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各国对待体育的态度不尽相同。西方体育源于自身的身体哲学、游戏法系和信仰条则，其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也会遇到非西方国家本土性文化的干预，如其在中国的传播就遇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消解，这一消解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动作形态的异型化发展，如交谊舞演变为广场舞，它让人们看到了宫廷舞蹈的室外化演示形态，其中的自然性、平民性、健身性价值得以让更多的人领略。其二，规则、空间、语境的非典型性发展，如中国上海的弄堂乒乓球。在失去了典型性运动空间后，弄堂乒乓球超越了其既有的意义，延展出一种全新的乒乓球运动形态。其三，精神赋值。域外体育在原创地即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属性、价值观及意义体系，当进入中国后，其意义体系也会获得一种新的融通形式，如中华体育精神。应该说，我们所倡扬的中华体育精神已经跃出了体育范畴，进入国家信仰建设体系，如此精神赋值过程也给国际奥运史和体育理论史赋予了一种东方化的特质。

1 中华体育精神的概念生成原点

现代汉语中的“精神”指的是“人的意识、思维和一般的心理状态。”^[1]其实，精神是一种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与成果的综合体。不同语境中的人对“精神”的解读不尽相同。“宗教信仰者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主义常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2]新中国的建设过程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注重关于意识形态多样化发展形态的构建，它也构成了新中国理论建设的基本范式，新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3]。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亦可认为，所有的当代史皆为古代史的延伸。这里需要以文明的发展历史为基点，借以阐释相关概念。“只有从‘全球史’和‘文明史’的视野和角度出发看待和认识历史，我们才能更加全面、透彻地理解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把握历史的根本和真谛。历史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4]如果从宏观视野的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华体育文明史，则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过去、现在和未来。门洪华认为：“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努力所造就的并非世界帝国，而是在地中海地区、东亚地区形成了治下的和平。”^[5]中华体育精神的地理生发点为中国本土，属性归结点为体育，升华呈现部分则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6]中国领导人将精神置于国家信仰的高度来认知。如此语境下，精神的仪式化、仪式的规制化及思想的信仰化构建出一种全民整一的行为规范。

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播过程。2013年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体育精神内涵——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7]。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8]。中华体育精神开始展现出其独特价值，并占据了意识形态建设的高端位置。2021年，女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关中华体育精神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主题，相关研究成果也更受关注。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9]冬奥会阶段，中华体育精神则以冬奥精神形式得以延伸。2022年6月24日修订完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作为立法目的放在总则第一条，不仅确立了中华体育精神的法理地位，也将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播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不难看出，中华体育精神在领导人讲话、重要会议和法律范畴中都有所体现，以上宏大的叙事构建出一种复调式的理念体系。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输性、仪式性与文本性价值皆得以展现，不同传输路径分别展示出中华体育精神在全域空间中认知的广泛性、意义的庄严性与法规的严整性。

从意义生成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具有文化渊源悠久、文化含量丰富、支撑力可持续之特点，展现出其历时性、共时性与实用性意味。中华体育精神的形成，既非源于一时一地，亦非独立的群体所创，而是诞生于历史的流变之中，融汇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思想精髓，属于一种带有强烈普泛性特质的思想结晶体，而其远端性形态则在于中华文明早期的思想萌芽。

中国古代哲学有丰富的身体性元素，这也可以看到中华体育精神的书写原点。中西方哲学的关键性差异在于，西方哲学以意识为根本，属于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则以身体为根本，属于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西方人说“我思故我在”，中国人说“安身方可立命”，可见中国哲学的根本在于身体观^[10]。具体来说，中国哲学的源头在于《易经》。《易经》蕴含一整套关于身体的宇宙论，并带有“以身为殉”的现代主义价值观^[11]。作为一种身体范式的哲学，中国哲学不太追求西方哲学中明确的个体意识、理念范畴及宇宙形态，而是以身体、两性关系、族类为基本归依点，不以还原论为方法论，而以生命演变的谱系学为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12]。中国哲学中的身体性导向不仅解释了中国哲学的本质问题，亦解释了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身体至上主义的缘由，其反向证明了中华体育精神是一种具有高度实用主义价值的理念体系。中国体育不仅富含身体主义元素，还兼具道德至上、国家干预和群体守约等基本元素。

古典体育精神溶解在儒释道的哲学体系中，其身体性元素以道、佛为主，其实用性元素则倚重儒家思想。“汤因比在和东方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谈中，把引导未来500年间人类精神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儒家的思想，似乎是在比较中找到了‘最好’的文化价值。”^[13]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样，有显性活跃与隐性活跃的两面性。作为中华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首显于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其中以“和”为主干，又重内心修养，重视养生，也崇“道”重“仁”，借以构建出人的身心运动的平衡^[14]。从构建现代国家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人文环境，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儒家文化中的崇德、自强与爱国精神^[15]。从体育文化学的角度看，儒家学说的“内圣外王”思想内涵与中华体育精神有契合之处，其以道德力量的呈现为主导^[16]。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中华体育精神的道德教化功能很明确，且有致坚、致礼、致乐的内在约束力。中华体育精神不仅与儒、墨、道、法哲学思想有关联，且一直都有传承文化、道德教育及强化民族认同的功能^[17]。中华体育精神具有广泛的文化辐射能量。且以武术为例，武术文化中就有重义尚德的伦理追求、健身娱乐的实用性功能追求、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谐内敛的审美追求，其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18]。作为儒家传统六艺之一的射箭文化体现了“射以观德”的现代中华体育精神，其与当今体育界所流行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精神相一致^[19]。时下的中华体育精神恰是中国传统精神在当下的创造性版本。

中华体育精神的现代性集中体现为其与现代西方体育的兼容性。现代西方体育包含奥林匹克和现代职业竞技两大脉系，二者不仅构建出完整的现代体育本体，也确定了其精神取向。体育精神的英文表述为sportsmanship，直译为运动员精神，这是一种关于体育精神的新的表述形式。受文化兼容性因素的影响，现阶段的中华体育精神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链接点更多。“任何一种主义的来源，绝非是思想家冥想的结果，而是各种因素的产物，国家主义也不例外，它有着自身政治方面和哲学方面产生的原因。”^[20]现代体育传播到中国后便催生出超越本体的诸多元素，形成对体育本体的概念性赋值。作为一个拥有独特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有自己的主体性、主导性、核心性文化体系。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遇到了中国文化的反向影响，其中的部分内容也会被中国文化辐射。这里折射出一种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中华体育精神这一命题就属于这样的文化延伸观念，其诞生、传播、完型、赋值过程充满了生动的叙事性。

2 从文明史的高度看中华体育精神的发展过程

从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从文明性的角度阐释中华体育精神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华体育精神带有很强的体育实践性和实用价值。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探讨中华体育精神的现实需要，其着眼点在于人民之维、民族之维、人类之维^[21]。这极易构建出一种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宏大叙事。体育本身带有跨文化特质。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教育在内的各种体育类型均受现代体育原生地的规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受三种体育思想的影响，富含现代性内涵的中华体育精神在中国近代逐渐形成。

军国民体育的价值谱系契合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核心。军国民体育是20世纪初在中国较为流行的体育实践行为与思想体系。受强国强军联动性思想的影响，蔡锷于1902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一文，被视为“吾国之‘军国民主义’之输入，以此为嚆矢。”^[22]蒋百里也在《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中倡导将军人教育体系纳入学校与社会^[23]。蔡元培则认为应将军国民教育纳入中国教育体系^[24]。军国民体育的内在意义在于尚武精神。范源濂在《论教育当注重训练》一文中认为：“托尔斯泰曰：‘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然更可反言之曰：‘健全之身体保于健全之精神’。”^[25]范源濂还将尚武精神的培养纳入教育体系，将其地位与科学教育并列。范源濂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认为其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之体现。

自然主义体育观同样是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隐性元素。中国近代的自然主义体育观大体盛行于学校体系，其直接的倡导者为马约翰、宋君复、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体育家。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尊重人的自然性，遵循人体的生物性，重视人对运动的自然需求，并以促进人的身心均衡发展为最终目的。自觉化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源头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马约翰等人认可自然主义体育理念并大力推动其在中国学校体育领域的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注重身心一体，与中国古代的身体教育理念十分吻合。中华体育精神中不乏保护环境、健康至上、身体养护之类的内涵，也与自然主义的体育观有着内在的联系。

第三种类型则为近现代中国的体育活动及其理念体系。中国近代经历过多元化体育范式实验，其中包括武术的近代化转型实验。近代武术发展有两个大事件，即1928年的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国术考试和1929年杭州的国术游艺大会。此外，中国沿海城市的职业化与半职业化的体育也沿用西方的体育精神，其中不乏中产阶级化的体育格调。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参与的体育运动融合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尚力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多元化的精神元素，这些元素对后世中华体育精神都发挥了潜在的影响。

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主体性文化内容，红色体育对中华体育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色体育是中国近现代特色鲜明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现象。它展示出一种全新的体育价值取向，并对新中国的体育结构、运行范式和内在精神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某种角度看，红色体育是新中国体育的原始基因，也是时下人所共知的中华体育精神的近缘性文化形态。红色体育是一个专有名词，具体指发生在1927至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性体育活动及其价值扩散状态，这些区域包括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体育活动带有鲜明而具体的精神指向，其中以实用性为主导。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体育包括红军的军人体育、学校体育、共青团体育、少先队体育、儿童团体育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体育。1942 年陕甘宁边区机关工作人员曾经开展了“十分钟运动”，其意义在于增强体质、缓解疲劳、调节生活节奏；1942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旨在强壮体魄，抗战救国；同年，毛泽东为延安首届体育节的题词是“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类似的活动都带有具体的实用性。红色体育也开展了自身的理论建设。最早提出红色体育概念的是毛泽东。1933年毛泽东在《组织青年的体育活动》一文中，论及跳高、跳远、赛跑、游泳、荡秋千、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并提出了“红军的体育健儿”的概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谈及红军前线、后方的体育比赛情况，这样的体育范式最终发展成为今人所知之“红色体育”^[26]。从观念体系演进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红色体育的理论构建也以此为基点。红色体育还有“赤色体育”的别名。1933年，中央苏区曾经举办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这也标志着红色体育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出现^[27]，红色体育及其精神内涵有了自己的组织结构载体。

红色体育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构建维度。红色体育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带有天然的军事元素。新中国的体育规制及精神符号也源于红色体育，因此也带有军事化特质，其中以纪律性、团结性和忠诚性见长。红色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它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红色精神的演进足迹，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传承并弘扬好中国红色体育精神是客观认知历史的现实需要。

1949—1978年间的中华体育精神较为完整地继承了红色体育的价值观，但又增添了民族独立、继续革命、国家自主之类的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此阶段的体育精神是红色体育的扩大版，其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与文化基因至今仍为中国体育界所奉行和尊崇，包括团结精神、中国乒乓球的拼搏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交流精神等。

具有当下意义的中华体育精神这一概念的支点构建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1979年9月，邓小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重大理论命题^[28]。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29]邓小平再度将体育与精神联系起来，构建出一种身体主义与文明进化的逻辑链。由于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关注，中华体育精神的历史沿革、概念生成及其逻辑延伸意义早已超越了体育范畴，进入一种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的领域。申亮认为：“新中国精英体育体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但直到80年代才开始成熟并具备了自己的个性。······20世纪80年代，精英体育运动，尤其是奥运战略，成为中国政府政策议程上的一个突出焦点。”^[30]体育虽为身体之学，但它与精神的链接点很多。且以西方体育为例。现代体育经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市场化、职业化、人文化过滤之后，逐渐形成竞技体育的范式，而奥运会则将其改造为一种道德教育的体育范式。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再度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诠释。除现代体育外，原始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都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不仅对此有深刻认识，更开始辩证地看待各种关系。“新时期新征程要求我们合理扬弃西方中心主义体育精神，正视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调整和整体性改造。”^[31]整体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华体育精神快速成型的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体育精神经历了体育仪式化、道德化、本土化的价值追求，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功能主义与创新精神，这便给中华体育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体育的仪式性很强，仪式由身体演示与语言描述两种内容组成。从语言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并非专有名词，此概念在日常交流中时常被人提及。因此，这一概念有日常流传、政府认证、学界思辨三重维度。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人身体觉醒的显著标志。从学术梳理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这一概念快速生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探索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且以1981年为例。那一年的中国体育在各个项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82年初，《瞭望》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1981年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特殊年份。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5项世界冠军，打破或超过8项世界纪录，在3个以上国家参加的国际比赛中共取得295枚金牌。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了第36届世乒赛全部冠军，创造了世界乒乓球史上的新纪录。1981年3月20日，男排3∶2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京大学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时代强音^[32]。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类似的举动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意味的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生发点，也是后来人所熟知的中华体育精神的场域传播点。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女排。1981年，中国女子排球队获得第三届世界杯排球比赛冠军，这是中国在三大球领域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标志着中国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历史性突破。中华体育精神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八种属性，分别为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勇于创造的精神、实干精神、竞争精神、不怕吃苦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33]。这奠定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基调。1981年中国体育界的优异成绩给全社会带来一种正能量，创造出一种清新、振奋、自豪的社会风气。从《瞭望》周刊中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当年所言之“运动员精神”就是当下中华体育精神的雏形，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体育文化吸收和改造后的产物。

3 中华体育精神对民族精神的构建

1997年，国家体委正式提出“中华体育精神”的概念。《体育文史》编辑部刊发了《中华体育精神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文，19次出现“精神”一词，其中包括容国团的拼搏精神、登山运动员的登山精神、乒乓精神、女排精神、足球的志行精神、北京亚运会精神、胜不骄败不馁的超人精神等。在此基础上，文章又概括出六种精神——为国争光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友爱的精神、科学求实的精神、遵纪守法的精神以及顽强拼搏的精神。这已是对中华体育精神较为完整而全面的阐释^[34]。

从家国本位的立场上说，任何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无法脱离爱国主义。中国亦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体育中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主旋律。西方媒体及体育学术界也对此有所评述，其中涉及中华体育精神的意义体系。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给中国人缔造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精神改良工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亮眼表现更是对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鼓舞作用^[35]。法国汉学家魏柳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的社会革命使命是使中华民族‘强起来’。‘强’不仅仅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治理、价值观等软实力。”^[36]这里所言之价值观就蕴含着中华体育精神的元素。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现代国家，中国体育在展示国家形象的同时也在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体系^[37]。在人类文明演进史的视野上看，中华体育精神是一种力量化、动态化、提升化的形态，在文化史的平台上则是一种代表繁荣、华丽、美好的符号，在文明史的范畴内则是一种美好、和平、柔和可爱的元素。通过文明史的角度，可以更好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讲话全文共计3 253字，出现了27次“文明”，其不仅呼吁“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还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38]。

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民族精神构建的情况可知，任何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夏立怡以当今世界强国美、日、德为例指出，“它们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每个国民的力量靠这种精神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它们实现了国家的振兴，成为世界一流的富强国家”^[39]。中华体育精神的民族性特质十分鲜明。韩国学者赵英南、郑钟昊看到了中国在地缘文化领域内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发展模式、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以及追求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亚洲认同全都是中国价值观和愿景的重要内容。”^[40]中国的治国理念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强调精神、仪式、信仰的重要性，其中的精神性元素更有常态化、长期化和长情化特质，且广泛分布于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体育也不例外，如北京冬奥精神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彰显与新的书写。”^[41]当体育成为一种精神构件时，体育自身的行为性也便为符号性所浸润，从而演进为一种身体的哲学，进而演化为一种身体的文明。张慧杰等人认为：“从微观的角度看，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现代西方体育和体育运动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重要工具。”^[42]文明性、古典性与仪式性构建出中国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底层逻辑，三者的实用性价值也在中华体育精神中得以体现。

中华体育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忆，还是观察当代中国发展的思维起点^[31]。有研究者认为，应当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分析举国体制下的体育的价值及其战略定位，进而研究体育强国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体育强国战略核心是振奋民族精神，借以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43]。不难看出，体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中国的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典型代表。在体育实践中构建起来的中华体育精神有效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与创造力^[44]。中华体育精神的本体价值依托于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复合体，其中凝结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赋予中国体育的灵魂便是中华体育精神^[42]。中华体育精神既是中国体育长期实践的自然结果，亦为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

体育带有强烈的感性化特质，其中的自然性很容易与文明性建立呼应关系，因此“文明史视野下的自然史”^[45]为我们看待体育提供了全新视角。人类的文明史是技术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仪式演进的历史。中华体育精神便是这样一种基于仪式内涵构建的学理体系，其中有抽象化的原则、原理、逻辑，亦有具象化的行为演示、动作造型、竞逐场景，融合了场域、学理、信念与审美特质。如前所述，中华体育精神阐释的高光时刻是北京冬奥会，那里不仅有人所共知的冬奥精神，还有双奥城市的符号性概念^[46]。“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42]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特殊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显示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亦显示出中国之治的磅礴伟力。北京冬奥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因子，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47]。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领域的最高意识形态^[48]，它不仅树立了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刚性化标杆，也再现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跃进与更新的宏大愿景。

4 结束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体育精神是对新时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积极回应，其远景式源头则是中国的道德文化。从传统意义上讲，道德充满了实用性。中华体育精神首先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定向性的信念圆心，更是一种砥砺人民奋进的精神力量，其所具有的提升文化自信的能量十分丰沛。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支点，中华体育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根植于本土传统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简明实用的信仰体系。中华体育精神不仅值得中国人珍惜、守护、弘扬，还需要在更为广阔高端的国际文化交流场域中被重新认知。中国人从本民族的体育情怀中提炼出来的价值观深刻地嵌入中华体育精神的发展理路当中，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夯实了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主体构架，且散发出一种带有远古文明意绪的特别的精神能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