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职业体育作为体育产业中的重要业态，能够为一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蓄力，为群众体育蓬勃开展提供支撑，为相关运动项目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提供动力^[1]。但现阶段，以我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以下简称CBA联赛）为首的职业体育发展并不如人意，仅2023年以来，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退赛、上海江苏男篮消极比赛、NBL陕西信达罢赛等消极事件相继曝出，让社会大众对CBA联赛运营的规范性产生质疑，对整个体育市场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和负面影响。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国家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体系，拓展职业体育发展渠道，支持运动员、教练员职业化发展，提高职业体育的成熟度和规范化水平”。为此，本文立足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直面CBA联赛发展的现实瓶颈，借鉴国际经验，提出CBA联赛规范化发展路径，助力我国职业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1 高质量发展与职业体育联赛规范化发展

1.1 高质量发展

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众多学者围绕高质量发展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索。金碚从基本经济学意义出发，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2]。任保平则基于新常态视角，认为高质量发展具有生产投入要素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特征^[3]。张军扩等人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4]。李金昌等人则从可测性的角度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部分所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5]。综合来看，虽然目前学界对高质量的概念及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以下几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一是高质量发展更加关注如何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二是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是高质量发展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多维发展目标，需要把握好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总之，高质量发展是对我国的发展方式、结构、效率等内容的全面优化，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

1.2 职业体育联赛规范化发展

规范化的概念自产生以来主要应用于工程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后逐渐向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渗透，成为一种新的实践创新形式和理论研究路径。具体到职业体育，其规范化发展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学界关注和研究的较少，只有部分学者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探索性解读。如钱俊伟等人认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规范化发展是指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实现管理活动井然有序、协调高效的过程，并强调规范化建设是一个长期、反复、艰巨的过程^[6]。该定义较好地阐述了规范化的核心内涵，但整体来看较为笼统，对功能、目标及内容等要素把握不够具体和明确。钟秉枢等人认为职业体育俱乐部规范化发展是指在各项实践活动中符合职业体育运行规律，遵守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符合国情和体育实际，能够正常、健康、可持续运行的发展^[7]。此类定义较好地阐释了规范化发展的目标、原则及内涵，但对于规范化发展的属性和定位没有明确。还有学者对体育其他领域的规范化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如王相飞等人通过研究草根体育组织，认为其规范化发展是指通过借鉴成熟的经验做法，并将其上升至标准的过程，用以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8]。林嘉荣认为体育旅游业规范化发展是指以上层法律契约为参考，进而形成统一、规范和相对稳定的发展体系，用以避免风险，为相关业态平稳发展提供保障^[9]。上述研究拓宽了规范化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职业体育联赛规范化发展定义为：职业联赛的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运营管理部门通过吸收借鉴先进成熟的经验做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自律规则等，进而对职业联赛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组织契约采取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旨在引导行业内企业的经营活动朝着合法、健康、有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有效规避或化解联赛发展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促进职业体育联赛高质量发展。需要强调的是，规范化发展实际上是基于复杂的社会实践，通过不断地重复与试错，最终在无序之中达成的，具有一定的自身适配性。所以，单纯对他者进行模仿与借鉴，而忽视对自身基础和发展规律的审视，难免导致各类问题产生。鉴于此，推动我国职业体育联赛规范化发展应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和持续深入的过程。

1.3 高质量发展和规范化发展的关系

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从追求体系建构的粗放式发展转化为强调内涵提升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和体育强国建设要求^[10]。从现实来看，CBA联赛依然存在由于制度上的障碍和功能上的欠缺所引发的市场规模较小、产品质量不高及组织运行效率较低等问题^[11]，也出现了由于契约上的冲突和组织上的缺失所引发的球员转会纠纷、球队维权无门等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导致CBA联赛无法满足国家的期望、人民的需求，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力无法与世界一流篮球联赛相提并论^[12]。在此意义上，推动CBA联赛规范化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第一，规范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保障。随着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逐渐打破了传统经济依赖的关系圈，多元利益主体市场行为也变得更为复杂难以预测，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接踵而至。可以预见的是，一旦离开规范有序发展，轻则增加相关主体的交易成本，重则影响联赛的基本生存，遑论高质量发展。基于此，针对规章制度、组织契约的规范化手段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有效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实现联赛资源高效配置的应然选择。第二，高质量发展是规范化发展的结果与方向。发展是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而改革则是推动这种改变的手段。从两者内涵来看，高质量发展表现得更为高端复杂，且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是一种对我国现有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及治理模式更高要求的发展；而规范化能为改革提供具体指引，不仅是打基础、利长远的根本之策，也是倒逼、带动整体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考虑到CBA联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集合，所涉利益主体甚多，既不能犯冒进主义的错误，也不能止步不前丧失绝好发展机会^[13]。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CBA联赛改革应在复杂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14]，确保市场主体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升、人民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时，推动CBA联赛规范化发展成为必需。

2 CBA联赛规范化发展的现实瓶颈

我国CBA联赛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这种速度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但是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CBA联赛在系统构成和运行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组织体系不完善，各方摩擦频繁

随着我国职业体育市场化进程逐渐深入，各方主体广泛参与其中，利益相关者日趋复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各方摩擦与冲突也愈加频繁。这不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资源的浪费，也极大制约了赛事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第一，责权利分配不均。从时间上看，虽然CBA联赛早在2017年就已经实现了俱乐部完全持股的公司化改革，但篮协和体育行政部门依然对CBA联赛的运营控制过大、干预较多，导致作为赛事产品生产主体的俱乐部的市场主体性和主导性地位并未充分体现，经营权等相关权益受到较大限制。一方面要承担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与付出相匹配的权益，导致俱乐部发展创新动力不足，赛事产品质量不优、经济效益不佳等现实问题。媒体报道，南京同曦俱乐部和广州龙狮俱乐部在2022年分别亏损1 573万元和2 609万元，而这还是在背靠大城市资源禀赋，享受联赛分红、政府财政补贴后的结果^[15]，虽然不排除疫情的直接影响，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机制下CBA俱乐部经济效益不佳的现状。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单一。职业体育中的纠纷与一般社会纠纷相比，具有更显著的专业性、技术性、时效性的复杂特征^[16]，加上《体育法》建设滞后及其在体育纠纷处理中指导性不足，职业体育领域的纠纷，要么体育协会按照自治章程或内部规范性文件进行处理，要么利益受损方最终只能通过费力且不讨好的法律诉讼方式进行处理，很大程度上导致CBA联赛在监管层面存在着自由裁量权较大、个人主义色彩较重、权威性不足的弊端^[17]。2022年，新疆广汇俱乐部因周琦转会问题被中国篮协处罚，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最终只能以退赛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不满。而与国外多重利益保护机制相比，在目前的治理机制下，我国球员和俱乐部等相关主体仍处于弱势地位，自身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陷入救济缺失和维权困难的尴尬境地。

2.2 政企管办不分，市场主体作用不强

事物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支撑，摆脱不了规则的限制。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无法摆脱社会约束机制和制度的影响^[18]。目前，CBA联赛已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发展改革要求下，形成了一套行业管制与组织协调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即中国篮协依据其篮球运动项目管理的“行业管理职能”实施的协会主导下的协商性管理机制^[11]。但遗憾的是，这种机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第一，联赛发展定位尚未清晰。受体育举国体制的影响，我国职业体育自诞生起就带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印记，当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赛事与CBA联赛冲突时，联赛通常要无条件让道，无疑对CBA联赛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制约了联赛及各俱乐部的市场推广及商业价值的实现。对此，钟秉枢等人指出：“我国现行职业联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而是准‘联赛’，更类似于责任联赛，承担了为国争光、城市发展等多元任务。”^[7]第二，行政干预并未真正停止。根据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市场经济嵌入社会之中，“有效市场”需要“有为政府”，同样也需要“有机社会”。由此，以管办分离为主的改革手段实质上需要代表社会力量的运动项目协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桥梁中介作用，辅助政府实施市场治理，并反映市场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市场平等参与职业体育的治理工作。但从周琦事件来看，本应遵循市场规律自然演化，最终却是由篮协出面干预解决。不难看出，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工具主义的治理方式，中国篮协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干预市场的“行政职能”，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市场及社会协调配合的三元治理结构。此外，从现实来看，中篮协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也并未取得与其治理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过多事务依旧受到行政权力制约。

2.3 布局规划不合理，联赛市场推广受限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体育遵循建构主义理性，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由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贯彻落实，忽略了体育市场经济本身自然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导致目前联赛出现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18]。第一，俱乐部区域布局不合理。《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的一般篮球人口和核心篮球人口分别达到1.25亿人和7 610万人^[19]。庞大的篮球人口数据为CBA联赛继续向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现阶段CBA并未对市场形成有效覆盖。一方面，从俱乐部的数量来看，我国地域广阔，共拥有34个省级行政区，而CBA却只有20支球队。此外，湖北、湖南、河北等人口大省没有或只短暂拥有过自己的球队，而广东、浙江、北京等地区则拥有2支或2支以上的球队。另一方面，从俱乐部的分布来看，在这20支球队中，有17支球队位于东部省份，而中西部省份仅有3家，这样的分布格局无法覆盖更大的市场，既会导致球迷因归属感弱而流失，也会对赞助商的投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四大职业联赛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布点。第二，赛事供给质量不高。职业体育联赛作为体育商业化的产物，如何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体育赛事产品是关键，比赛过程的观赏性、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重要性是重中之重^[20]。对此，CBA联赛也在积极借鉴西方成熟的运行模式，设计了一系列的契约制度，试图生产出高质量的竞赛产品。但从实际来看，其并未充分考虑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从联赛战绩来看，球队竞赛实力呈现出明显“两头大，中间小”的分布格局，辽宁、广东等老牌球队几乎每年都能取得70%以上的胜率，一些新兴球队则常年排名倒数。通过竞争平衡法对CBA近5个赛季的常规赛胜率进行计算所得出的数据来看，实际赢球率标准差和理想标准差的比值常年保持居高不下的失衡水平，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表1），与NBA2004—2008赛季的0.73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CBA早年的2.24平均数据相比也呈现出不降反增的趋势^[21]。换句话说，CBA联赛当前的竞争力并没有随着联赛职业化改革深化而提升，“马太效应”反而越发明显。此外，近年来CBA赛场各类冲突事件频发，赌球、假赛等“越轨行为”屡禁不止，俱乐部名称同样是常年更改不定，极易对赛事服务的质量提升及品牌形象带来不利影响，给联赛的市场推广和球迷拓展带来巨大挑战。

注：由于八一队和宁波队参赛更替，2020—2021赛季出现数据缺失，计算时取n=19，其余赛季将以上两队数据合并处理，取n=20。

3 职业体育联赛规范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纵观世界范围内优秀的职业体育联赛，无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还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赛，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发展理念、运行结构、经营模式也进行了多次调整。美国职业体育联赛起步早，发展的规范化和成熟度都非常高，且始终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验对于CBA联赛的高质量和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3.1 体系完善、上下联动的公司化运营架构

曼瑟尔·奥尔森认为：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一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2]。由此，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美国职业体育遵循市场运营规律，依据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体系完善、上下联动的公司化运营架构^[23]。具体来看，职业体育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员、社会等主体组成了一种“四级管理体制”，四者之间形成了和谐共生的伙伴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其中，各项目俱乐部的所有者组成了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董事会通过“委托代理”机制将管理权和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俱乐部则需要遵循联盟内部的制度运营，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经营决策，避免了单一俱乐部独立运营的缺陷，在保障俱乐部利益的同时，推动职业体育规范化发展^[24]。董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大的治理权限，负责联盟重大问题的决策，如总裁任免、纠纷受理及审议诉讼等。由于董事会成员是各家俱乐部的代表或投资人，使得董事会能够代表各俱乐部的利益，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塑造利益相关者的良性关系，维护公平竞赛和公平交易。运动员和教练员作为生产劳动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其利益也在联盟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一方面，完善的市场辅助组织在平衡劳资双方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拥有着不小的治理和约束权限。如球员工会、经纪人中介等自治性组织对集体议价协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和工资仲裁制度的形成与执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充分保障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完善的仲裁机制也是美国职业体育的鲜明特质之一。除国家层面的法律监督外，联盟在内部还设置了独立的专业仲裁机构和多类维权组织，其中立性、专业性、及时性的特征，能够最大程度保护运动员的权益，维护联盟自治^[25]。总体来看，美国职业体育的运营架构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了政府、联盟、俱乐部、市场辅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监督、协调的运营机制，有力保障了职业体育的规范化。

3.2 分权制衡、多元协同的市场化治理机制

从国家宏观治理模式来看，美国国家政体呈现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鲜明特征。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职业体育也具有类似的特征。第一，治理模式分权化。本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原则，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参与职业体育治理，而是清晰地将自身定位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捍卫者，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立法等手段引导职业体育的治理实践，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定位，避免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而造成的垄断性和强制性问题^[26]。职业体育的治理工作主要由多元社会和市场力量负责，实际由各类联盟和俱乐部具体实施，具有高度的自治性、独立性特征。其中，联盟作为利益集合体，更像是各俱乐部组成的合资企业，是促进各俱乐部有序运行的第一责任人；各家俱乐部则是以独立经济实体的身份存在，与政府、协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是实施治理的具体单位^[27]。此外，运动项目协会、环保公益组织、人权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也在联赛治理中对诸多事务发挥了监督和评估的作用。第二，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问题往往决定着治理效果。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主导型国家，为保障不同主体的利益，在职业体育治理实践中注重引入多元主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政府、企业、联盟、球队、球员等各主体之间权责分明，平等参与联赛各项治理工作，体现出多中心、扁平化的特点。第三，治理理念市场化。在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西方职业体育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投资-收益”原则^[28]。一方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俱乐部通过“委托代理”的形式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形成了在集体意志下有效制衡的关系，既避免了恶性竞争，又节约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从1890年第一部涉及职业体育的《休曼法案》颁布至今，为保障市场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各类政策法规逐步成熟完善，为美职篮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3.3 科学系统、竞争平衡的制度化体系设计

如上所述，美国各职业体育联盟本质上是一家合资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各俱乐部合作的目标，因此其制度体系也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基础而设计。同时，职业体育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一般市场竞争不同，俱乐部之间，甚至整个联盟与生产主体之间都形成了一种“竞技中的竞争”和“经营中的协同”的关系^[29]。如果俱乐部之间的实力过于悬殊，比赛就失去了悬念，联赛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就会下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例如，1869年美国棒球辛辛那提红长袜队曾因实力过强而难寻对手，仅在成立两年之后就解散。由此，美国职业体育围绕俱乐部、运动员等一众主体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竞争平衡的制度设计，对协调职业体育发展方式、处理联盟内部关系、推动联盟商业化运作和平衡俱乐部间实力起着重要作用^[30]。

其一，针对俱乐部的收入分享制度、选秀制度、工资帽制度、奢侈税制度、联盟准入制度。①收入分享制度是指通过联盟对整体收入按比例进行补贴分配，如转播收入、门票收入和奖惩收入等。这是一种旨在保障实力较弱、市场潜力小的俱乐部的财政安全的制度，避免了“豪门”与“弱旅”之间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实力悬殊^[31]。②选秀制度是指联盟在整体原则上举行的人才招募大会。各俱乐部依据联盟的评选规则，按先后顺序对运动员进行单向选择招募。值得一提的是，选秀制度是绝大部分球员进入联盟的唯一途径。③工资帽制度是NBA联盟特有的一种抑强扶弱的制度，其核心就是通过科学限制运动员的薪酬来控制俱乐部的运营成本，避免出现豪门俱乐部不计成本砸出一个超级球队的情况，因为这不仅会挤压弱队的生存空间，也不利于联盟整体均衡发展^[32]。此外，每个赛季的工资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上一赛季的总收入水平来决定的。一旦俱乐部的球员工资总支出超过上赛季总收入58%的限制，就将面临高额“奢侈税”的处罚，产生的罚款也将平均分配给联盟其他成员。当然，工资帽也不是唯一的限薪制度，还有中层工资特例、伤病合同、新秀特例等应急条款。此外，NBA联盟为防止部分俱乐部产生“摆烂行为”，甚至推行“穷人线”来规定财务投资下限。④准入制度。由于美国职业体育联赛是开放型企业联营，为了避免“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其对俱乐部的准入机制、数量及地域选择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如NFL对每家俱乐部的经营区域进行保护，尽量避免两家俱乐部因距离过近而产生市场覆盖区域重叠。

其二，针对运动员的主要有自由转会制度和薪酬制度。①自由转会制度。该制度是指运动员被动或主动从目前所在的俱乐部到另外一家俱乐部效力的商业行为。该种行为有效推动了联赛中的人才流动和技术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赛的成熟度^[33]。与CBA联赛相比，美国职业体育还特别设置了诸如薪资匹配原则、莫宁规则、新秀交易保护条例等较为细致的规则来保护运动员的基本人权和交易双方的利益，也使得球员交易更加量化可控，促进交易过程的规范化。②薪酬制度。运动员是生产赛事产品的直接主体，其工资过高会导致俱乐部不堪重负，工资过低又会损害球员自身利益。因此，美国职业体育对运动员获得的劳动报酬有着极为详细的考察要素，如服役球龄、是否为母队续约、上赛季合同金额等因素。此外，为了激励运动员表现更加优异，还设置了罗斯条款、伯德条款、阿里纳斯条款等诸多奖励和约束制度。

其三，针对赛事价值提升的规则调整和形象设计。①赛事规则。美国职业体育为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在基本规则的基础上，不断修改或增加规则，如NBA中的防守三秒、三分线的距离及比赛中犯规次数等规则，以及MLB设置投球计时器、限制移防布阵和扩大垒包面积等手段，均有效提高了比赛的精彩程度。②品牌运营制度。为保证联盟整体利益最大化，规范俱乐部市场运营方式，联盟作为整体单位对电视转播权、特许经营权等进行了打包出售，避免了俱乐部之间的恶性竞争。此外，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不仅是依附于产品和服务本身属性、包含情感诉求的符号，也是消费者形成品牌态度、产生符号消费和象征消费的前提^[34]。因此，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十分注重自身品牌形象和价值的建设，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如NHL的“Out Winter Classic”，MLB的“Play-Ball”计划等，甚至NBA为保障联盟形象的树立，对球员、教练员提出了“着装令”的要求，等等。

4 CBA联赛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回顾历史，美国职业体育赛事规范化运营经验是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历经无数重复、试错而逐渐积累起来的。CBA联赛单纯依靠模仿与借鉴他人，而忽视对自身实际的认识，很难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此，CBA联赛的规范化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吸收外来”的同时，基于我国基本国情，探寻中国特色的联赛发展之路。

4.1 科学构建公司架构，加强辅助组织建设

当前，CBA联赛面临“权力失衡”局面，只有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化运营结构才是解决之道。一是明确联赛发展定位，及时转变发展理念。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各方主体的认识、理念和思维方式也需要转变。应在适应联赛所处外部环境的前提下，以满足职业体育核心利益为主要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同步推进，确定联赛服务化、商业化、整体化的发展思路，明确营利性质和目的、提升盈利能力和水平、实现盈利目标和结果，避免因外部因素的过度影响阻碍赛事发展。二是构建公司化运营模式，提升联赛运营效率。公司化运营结构绝不是“物理”或“机械”的，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权力分配，且由于这种权力分配依托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组织，因此CBA联赛应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在保持组织自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篮协脱钩，构建决策、管理、技术、辅助四位一体的公司化组织体系，并逐步形成独立执行、监督有效的企业化运营体系，以保障联赛正常决策、有序管理、提供高质量赛事产品。三是加强辅助组织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CBA联赛市场辅助组织仍为空白，各类利益协调和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不系统、不科学。应积极推动球员工会、中介组织、内部仲裁、三方仲裁机构等市场辅助组织的建设，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弱势群体搭建充分表达诉求的渠道，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系统防范各类风险。

4.2 厘清各方权责关系，增强市场主体意识

职业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运行模式，市场竞争是其核心机制，其资源配置、主体激励、服务供给等都要依赖市场竞争来实现^[10]。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CBA联赛亟需厘清相关利益主体的权责关系，在治理过程中凸显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完善职业体育法律法规，优化联赛生态环境。在《体育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国家法律文件指导下，体育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加强合作，制定职业体育生产要素交易市场管理和行业自律等相关制度，特别是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要素信息披露制度，重点从利益分配、税收优惠、权责划分、监督评估等多个层面形成事前审查、事中调查和事后追责的综合监管体系，进而有效规范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的权责关系，确保职业体育有序运行。二是打造多元共治模式，建立利益共享网络。结合我国实际，从打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出发，针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治理目标，对联赛的产权和利益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政府服务监督、协会沟通协作、市场自然演化的动态利益共生机制，进而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规避越轨行为。三是逐步明晰权责关系，增强市场主体地位。造成现有责权利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协会、联盟自治权限不足，应当严格按照市场运行逻辑，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打造“政府监督、市场运行、社会协调”的市场化运行机制。但考虑到我国当前职业体育市场机制建设不完善、造血能力不强、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等现实情况，政府权力的突然下放极易出现供需矛盾激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系统风险。因此，政府应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在突出市场地位的同时，科学界定不同主体的权责关系，逐渐将自己的“家长”角色转变为引导、服务、保障的“管家”角色。

4.3 系统构建竞争机制，优化体育运行秩序

高质量的赛事产品是职业联赛发展的基础，需要从俱乐部、赛事、运动员等方面入手加强供给。一是确保联赛收益获取和分配的科学性。在保证联赛正常运营的基础上，允许俱乐部、球员、教练员等对自身资源进行合法的商业开发，增加联赛整体收入。如南京同曦俱乐部利用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搭建网络营销矩阵，赛事流量甚至直逼一些顶级球队，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同时重视对中小规模俱乐部的制度倾斜，对“寡头”进行必要约束，减轻或避免“强队恒强，弱队恒弱”现象。二是推进球员选秀的制度创新和贯彻落实。目前，鉴于球员产权关系的复杂性特征，体育部门应加强与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协会的沟通协作，探索教育体系和青训体系的合作新模式，避免因不同地区球员的归属问题导致“弱俱乐部没有好球员，好球员扎堆强俱乐部”的现象。三是科学设置球员薪资和球队工资帽。与NBA相比，CBA联赛目前各类合同金额的设定和工资帽的设定仍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需要全面考虑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现状和项目特点，综合球员的技术实力、工龄、是否为母队续约等因素进行多方面考量，科学制定球员薪资的同时并给予相应保障。此外，CBA联赛也应设置“穷人线”“奢侈税线”“软工资帽”“土豪线”等机制，有效应对俱乐部的各类投机行为，尤其是“出工不出力”或“金元篮球”的情况。四是积极推动球员转会。虽然2024年，CBA转会热闹非凡，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一潭死水”的局面。但毋庸讳言，现阶段CBA转会制度仍存在较大问题。例如俱乐部对球员择队权干预过大，如果俱乐部不同意球员转会至其他俱乐部，只要为球员开出顶薪就具有绝对主导权和优先续约权，球员通常只能面临“打”或“不打”的选择^[35]。因此，CBA联赛目前应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意愿，调整当前转会规定，如规定球员在效力到达一定时间后，有权选择是否继续为母队效力。五是优化联赛俱乐部的区域布局。CBA联赛应尽快出台联赛中长期发展规划，涉及新进俱乐部规划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避免同一城市扎根多家俱乐部现象，使俱乐部分布区域更加广泛合理。六是加强联赛文化塑造和品牌形象建设。CBA联赛需要彰显时代价值，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为俱乐部的品牌营销、赞助推广奠定良好基础，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提高联赛职业化、法治化水平，坚决打击“假赌黑”等越轨行为，维护好联赛的品牌形象。

5 结束语

CBA联赛规范化发展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举措。面向产业实践，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CBA联赛也正处于从粗放式发展向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借鉴成功经验，对推动CBA联赛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职业体育联赛发展过程中注重权责关系、联赛架构及竞争机制的系统推进，在科学构建公司运营结构、增强市场主体意识、优化联赛运行秩序等方面为我们带来了积极启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职业联赛改革的复杂性、挑战性及长期性，推动CBA联赛的规范化发展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后备人才培养、升降机制、外援引入、裁判判罚、赛事营销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仍需要被重新认识和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