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也明确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群众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基石，其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成为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正确测算与分析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并提出优化路径，不仅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差异，为政府合理配置群众体育资源、实现群众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还能增强群众体育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体育权益，推动新时代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目前，数据包络分析（DEA）在效率评价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体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3-8]。然而，针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较少。有研究认为，我国群众体育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区域非均衡化现象^[9-11]，地区差异较大，并且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值上存在结论不一致的情况^[12-13]。还有研究指出，我国公共体育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14-15]，出现了城乡失衡以及财政资金向竞技体育倾斜等问题^[16-17]。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参考。然而，由于效率测算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易产生较大误差。已知多数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或运用Tobit模型进行定量分析^[11]，且传统DEA模型未能有效计算出外部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导致我国群众体育财政支出效率的测算存在一定失真。三阶段DEA模型通过引入随机前沿模型（SFA），可以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干扰的影响，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弥补了前期研究的不足。而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则从时空视角对效率进行动态化的实证分析，确保了测算效率值的连续性，弥补了单一年份研究的局限性。基于此，本研究综合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3—2021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对比与分析，这对政府准确了解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现状、做出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三阶段DEA模型

传统DEA模型在测算决策单元效率时，往往仅考虑可控因素，而忽视了外界环境和随机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所测算出的效率值无法准确反映是由内部管理和规模水平造成的，还是由外部环境或随机扰动因素导致的。为弥补这一不足，Fried等人^[18]提出了在传统DEA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对效率值的影响，从而得到能够准确且真实地反映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其基本思路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于地方政府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灵活调控，利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BCC模型（BCC为Banker、Charnes、Cooper的缩写，表示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计算出各省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初始效率值以及投入松弛值。该模型在效率评价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第二阶段：利用SFA方法剔除环境因素对第一阶段松弛变量的影响，以初始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进行分解。SFA模型如下：

其中，S_ni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第n项投入的松弛值；Z_i表示环境变量，β_n表示环境变量的系数；v_ni+μ_ni表示混合误差项，v_ni表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N（$0，{\sigma }_{v_n}^2$）分布；μ_ni表示管理无效率，且服从N（$0，{\sigma }_{{\mu }_n}^2$）分布。

采用Frontier4.1软件计算出SFA回归结果后，将得出的随机误差项代入下面的公式，得出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使每个决策单元都面临相似的外部环境。调整公式如下：

$\begin{array}{c}{X}_{ni}^A=X_{ni}+\left[max\left(f\left(Z_i;{\widehat{\beta }}_n\right)\right)-f\right.\\ \left.\left(Z_i;{\widehat{\beta }}_n\right)\right]+\left[max\left(v_{ni}\right)-v_{ni}\right];\end{array}$

其中， X_ni和$X_{ni}^A$分别表示调整前后的投入数量；[$max\left(f\left(Z_i;{\widehat{\beta }}_n\right)\right)-f\left(Z_i;{\widehat{\beta }}_n\right)$]是对环境因素进行的调整；[ max（v_ni）-v_ni]是对所有决策单元随机扰动项的调整。

第三阶段：基于调整后的相关数据，再次将其代入DEA模型进行测算，最终得到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等因素影响的效率值。该效率值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各省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情况。

1.2 三阶段Malmquist模型

在静态的三阶段DEA基础上，构建了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分析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动态变化。研究思路与三阶段DEA模型类似，即将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等因素后的变量代入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Malmquist指数即全要素生产率 （tfpch），可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变化（tech）。其中，effch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若tfpch＞1，则表示与t期相比，t+1期的效率有所提高；反之，则表示效率降低。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投入、产出指标

国家设定的群众体育发展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群众健身环境、群众体育组织、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数量以及国民体质水平等多个方面^[19]。在选取指标时，注重客观性和易得性，因为过多的投入产出指标可能会导致指标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和冗余，而过少的指标则可能不利于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8]。在参考已有研究^{[9，11，13，20]}的基础上，严格遵循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指标体系（表1）。在投入方面，以每年人均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总量来反映群众体育的资金投入情况，因为尽管各地的体育公共服务投入资源涉及多个方面，但最终都会体现在资金上^[3]。在产出方面，以每万人新增全民健身路径工程数量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来反映群众体育的硬件设施条件和健身环境，体现该年份群众体育资金在设施场地建设方面的投入情况；以每万人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来反映群众体育人才的培养情况，通过专业体育指导来推进省级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群众体育活动的科学化水平；以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量来反映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情况，因为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组织基础，有利于推动体育治理和群众体育的发展^[21]；以每万人年度国民体质监测人数来反映国家对群众体质监测工作的开展情况，这有利于掌握国民体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推动科学健身的普及与发展^[6]。所选取的指标基本体现了各地区政府在群众体育公共服务投入方面的基本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

2.2 环境变量

在选取环境变量时，考虑了经济环境、财政环境、人口结构和教育水平对地区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投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在经济环境指标中，人均GDP是决定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22]，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水平。城镇化的提高能够提升财政资金利用效率^[23]，但也可能存在城镇化发展过快导致资源配置未能及时跟进，从而造成财政冗余的现象^[24]。在地方财政环境指标中，财政分权度能够衡量地方财政的自主支配程度，政府规模则能够反映政府的财政实力。鉴于学术界对于财政分权衡量方式存在多种观点，本研究采用了目前较为通用的区域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占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例来表示财政分权度^[25]，而政府规模则由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计算得出^[26]。在人口结构指标中，一般认为地区人口密度越高，体育公共服务可及度越高，这有利于降低体育管理和监督成本^[3]，而合适的体育管理人员比例对体育公共服务具有正向促进作用^[4]。在教育水平指标中，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培养群众体育领域的人才，改善群众的传统观念，从而促进群众体育水平的提升。因此，选取了每10万人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代表高等教育水平。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研究单元，满足决策单元的个数K与投入、产出指标数M、N之间K≥2（M+N）的条件，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解释说明，将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由于统计局对2012年之后的体育公共预算支出的会计科目进行了调整，为了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选取了2013—2021年的群众体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产出指标。其中，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充。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方体育局。最终选择的变量及其说明如表1所示。

为了验证所选投入、产出指标的有效性，对选取的指标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投入与产出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除 Y₃外，其他指标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本研究的指标选取是合理的（表2）。

注：^**表示 P＜0.01，^*表示P＜0.05。

3 实证分析

3.1 三阶段DEA模型的静态分析

3.1.1 第一阶段DEA效率分析

选取了2013—2021年的数据，利用DEAP2.1软件，分别计算出了我国31个省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表3）。

在不剔除环境变量与随机扰动因素的情况下，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综合效率均值仅为0.458，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群众体育资金投入的有限性和非收益性特点，容易导致群众体育发展面临较大的财政资金缺口；其次，群众体育资源供给缺乏竞争机制、市场调节及有效的制度制约，造成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最后，群众体育资源供给机制的形成缺乏民主性^[27]。此外，各年份间的综合效率波动较大，2013—2019年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而 2019—2021年则呈现下降趋势，这反映出财政预算管理能力的不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652和0.737，为了发挥规模效率的带动优势，需要提高纯技术效率所代表的管理决策水平。

注：“SE”列中的“↑”“↓”“-”分别代表2021年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减、不变。

在区域效率方面，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化特征。三个地区之间的综合效率均值由大到小排序为：中部（0.657）＞东部（0.394）＞西部（0.383）。其中，仅有江西和河南的综合效率均值高于0.9，靠近生产前沿面；而西部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值，除青海外，均低于0.6。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和江苏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1，但由于规模效率低下，导致其综合效率并不高。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区域和省份之间的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各地区还需从财政投入的主体、规模与管理方面入手，平衡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改善财政规模和结构，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

3.1.2 第二阶段面板SFA回归结果分析

鉴于传统DEA模型效率中包含了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且各省份的环境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在测算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时，需运用SFA模型将这些因素剔除。具体操作如下：先将第一阶段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再将上述8个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SFA回归。为保持影响方向的一致性，未采用每年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最后，通过Frontier4.1软件得出SFA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 LR值（单边似然比检验值）为11.87，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设定合理。 γ值为0.798，与σ²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管理无效率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松弛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当环境变量的SFA回归系数为正时，表示增加此变量的投入会导致投入冗余和资源浪费；系数为负时，则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在经济环境方面，人均GDP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群众体育资源易出现闲置与浪费的现象。例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青海和宁夏，但其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却相对较低。因此，还需注意财政资金的调控与管理，合理控制投入与产出，避免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城镇化水平系数为负，说明较高的城镇化率有助于提高财政效率。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镇化率从2013年的53.73%上升至2021年的64.72%，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乡之间的群众体育资源配置难以及时跟进与协调，农村和城市均出现群众体育资源匮乏与闲置的矛盾^[28]。此外，随着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还需重视城乡之间群众体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财政环境方面，财政分权系数为正，表明过高的财政分权不利于财政效率的提升。一般认为，财政自主权越高，地方政府调节财政支出结构的灵活性越强。但分税制改革也可能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从而损害经济效率^[29]。现阶段，我国群众体育财政资金增长速度较快，由于财政约束较小，过高的财政自主权可能导致各地政府对各项财政资金的分配与管理不到位^[30]。政府规模系数为负，说明政府规模越大，越有能力通过自身财政实力提供群众体育公共服务。然而，还需考虑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不平衡、政府规模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通过平衡各地区财政权限和财政能力，合理配置群众体育资源，各级政府才能进一步提升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

在人口环境方面，人口密度系数为负，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产生正面影响，这与袁春梅^[3]、李勇等人^[31]的研究结果一致。人口密度越高，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投入的辐射能力越强，单位成本效用更高，有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高财政效率。但也有学者^[11，32]认为较高的人口密度不利于群众体育资源效率的提高，因为高频次使用体育设施会增加管理复杂性，进而降低效率。体育管理人员比例系数为负，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这与李欣等人^[4]的分析结果一致。这表明体育管理人员比例的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体育公共服务和智力技术支持，改善群众的健康锻炼方式。同时，也需要注意将体育管理人员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防过多的行政管理支出降低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

在教育环境方面，文盲率系数为正，高等教育水平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文盲率越低、高等教育水平越高，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越高。近年来，我国文盲率持续降低，2021年已降至2.67%，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文化水平的提升能促进国民素质以及接受新事物能力的提高，逐渐改变传统观念，更加注重身心健康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当地政府开展群众体育工作，提高地区体育发展水平和群众体育设施利用率，还能为相关财政部门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3.1.3 第三阶段DEA效率分析

剔除环境因素的投入值和原产出值再次利用DEAP2.1软件进行DEA-BCC运算。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2013—2021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值，表3则详细列出了各省份的效率均值、名次变化和综合效率增长情况。

对比表3两侧数据，发现剔除相关干扰因素后，2013—2021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发生了较大变动，第三阶段的综合效率相较于第一阶段提升了0.363。这一结果不仅表明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在过去可能被严重低估，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二阶段面板SFA回归分析的必要性。

在全国层面，第三阶段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综合效率均值提升至0.821，较第一阶段显著提高。同时，纯技术效率均值高达0.991，表明技术管理水平已接近效率前沿。此时，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波动趋势趋于一致，且波动幅度相较于第一阶段有所减缓。但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效率仍有待优化，可以进一步提升。此外，规模效率均值为0.828，较第一阶段增长了0.091。在剔除环境因素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仍受经济水平、政策导向及管理重视程度等差异影响，导致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质量参差不齐，供需矛盾、设施不完善、项目单一等问题依旧存在。因此，需进一步强化各地区群众体育财政投入的针对性，合理扩大投入规模，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产出效率。

在地区层面，东、中、西部三地区的综合效率依次为0.889、0.801和0.773，较第一阶段分别增长了0.495、0.144和0.390。这一结果表明，在纳入环境变量考量后，各地区均实现了综合效率值的显著提升。同时，三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均保持在0.98以上，但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低于0.8，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差距。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财政资金及人口规模有限等因素密切相关，导致资金投入与资源配置未能充分满足当地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此外，这也反映出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地域异质性，资源结构配置亟待优化。

在省际层面，29个省份调整后的综合效率均值均高于调整前，其中纯技术效率的上升贡献显著，但仅江苏省处于效率前沿面。此外，天津、浙江、山东、内蒙古、青海和宁夏等省份综合效率均超过了0.9。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和河南两省因规模效率下降，导致综合效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这也说明两省此前的效率值可能存在高估情况，实际投入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群众体育财政投入规模与管理质量不协调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依然突出。另外，北京和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在第一阶段的综合效率排名全国靠后，在剔除干扰因素后，分别提升至第11位和第12位，但与其他省份相比，两地的综合效率仍存在差距。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一是北京和上海作为流动人口大市，群众体育服务辐射范围广泛，使得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投入的实际效果被高估，导致综合效率偏低；二是这些地区的体育社团组织及体育企业发展较为成熟，在群众体育资源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削弱了体育行政部门的垄断地位^[11]。此外，以2021年为例，各省份在改进后的规模报酬中，有70%以上呈现递增状态，这表明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效果良好，因此，需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针对当前我国群众体育事业供需结构存在的问题，应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供给主体数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场地设施建设投入，以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3.2 三阶段Malmquist指数的动态分析

在静态三阶段DEA分析的基础上，运用DEAP2.1软件对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了动态分析，以更深入地了解2013—2021年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在研究期内的变化情况。

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后，调整后的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1.078，较第一阶段高出0.07，平均增长速度为7.8%。这表明，经过调整后，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管理决策在真实性和正确性上均有所提升。根据图4的分析发现，各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之前，波动幅度有所减小，特别是在2016—2021年间，其变化趋势渐趋平缓。在2015—2021年的6个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均保持了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调整后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技术效率较第一阶段增长了0.081，但年均增长率仅为0.1%；而技术进步虽较第一阶段有所下降，但其年均增长率依然保持在7.7%，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主要的促进作用。这反映了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在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和要素配置也渐趋合理。但还需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群众体育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其相对规模并未相应扩大^[14]。因此，需要进一步摆脱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资源管理体制，实现政府与市场、行政部门与组织协会的协同发展，以扩大资金供给并改善资源配置与管理。

从区域角度来看，调整后东、中、西部地区的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均达到了有效水平，且从高到低排列为：西部（1.102）＞东部（1.080）＞中部（1.053）。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三个地区分别提高了0.048、0.090和0.059。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带动，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技术创新后劲充足，但资金利用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技术效率的细分来看，三个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第一阶段均有所提升，但增长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资金管理水平在调整后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规模效应未能充分显现，群众体育公共财政规模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从省份角度来看，在剔除环境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的省份数量由15个增加至28个，仅有天津、山西、西藏的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此外，有25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第一阶段有所上升，这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然而，江西、河南、广西、云南、青海和新疆这6个省份相较于第一阶段则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这些省份需要注重提高技术效率，以改善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问题关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本研究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2013—2021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通过SFA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财政分权度和文盲率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人口密度、体育管理人员比例和高等教育水平则对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产生正面影响。②静态的三阶段DEA模型计算结果显示，2013—2021年间，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综合效率相较于第一阶段有了较大提升，纯技术效率已接近生产前沿面，且各年份间的波动较小。然而，由于受规模效率的影响，综合效率仍未达到最优化状态，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此外，区域效率的非均衡化现象明显，综合效率从高到低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江苏在8年内的效率均为有效，而四川的综合效率仅为0.557。③动态的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计算结果显示，2013—2021年间，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第一阶段有所改善。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均大于1，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潜力。其中，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4.2 建议

4.2.1 加强资源统筹管理

在剔除经济、人口、教育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特别是东部地区在剔除环境变量后，财政效率提升显著。这表明，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加强资源统筹管理。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差距与人口分布特点，既要加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和农村地区群众体育公共财政的供给，又要加大对人口密集地区的管理和基础体育设施建设的力度，以保障供给。另一方面，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规模报酬递减的区域，需合理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走精细化和集约化的群众体育发展道路，以减轻过度投入带来的资源冗余。例如，在设施建设上，应提供符合全民健身需求、简单易上手的锻炼器械，或挖掘各种闲置资源的潜力，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让群众享受更丰富、更优质的公共体育资源和服务。

4.2.2 打造多元协同主体

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规模效率偏低，导致综合效率难以实现最优化。当前，群众体育多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模式形象化、数据化、同质化^[33]。而多元主体参与供给已成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34]。因此，政府需将“放管服”作为改革重点，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群众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以扩大政府财政规模。例如，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模式，将群众体育发展与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共享。吸收体育社团、民间体育组织、体育协会、体育企业等协同参与，促进供给方式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这将有助于当地政府将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群众体育领域，不断增加专业体育指导员数量、扩大体育场地面积等，从而扩大规模效应，缓解产出不足，提高综合效率。

4.2.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区域效率非均衡化现象明显，地区差距较大。为此，中央应根据各地区的财政规模和收入水平，加快供给侧改革，改善支出规模与结构，找准供需平衡点，提升经济发达、群众体育资源优质地区向经济落后、群众体育资源匮乏地区辐射的效果，实现精确化和差异化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要向西部落后地区倾斜，以促进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缩小地域差距，提升群众体育公共服务的可及度和满意度。例如，现阶段东部地区存在较多的财政冗余，可以向西部地区进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统筹推进群众体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合理调配，打破区域协作的时空限制，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同时，应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责任主体、服务保障和资金管理，预防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服务质量不高、财政资金违规挪用等问题，确保群众体育公共财政事务运行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4.2.4 提高预算信息化水平

技术进步对我国群众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群众体育主管部门应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大财政科技投入。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绩效提高^[35]。鉴于前后年份之间的财政预算存在较大差距，应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融入群众体育公共财政领域，以规范预算支出，全面提高决策的智慧化和科学化水平。利用大数据预测分析财政拨款数量，提供差异化和精准化供给，提高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打造智慧型的管理人才队伍。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机构等平台，培养打造一批群众体育财政管理人才，为优化财政支出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同时，大力培养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以缓解因地方群众体育资源有限而导致的供需关系不平衡的矛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