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以降，中国始以教育立国。从人类教育史的角度看，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高度重视教育的两个族群。犹太人的教育分为犹太教本体教育与自然性客观教育两种，前者重视执着性、稳定性与固化性，后者则重视科学性、论辩性与创造性。中国的教育与之类似。中国人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借此完成人的内心的稳定性规程，而现阶段的中国常规性教育高度重视带有理工科特质的缜密性思维品质。中国的道德教育有其特殊性，很多域外学者发现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外溢性特征，即中国的道德教育并不局限于特定机构，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种才艺及多元性的人文教育领域，体育也位列其中。中国的道德教育是一种泛文化的通用语汇。中国体育因其浓厚鲜明的道德性，或可称为“道德体育”，其已成为世界体育文化序列中别具风貌的一种类型。受传统文化秩序的影响，中国现代体育依然始终流动着道德性元素。人所共知的中华体育精神就是体育作为道德教育素材的典型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体育民族性的阐发载体。

1 中国体育中的道德理性

1.1 中国本土道德对体育的影响

中国体育的发展受中国本土道德文化的影响。中国本土的道德范式确立于夏商周三代，这里可以看到其中的三重范式。夏朝的道德基于自然秩序的投射效应，其中包括许多谦让类的品格，蕴含天人合一理念，带有朴素的自然信仰元素。商代绝对的道德法统，蕴含有成人礼的决绝意志，亦包含个体成长的有限性定义，展示出道德对群体意志的统摄作用。中国以德立国始于周代。作为全民信仰的德治思想起源于西周时期的自我优化类道德，它融合了群体意志存在的合理性，后续的国家乐教精神也深藏于此。夏的自然道德、商的威权道德、周的和谐道德构建出中国道德文化多样性的基石，恰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现代道德的范式也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理看，儒家文明中的身体观附属于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其终极形态是农耕信仰法系。

人类社会中的道德源于自然的原始秩序。且以农耕文明为例，农耕文明的人高度尊崇食物的自然价值，亦全力提倡节约用粮，其价值观包含信仰化、道德化、教化类元素。以之为基础的儒家文化高度重视大自然与农作物的关系，其核心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其对浪费粮食行为作出了隐形化的限定，对过度消耗食材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采取了隐形限定手段，这便是人所共知的道德戒律。与之类似，儒家文明对过度游戏行为也有所限定。体育未必是一种过度游戏行为，但是却包含过度游戏的元素。儒家文明的限制使得体育在中国发展迟滞，现代体育最终只能从西方传入。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带有近现代教育学意味的中国体育教育观念觉醒于20世纪早期。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陈咏声、赵汝功等体育学者都阐释过体育的道德教育功能。1948年的《体育行政》认为体育是一种大肌肉群的活动，可以“培养国民服从、守法、仁侠、互助、合作、创造、勇敢奋斗、坚苦、果毅、自信、自治等良好品德。”^[1]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外延较大，其中融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侠观念，而近代中国体育学者所言之大肌肉群的运动则以竞技体育为典范，为后世人所熟知的体育的德、技相长的理念即构建于此语境。

1.2 新中国体育道德化发展方向的确立

实用性的道德源于人类的原始觉醒，而当下人们所理解的道德则是一种族裔、种姓乃至国家概念。国家道德的核心价值显示的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其实施过程则近似一种忠诚仪式的演示程序。Susan Brownell曾经阐释过中国道德的生成机理，“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再次开始批评向运动员提供特别奖励的做法，尽管他们没有恢复到现在不受欢迎的说法‘奖牌和奖杯。’在我看来，这种批评的长期存在，是因为中国人对奖励人们的身体能力的想法感到不安，这种想法违背了中国道德秩序的长期模式。”^[2]现代体育运动是19世纪才成型的文化品类，它带有更多的个体意愿成分，而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则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道德限定价值，这里再度显示出中国既有的群体至上的威权文化对中国当代体育工作者显性的精神影响力。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作为一个国家仪式的展演群体，一直试图将其内质提升到一种形象化、自觉化、常态化的高度。

中国语境中的体育很难完全摆脱道德律的制约。即便一些深爱现代体育的人也会在道德的巷道里寻找到栖息地。从族裔精神发育史的角度看，中国体育道德至上主义的核心内涵一直未曾改变。通常来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虽然说阐释的主体是体育，但也包括对德、智、体三者关系的阐释，同时也高度强调体育对道德与智慧的承载功能。“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3]57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出了德智体三者理想的互动关系。“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3]58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影响了新中国体育的内在精神，中国体育道德化的方向发展更加明确。

道德在中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人普遍认为道德是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至高精神形态，国无德则不兴，人无德则不立。一切以道德为指针的做法给国家带来了一种秩序性、和谐性与稳定性，道德的务虚特性在这里得到了延伸性发展，并实时转化为一种务实性元素。近现代以来，中国体育虽然出现过个人主义的元素，但其宏观发展理路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体育的发展依然属于国家战略领域，中国体育也因此而强化了道德本意的扩张力。“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是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4]中国体育事业承担着再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任务。

1.3 作为实用理性的体育道德

除却信仰、信赖、信任的始发性动能外，道德一直属于一种实用理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用理性精神。“中华文化所提供的理想人格、意志品质、行为模式和人生态度，都是现实的标准体系，只要通过不断努力，就能达到。”^[5]从长远的立场考量，任何一位体育从业者的体育情怀中都包含有道德理性的元素，这便涉及在中国持续数十年的体育改革的话题。不难看出，中国的体育改革深刻触动了中国体育工作者的精神世界。当下中国体育工作者强大的拱卫性能量及对政府意志的严格执行度构建出一种新的道德力量，其中隐然可见中国传统尚武者群体的忠孝节义观念。2019年9月17日，国家羽毛球队前总教练王文被授予“人民楷模”称号。体育的道德属性在此得以验证。

对很多现代中国人来说，体育首先是一种行政管理学概念，其次才是身体性概念。于是，中国的体育工作往往具有更为宏大的叙事张力。面对浩大的体育工程，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一直都很乐于成为政府的延展性精神的助力者，为政府提供一种捍卫性能量，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仁侠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全新形态。大而言之，仁侠之气也是人类道德普泛性的一种表现。Charles Bailey指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竞争性游戏通常具有教育意义，而且人们似乎也普遍认为，这种游戏产生了一种道德和角色塑造的衍生性产品。”^[6]Charles Bailey还援引了Josiah Royce的观点：“参与竞技游戏会锻造出他们的忠诚意识。”^[6]不难看出，忠诚意识是很多国家的体育工作者所看重的品德，带有泛人类、大众化和普遍性意义。基于体育职业的身份认同心理，中国的体育学者往往更容易表现出自己的体育情怀，展示出对中国体育界取得优良成绩的高度期待和积极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7]。中国的体育工作者更为倚重群体意志，而经常忽略个体意义。人们仍旧习惯将体育的兴盛看作一种国家兴盛的符码，政府所倡导的体育道德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倡导的强国梦理念的起点。对很多中国体育工作者来说，体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崇高感的道德本体。

2 道德体育的文化属性

2.1 中国体育对国家意志的尊崇

现代体育是法哲学统摄下的游戏品类，严格恪守身体竞争的公平性，并无道德至上的文化功能，然而，任何一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鲜明的道德感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更倚重和平发展的主张。“中国作为21世纪和平崛起的大国，要想避免重复以往大国扩张称霸的历史轨迹，就不能不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加以扬弃。”^[8]中国的体育同样如此，中国的体育工作者试图走出一条道德至上的全新道路。他们不仅自身在尽力尝试，且对国家有更强的倚重心理。中国体育学界经常呈现出一种仪式化的学术价值观，而非单一的科学判断。这已将体育本体竞争过程与远古的仪式原则联系在一起，借以构建出一种超体育的想象、感念之类的仪式空间，其意义仅体现在体育道德的再度确立层面。很长时间内，体育被很多国人看作一种全然由政府主导的事业，而中国的体育工作也就此变成了一种为中国的体育工作者所激赏且值得作出充分诠释的对象。从传统的道德至上理念出发可以看到，中国体育工作者的仁侠精神保留得较为完整，他们一向尊崇国家的意志，其在独特的历史场域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探究中国体育工作者的精神情怀是另一个议题，但是，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体育工作者对待体育道德内涵的高度涵养力。中国体育工作者的言论经常超越了体育本体，展示出一种以道德为统领的崭新的体育观，并很自然地将体育发展的热点拉回到国家意志层面。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几乎独立实施了一种仪式扩散程序，以期对体育改革工程实施精神宣导式的拉升。当下中国的体育界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对很多体育工作者来说，搞好中国体育事业，须有先进的指导思想。相关部门明确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始可全面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取得进步。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一直是中国基础性道德律则的体认者，中国体育的道德化功能亦十分明确，正因如此，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对政府倡导的道德有一种深刻的共鸣，他们会敏锐地体味并吸纳其中富含延伸性价值的元素，在体育中获得道德意义符码是很多中国体育工作者的理想。

体育在东西方都有过一段其自身价值不断被发现的历史。早在1927年舍勒就说：“如今几乎没有哪一种国际现象能像体育这样值得学者做深入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虽然体育的范畴一直在无限地扩大，体育的社会地位也在无限地提高，但体育的内涵却很少得到严肃的对待。”^[9]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体育道德的探索一直在持续。Charles Bailey认为：“竞争游戏可以提供一种道德教育的元素，一种伦理训练的场地，尤其是在鼓励与他人合作、理解规则的本质和学会遵守规则方面。现在，理解、尊重以及与他人合作是道德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6]理查德·H.考克斯在讨论体育运动中的攻击与暴力现象时曾提到一种“被搁置的道德”概念，即体育比赛中的道德准则被搁置的现象^[10]。布伦达·G. 匹兹等人在解读体育营销时也提出过关于体育道德的问题^[11]。人类的道德律不仅源于天性，更与后天的心理训练程序息息相关。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道德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世界上尚无一个国家会忽略精神文明的本义，差异之处仅体现在实施主体使用的概念或语词层面。

2.2 中国体育被纳入综合文化体式

体育是一个被多重意义包裹的价值复合体，其核心意义与外围意义同样多姿多彩。试举一例，体育的本体意义是竞争，而非绝对的利他主义精神。Charles Bailey认为：“竞技游戏无以进行道德教育，但它们是玩家和观众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发展状况的戏剧性证据。”^[6]这也是体育传入中国后遇到了文化抵牾的缘由。中国文化长期浸润于古典文明的场域之中，而古典文明一直有一种将分散性的文化高度凝聚的能量。古典主义一向不鼓励职业的过度分化，其法则、概念、理想、惯性皆以综合化、内聚化、向心化导向为动能。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也展示出类似的境况。在很多中国体育学者看来，体育的道德化语境其实是将体育重新纳入一种古典文明体式的过程，而非一种创新性职业的分解程序。中国依然是道德国家，道德国家天然地对游戏之类的行为有所限定，部分国人对此已然形成习惯性的认同心理。体育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一直都是道德国家的一种最高级的价值符码，这也意味着大众认知层面的体育已然成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Grant Jarvie曾说：“体育的象征意义也有助于在重大体育赛事上提升民族认同感和情感。”^[12]在此意义上看，与其说体育中的爱国主义内涵具有普遍性，不如说体育中的道德内涵更有普泛性。

Charles Bailey认为：“游戏不能让人们走向道德，但是，如果道德被游戏者从更广泛的非游戏环境中习得，游戏才能有道德地进行下去（正如他们应该如此）。”^[6]中国体育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中国体育道德包含了内涵道德与外围道德两种，前者代表着概念性体系，后者象征着执行度体系。从目前的语境看，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依然习惯于获得道德符号。从中国体育人的日常工作中即可看出，体育事业策划者的示范性行为可以给各级地方体育行政人员及其他体育工作者带来一种群聚效应，借以衍生出一种关于人的身体仪式的共享性训练模块。

2.3 中国体育的双重价值

体育与行政管理的融合性关联度已非新鲜话题，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体育学乃至行政管理学领域的显学。亚里士多德曾说：“政治的公正部分是自然的，部分是约定的，自然的公正到处都有同样的效力，约定的内容需要法律的确认才能产生效力。”^[13]现代西方学者一直延续这样的研究理路。Marguerite M.Hussey在《运动员的品格教育》一文中高度肯定了体育运动中的角色价值，其中涉及体育中的道德问题。“关于参与体育比赛所产生的角色价值已经有很多报道。据说，诚实、公平竞争、勇气、忠诚和无数其他或多或少的抽象概念都是由篮球运动员或足球运动员所领悟到的。”^[14]西方学者眼中的体育道德仍属于一种个人成功的内在范式，这种道德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完全兼容。现代性的道德建设始终围绕着法哲学的核心价值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竞技行为中一度出现的非常态现象有所认知。从根本上说，类似现象意味着法哲学的空位，而非道德空场。中国人更喜欢完人型的体育工作者，借以完成一种对道德完人的想象程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体育学者对道德功用的重视。道德一直属于一种古典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法哲学，两者有互补之意味。这便构成一种现代性的语境。当道德遇到法律的时候，道德要向法律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失去了强力意义，道德的裁决力往往更为广泛地体现为一种隐性形态。为了维护既有秩序，中国体育学者更希望体育变成一种自然善性，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崇高感。但是，这样的诉求其实在无形中再度搁置了体育的高度竞争机制。

儒家文明追求游于艺的自在精神，同时也崇尚艺止于德的至高境界。中国人的道德是群体意志性和个人功利性目的的对立统一体，而体育的美感也构建在道德范式之上。体育的美感素以个体感知为前提，演示者与观摩者共同创制出一种千变万化的审美能量。这里显示的是一种体育的自然性价值。其实，中国的体育观众带有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喜欢看到体育中带有群体意志的道德主义元素，另一方面又渴盼代表个体意愿繁荣的美好元素出现。体育于是变成了一种功利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甚至可以认为，体育的功利性就是一种道德性。Charles Bailey认为：“竞技游戏中的规则以及规则维护都属于一种功能性规则，而非道德规则。它们在功能上与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对自己无可争议的胜利的渴望联系在一起。”^[6]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也有类似的诉求，他们一直都在中国体育的功利性生存圈中寻找生活的亮点。体育道德的务虚性在此也受到了冲击，而体育道德的实用性则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验证。

3 体育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的宏大场域

3.1 中国体育成为中华道德的载体

在很多中国体育工作者的心目中，体育是世界显性文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体育的发展水平应与其国际地位相符，而不应该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对体育的高期望值也蕴含着类似身体优胜论的实用性需求。由此不难看出，体育是一种道德建设的工具。中国的道德具有近乎无限大的延展性，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体育可以成为世界体育的另外极点，其中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在强大的道德仪式的统摄下，中国的体育自然性、自由感、自我化的元素急遽下降，中国体育已然为拱卫这样的国家仪式奉献出超游戏性的能量，走向了一条与世界体育发展相异的道路。

道德的普泛性意义一向存在。道德与体育的关系在商业空间同样受到重视。德国的弗兰克·特伦特曼曾说：“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经营和体育就开始进入一种共生关系，因为企业发现了体育对塑造形象、振奋士气的重要价值。法国标致汽车推广体育，将其看作‘青年人的道德和体育教师’，并强调它在教育员工为共同目标而工作方面的心理效益。······体育经纪活动应当注重经济效益，但体育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诚实从业、努力敬业、恪守信誉、保护名誉、公平行纪、遵纪守法应当是体育经纪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15]但是，道德也有职业化分工的差异性。“与社会道德不同，每一种职业道德只能约束从事该行业的人员自身，······对于并不从事某项职业的人来说，就不存在遵守该项职业道德的问题。”^[5]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仍旧看到的是将自身的职业实现道德化完善的强劲动力。在一种高度依赖政府干预的语境中，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史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叙事体，而无以展示其延伸性、真实性与可验证性的价值。

体育的道德源于其自身的意义体系。不难看出，中国体育和中国任何一种文化项目一样，长期受到道德律的支配。这里涉及的仅仅是体育的功利性道德，即一种群体之德，而非个人之德。维护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利益的体育工作者一直处在一种道德约束与物质激励的二维语境当中，却在无形中冷置了体育自然性的绝对价值。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希望获得体育关注者的支持，更希望符合古典道德的要求，这成为很多中国体育工作者的行为指南。换句话说，中国的体育工作者更希望与高层人士完成一种道德话语联动，并在后者的指引性语境中获得精神慰藉。

3.2 道德成为中国人身体教育的核心

现代体育的根在欧洲，随着现代奥运会走向全球，世界各国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体育范式。美国的体育有凝聚移民意志的作用，可称之为“溶胶体育”。中国体育为道德服务，可谓“道德体育”。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则又发育出一种以自适个性为主导的“自由体育”。中国体育已经有高度的开放性，但对人的自然性的重视程度仍有待加强。假如失去了人本位的自然理性，体育就会变成一种失去物理性关联感的仪式表演行为，进而出现异化。

就道德至上的社会语境而言，人人恪守道德律的结果便是人人精通社会性或管理性术语。受文化惯性的影响，中国人大多熟知道德语境中的诸多细节。高强度道德律哺育出众多的中国体育学者，他们对体育的阐释格调几乎成了道德术语的另一版本。从宏大叙事的视野上看，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在全世界可谓独树一帜，以礼俗代宗教的传统也强化了其中的道德律。中国社会中的道德文化积累十分厚重。中国从西周即已开始构建一种德治社会，两汉之后，道德社会又经历了宋及明、清两朝的发展，已然构建出一种道德国家的基本范式。道德文化得以延伸至当下中国，强大的道德示范体系几乎成为一种全民信仰。这种德育普泛化现象在学校教育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体育之德或许有更为丰富的阐释维度，而其转移社会压力的功能始终不容忽略。Charles Bailey看到了竞技行为内在的理性价值，“支持竞争游戏的自然主义论点的第三种形式是，人类天生具有攻击性，竞争游戏是仪式化的和限制性攻击，它们有助于减少采取更严重和社会破坏性的形式，如犯罪暴力或战争。”^[6]不难发现，西方体育之德不同于中国传统之德，其对后者有补充作用，而无变更力。

欧美国家崇尚自然性的道德传统，为体育这样的需要完整的自然正义性的竞技项目带来了一种理想的孵化空间，而这样的孵化空间却一直为中国这样的高度道德化的国家长期搁置。道德高于一切的做法在汉民族文化中更为盛行，而同为中华民族的满族教育中则将体育与道德平置，文化、道德、体育、生活四内容支撑起了清朝满族家庭教育的整体框架^[5]。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现代体育是一种物质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从根本上说，体育是一种竞争性游戏，其中鼓励的是一种个人荣誉，其所富含的是一种自然理性。

与之相应，中国体育的所有问题都将汇聚于此。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一个道德国家，而中国的体育工作者更希望获得一种体育中的自然性合理身份，并将其看作一种可供大众接受乃至拥戴的公开化、合理化、合法化符号。这便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体育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仍会维持这样的格局。中国的道德释放程序依然会在体育领域占据相应的位置，中国的道德理性对体育的干预也引发了全民性的体育属性再认知风潮。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对中国文化的稳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只有个体性道德可以对接体育的核心部位，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都只能说是中国体育的一种外化性能量，或者说，中国的体育价值只属于一种法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理性，而非富含伦理学意义的德行。从根本上说，体育中的自然理性是一种自主性、自觉性与自发性状态，它是体育得以具备创造力的基础。

3.3 体育成为中国道德的新型展示范式

道德蕴含有战略性意味，或者说，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战略，道德从来就是一种人类剧烈竞争后的妥协性精神符号。汉斯·摩根索认为：“政治家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德原则，而审慎则是国际政治中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16]这便延伸出道德的竞争力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的体育改革理念始终倚重本土主义精神，同时又有超越其之上的开放精神，其展示出宏大的爱国主义的国家道德及其延伸性价值体系，其鼓励新一代的中国青年驰骋赛场的价值指向则蕴含有高强度的自然创造因素。其实，道德的战略竞争力体现在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国际社会是无序的，所以支配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规则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相反国内社会是有序的，所以支配国内各个政治行为体的基本准则是规约法，即依法办事。”^[17]中国式道德理性在中国语境内的融通力很强，其会促使中国体育在淡化获胜仪式的情况下仍旧维持其既有的生命状态。存在于该语境中的中国体育往往更像是一种健全的文化载体，中国体育不可能无限期地徘徊于世界体育的主流之外，而中国体育的回归则需要强化多元化道德意向的均衡关系。

体育在中国的存在形态一直充满了变动性，一度呈现出军国民体育、自然体育及道德体育等类型。竞争并非儒家文明的主旋律，却是现代中国的主旋律。不少中国体育学者为中国体育所具备的精神改良功能而自豪，并将这种情感平移到现实世界中。道德的主体实用性功能得以体现。中国政府希望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仅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还要展示体育道德风尚。中国体育人理应坚定自信，保持拼搏精神，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竞技水平。中国体育通过明确的获胜性元素展示出其与中国道德建设的联通维度。

中国体育有一种创新力，而其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于其与传统道德的契合度。笔者曾以“体育是否属于道德载体？”的问题调查过十余位体育学者，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占半数以上，特别是绝大多数武术专业的学者明确认可体育的道德载体特性。这里可以显示出中国体育工作者的至高精神追求及其心理内驱力。仔细研读文献会发现，中国的体育道德理念中还有一些源于其自然体悟的个性化元素，其中不乏一种源于体育又高于体育的身体道德元素。当今不少人士仍习惯性地认为体育属于原始主义的竞技运动，这只是体育的单向度侧面。体育的确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场域，同时也是崇高精神张扬的舞台，其在中国则极易成为一种有关全民性的道德教育的载体。体育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滋生出诸多新品种，其在中国则派生出一种与固有的中华文化相匹配的精神元素。新中国的体育在较长时间内都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其中的精英性、阶层性、市民性元素同时存在，体育的自然属性也隐含其中，这便为体育类型的扩张预设了空间。值此之际，中国体育的价值展示体系渐趋成熟，并以一种道德体育的类型递进为世界体育序列中的一面醒目旗帜。

4 结束语

体育对任何族群共同体来说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宏大阐释空间。从根本上说，体育是一种自然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也是一种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合成品。新中国的体育最终演化成一种国家精神、意志乃至道德力量的符码。中国的体育改革再度关注了体育的超越性价值，中国的体育工作也就此带上了明显的国家意志元素。中国的体育人重视中华本土文化及其附属性价值，其所折射的是中国底层民众的道德的统一性。时下通行的主流体育项目一度是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市民游戏，但很快就传播到全世界，并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市民群体的生活理想，最终催生出一种城市民众的聚会场域，中国的道德体育则展示出中国人对世界体育文化的新的认知维度。体育传播到中国后，逐渐生成一种道德体育范式，类似的现象不仅说明中华文明强大的内吸力，还反映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创制规律。中国道德体育的范式最终也会成为一种具有人类文明史意义的新生事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