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1]。近年来，体育用品制造业取得较快发展，生产规模和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体育用品供给质量不断提高，“国潮”品牌效应不断凸显。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总产出为14 696亿元，增加值为3 832亿元，占体育产业总产出的比重为40%^[2]。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如产业增长结构比重不断下降、先进体育制造产业链建设不成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中高端体育用品及其装备供给不足与低端产能过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以及东南亚国家体育用品制造业快速崛起等。这迫切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业推进“人工智能+体育”行动计划，培育发展新动能和重塑竞争新优势。

当前，体育用品制造业新兴技术应用广泛，生产方式由传统“制造”向先进“智造”转型，以智能制造这一新型生产方式来推动产业链升级和提高生产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学界对体育用品智能制造相关研究较少，集中在知识共享视域下体育智能制造的创新路径^[3]和内在机理^[4]，缺乏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内涵、演变机理、深层原因等理论问题的系统分析。基于此，立足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体育智能制造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助于加深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理解，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现实参考。

1 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1.1 “制造”与“智造”：区别及形态演变

受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影响，传统生产制造活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工业1.0时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阶段，工业2.0时代——以电力设备为代表的电气化阶段，工业3.0时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机械自动化、生产信息化阶段^[5]。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生产活动从单纯依靠制造技术和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来赋能大规模生产活动，到逐渐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以能量转换工具为推动力的工业经济。

21 世纪初，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产业与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加速融合，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出现。“智造”相关表述可追溯到1989年日本提出的“智能制造系统（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IMS）”，即管理者通过互联网将信息指令传输至生产车间的计算机系统，以实现人机信息互联^[6]。2012年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在2013年也提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智能制造至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王喜文对智能制造进行系统概述，认为其是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导，旨在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系统等技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7]。

为顺应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出要将我国打造成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彻底扭转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印发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8]；而按照功能特性进行划分，“智造”是以智能工厂为载体，端对端数据流为生产要素，以万物互联为支撑，以全生产流程智能化为目标的新型制造体系和组织架构。

概言之，“智造”的演变过程是制造业产业形态的变革，构筑了“智能人—虚拟信息世界—产业物理世界—消费者”为一体的四维空间图景，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变革。

1.2 “制造”到“智造”：数实共生下的内涵沿革

从《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出要推动智能制造，到现今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是制造业变革的主要方向，内涵上一脉相承，但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差异。

过往，单纯依赖智能技术提高制造工艺和丰富产品功能，强调对单一环节进行改造升级，并未充分发挥产业链其他环节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的支撑作用。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实要求制造业将生产智能化与产业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平台化统一起来，从而构建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智能制造内容体系^[9]。该体系通过技术的集成式创新突破并与其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对制造业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销售服务等各环节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改造。

“智造”这一新型生产模式不仅体现了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与发展，也标志着产业转型路径的创新与探索。它借助新技术、新手段，从行业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具体体现如下。

一是“智造”转型过程复杂且具有系统性。“智造”不仅涉及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还涉及设备层、控制层、管理层、企业层、云服务层、网络层等整个企业组织架构，是一个新型制造系统的塑造过程。

二是多技术叠加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智造”过程结合了信息通信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多种技术，以实现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智能化为最终目标，而非单一环节或企业的智能化改造。

三是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制造企业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从生产制造的各环节中采集客户数据并连接起来进行实时通信，从而确保产品能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活动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是智能制造的关键，有助于减少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通过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实现价值最大化。

1.3 关联式迁移：体育用品制造业“智造”转型

迁移理论最初应用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跨学科的发展而延伸到其他领域，如经济学领域。现今，经济迁移效应广泛存在于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内部，某个单一部门和环节的调整变动，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与其他制造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关联，使得制造业其他领域的“智造”活动能够迁移渗透到体育用品制造业。产生这种关联式迁移的原因如下。

一是要素迁移层面。无论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是其他制造行业，劳动力、资本、厂房、软硬件设备等是硬性需求，不可或缺。当一种资源要素市场发生较大波动时，必然会影响生产制造的其他环节，增加企业的运行风险。

二是主体迁移层面。体育用品制造业和其他制造行业同属国民经济制造业体系，生产制造活动都包括产品研发设计、组织生产、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在同等市场范围下，率先进行“智造”的企业能够迅速形成竞争优势，并倒逼其他企业进行转型。

三是市场迁移层面。一般情况下参与智能电子穿戴设备消费的客户群体，也可能是参与体育鞋服、健身器材消费的客户群体，两种制造业态存在产品关联性和客户同一性。

四是技术迁移层面。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工业软件、CPS系统、智能感知技术的使用上，体育用品制造业与其他制造行业基本一致，只是使用者和目标参数设定上存在些许不同，但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冲突和对立。

体育用品制造业“智造”转型是为满足需求端智能化体育用品及装备器械市场的发展需要，以新一代数智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创新为根本动能，通过组合运用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从传统机器化、流水线贴牌生产向定制化、模块化柔性生产转变，产品形态由单一实物向虚实结合转变。其投入过程的高级化、高效率和产出过程的高质量、高效益是体育用品制造业“智造”转型的重要标志，由此形成底层保障层、核心操作层、前端服务层、用户体验层为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旨在达到从传统制造业部门向先进、现代化制造业部门升级的远景目标（图1）。

2 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逻辑动因

2.1 宏观层面：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融合，进而以智能制造赋能转型升级。

一方面，国际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调整，要求我国相关企业向产业高端化发展，以获得竞争新优势。朱华友等人^[10]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等要素优势逐渐丧失，致使体育用品制造业运营成本提高，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内体育制造企业会逐步向国外转移。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完全完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的用工成本和工业原材料成本会逐步压缩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此外，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将工厂从中国搬至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客观上冲击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因此，通过强化“智造”技术研发与应用，提升生产效率和边际收益，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控制运营成本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消费疲软，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外贸出口造成了冲击，这要求将智能制造作为突破口，以提升产业韧性。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下行，如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使得国际体育用品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一定程度的阻滞情况，其连锁反应波及其他地区，造成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实际购买力减弱。相关数据表明，2014—2020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市场和体育用品采购市场主要集中在G7国家，其比重超过50%，以出口为导向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11]。同时，政治层面的地缘冲突和东南亚国家中低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也不断挤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市场空间。面对不确定的“外循环”经济形势，体育用品制造业通过“智造”实践来瞄准国内市场，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有助于疏通体育用品制造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大堵点，有效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出口依赖。

2.2 中观层面：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是生产活动及价值创造的两个方面，因此需要从供需矛盾视角分析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业数据、信息、技术等创新型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与同质化竞争现象仍然存在，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匮乏矛盾突出，这迫切要求进行生产力变革。体育用品制造业曾长期面临“信息孤岛”问题，全国统一的市场供需调度平台和信息交易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对企业的精准化、网络化、协同化生产活动造成一定的约束^[12]，且盲目生产所带来的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阻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智能物联网赋能下的智能制造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个性化定制，实现某种程度的按需配比。同时，体育用品制造在技术研发方面存在瓶颈，间接导致我国部分体育高端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如高强度滑雪板、制雪车、高尔夫球杆等^[13]。因此，体育用品制造业应加快新兴要素投入与发展方式转换，通过数字智能技术赋能制造生产，从技术层面满足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质量和性能的严苛要求，进而改善客户对行业品牌形象的认知。

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业存在制约体育需求增长的堵点，这要求通过推行智能制造模式来精准感知和匹配市场需求。其堵点表现为：①生产环节。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之间发展不均衡，手工作坊生产、电气化生产、自动化生产等制造方式叠加存在，整体质量参差不齐，且生产方式以硬性制造为主，缺乏生产灵活性^[14]。②分配和流通环节。在互联网+智能物流模式冲击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传统的下单、分拣、配送等环节人力及时间成本不断提升，竞争优势逐步丧失。③消费环节。随着体育虚拟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线上消费渠道的不断完善，传统线下单一实物消费模式已然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对此，树立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服务型制造等生产理念，采用先进生产材料、智能生产线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营管理模式，推动产品智能化功能扩展，打造智慧供应链系统，无疑成为提高供需侧适配性的路径选择。

2.3 微观层面：促进消费提质扩容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逐渐从产品需求向个性化、差异化和体验化需求转变，传统体育用品内容供给已无法满足多元化的体育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15]，呈现出“量少”和“质低”的问题。

第一，“量少”问题。一是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值规模虽大，但人均体育用品消费量少。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产值规模达到14 696亿元，而人均体育用品消费仅为1 057.80元^[2]。二是体育用品出口量虽大于进口量，但高端体育用品消费外流现象明显。2018—2021年，我国体育用品进口总量每年保持在13亿美元左右，产品高度集中在高端运动鞋、训练健身器材、运动服和球具四类，其中2021年前两季度的中高端运动鞋的进口量占到总进口量的42.26%，约2.73亿美元^[16]。面对体育用品消费动力不足和国产高端用品供给匮乏问题，以“智造”创新来丰富产品类型、提升产品功能价值，有助于刺激消费，满足体育用品市场扩容的需要。

第二，“质低”问题。由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整体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体育产品价值链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的困境。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集群中的多数企业仍集中在劳动力、资源驱动生产制造这一环节，在产业链高端环节如产品设计、研发、生产性服务等核心领域缺乏竞争优势，产品品牌价值和附加价值偏低^[17]。以国内知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产品研发为例，2022年安踏、特步的研发投入占公司总体投入的比例分别为2.4%、2.3%，与耐克、阿迪达斯10%以上的研发投入相比差距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水平，造成大量体育用品消费外流^[18]。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新型体育用品需求推动体育消费持续升级，也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线上个性化产品定制成为可能，更加体现人机交互的特性^[19]。在此形势下，体育用品制造行业市场主体需以数字化转型为发展契机，推动制造智能化变革，助力体育用品消费实现“质”的提升。

3 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现实困境

3.1 宏观层面：相关政策保障措施不完善

3.1.1 顶层制度规划缺失

近年来，为应对体育产业智能化发展这一趋势，我国在有关体育产业政策文件中提及要推动“数字技术+体育产业”融合发展（表1）。但综合来看，其中较少涉及互联网+体育用品制造、体育智能制造等内容。一是相关政策条例突出了智能体育用品供给这一微观层面，目的性虽强，但缺乏对智能制造技术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准化引导。二是涉及体育用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政策条例均属于导向性文件，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目标规划。总体来看，亟待制定专门的政策和规划加以引导，并进行相关项目试点。

3.1.2 政策保障力度不够

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造”转型过程中，存在政策保障力度不够的问题。一是激励性政策供给不足。体育“智造”相关激励政策保障不充分，行业准入门槛高、风险大。如在智能技术的接入标准、适配效能以及硬件设备的智能化改造等领域缺少相应的政策解读和引导细则，导致企业转型实践存在较大风险。二是现有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2014年国发“46号文”和2019年国发“43号文”虽明确提出要完善体育产业税费价格制度，在水电、财税、土地、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但受制于地方政府与体育企业间缺乏协同工作机制和信息公开共享机制，政策落地效果并不理想，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所面临的生产开支压力依然较大。如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对300多个地市调查发现，体育场所的水电使用价格普遍存在按照民用价格标准执行的问题，未享受到政策优惠。

3.1.3 治理机制建设滞后

随着参与智能制造的体育市场主体日益增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些治理上的短板和问题也暴露出来。一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健全。体育用品制造业在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存在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产品维权、行业垄断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依托专业性的法律法规，对其合法活动提供保护^[20]。二是市场监管和处罚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目前，体育用品市场尚未建立起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信用体系合作机制，“黑红名单”制度的作用有限，对于第三方技术转让、产品商标侵权、个人信息违规交易等市场失范行为，仅依靠罚金处理的方式难以对侵权者进行有效规制，一定程度上影响营商环境和企业转型的积极性。

3.2 中观层面：产业转型风险成本难管控

3.2.1 产业转型环境欠佳

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是一场彻底的技术革命，未知的产业革新和探索实践会给企业带来较大风险。目前，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环境整体不佳，主要表现为：一在“智造”领域，体育用品制造业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容错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市场准入标准不一，且缺少系统化经验。近年来，耐克、安德玛、阿迪达斯相继关闭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也可看出“智造”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二在“智造”转型早期，存在投入成本过高与实际效益难评估的矛盾。目前，在体育用品制造行业，多数企业规模较小且自动化程度不高^[21]，推动智能制造无疑会使企业的投入成本大幅增加，导致企业转型意愿不高。

3.2.2 产业转型资本不足

资本作为产业循环的血液，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保障。长期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有学者认为，银行贷款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但是受放贷时间长、贷款利率高等因素影响，企业融资的成本普遍较高^[22]。刘扶民认为，融资信用机制和商业担保机制建设滞后也是体育用品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23]。此外，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上市交易能力有限也导致市场对其融资信心不足。如在2022年50家体育上市公司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营收达到百亿的企业仅为6家，示范和带动作用较弱，且融资板块主要集中在健康休闲、电子竞技与游戏等体育服务业，致使大量中小体育制造企业难以通过长效融资途径实现转型升级^[24]。

3.2.3 产业跨界风险突出

“智能制造”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度高和交叉性强等特点，因此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造”转型存在较大的跨界风险。目前，我国的体育装备制造商大多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撑能力较弱。以安踏集团同安智能工厂为例，企业虽通过硬件装备的创新实现了裁剪、配料、车缝、整烫、包装等环节的贯通式生产，但是数据采集、AGV传输、智能分拣等方面的工业软件系统仍依靠外部引进，技术依赖度较高。同时，体育用品制造业还面临着来自其他行业的跨界竞争风险，如近年来小米、苹果、华为等科技企业进军体育智能装备市场，对体育制造企业造成了冲击。

3.3 微观层面：企业要素资源利用不充分

3.3.1 人才供给有待加强

“智造”模式下，劳动者对企业的价值除了体现在流水线生产层面，还体现在智能决策、智能研发、智能运维、智能管理、制造协同等层面。为弥补“智造”人才不足的缺陷，对外人才引进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创新人力资本和增强主体活力的主要手段，但受限于我国智能制造人才总体短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缺乏足够的外部智力支撑。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智能制造从业人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数量仅为971.2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9.26%，预计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到100万人^[25]，这也间接反映出在人力资源禀赋不充足的情况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难以充分释放高端智造人才的最佳效能。

3.3.2 技术应用有待深化

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智造技术的融合深度不够、效率不高，其技术应用主要停留在数据处理、信息化生产和产品智能化阶段。在大数据技术应用上，体育产业尚未建立起打破行业、项目、地域界限的大数据协同运行机制和大数据交易平台，企业间协同制造存在“孤岛效应”^[26]。在信息化生产上，多数企业的智能工厂改造未有效发挥智能制造执行系统（MES系统）、企业资源信息化系统（ERP系统）的信息支撑作用，导致车间互联互通效果不佳。在产品智能化上，体育智能产品现今普遍存在着价格昂贵、功能单一、操作不便等问题，需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和产品改进力度^[27]。在技术专利上，体育技术专利储备不足将制约体育智能制造的规模化推广，并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差距。数据显示，2016—2019年国内体育专利申报量从3 141件增长到4 980件，而美国体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现共计144 745件，其中体育信息类为1 326件，可见，我国体育科技成果的创造和应用转化水平不够，新技术对于体育“智造”的赋能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28]。

3.3.3 项目建设有待重视

“智造”转型过程是一种多技术门类、行业主体及市场部门进行融合、协同、创新的过程，单一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难以建立稳定的产业生态，需要依托产业载体来释放集聚效应，即产业“新空间”。

“新空间”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集聚地，通过建立新型产业示范区、工业园区和体育小镇等产业集群，体育企业能够有效利用其充足的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产业链各环节就地协同，进而降低运营成本^[29]。目前，体育用品制造行业开展智能制造的企业较少，智能制造工厂和基地建设不足，规模化发展态势不明显（表2），相关国家级示范工程项目亟待跟进。

注：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4 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推进路径

4.1 宏观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治理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明确战略规划。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应联合企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等多方主体，共同制定与体育智能制造相适应的具有较强专业性和实用性的配套方案和标准体系，明确其发展布局、重点任务、预定目标和实施步骤。另一方面，地方体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和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防范和化解各部门在“智造”规划和执行中的矛盾冲突。同时，根据体育用品制造业区域发展水平，合理拟定符合当地实际、彰显地方特色的“智造”转型方案，避免“一刀切”。如《浙江省“十四五”数字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打造辐射长三角的智能体育制造中心，建设智能体育制造园，争创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培育“体育装备+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

第二，加快政策落实，完善保障体系。一方面，体育行政部门应鼓励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数字新基建对接，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和数字化升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5G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商业性服务平台建设和普及，围绕体育“智造”需求，提供相应的软件服务。另一方面，完善财政政策和创新激励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扩大税收减免、退税、专项补贴等优惠政策的供给范围，简化产业扶持的行政审批流程，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体育用品智能制造的重点项目进行专项帮扶。如2023年福建省体育局印发《福建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体育产业）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成立福建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对体育制造业科技创新项目、体育制造业智能制造升级和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择优补助。

第三，遵照现有法律，健全治理机制。有关部门要制定与配套法律法规，允许地方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管理制度，以规制技术非法转让、知识产权侵权、市场垄断等不当行为。打造体育智能制造监管体系，明确监管主客体和监管规范及方法，避免部门间交叉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建立独立的体育“智造”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调动全国的体育标准化资源，按照《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相关要求，推进体育智能制造标准化建设工作，建立“智造”方案的风险评估机制，为企业转型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4.2 中观层面：加快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

第一，加快产业融合，丰富应用场景。一方面，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产业链技术融合，提高设计、研发、生产、运营等环节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形成示范与规模效应，为中小企业顺利转型提供经验借鉴。如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通过协作云、物流云、智造云及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生产数据链，开展装备智能化行动，实现了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并依靠技术输出帮助业内其他企业升级了生产线，现已成为覆盖供应链各环节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及应用示范单位。另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融合的方式培育新兴市场，夯实产业“智造”转型的用户基础，推动产业转型与市场建设同步，助力“智造”产品实现种类多元化、价格普惠化、品质高端化，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转型动力机制。

第二，提高产业盈利能力，减少融资依赖。一方面，要加快数据要素跨行业、跨区域、跨业务流通，推动数据资源向信息资产转化，构建企业间互联互通、制造协同的数字纽带，并支持信息技术服务业态发展，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服务业链条延伸，提高设计研发、运营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投入，通过高质量、批量化、定制化产品供给，提升产业的盈利水平，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和供给方式创新，强调将商业平台、智能物流和新零售有效结合起来，借以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如广东东莞市斯波阿斯体育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将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以及无人化管理、数据化运营模式融入运动装备制造，以“科技+运动+服务+产品”方式，实现了企业生产与运营全过程的降本、提质、增效、创收。

第三，重视风险评估，建立保护机制。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业要优先选用可靠性高的智能软硬件设备，并做好风险识别，对已出现的问题应及时启动系统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时将技术与设备之间的兼容性作为其技术适用效能的重要评估指标，构建涵盖行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的多方评估体系与评估数据库。另一方面，针对产业跨界风险，体育用品制造业要完善商业保险机制和风险投资机制，积极引导风投机构进行长期投资，发挥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同时建立体育智能智造的重大风险熔断机制与企业破产保护机制，降低市场退出门槛，维护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4.3 微观层面：加大要素投入与产品开发力度

第一，重视人才培养，强化智力支撑。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以技术研发、生产、管理为人力资源投入的重点环节，加强“智造”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产学研用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提高“智造”人才的地位与待遇，减少“智造”人才流失。如在教育端，北京体育大学通过开设智能体育工程专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体育人工智能、体育物联网、体育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专业技能人才，为中小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开展智能制造注入了力量。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探索市场化、柔性化的人才引进模式，吸引高素质“智造”人才涌入体育用品制造领域，并优化企业内部人才结构，组建专家智库，谋划“智造”转型方案。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提升内在质量。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力求在体育“智造”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减少外部技术依赖，提高产业安全效能，同时强调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推动技术要素转化为核心生产力。如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山东省体育局、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共同主办的中国体育智能制造创新大赛，通过搭建体育智能制造技术成果交流、产品交易展示的科创平台，实现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智造新技术、新品牌的发展。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汲取国外经验，建立中外合资的区域性“智造”研发、咨询、运营与管理中心，实现关键技术的有效积累。加强国际产业合作，利用全球供应链渠道整合“智造”生产资料，助力产业链“智造”升级，提高设备及产品的迭代速度，使“智造”实践更趋成熟。

第三，鼓励平台建设，提高协同效率。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建立消费者数据共享平台和大数据信息处理中心，提高智能设备的数字解析与信息感知能力，助力产品柔性生产和精准供给，同时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增强产业链网络协同制造能力。如厦门任和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依托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以数字化管理模式推动智能化精益生产，确保设备投入组件、来料选取、制造、出货等环节的质量监测，实现了源头监管和产品创造的全网可视化协同管理。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以“智造”产业园区为依托，充分利用企业云平台，打造定制化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系统，推动工厂实现全面数字化改造。鼓励企业集群式发展，提高“智造”资源的整合效率，打造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过程控制、库存管理、物流运输、产品交付、设备运维等全过程的现代产业链体系，发挥“智造”协同的一体化效能。如中国临沂体育智能制造产业园成为我国首个大型体育制造企业集聚的智能制造项目，开创了体育智造企业抱团式发展的先例。

5 结束语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应抓住发展机遇，加快形成数据要素驱动、新型数字信息技术驱动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相结合的“智造”生产范式，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生产力变革。但也需要认识到，体育用品制造业仍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制约着行业的转型升级。本文从政府、产业、企业等不同维度进行系统考量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体育用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启示和参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