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体育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视为可持续性投资和企业管理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关注非财务方面的表现。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社会声誉和品牌价值，也符合社会和环境的利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探讨体育企业如何改善ESG表现，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尤为重要。

现阶段，学术界对体育企业进行的专项研究非常活跃且内容多元。有来自环境方面，例如财政补贴^[1]、政策扶持^[2]等；组织方面，譬如体育产业集群网络^[3]、营商环境^[4]等；技术方面，诸如数字技术^[5]、技术创新^[6]等。这些研究较清晰地回答了“体育企业发展将受哪些因素影响”，但是不难发现，上述提及的影响因素都侧重于经济效益方面，而针对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与公共利益等层面的影响因素探究较为稀缺，也没有解释何种因素间的匹配适应可以改善体育企业的ESG表现。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受到环境逻辑、组织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共生与竞争关系的复杂影响，这导致从事不同业务的体育企业在环境、组织和技术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组态效应。基于此，本文尝试将体育企业ESG表现置于信息系统视域，构建TOE分析框架，以2018—2022年的沪深A股体育概念上市公司为案例，采用NCA和动态QCA，揭示时间纵轴上影响体育企业ESG表现评级上升的因果机制及横向比较不同企业间的组态偏好差异，以期为体育企业改善ESG表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体育企业ESG表现：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

（1）概念内涵：体育企业ESG表现的出场语境。首先在环境方面，包括管理和减少碳排放、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实施污染防治和废物管理以及遵守环境法规标准等^[7]；其次在社会方面，包括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应关注员工福利、劳工权益、多元化和包容性等^[8]；最后在治理方面，涵盖企业应确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9]。现今，《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行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指导，这暗示体育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须更加重视环保、低碳和循环利用等方面的要求。

（2）作用机制：体育企业ESG表现的应用价值。首先，在微观视角中，ESG表现可以评估体育企业的绩效和符合ESG价值理念的程度，有助于全面考察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动因。其次，在中观视角中，可将体育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视为一个有机体系，企业治理不再局限于盈利最大化，而是强调长期价值行为和社会责任^[10]。譬如，体育企业在筹办赛事过程中是否制定了公平的竞争规则，是否关注运动员的健康和福利，这种长期主义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体育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持久优势。最后，在宏观视角中，ESG表现还可以推动体育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11]。比如，北京冬奥村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太阳能发电和绿色建材等节能环保的技术和材料，此举不仅有助于降低体育场馆的能耗和环境影响，还为其他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和范例。

（3）动因与阻力：影响体育企业ESG表现的因素。一方面，外部的影响因素。在技术方面，新型材料的开发可以降低运动装备对环境的影响，可穿戴设备的使用可以改善运动员的健康管理^[12]。同时，政府颁布的法规和准则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在运动装备、器材与服装生产方面的ESG实践^[13]。另一方面，内部的影响因素。所有权结构决定了体育企业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和决策权力分配，从而直接影响企业的ESG实践^[14]。并且，鼓励员工参与体育企业的ESG决策和实践，能够增强企业的ESG意识和文化^[15]。此外，大型体育企业往往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和监督，因此更有动力采取积极的ESG行动，以维护其声誉和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小型体育企业可能面临资源有限和管理能力不足的挑战，可能会更难以开展全面的ESG实践^[16]。

（4）贡献和功效：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首先，关于融资约束。在企业战略规划中改善ESG表现往往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投资和贷款^[17]。相反，体育企业过度投入社会公益活动而忽视核心业务，可能会导致业务收入的下降和盈利能力的减弱^[18]。其次，关于股价崩盘风险。体育企业所披露的良好ESG表现通常被视为企业管理质量和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指标^[19]，故而投资者更有信心长期持有其股票，从而减少了因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最后，关于企业绩效。拥护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学者认为体育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和优化公司治理，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客户，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20]。然而，认同股东至上理论的学者认为改善体育企业的ESG表现可能需要大量资本支出，从而减少企业利润^[21]。

1.2 分析框架

TOE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技术应用分析模型^[22]，强调技术应用情境对应用效果的关键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不断对TOE框架进行扩展和修正，以适应不同行业与应用场景的研究需求。鉴于此，本文将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大维度切入，结合当前体育企业在ESG表现方面的实践理念与研究发展，阐释TOE框架与体育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契合性，进而构建一个经过调适和拓展的TOE框架（图1）。

（1）技术条件。一方面，数字化工具有助于体育企业由传统生产模式向数字化发展转型，帮助体育企业遵守法规和标准，提高企业治理的透明度、效率和水平^[23-24]。另一方面，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符合投资者的意愿与长期规划^[25]，绿色技术创新为体育企业提供了有效途径，以减少其碳足迹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6]。

（2）组织条件。首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确保体育企业治理有效性和合规性的基础，体育企业通过强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加强风险管理，可以降低潜在的法律和道德风险^[27]；其次，良好的治理结构能够提高体育企业的治理效率，促进决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且有效的治理还可以帮助体育企业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改善企业的ESG评级^[28]；最后，体育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风险管理策略，管理与其社会责任相关的风险，如员工福利、社区关系和消费者权益等，提升其社会信誉^[29]。

（3）环境条件。一方面，体育企业通过制定透明、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其在社会中的信誉和认可度，进而促进企业采取和创新更多的环境友好措施^[30]；另一方面，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CSR）策略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还能够对其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体育企业通过推广可持续运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项目，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认识和信任。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调适与扩展后的“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选择了上述7个二级条件。基于组态视角，三个维度下的条件变量在影响体育企业的ESG表现时并非孤立地作用，而是通过协同作用的方式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适配加强各条件之间的正向效应，二是通过替代来减弱或抵消其对ESG表现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将以组态视角为基础，实证研究这三大条件如何通过适配或替代的方式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NCA与动态QCA的结合

QCA聚焦于研究某一现象的因果复杂性，关注不同配置可能导致相同结果或输出^[31]，其底层逻辑是应对小样本分析结论难以推广以及大样本分析缺乏精准化阐释的困境^[32]。本文将动态QCA与NCA结合使用的缘由有以下3点：第一，本文依循QCA理论，深入研究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潜在互动效应，旨在揭示体育企业改善ESG表现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实践提供深入洞察和可操作的建议。第二，体育企业改善ESG表现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动态QCA方法的介入可以更为清晰、全面地认识如何形成高ESG表现。传统QCA研究受限于截面数据^[33]，难以从时间及案例的维度动态地对比展现高ESG表现的形成过程，相反动态QCA可以分析个案的跨时间效应，充分反映组态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动态变化^[34]。第三，NCA可用于评估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然效应大小^[35]，可突破动态QCA在测算条件变量与结果之间必然关系方面的限制。

2.2 案例选取与数据构建

2.2.1 案例选取

本文考虑中国体育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组织管理制度以及企业信息的可获取性、真实性、完整性等因素，选择以沪深A股体育概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案例的筛选原则包括：第一，沪深A股体育概念上市公司需属于“体育产业”并符合体育企业的定义；第二，剔除破产、倒闭、ST、PT、S^*ST、SST的企业；第三，删除绿色发明专利申请、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和环境信息披露得分等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经过筛选，得到了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表1）。同时，为进一步理解从事不同业务的体育企业在ESG表现上的差异及其所处行业的特点，本文将根据其行业分类和主营业务，按照《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标准进行细分。

2.2.2 测量

（1）结果变量：企业ESG表现。参考前人研究^[36]，本文决定采用2018—2022年由华证发布的ESG评级作为企业ESG表现的代理变量，该指标包含C、CC、CCC、B、BB、BBB、A、AA、AAA共9个等级，将体育企业ESG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至9。华证指数自2009年开始对A股及发债主体等证券发行人进行ESG表现评估，目前已覆盖全部A股上市公司，该指数已得到业界与学界的广泛认可^[37]，华证ESG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

（2）条件变量：基于ESG治理理念与TOE框架的范畴意涵。因为ESG表现，尤其是涉及组织文化、治理结构和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并不会立即反映在企业的ESG评级中。技术的应用和环境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时间来影响企业的运作方式和行为。因此，将条件变量的数据往前推一年（2017—2021年）较为合理。

第一，数字化转型。为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在体育企业中的影响，依据前人的相关研究经验，本文采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具体操作方式为，将“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5类特征词汇在财务报告中出现次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38]。

第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引入和应用绿色技术，体育企业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排放，从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推动企业向着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参照齐绍洲等人的研究^[39]，本文采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的数据，即通过将上市体育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加1，然后取自然对数的方式来衡量。

第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优秀的内部控制系统可以有效保护企业利益、降低风险、提高运营效率。借鉴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40]，本文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第四，企业治理水平。前人研究认为，企业治理通常涉及股东、董事会和激励机制3个方面^[41]。本文为评估体育企业治理水平，参考了学界认可度较高且使用范围广泛的综合指标构建方法，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以下3个维度的9个指标进行评测^[42]：在股东方面。考虑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分散程度、产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在董事会方面。关注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规模以及是否存在董事兼任高管职务；在激励机制方面，选择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管理层前三名的薪酬水平。

第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学术界通常采用盈余波动性、股票回报波动性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来评估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43]。鉴于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波动性，学者普遍使用盈余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借鉴何瑛等人的方法^[44]，利用体育企业在观测时段内的盈余波动性来度量其风险承担水平，盈余波动性越大，说明体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第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对信息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此，Clarkson等人提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评估，以准确了解这些信息的价值和意义^[45]。本文参考孔东民等人的研究方法^[46]，采用CSMAR数据库中的环境研究数据库，按照体育企业是否将环境信息转化为货币形式进行分类：对于企业将环境信息转化为货币形式并披露，定量和定性结合表露的赋值为2，定性的指标赋值为1，没有表露的指标赋值为0；对于非货币化的环境信息，表露的指标赋值为2，没有表露的指标赋值为0。

第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亦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估体育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时，参照赵娜等人的研究方法^[47]，采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综合评分。这一评分体系基于企业责任报告与财务信息报告，其指标涵盖了企业在环境保护、员工福利、社会公益、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表现，反映了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关怀程度，具体包括13个二级指标和37个三级指标，可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价体育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2.3 数据校准

为保障后续分析的内容坚实可靠，本文在现有理论和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采集到的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数据进行统一校准，从而确保在组态效应下组内、组间以及整体的一致性和覆盖度^[48-49]。具体而言，考虑到所涉及变量的数值属性，本文采用了直接校准法，以数据的95%分位数、50%分位数和5%分位数作为校准锚点，它们分别代表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情况，其校准结果见表2。

3 数据分析及实证结果

3.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3.1.1 QCA分析

根据QCA理论，如果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高于0.9，则可视其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50]。在QCA面板数据分析中，如果调整距离小于0.1，那么可以将汇总一致性视为较高准确性的评判标准^[34]。然而，当调整距离超过0.1时，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本文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3，研究发现7个条件变量的汇总一致性均小于0.9，但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与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存在大于0.1的情况，因此对于单个必要条件的分析还需进一步考量。

续表

造成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1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由于主营不同业务的体育企业所需面临的市场竞争、政策法规等外部环境存在差别，导致影响其ESG表现改善的前因条件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其次，主营不同业务的体育企业所专注的领域也有所不同，如体育器材制造、体育赛事管理、体育场馆运营等，每种业务的特点和运营模式大相径庭，导致其内部条件也会有所差异；最后，组态视角下体育企业在改善ESG表现的过程中存在多样且复杂的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可能涉及单一因素的影响、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效应，以及因果链条的交叉连接，使得企业在ESG改善的道路上面临着多样化的可能性和挑战。

在处理组间调整距离大于0.1的情况时，通过对相应变量的组间一致性与覆盖度进行分析（表4），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绝大多数因果组合情况的一致性水平未达到0.9，不存在必要关系；其次，在情况G中，尽管2022年的一致性达到0.982（大于0.9），且覆盖度为0.585（超过0.5），但通过绘制散点图发现其点集中于右侧Y轴，未通过必要条件检验；第三，在情况L中，2022年的组间一致性达到0.979（超过0.9），但覆盖度为0.482（低于0.5），因此也不构成必要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在情况D中，虽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未构成ESG表现的必要条件，但是2018—2022年必要性持续增长，已呈现明显的时间效应（图2）。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明确了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举措倒逼体育企业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推动绿色运动场馆建设、开展环保宣传教育等举措，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了其在ESG方面的绩效。另一方面，国际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逐年攀升，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环保意识已成为影响投资决策和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体育企业通过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展示了其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举措，回应了消费者对环保责任的关注，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期望，更促进了品牌忠诚度的提升。

3.1.2 NCA分析

同QCA相比，NCA强调通过识别条件的必要性来深入理解复杂系统中的因果关系^[51]。图3中，条件变量（X）对企业ESG表现（Y）的约束程度通过特定区域相对于整体观测空间的占比来体现。该区域面积越大，表明条件变量对体育企业ESG表现的约束力越强；反之则约束力越弱。为进一步精确分析效应量，本文采用了CR-FDH与CE-FDH方法，并报告了相应结果。

本文通过CR和CE两种方法测算得到效应量（表5）。满足必要条件须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效应量不小于0.1^[52]，并且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表明效应量具有显著性^[35]。整体而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性虽然显著，但是效应量太小，不能认为是实现企业高ESG表现的必要条件。以及，数字化转型 （p=1.0）、绿色技术创新（p=1.0）、企业内部控制质量（p=1.0）与企业治理水平（p=1.0）的检验结果都不显著，显然也不是形成企业高ESG表现的必要条件。

注：①已对模糊集隶属度值进行了校准处理；②0.0≤d＜0.1为低水平，0.1≤d＜0.3为中等水平；③在NCA分析中，进行了置换检验，重抽次数为10 000次。

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存在的瓶颈，没有这些必要条件，其他条件无法弥补其缺失^[52]。表6显示，体育企业为达到90%的ESG表现，需要2.7%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7%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3.1%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且从瓶颈水平递增的强度来看，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成为改善企业ESG表现最为明显的制约因素，而其他条件变量则不存在瓶颈水平。

注：NN代表不必要。

综上所述，动态QCA与NCA的分析结果一致，即对于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不存在单一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产生高ESG表现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

3.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真值表构建过程中，本文所选择的一致性阈值为0.9，频数阈值为2，PRI阈值为0.75^[53]。在反事实分析阶段首先排除了矛盾简化假设，再依据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成为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最为关键的因素，在R语言模型中针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一条件变量进行正向设定，明确了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并将其值设定为1，而其他条件变量则未进行此类正向设定。最终得到增强型的简单解、中间解与复杂解。主要包括体育企业通过不断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展示其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持续改进能力，以获得更大的市场认可和投资者信任的组态1“持续扩展型”；集中于合规性和风险管理，倾向于采取谨慎的ESG策略，降低潜在的声誉风险和财务压力，从而确保在政策合规的基础上获得稳步发展的组态2“风险规避型”（表7）。

3.2.1 汇总分析

表7显示，整体解的汇总一致性为0.932，大于0.75，且单个组态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低于0.1。同时，虽然沪深A股体育概念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但组内和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仍旧均低于0.2，说明汇总一致性具有稳定性且拥有坚实的解释基础^[34]，这2个组态可以作为高体育企业ESG表现的充分条件。

持续扩展型（组态1）。基于组态分析的结果，选择位于该组态的典型行业及体育企业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作为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业代表企业的完美世界，一直依循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背景，打造民众喜爱的影游综合体，通过参与社区建设、推广文化和教育项目等方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相继获得2019—202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20年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奖等荣誉。其次，作为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业代表企业的姚记科技，持续性强化信息披露管理，2022年度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信息披露制度》等，同时通过引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和资源消耗。最后，作为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业代表企业的奥康国际，借助智能化技术，采用环保材料提升运动鞋、登山鞋等产品质量，以及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践行企业责任，提高自身的社会形象，进而改善其ESG表现。

风险规避型（组态2）。一方面，在面临市场竞争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体育企业更倾向于短期的业务目标，而忽视治理水平的提升。作为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行业的代表，三夫户外高度重视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在资金活动的管理方面。为此，企业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以明确在重大投资业务方面的决策权限，有效监管资金流向，降低投资风险，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和投资项目的长期价值。同时，企业进一步加强了对财务报告的审核和披露要求，以确保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及时性，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企业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行业的核心业务是体育运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这使得体育企业更容易关注内部控制质量以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冰轮环境作为国务院国资委扩围后的“双百企业”，积极贯彻落实“国有体制、市场机制”的新发展模式，通过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各项业务的流程和责任，确保了决策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此举不仅有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效率，还能够有效保护各方利益，维护股东权益和员工权益的平衡。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空白处表示条件变量存在但对结果不是至关重要的。

3.2.2 组间结果对比分析

组态1和组态2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分别为0.043、0.058均小于0.1，说明不存在较为明显的时间效应。图4显示，虽然2个组态的一致性水平上下浮动，但是整体呈现出循序渐进的上升态势，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碳中和与碳达峰：体育企业在新发展理念下的积极实践。碳达峰则指在某一时间点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之后逐步减少；碳中和的概念则涉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目的是实现净零碳排放。冰轮环境对体育场馆进行节能改造、绿色建设运动员的训练基地，奥康国际、浔兴股份与国恩股份等也纷纷采用更环保的材料和生产工艺，减少碳排放。以上企业均通过优化生产过程、改进产品设计、推广绿色消费等方式，积极参与碳达峰和碳中和实践。第二，新发展阶段中的绿色经济：体育企业在ESG表现上的突破。步入新发展阶段，绿色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和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完美世界、泰达股份、荣泰健康与浔兴股份等为代表的企业，积极响应绿色经济号召，推出了一系列环保产品与服务，如使用可再生材料制成的运动鞋和服装，以及支持环保项目的公益活动。同时，为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组态中的体育企业加强内部治理，提高透明度，通过公开信息披露和股东沟通，确保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公正性和合规性。第三，体育企业重视高ESG表现带来的正面影响。随着中国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法规和规范越来越严格，体育企业日益重视ESG评级，以助于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和声誉、增强投资吸引力与推动可持续发展。以舒华体育为代表，其在运动器材、服饰的生产上采用环保材料、优化生产工艺，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通过建立公益基金会，开展教育援助、环境保护等公益项目，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

3.2.3 组内结果对比分析

图5显示，兰生股份、省广集团，其组内覆盖度展现出极低的数值，在组态1中分别是0.05和0.09，组态2中分别是0.05和0.12；以及杭州解百，在组态1和组态2中的数值均为0.03，均低于组态1和组态2的总体覆盖度。整体而言，对于体育经纪与代理、体育教育与培训业，其组态的解释力有限，不能准确揭示该行业所属部分体育企业究竟选择何种组态以实现高ESG表现。但是，在其他行业分类中，这2种组态的一致性和覆盖度较高，具备较强解释力。这说明体育企业在改善ESG表现过程中，所选择的组态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究其原因如下。

从事体育经纪与代理业的体育企业，其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可能与传统的ESG管理要求存在冲突，行业本身追求高额的经纪费和转会费，可能会导致对于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同样，在广告与会展行业，企业经常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来支持大型活动和展览，这可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相悖。最关键的是体育经纪与代理行业的供应链复杂性和跨国经营特点可能增加了ESG管理的难度。同时，体育教育与培训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对ESG表现的重视程度可能相对较低。与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业相比，该行业更侧重于人才培养和服务提供，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因此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可能被相对忽视。此外，体育教育与培训行业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多样性也影响了ESG表现的效果。小型体育培训机构因资源和经验不足，往往在ESG表现上不够理想；而大型机构则可能因组织结构复杂、管理层级众多，面临协调与实施ESG表现政策的挑战，从而影响ESG表现的投入与绩效。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在TOE框架下，并没有单个条件成为改善体育企业ESG表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产生高ESG表现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环境法规建设的加强和投资者对ESG因素关注的增加，强化了体育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需求。

（2）在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中，主要形成了2种组态。其一，以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条件存在，绿色技术创新为边缘条件存在，企业治理水平为核心条件不存在为关键因素的持续扩展型；其二，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为核心条件存在，绿色技术创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边缘条件存在，数字化转型、企业治理水平、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条件不存在为关键要素的风险规避型。两种组态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形成体育企业高ESG表现。

（3）在组间结果对比分析过程中，虽然汇总一致性不存在较为明显的时间效应，但是2种组态的一致性整体呈现出渐进上升的趋势，并且总体解释力逐步增强；在组内结果对比分析过程中，对于体育经纪与代理、体育教育与培训业，2种组态不能准确揭示该行业所属部分体育企业究竟选择何种组态以实现高ESG表现，可见体育企业在改善ESG表现过程中所选择的组态存在显著异质性。

4.2 建议

（1）将ESG理念嵌入体育企业的发展脉络，提高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首先，体育企业应当关注ESG表现的实践。在内部，可以通过组织各类培训，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帮助员工更好适应工作环境和应对挑战。同时，建立健全健康管理制度，包括定期体检、心理健康辅导等，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在外部，体育企业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公益活动，如捐赠体育器材、组织义工活动等，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并进一步改善ESG表现。其次，体育企业在制定社会责任战略时，必须契合ESG发展理念，增强企业在ESG与社会责任活动方面的透明度。同时，应积极与各类数字内容运营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探索利用数字技术与创新模式推动产品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体育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当秉持高度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采用全球报告倡议（GRI）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等认可度高的报告框架，确保其环境信息的披露不仅符合国际和国内的标准要求，还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企业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详尽信息，确保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和认可。

（2）构筑稳固高效的体育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和透明度。首先，体育企业在明确内部控制的核心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ESG表现的各项因素，其首要任务在于确定内部控制的范围，确保覆盖到企业的各个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譬如，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与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等行业领域，内部控制目标应重点关注赛事风险管理、知识产权保护、财务管理和资金流动控制、赞助合同管理以及药物管理和反兴奋剂控制等方面。其次，依据ESG原则，体育企业应建立灵活高效的职责分工体系，特别是在项目策划、市场营销和产品管理等领域，要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专业性与创造力，以应对产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与变数。例如，在市场营销方面，体育企业可以通过邀请体育明星作为品牌代言人，利用其影响力树立绿色、可持续的品牌形象，推广环保产品，从而塑造并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或通过赛事的绿色形象，推广可持续产品，塑造品牌形象。最后，员工是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体育企业需要注重员工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其对内部控制的理解和执行能力。通过组织内部培训课程、外部专业讲座等方式，加强员工对内部控制政策、流程和要求的了解，以帮助员工更好地履行内部控制职责。

（3）增加数字化生产要素投资，筑牢体育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探索的基础支撑。首先，拓展融资渠道，加强与资本市场的互动与融合，提升体育企业融资的多元性与开放度。政府及监管机构应积极出台一系列前瞻性强、操作性佳的绿色金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发行等激励措施以及针对体育产业的专项绿色基金设立等，以明确界定环保型体育项目的认定标准与融资优惠条件，从而为市场提供清晰预期并实现环境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其次，促进绿色创新专利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流通交易。体育企业可以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积极推动环保型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并将其应用于赛事和场馆管理等方面。同时，建立绿色创新专利技术交易平台，促进技术的共享和流通，鼓励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加速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最后，建立“数字体育”低碳环保发展新模式，步入数字能源时代须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投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优化能源管理和环保效率。将能源管理纳入运动器材制造、体育服装生产与体育场馆建设等领域，有助于体育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能源效益的最大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