粉丝点赞^[17]。

另一方面，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社交媒体平台可对用户的浏览历史和兴趣偏好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加精准地推荐个性化信息内容。同一粉丝群体所接受到的信息具有高度同质性，导致“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形成，加剧了“饭圈文化”的圈层化特征。特别是在“唯粉”群体中，算法持续推送符合群体偏好的内容，不断强化内部的情感共鸣，导致群体成员的表达方式和叙事逻辑逐渐趋同，对粉丝情感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日益增强，理性讨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在注意力经济主导的媒介环境下，当代体育报道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其报道焦点从体育竞技本身向明星私生活与娱乐话题转移，如“洪荒少女”傅园慧、“不懂球的胖子”刘国梁等网络热梗广泛传播不仅弱化了体育精神的核心价值，还促使粉丝的追星行为从竞技欣赏转向情感投射。综合来看，媒介技术赋能下，原本基于趣缘形成的无序性社交互动，逐渐被构建为有组织、结构化的集体行动模式，不同观点间的碰撞与对峙更为激烈。

2.3 资本逻辑主导

“饭圈文化”已从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文化异化为资本主导的文化消费体系。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用以批判资本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以伪个性化方式批量生产标准化的文化商品的娱乐化工业体系^[18]。资本借助媒介技术，将运动员精心包装成具有独特人设的文化商品，通过情感营销诱导粉丝进行非理性消费。粉丝在符号崇拜中，通过购买周边产品、数据打榜等行为寻求心理慰藉与情感释放，实则陷入资本精心构建的消费主义幻象。原本基于趣缘的“饭圈文化”，呈现出过度逐利化、资本化的倾向。资本市场、媒体平台、明星偶像和“饭圈”组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利益共谋网络（图2）。

首先，资本作为主导力量承担着生产角色，通过投资偶像产业（如包装新人、生产周边文化商品、广告代言等）来谋取经济利益。资本敏锐地洞察到，为国争光、充满正能量的运动员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通过商业包装与营销手段，深度挖掘运动员庞大粉丝群体的消费潜力，巧妙地将粉丝对运动员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对关联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行为。以巴黎奥运会期间XX乳业的营销为例，其在孙颖莎夺冠和郑钦文摘银时策划的“半路开香槟”事件，正是资本在奥运营销战场上捆绑高流量运动员进行商业竞争的典型案例^[19]。

其次，媒体平台则扮演连接偶像与粉丝的桥梁的角色。资本通过构建“偶像孵化—组织控制—宣传造势—流量收割”的完整闭环，实现从偶像生产到消费转化的全过程运作。例如，各大平台通过设立“明星势力榜”“奥运加油榜”等榜单，引发粉丝群体极端化、无底线氪金充值、刷量控评、流量造假等盲目消费攀比行为。粉丝在消费过程中，实际上沦为了数据劳工的角色，不自觉地参与资本增值的再生产。此外，资本还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强化“信息茧房”效应，通过打造“唯粉”“CP粉”等标签分化粉丝群体，制造粉群矛盾，进而发动营销战、资源战、流量战，以争夺注意力经济下的商业利益。而“饭圈”组织则成为资本控制粉丝群体的重要工具。通过操控“饭圈”中的意见领袖，实现对粉丝整体的间接掌控，以此来诱导普通粉丝参与资本增值活动。

3 体育“饭圈文化”的多重影响

3.1 对运动员的负面影响

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饭圈”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构建粉丝群体的情感共鸣空间，借助集体仪式为运动员提供情感支撑与精神激励。但在资本裹挟下，原本寄生于娱乐圈的“饭圈文化”正逐步侵蚀体育领域，其非理性、偏执化的偶像崇拜对运动员的私人生活和职业发展造成多重负面影响。

一是自我认知偏差。根据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个体的自我认知往往通过社会互动和他者评价形成。运动员与娱乐明星在职业特性、社会角色及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但在“饭圈文化”的渲染下，运动员被赋予神化的偶像光环。面对资本营造的虚幻景观，运动员容易混淆粉丝塑造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界限，沉溺于流量和商业利益，甚至背离竞技体育的初心。如傅园慧、孙杨、郭艾伦等曾因频繁参与综艺节目而引发争议^[20]。正如乒协原主席刘国梁所言：“一定要记住，自己首先是一名运动员，打球才是本职工作；运动成绩是立足之本，不能为了‘副业’丢掉本职。”^[21]

二是外界舆论危机。体育竞技的特性根植于人类天性中的竞争欲望与自我超越追求，运动员的英雄形象建立在其赛场表现之上。但竞技赛场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了其英雄形象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运动员赛场表现失误或未能达到社会期望时，便会面临舆论指责、媒体极端炒作及粉丝失望等。粉丝与媒体合谋营造出巨大的舆论场，不仅造成网络暴力现象，更对运动员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例如，巴黎奥运会“苏炜德掉杠”事件便遭致网民指责谩骂，“苏炜德赛后道歉”“中国体操男团摘银”等词条频登热搜榜单，更有极端化的“输谁也不能输日本”“民族罪人”等网络民族主义言论上升至国家对抗、民族对立层面，极易滋生打着“爱国”名义的集体泄愤事件^[22]。

三是个人隐私侵犯。“饭圈文化”的异化发展导致体育明星面临严重的隐私侵犯问题，在获得粉丝追捧和资本加持带来的高关注度的同时，运动员不得不承受“私生饭”行为的侵扰，包括住所蹲守、跟踪偷拍、围堵直播等恶性事件，如全红婵家门口遭围观直播、樊振东酒店房间被非法入侵、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外的职业代拍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犯运动员的私人空间，更对其正常训练和生活造成实质性干扰。

3.2 对体育事业的负面影响

“饭圈”乱象对运动员的身心发展、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以及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23]。

一是体育精神迷失。体育精神作为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不仅是体育实践的导向遵循，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饭圈文化”向体育领域的渗透，体育精神对运动员和社会公众的引导作用正在逐渐弱化。“饭圈文化”所倡导的盲目崇拜和过度追捧，将运动员塑造成完美偶像，运动员的个人形象、粉丝量级及商业价值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严重破坏了健康的体育生态。与竞技场上严苛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相比，运动员在娱乐化的舆论环境中获取流量和利益显得更为轻松，这种反差可能诱使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个人形象的塑造而非竞技水平的提升，从而背离了体育精神中“拼搏竞争”的本质。有研究显示，NBA球员过度参与社交媒体活动会导致其投篮命中率平均下降1.7%^[24]。

二是体育规则淡漠。竞技体育历经长期发展形成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并建立了一套客观严密的规则体系，裁判据此对运动员实际表现作出专业评判，这与娱乐圈选秀节目依赖粉丝氪金打榜等可操作性的造星模式存在本质区别。然而，“饭圈文化”的蔓延正严重冲击这一原则体系，扰乱赛场秩序。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全红婵粉丝质疑裁判压分的话题阅读量高达1.8亿，事件衍生为对冠军陈芋汐及其家人的网络暴力。

三是体育本质畸变。“饭圈文化”正加剧体育领域的泛娱乐化倾向，使粉丝群体过度沉溺于满足感官刺激的表层追星行为，却忽视了对体育精神内涵、竞技本质等深层价值的关注。粉丝们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战术运用、比赛规则等专业要素漠不关心，反而热衷于讨论“樊振东防晒方式”“莎头CP”等运动员的着装搭配、情感状况等娱乐话题。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正使体育竞技逐渐沦为资本操控下的娱乐消费品，严重背离体育运动的本质价值。

3.3 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饭圈文化”在网络空间形成的痼疾已严重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这种由资本操控的造神运动，通过情感认同机制操纵粉丝群体，使其陷入非理性崇拜的集体狂欢。

一是严重扭曲粉丝群体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媒体娱乐化倾向与“颜值正义”论调催生了“三观随五官走”的畸形审美，使公众讨论聚焦于吴艳妮整容质疑、谷爱凌穿着争议等表象话题；另一方面，粉丝通过“闭眼吹”等方式神化偶像实力，即便面对张继科踢碎广告牌等失范行为，仍将其美化为“有个性，是藏獒”。值得警惕的是，资本将体育明星异化为文化商品，构建起氪金打榜、天价门票等情感消费逻辑，不仅挑战理性消费边界，更形成了盲目攀比、拜金主义等社会病灶。

二是贻害青少年主体意识构建。我国70%的青少年拥有体育明星偶像^[25]。在“饭圈文化”强调集体同一性的心理驱使下，正处于自我认同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容易丧失个体特征，将自我意识消解于群体狂欢之中，异化为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性存在。这种文化现象所呈现的娱乐化与功利化倾向及其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行为模式，对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形成和社会化进程构成了强烈冲击。

三是扰乱网络生态。网络暴力是融合群体性、欺凌性与煽动性特征的复杂暴力行为模式^[26]。体育“饭圈”的网络暴力不仅存在于粉丝群体间的对立，更蔓延至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等赛事相关人员。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后，部分粉丝发布攻击性言论、编造不实信息诋毁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最终因涉嫌违法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7]，充分暴露出“饭圈文化”对网络秩序的严重危害。

4 体育“饭圈文化”的治理路径

4.1 完善社会治理制度，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在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内，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重要主体，在整饬体育“饭圈文化”乱象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效力。一方面，要遵循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以《体育法》为基础，《网络安全法》为支撑，《民法典》为补充，组织专家学者尽快研制出台“‘体育饭圈’生态治理行动方案”“运动员代言与商业活动管理规范”等配套政策，明晰界定“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形式，划定运动员商业活动的范围底线，细化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处罚尺度，做到堵疏结合，增强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推动体育、网信、公安、文旅等部门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督体系。通过建立舆情监测平台，加大对体育比赛现场、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论坛等重点区域畸形“饭圈文化”的巡查力度，针对违规行为采取约谈、限期整改、下架、罚款等处罚措施。如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针对巴黎奥运会期间“饭圈”乱象，公布了4起打击整治涉体育领域“饭圈”违法犯罪典型案例^[28]。同时，鼓励体育单项协会发挥自身专业性和行业影响力，推动行业内部自律与规范发展。例如，中国乒协专门发布声明指出，“饭圈”乱象严重干扰训练比赛，将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29]。

第二，规范资本行为，严控无序扩张。针对涉及体育明星粉丝经济、赛事运营、商品代言的资本主体，需加大资质审核力度，重点核查企业注册信息（包括与平台的关联程度）、经营范围、信用记录等，以有效甄别和防范低劣投机资本进入该领域。同时，围绕内容质量与导向性、广告真实性与合法性、合作伙伴信誉与资质、粉丝活动的安全性与秩序性等关键指标，实施重点监管。此外，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联合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依法严惩助推“饭圈文化”乱象的灰色产业链，包括煽动网络群体事件、诱导攀比消费、损害体育精神等行为。对失信资本主体，要加大黑名单管理力度，限制其相关投融资活动，从根源破除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第三，净化网络空间，整肃网络生态。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制度建设，督促网络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一方面健全社区规则，把好源头关卡，通过取消明星势力榜单、优化排行机制、规范粉丝群体账号等措施，压缩非理性追星空间；另一方面强化重点环节监管，对微博明星榜单、粉丝社群、抖音热门话题、互动评论等易滋生体育“饭圈文化”乱象的平台领域，及时清理诱导非理性追星、煽动极端情绪的不良内容。同时，要着力提升体育领域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包括体育媒体的专业记者、赛事评论员等，筑牢行业道德防线。在具体实施层面，可借鉴2021年中央网信办“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经验，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此外，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通过设立举报奖励机制、推行联合调查等方式，鼓励体育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及自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网络生态治理，构建多方协同、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4.2 强化主流文化引领，营造健康舆论环境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发展最终会被权威文化以界定、贴标签、遏制等形式进行整合。当前以异化形态呈现的“饭圈文化”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其抵抗性特征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消解，并最终与主流文化相互转化与嵌入。因此，治理体育领域的“饭圈文化”需要双管齐下，既要完善政策规制，更要强化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

第一，强化思政教育，深化主流文化认同。利用学校教育资源优势，定期举办“冠军进校园”“中华体育精神宣讲”等系列主题活动，邀请体育明星结合自身经历宣传爱国主义、拼搏精神等体育文化内核，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偶像认知。同时要创新传播方式，在主流媒体平台打造体育文化精品课程和微视频，通过剖析“失范追星”“饭圈黑话”等典型案例，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思维能力，培养其理性参与网络舆论的能力。

第二，加强权威媒体发声，引导粉丝重回理性轨道。主流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肩负着重塑理性价值的重要使命。通过构建“权威媒体+榜样示范”的传播体系，充分发挥其在体育新闻报道中的公信力优势。一方面要主动适应互联网传播规律，推进平台化、矩阵化转型，牢牢掌握体育文化的话语权。深入“饭圈”内部开展调查研究，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揭露背后资本运作的伎俩，如新华社的《体育“饭圈化”当休矣》、人民日报的《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非治不可》等评论文章，为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切实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聚焦体育运动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内涵，重点报道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和爱国情怀，以及其个人的高尚人格与良好修养等正面形象，避免娱乐化和功利化倾向，引导粉丝群体将关注点回归到体育竞技本身的价值上来。

第三，增强偶像榜样力量，发挥“领头羊”作用。体育明星要充分发挥榜样力量，明确自身定位与社会责任，加强对粉丝的教育引导。一方面，要做践行中华体育精神的表率，坚持以提升竞技水平和为国争光为核心价值追求，为粉丝树立良好榜样形象。另一方面要主动利用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发声，明确反对“饭圈”行为，引导粉丝理性表达。如樊振东、马龙公开抵制“饭圈”思维^[30]，潘展乐主动解散粉丝群等做法，为运动员如何发挥“领头羊”作用提供了示范。

4.3 夯实媒体主体责任，阻断乱象传播路径

在资本裹挟下，媒体平台依托技术赋能推动粉丝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更应坚守作为社会正能量传播者和事实呈现者的“公器”职能，切实履行把关人职责，从源头遏制“饭圈文化”的滋生。尽管当前各大平台已在国家专项治理行动的推动下采取整治措施，如巴黎奥运会期间微博清理12 000余条体育“饭圈”化内容并处置300余个违规账号，但这些举措仍多属被动响应。因此，媒体平台必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主动开展前置性预防工作。

第一，展现榜样形象，传播体育文化。通过构建专业化的体育融媒体宣传矩阵，整合纸媒深度报道、新媒体互动及短视频碎片化传播等多元形态，运用文字、图片、音视频、直播、VR/AR等全媒介手段，围绕体育明星的成长历程、赛场表现与精神品质等正向议题实施一站式采编，打造具有平台辨识度的特色IP，既增强用户黏性又构建起立体化、多层次的内容生态网络，从而扭转泛娱乐化倾向，打造体育精神传播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真正占据抵制“饭圈文化”的舆论高地。

第二，夯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把关。首先，媒体平台要优化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与算法技术，精准分析用户浏览、点击、分享、评论等行为数据，智能识别长期沉浸于同质化信息的群体，强化算法主动介入能力，增加异质化内容推送比例，打破“饭圈文化”的圈层壁垒，瓦解“信息茧房”，缓解群体极化现象。其次，建立严格审核机制，组建专业审核团队，吸纳懂体育的编辑、记者、法律顾问及评论员，严格把控信息来源，确保其真实性与准确性，特别是对体育明星娱乐性话题加强审核，杜绝庸俗低俗媚俗内容。最后，构建大数据监测系统，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实时监测、预测体育明星与粉丝群体相关舆论动态，提前发现潜在的舆情风险点，精准识别水军控评、造谣谩骂等负面言行，并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封禁等措施。

第三，重构评价体系，拒绝流量为王。媒体平台要引入专业技能、社会责任、公众形象、公益参与等多维指标，调整榜单权重，切断流量与商业利益的捆绑，遏制非理性追星和消费主义蔓延，推动形成健康理性的体育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