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缘起

1.1 历史意义

乡村与都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空间形态，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中国现当代的城乡协同发展史。

目前，我国正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回顾中国现当代城乡关系的嬗变可以发现，体育作为与国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日常活动形式，见证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参与了我国城乡关系的互动，影响了我国城乡关系的融合。我国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城乡发展由离散逐步迈向聚合的缩影，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了城乡体育渐进式的流转、交融与要素配置。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体育为研究焦点，探索并系统归纳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问题，关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大计。深入探究面向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乡体育融合发展路径，则有助于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高效落实。

1.2 研究现状

对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研究，需对体育秩序、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这三大核心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关于体育秩序，贾文彤认为：“体育秩序可以归结到中义的社会秩序之中，它表达的是体育领域里体育社会生活的一种稳定预期。”^[1]刘铮等人认为体育秩序是“主要依靠体育领域内部规则、规范所调整的体育社会实践，达到行业内部健康发展、相关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的一种状态。”^[2]曾辉认为：“体育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细小分支中的一种，其更多表达的是体育生活中的一种稳定状态。《体育法》第3条对体育的社会作用作出明确解释，即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体育秩序生存于政治秩序之中，依靠政治权力发展变革。”^[3]综合学者对体育秩序概念的界定，本文所论体育秩序是社会秩序中反映体育这一特定领域良性发展的和谐稳定态势。它是以遵循体育领域的内部规则及规范为主体，进行动态调整的体育社会实践，以此达到行业内部健康发展、相关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的一种预期状态^[4]。而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则是在中国城乡这一具体地域范围内，体育社会生活与实践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具体而言，它是生发于我国社会土壤，植根于城市体育与乡村体育内部准则和范例，且伴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进行能动调整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体育实践。同时，它的存在与发展蕴含着对中国体育实现良性的内外循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运行的期许。本文所指的变迁，取其本义，即事物逐渐呈现出的缓慢改变或迁移，具体到本文则是探究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变化。

截至目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暂未检索到与本研究选题同名的论文研究成果，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中国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体育发展脉络的回眸与审视，以毕金泽等人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5]、余宏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群众体育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特点》^[6]和郭修金的《新中国农村体育的演进历程及阶段特征》^[7]为代表；二是在统筹城乡和乡村振兴视域下，对中国现代化城乡体育发展之路的探索，以任海的《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特色城乡体育融合发展》^[8]、王军的《乡村振兴视阈下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动因、条件与对策》^[9]和郑宇的《统筹城乡进程中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研究》^[10]为代表；三是聚焦中国社会变迁对城乡体育发展的影响，以刘红建等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体育政策法规的变迁与启示——兼谈政策法规视角下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11]和李国等人的《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动态变迁的ELES模型分析》^[12]为代表。依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深入探析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阶段分期、关键特征、变迁因素与时代意义，进而提炼我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时代借鉴意义与传承启示。

2 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阶段划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时期划分^[13]，结合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将中国城乡体育秩序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2.1 萌芽期：从城市转至农村的体育秩序

秋收起义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正是这一重要的革命道路与政策导向，对中国城乡体育秩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城市体育跟随我党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地区，中央苏区红色体育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积极投身红色体育运动的红军，是中央苏区红色体育兴盛发展的主体力量。在这一阶段，体育事业主要围绕强健体魄、增强军民战斗力开展。如工农红军曾实行“三操两讲堂”管理制度，即每日出操3次，上理论课2次，并在出操时开展爬山夺红旗的红色体育比赛^[14]。1940年成立的“延安体育会”发出了每天“十分钟运动”的号召，组织群众参与武装障碍赛跑、实弹射击与赛马等军事体育项目，扩大了军事体育运动的开展范围，将红色体育发展推向一个新高潮^[15]。1942年，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运动要经常”“体育运动军事化”等重要指示，为农村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渡江战役前，由于解放军指战员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还出现晕船现象。在战役准备阶段，总前委特别要求，全面了解战士们能游多远，徒手能游多远，带上一支步枪和四颗手榴弹能游多远。然后让战士们进行游泳、划船、船上射击等技术训练。很快，训练的成果就显现出来。部队会划船的战士已有半数以上，划船一千米仅需9分钟，战士们对渡江不再恐惧。熟练的游泳技能是部队成功渡江的保障。

2.2 过渡期：从农村回迁城市的体育秩序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回迁至城市，由此形成了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我国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相对独立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城市体育以广泛开展职工体育运动为代表，农村体育则响应毛主席“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的号召，以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为典型。

1978年改革开放后，城市体育逐渐占据上风并取得了“红花”式的主体地位，而农村体育则成为“绿叶”式的补充存在。1978年9月，《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对发展城市体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后1981年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当前优先发展城市体育”的工作思路。这一阶段，我国发展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为中国城市体育的繁荣发展营造了良好浓厚的氛围。

2.3 探索期：统筹城乡发展的体育秩序

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新的时代命题。此举也为我国城乡体育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同时更为新时期农村体育现代化带来了宝贵的历史机遇。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2006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以改善农村体育环境。

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时代发展潮流中，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工进城等议题成为社会经济焦点与民生关注热点，继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机械式发展格局，以新姿态稳健迈向城乡体育统筹发展阶段。此外，令人可喜的城乡体育秩序变迁还表现为，随着城市体育的日臻成熟，城市体育反哺农村体育的格局也逐渐形成，进而在体育界涌现出统筹城乡发展视域下的新农村体育建设等学术热点，显示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再次赢得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聚合成颇具发展潜力的新风向。

2.4 发展期：推进城乡融合的体育秩序

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并提出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命题被提出。这不仅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城乡体育秩序二元对立的困局，更是在新时代政策号召下逐步实现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完美蜕变。《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21—2025年）》的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订等，使农村体育运行机制与保障条件日益完善。当前，中国城乡体育已具备良好的融合式发展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城乡体育秩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衡发展的生态特质，逐步展现出和谐共融、双向互动和有机统一的发展智慧。

3 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特征

3.1 时代导向性

分析万事万物的变迁都离不开对时间这一纵向维度的考量，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过程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从我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萌芽期，红色政权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确立，我国农村体育迎来了曙光。过渡期，城市建设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体育工作重心随之向城市回迁。探索期，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蓝图，催化了城市体育反哺乡村体育。发展期，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引领城乡体育迈入融合式发展新阶段。

3.2 政策演进性

除了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城乡发展政策对城乡体育秩序演变发挥了更为直接的引导作用。回溯萌芽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力量尚未壮大，故而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进而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红色体育、军事体育与群众体育等相关体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1933年第二次闽浙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的《文化工作决议案》强调：“体育运动应广泛在工农群众中开展。”遵循该方针，中央苏区的体育得以蓬勃发展，与革命军事斗争相关的田径、游泳、射击、劈刺、投手榴弹等活动普遍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与发展的重点是城市化与现代化，在这一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发展繁荣城市体育成为当时体育政策的重要议题。前两个阶段“厚此薄彼”的政策虽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却客观上加深了城乡二元对立，制约了经济社会和中国体育秩序的进一步发展。为根治这一问题，国家在探索期和发展期做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对大政方针进行调整，积极建构二元协调发展的格局，力争统筹城乡“一盘棋”，体育秩序也从割裂走向融合。

3.3 城乡互动性

城市与乡村，是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两大核心要素，城乡之间的微妙关系亦在时代与政策的发展中几经变换。无论城乡关系是被架设于二元对立的机制内，抑或是和谐发展的布局中，城市与乡村皆体现出难以剥离、相生相长的对立统一性，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城市体育迎来了发展契机，而农村体育也在城市体育发展的影响下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如1986年创办了全国农民运动会。再到探索期，因二元格局下的“三农”问题制约我国整体发展，乡村发展被提上日程，继而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加之北京奥运会中国取得了金牌榜榜首的好成绩，我国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迫切需要改变农村体育的落后状况，城乡体育统筹发展成为时代发展所需。后至发展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推动了我国城乡体育关系的重新定位^[16]，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城乡体育融合发展之路。

4 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影响因素

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城乡体育秩序发现，时代呼唤、顶层设计与国际环境共同推动了城乡体育的发展。

4.1 时代呼唤

对于中国城乡体育秩序而言，时代的需要一直是隐藏于变迁内在机制中的牵引力。我国城乡体育秩序的发展变迁，一方面彰显着自身独特的逻辑理路，另一方面则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时代发展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党领导的农村体育工作围绕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开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革命化”色彩。过渡期农村向城市回迁的体育秩序为新中国成立伊始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贡献了力量；随着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落户政策日益宽松，以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乡紧张的二元关系得到极大的调整，城乡体育秩序也走向统筹发展的探索期。党的十九大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路径在于坚持“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体育秩序也跨步迈入融合发展阶段。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实践者、见证者与评述者，城乡体育因感受到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召唤而进行调整，始终保持与时代潮流和发展方向相适应的自身秩序。

4.2 顶层设计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体育建设重点的转向。因此，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是推动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关键因素，为城乡体育秩序的确立和嬗变擘画了蓝图。以探索期和发展期为例，党的十六大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开启了城市体育反哺农村体育的历史进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为体育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积极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乡村公共健身设施提升专项行动、乡村体育后备人才“雏鹰计划”等，加速城乡体育统筹融合发展和城乡体育发展新秩序的建立，为实现中国乡村体育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

4.3 国际环境

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复杂严峻，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与国际体育的交流与合作，我国体育发展呈现出备战化和苏式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打开与外界的交流窗口，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积极参加国际体育赛事，西方现代化运动项目也在我国城乡普及开来。我国加入WTO后国际交流更加频繁，随之，我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不仅提升了举办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还带动了城乡体育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参与国际体育治理的能力逐步提升。对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一起打造知名体育旅游目的地、精品体育旅游赛事等体育品牌项目；在国内，城乡体育不断融合，“村超”“村BA”等乡村体育赛事走红标志着中国城乡体育秩序进一步走向协调。关注平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亦是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乡村振兴战略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实施，有效促进了中国特色城乡体育融合发展。

5 时代借鉴与传承启示

从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探究我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结合国家发展大局与体育事业发展路向，总结变迁经验和规律，能够为我们当前更好地继承与创新提供启示。

5.1 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时代借鉴

中国近现代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历程，折射出时代进步之光。首先，我国城乡体育秩序从最初的萌芽期，到如今的融合发展期，所历经的机遇与挑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一致，其变迁历程彰显了中国人民在百年风雨中艰苦卓绝、勇毅前行、特色发展、继往开来的精神面貌。其次，中国城乡体育秩序的每次阶段性蜕变，都呼应了时代的需要和政策的号召，体现了我国对城乡发展的高度重视。最后，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史，凝结了体育人以史为鉴、审视当下、展望未来，对我国体育事业创新发展、实现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深刻思考与孜孜求索。对外也表现为三点：一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的时代主旋律；二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和平崛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及方法理路；三是对本国城乡体育发展问题的探索，可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体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5.2 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变迁的传承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激荡，深刻影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走向，中国城乡体育秩序在每个历史时期，结合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积极探索自身的前进方向和建设的着力点。

在时代背景、政策环境与体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城乡体育秩序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纪元。其变迁历程给予我们的有效启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置于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中推进城乡体育全面高质量的融合发展，覆盖我国城乡，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二，因彻底挣脱二元制的桎梏，中国城乡体育将走向更为彻底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兴旺发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程。其三，我国城乡体育在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下，将释放出更多样化的强劲活力与深层潜力，未来应致力于完善农村体育发展体系，重点关注乡村体育旅游建设和城乡体育产业布局等关键领域，提速农村体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健全城市体育现代化发展机制，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和提质升级。

6 结束语

本研究回顾了中国百年城乡体育秩序的变迁历程，将其概括为萌芽期、过渡期、探索期和发展期四个时期，提炼出时代导向性、政策演进性和城乡互动性三个关键特征，深刻揭示了时代呼唤、顶层设计与国际环境三大因素在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语境下，要大力开展城乡体育融合体系和多元协同机制的研究，为农村体育工作有效开展提供理论支撑，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启示，为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体育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