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时指出我国正在培养全社会足球文化。球迷文化是足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参与足球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球迷为载体的物质、行为、心理要素的总和^[1-2]。20世纪60年代，具有高度身份认同、严密组织形式和一定激进越轨行为特征的Ultras足球球迷文化在意大利足坛出现，并迅速扩散至全球^[3-4]。我国球迷文化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中叶步入初级阶段^[5]。彼时，受欧美足球文化影响，且恰逢职业足球改革，国内陆续涌现出上海申花蓝魔、北京国安御林军等50余个激进球迷组织^[6-7]，并成为引导我国球场看台文化的“先锋”。目前我国Ultras足球球迷文化正沿着“坚守”和“异化”两个方向演进，从以各种Tifo和身体行为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看台文化，向诸如摇滚等带有场域、地方文化特征的生活文化扩散，同时也出现了地域歧视、越轨行为等激进化行为的萌芽。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和访谈（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会员J.Martínez，国内知名足球专项记者于次，成都红色刀锋球迷会会员蒋勇健、陈刚等人），诠释Ultras的内涵特征，研判其异化趋势，以期为我国足球文化健康、繁荣、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Ultras足球球迷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内涵特征

1.1 Ultras足球球迷文化起源与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意大利球迷之间便存在个体冲突，但激化程度远不至于形成组织化的正式对抗。1960年末，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出现了第一支典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狂热支持小组LaFossadeileoni——这被学界视为意大利Ultras球迷组织的始祖。Roversi^[8]、Testa^[9]和Armstrong等人^[10]亦普遍认可Ultras出现于1960年末。Ultras足球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各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每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都能够在其分化、异化发展进程中找到身影。Podaliri等人将意大利Ultras球迷文化的发展划分成为四个发展阶段^[11]：①20世纪60年代末初涉政治；②20世纪70年代末激进化趋势提速，政治工具化程度加深；③20世纪80—90年代越轨行为倾向初露端倪；④21世纪以来球迷组织联结、整合一体化趋势受社会环境影响而愈发明显。当前Ultras足球球迷群体开始“统一协作”，价值异化加速了各个地区此类球迷组织集体身份与集体行动的趋同，乃至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集体认同心态以及面对国家利益或民族主义等集体认识问题时的行动^[12]，借此向外界表达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主体性以构筑保护特定人群文化的藩篱^[13]，甚至逐步成为激进化“身份政治”的前锋力量。

1.2 Ultras的内涵特征

最初的Ultras是一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亚文化。以看台为场合，通过颇具渲染性的行为、语言、Tifo等形式，将体现特定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意识和历史进行公开展演，以实现强化统一心态或集体认同的目的，并在一定的荣誉准则范围内对抗球队对手。也因此，他们的集体认同显著而稳定，群内相吸、群间排斥态势更加鲜明^[14]，逐渐形成了球迷群体特定的共通语言、看台仪式、文化符号等，在比赛中毫无保留地宣扬自身集体身份认同的初衷及其价值理念。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意大利政治和宗教信仰的衰落，看台给足了无根感年轻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5]，意大利“低价格、大空间”的南北看台成为年轻人抱团聚集并不断扩展的绝佳场域，甚至被塑造成谋求强烈认同的平台和社会诉求表达的渠道。但是随着现代足球的商业化发展，Ultras球迷组织的发展也出现分化。部分组织（Ultrá）将“狂热”和“忠诚”限定在球场和足球领域，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另有一部分组织（UltraS）则逐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思想意识和行为进一步激进，越轨行为输出逐渐由球场燃放烟花和投掷违禁物等，发展至与警方和政府更频繁的对峙。如2003年因多家意大利足球俱乐部财务危机引发的球迷组织集会活动，2007年警察干预拉齐奥球迷自治引发的游行事件等，一系列球迷集体行为表征球迷组织日趋激进化的发展走向^[16]。最后还有一部分组织演化为具有激进极化趋势的球迷组织，其组织行为更具威胁性和危险性。如1979年罗马德比的球迷暴力事件、2005年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拉齐奥与利沃诺球迷群体对峙事件等一系列越轨行为，均凸显了激进极化的趋向^[17]。Testa等人将其与之前的Ultras化身区分开来^[10]，这表明这些历经价值异化、激进极化而演化出的新团体（ULTRAS）与早期Ultras有着本质的不同（图1）。这样的内涵特征演进与分化映射出意大利球迷文化发展与本土历史文化沿革及当代生活环境的相互关联，并通过球迷行为不断加深的激进化程度来强调和呈现当代社会生活中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暴力主义和分裂主义等社会焦点问题。

2 Ultras足球球迷文化的价值异化

由于各Ultras球迷组织政治追求膨胀、商业操纵加深、组织间竞争加剧，最终形成了一种足以扭曲足球球迷文化本质的异化力量。这一力量使得原本是群体自身发展的球迷，却为权力、物质和行为意识所主导（如政治利益捆绑、商业利益诱惑等），越来越远离参与足球活动的初衷，更多地掺杂了他人的、非足球本质的目的。

2.1 政治工具化

足球球迷文化的主体是人，Ultras政治工具化的目的是通过球迷群体的政治诉求表达来实现个人或他人的政治活动愿景。正是基于足球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以及足球球迷文化人本特质而展露的政治色彩与特征，政治活动家敏锐地认识到足球文化的价值并逐渐将足球文化移植进政治斗争之中。Ultras政治工具化发展过程中三大主体分别为政治人物、足球俱乐部财团及其企业赞助商。三者期望通过Ultras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威慑力在球迷群体中或政治参与中收获奇效（图2）。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来看，意大利乃至部分欧洲政治人物或俱乐部老板已将球场视为争夺政治资源斗争的场域，也是确立自身政治利益合法性的场域，同时也是企图对政治权利实施垄断的场域。Ultras政治工具化场域有其历史的阶段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旧的场域被即时或暂时性消解，新场域则得以呈展和涌现^[18]。历史上的意大利以争取选票或政治支持的球场动员，也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演变，当今的Ultras看台正在成为种族主义、极右倾向等力量聚合的场域。

2.2 商业利益化

吉登斯提出，由于商业化和全球化，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中介。对中介的信任成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主要课题。Ultras作为球迷与俱乐部、民众、组织和政客之间的纽带，在商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必然无法忽视金钱利益。虽然仍被最初拥护它的亚文化群体所“拥有”，但其价值异化后所显现的商业利益行为，表明了成员固有的价值认知体系开始受到侵蚀。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足球投资人的撤资与国民收入的急剧下降，相当一部分成员为了保证经济收入，开始充当“黄牛”，对球迷组织的免费球票进行倒卖，球迷组织也积极开发球队周边产品以谋取经济利益，还有一些球迷在赛事周直接充当球场安保人员。尽管足球球迷文化不属于生产领域，但它已经成为获利手段。正是由于利益诱惑，违背足球球迷初衷的商业异化现象得以产生。

2.3 行为意识激进化

足球球迷越轨甚至脱轨行为以语言和肢体冲突为主^[19]。1979年10月的罗马德比，罗马球迷与拉齐奥球迷间的枪击死亡事件成为意大利多个城市足球暴力事件的导火索。社会公共秩序受到了来自足球场的冲击。球迷组织越轨脱轨行为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成为媒体话语、国家机构和公众舆论中的热点问题。冲突的背后往往存在诸多利益博弈，意大利不法势力的介入则加速了Ultras球场冲突的升级。意大利球迷组织激进行为形式多样，最终目的则是抵制相关部门的管理^[11-20]。意大利前内政部长Giuliano Amato认为Ultras激进暴力行径是一种盲目的愤怒，对警察及其车辆和标志的破坏，是组织头目所领导的犯罪行为的一种表现。Ultras直接参与或间接导致的激进暴力事件充分表明，基于身份认同的看台竞争有了新转向，新意识形态下的球场风向已从单纯的“领土”归属之争上升为政治权利之争。一系列富有政治色彩的球场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早期Ultras足球文化特点完全相悖，表明已有不少意大利球迷组织经过政治工具化影响后，其诉求不再局限于单一比赛的场景范围而企图利用中介关系寻求与当权者对话，为己方及其背后势力谋取更大权益。面对Ultras激进化趋势，欧洲各国普遍采取强力镇压手段来加以应对。

3 Ultras的中国化应对

3.1 积极对话，尊重问题诉求

球迷人数的不断增加既拓展了我国球迷文化建设的边界，也加速了我国球迷群体社会融合与身份认同的进程，对自身价值定位和对话权利的诉求也在急速扩张。其中，我国球迷组织参与者一致地表现出特定的价值，并借助强烈的文化符号意义，在一些有关俱乐部发展的议题上表达自己的诉求，提出共同的主张。尤其在近些年俱乐部出售导致易名和中超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之时，众多球迷的呼声并未获得重视，导致球迷群体、俱乐部和足协之间矛盾累积并激化。因此，在当前多方利益矛盾凸显而文化联系又如此紧密的背景下，尊重球迷诉求表达、构建良性对话机制极为必要。特别是在俱乐部层面可以效仿足球先进国家的俱乐部治理模式，将球迷组织的代表引入俱乐部管理决策层，从而实际建立起网络化的治理体系，以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贯通的球迷对话沟通机制。另外，不断完善球迷诉求表达渠道，尤其在涉及俱乐部发展与地方文化保护等关键问题上，既要充分尊重足球产业升级规律，更要从历时性和共识性发展脉络上把握俱乐部历史、球队未来和球迷认同的关系，让球迷群体实现从相对封闭的小众化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普泛化转向，让球迷文化成为跨越圈层的融合性文化。

3.2 有效引导，拒绝越轨污名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若个体将自我与特定群体达成某种心理联系后，“我们”与“他们”的圈层界限便就此建立，表现为对内群体的偏好和对外群体的偏见^[21]。当前我国“敌对”球迷组织圈层的对抗已经产生，球场内外亦不乏各种越轨行为，如言词谩骂、肢体行为乃至地方性歧视。应避免球迷群体间以污名对抗污名的挑衅，引导球迷以特有的表达为载体，以所在地区优秀文化为内容，以俱乐部荣誉为亮点，以足球运动正向精神为内核，实现正能量的叠加输出。正如我国第一首Ultras原创助威歌曲《最后的胜利》诞生后^[22]，建业红魔的《这里是航海》以及蓝色激浪的《永不放弃》等助威歌曲相继问世。其中北京球迷的歌词“为了共同的理想，永远不放弃”，江苏球迷的歌词“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远在一起”，以及重庆球迷的歌词“你要勇敢向前冲，打进球门是好汉；为了重庆三千万，绿茵场上不怕难！”都极大推动我国球迷文化“摇滚音乐+地方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正向性表达对球队的认同，另一方面借此形成对“对手”球迷阵营的理性对抗，这种文化创作在丰富球迷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众对激进球迷组织的刻板印象。因此，以“正”+“正”的引导模式在俱乐部文化、地方文化和Ultras球迷文化建设之间形成有效的特殊联结，并力求在球迷阵营分化对抗时表现出强大的内外张力，逐渐摆脱因球迷群体间越轨行为衍生的异化毒瘤，并抵制落后低俗文化的污名猎奇，让中国球迷的看台文化成为各地优秀文化竞相展演和传播的场域。

3.3 德法并重，强化球迷治理

面对激进化趋势愈发明显的Ultras足球文化的全球侵袭，我国的球迷文化建设应进一步强化德法并重的观念，秉持“以德治体”与“以法治体”相结合的策略，积极打造正向的德治引导模式与法治治理体系。德治引导最根本的是加强球迷组织文化建设，形成正向高效的引导模式。现阶段，我国球迷问题的主体责任更多地由赛区和俱乐部承担，其对球迷整体道德认知的引导手段单一，效果不佳，难以获得球迷组织的认可，以至于近年来越轨行为频发。因此，面对中国Ultras足球球迷文化的演化，需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开拓内外结合的全新德治引导模式。一方面，坚持以球迷组织核心人物为轴对整个组织进行引导，从球迷组织内部孕育正向球迷文化理念；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观赛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满足球迷组织甚至个人的合理诉求，通过文化环境升级实现球迷集体认知转变与道德提升。法治治理最核心的则是构建科学严密的治理体系：一是强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填补我国在面对灰色越轨行为时的法律法规空白；二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俱乐部、球迷组织三方协调对话机制，通过对话明晰各自在球迷问题事件中的职责与义务；三是加大执法力度，营造球迷文化法治生态环境，以强力执法为法治生态净化提供有力支撑，提升球迷激进行为的发生成本，降低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3.4 独立发展，加速本土根植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球迷组织向来都是球迷社会动态的风向标与安全阀，更是球迷社会行动应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意大利球迷文化遵循“社会思潮→球迷群体→政治策略→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借助足球国际传播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伸，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意发酵与沸腾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舆论声讨与公众动员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Ultras球迷组织乃至整个球迷组织在数量上和集体行动能力上均处于上升阶段。对此，一方面鼓励我国球迷坚持独立发展原则，力求以彰显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球迷语言、Tifo、歌曲等作为组织行为表达符号，避免国外球迷组织渗透、侵染甚至控制；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对舶来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解构，理论上遵循并扩展多元向度，实践中扎根社会并贴合各地方文化实际。以此力促Ultras足球球迷文化在本土化进程中回归社会发展路向，同时加速推进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完成文化场域的流动与转换，进而达成预防借足球文化交流之名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输入之实的目的，推动Ultras中国化的全面发展与本土根植。

3.5 坚守本源，倡导正向价值

随着球迷“地方感”和“地方依恋”的自觉，以Ultras为代表的本土文化转向成为具有创造性价值追溯与再造的“意义生产”。面对异化风险，在全面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强调对本源初心重视的同时，加强国家、地方、文化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各种价值联结，并伴随着不断扩展的集体认同，有效拉动球迷之间的共情体验和精神愉悦，在个人感觉与群体力量的交往中寻求最大的正向效能，实现个体和群体一致性文化的自我争取。为防止球迷文化的本源脱轨及其工具化趋势，积极倡导足球球迷文化中的本源坚守以及正向价值的传播与扩散，要大力推介球迷个体和球迷群体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以赛事周期为单位、以球迷协会为依托、以俱乐部球迷文化建设为基调，推广球迷文化的“多元主义”真理观，改变片面的、封闭的和激进主义的足球球迷文化，逐渐让球迷之间减少摩擦与对抗直至放弃越轨激进行为。这是Ultras足球文化的生命和价值核心，其参与、激活、复苏和创作地方文化的过程，有利于激发国家与民族文化活力，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体现精神与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内在张力，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因此，在球迷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国家认同，坚持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价值和信念，只有坚持共同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多元文化的百花齐放才成为可能。

3.6 构建藩篱，抵御激进渗透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23]Ultras足球球迷文化发源与兴盛的根基，都锚定在球迷群体所依托的各种地域和基于地域历史形成的各类文化元素中，不同球迷文化正是汲取不同地域文化内容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我国Ultras球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各自地域的文化，在组织的名称、口号和旗帜等方面都能够找到文化元素，这是此球迷文化得以植根于地方并对当地球迷具有巨大黏性的根本。因此要洞悉Ultras足球文化之本源，加强对欧洲足球球迷文化糟粕的消解，确立本土文化核心认同，明晰足球在阶层糅合、话语融合和传播渗透等方面的显性和隐性力量。为此，对球迷高度集聚的网络社交空间的管理，应采取“堵”与“疏”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球迷网络社交空间的监督与管理，持续性强化网管措施，对互联网文化和舆情传播坚定不移地执行严格审查制度^[24]，堵住西方分裂激进势力舆论渗透的入口。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主流门户网站的作用，在体育频道下开设球迷专栏，畅通球迷参与渠道；同时发挥平台社交功能，做好民情舆论的关注与疏导。借对文化平台传播的监管与治理引导舆论风向和净化公共空间，并率先在国家认同、民族心态、心理空间和社会表征等方面有效筑造民族和国家集体认同，使广大球迷能够对各自复杂的个人嵌套式认同体系实现跨越与集中。

4 结束语

足球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足球球迷文化作为其时代变革的缩影，其演化发展可视为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晴雨表，甚至可从中窥探整个欧洲的时代进程。以史鉴今，依托Ultras足球文化的传承发展，立足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力求实现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和谐平等传播态势，对内营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环境，对外契合体育始终服务人类的核心价值理念。凭借足球文化符号价值衍化，重新探索和阐释Ultras文化所特有的体育文化精神，弱化其价值异化的消极影响，可以为体育人文交流互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