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全体人民为主体，旨在实现物质和精神全方位富裕的发展行为及其结果^[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将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在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对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战略部署。

完善分配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1994年，厉以宁教授提出了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基础上的以社会为主体的三次分配理论。三次分配理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阐释体育如何助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体育兼具事业与产业的双重属性，与市场竞争中的初次分配、政府责任导向的二次分配以及社会慈善驱动的三次分配紧密相连、高度契合^[2]，是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鉴于三次分配理论更多地关注物质生活领域，本研究主要分析体育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系统评价其成效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建议。

1 体育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三次分配理论已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2019年，三次分配制度被正式纳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3]。依据三次分配理论，初次分配着重于强化社会财富的创造，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二次分配则侧重社会公平的维护，主要依靠政府责任；而第三次分配则是对公平的补充，主要依靠社会慈善的力量^[4]。体育在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发挥对初次分配的贡献，通过发展体育市场，增加人民收入，实现生活财富的增加；其次，政府应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责任，通过实施二次分配，利用公共体育服务来维护社会公平；最后，在社会层面，应大力发展体育慈善事业，以助力三次分配（图1）。

1.1 体育产业富民：体育市场对初次分配的推进机制

初次分配，是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分配过程秉承多劳多得的原则^[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实现富裕，即经济的充分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国家经济规模，初步实现了社会富裕，为从富裕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6]。体育市场对初次分配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不断增加体育产业产值，增加社会财富积累；二是通过体育产业吸纳就业，实现富民增收效应。

体育产业是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福利系数呈相对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的福利系数则呈相对上升趋势^[7]。在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中，体育服务业的产值逐年增加，2022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为9 180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70.1%。体育产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典型代表，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体育市场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产值、增加值不断夯实社会财富的基础，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初次分配创造了有利条件。

体育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就业人口。就业弹性是衡量产业发展对就业促进效果的重要指标。国际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体育产业具有吸纳大规模就业的能力，尤其是体育服务业在吸引就业方面的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表明，我国体育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8，远超农业和制造业^[8]。在第三产业中，体育产业的就业弹性超过旅游产业，虽低于文化产业，但体育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与文化产业基本持平，个别年份甚至超过文化产业^[9]，显示了体育产业发展对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价值。

1.2 公共服务惠民：政府责任对二次分配的推进机制

二次分配，亦称社会转移分配，是政府对收入要素进行再调节的过程^[10]。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国家借助税收、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手段，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次分配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实现“抽肥补瘦”，利用转移支付弥补落后地区的发展短板，达成区域间社会福利水平的均衡。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不同地区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逐步推动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1]。

转移支付，是基于地方财政力量的现实差距，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实施的政府财政资金转移或平衡的制度安排，是平衡地区和层级间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11]。体育转移支付，作为体育领域的转移支付行为，主要为保障地区或层级间公共体育服务的均衡性。体育转移支付可分为普惠型（体育领域外）和专项型（体育领域内）两种。长期以来，体育转移支付依托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等公共服务项目，优先向中西部和落后地区倾斜。政府转移支付能够带动地方各级政府资金配套和社会投资，有效提升落后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12]。

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一项无差别性的服务项目，能够让广大社会民众普遍感受到体育的惠民效应，提高群众对体育事业的满意度。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对于保障群众体育权益、促进体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社会比较理论^[13]，群众高度重视所见所得的公共服务，并会据此作出对社会福利的判断。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平性，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逐步趋向均衡。研究表明，公共体育服务能够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提升精神富裕程度。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能够增强群众体质、促进健康，有效减轻个人因疾病、失能等风险而承担的支付压力^[14]。

1.3 体育慈善爱民：社会服务对三次分配的推进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基于自愿、慈善、公益等心理动机，通过捐赠、捐献等形式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又一次分配^[15]。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个人或组织构建先富帮后富、有能力者帮助有需要者的良好分配格局。体育在助力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中，主要通过体育慈善捐赠（物质形式）和体育志愿服务（行为形式）来实现。

体育慈善捐赠以物质的形式参与社会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体育捐赠对第三次分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引导体育慈善意识、培育体育慈善主体上。体育慈善是体育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体现体育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16]。它成为体育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了额外的物质援助，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体育志愿服务则以行为的形式实现社会分配。体育志愿服务是指个体自愿且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身的体育技术技能、知识、资源，为体育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的行为^[17]。体育志愿服务的类型多样，其中与共同富裕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大众体育服务和体育支教服务。大众体育服务主要依靠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来实施，他们在普及全民健身科学知识、传授技能、开展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营造了良好的大众体育参与氛围。而体育支教服务则利用发达地区的体育师生资源，组成体育支教团，深入教学一线，对中小学生进行体育知识与技能、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有效补齐了体育教学的短板。

综上所述，体育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充分利用体育市场的发展来“做大蛋糕”，同时依靠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慈善来“分好蛋糕”。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不仅形成了政府消费，还拉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志愿服务则提升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的技能和素质水平，强化了人力资源的培养，对初次分配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我国体育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状况

2.1 体育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成效

2.1.1 体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我国体育产业持续增长，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在体育产业的起步发展阶段，对产值的估算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97年和1998年，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达到156.37亿元和183.56亿元^[18]。直至2006年，国家开始系统开展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产业数据。统计数据表明，自2006年以来，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和总值迅速增长，远超同期GDP的增长率，其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国民经济地位持续提高。尽管2020年因疫情影响，体育产业的增速出现短暂回落，但总体上，从2012年至2022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分别由9 526亿元和3 136亿元增至33 008亿元和13 092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3.26%和15.36%。体育产业的发展有效释放了富民效应，成为推动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重要抓手。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和2035年成为支柱性产业的战略规划，充分展示了体育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19]。

2.1.2 体育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

根据杨越等人的研究，2000—2005年间，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分别为17.38%和19.43%^[20]。体育产业就业增长率超过增加值增长率，凸显了其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逐年增加（图2），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有所提升。具体而言，2021年体育产业就业人口总量是2006年的2.8倍，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0.47%提高到了0.96%。此外，我国体育产业的结构变化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从长远来看，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每提升1%，体育产业就业人数将增加0.788%。然而，短期内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破坏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快于人才培养的转型速度^[21]。据估算，到2025年，体育产业就业人口将达到800万人，而到2035年，体育从业人数预计将介于1 957.47万至2 088.10万人之间^[22]，这进一步显示了体育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强大能力。基于国际上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熟经验，有学者建议将促进就业纳入体育产业发展的评价体系^[23]，以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稳定就业、促进民生中的拉动作用。

2.2 体育公共服务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成效

2.2.1 转移支付平衡区域间、层级间财政差距

普惠型体育转移支付以社会福利整体提升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其属于体育领域外的转移支付范畴。2012—2022年，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5 530.68亿元，其中，归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达到2 765.34亿元。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为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服务国务院批准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民政部资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了独特力量。2024年，财政部与民政部联合印发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主要用于资助服务于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符合宗旨的其他社会公益项目。而对于转移给地方使用的资金，其用于老年人福利项目的预算比例不得低于55%。

专项型体育转移支付则通过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来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属于体育领域内的转移支付。专项型体育转移支付侧重于缩小地区和层级间的体育发展差距，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精准地解决区域和层级间体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公共体育服务事权所属的本级政府相对固定的投入不同，转移支付多以“增量”的形式出现，它是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不均等问题、实现公众平等享受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手段^[24]。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体现了横向转移支付的状况。2011—2020年，中央本级公共体育服务的转移支付总量为184.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量的76.12%。体育转移支付依托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等项目来分配资金，有效支持了落后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

除了国家体育总局的转移支付外，省级以下政府也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纵向的转移支付，以推动不同层级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根据2011—2022年的地方分配总额，地方纵向针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转移支付总额应不低于1 659亿元。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依据地方制定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将资金投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等领域。体育转移支付有效地扶持了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对实现区域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2.2 推动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我国体育事业经费逐年增长，为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基础。在政府体育财政投入方面，1998年的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为53.48亿元^[25]，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 179.92亿元，22年间我国体育事业经费支出扩大了22.06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5.1%。从2011年到2020年，体育事业经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显著提升，特别是“十三五”期间的增速达到了23.75%。近年来，体育事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从“十二五”期间的0.2%~0.3%上升到2020年的0.48%，创下了历史新高。本研究以《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群众体育”和“体育场馆”统合计算公共体育服务的经费投入量。结果显示，2011—2020年间，各级财政总计投入1 100.73亿元。

政府投入和转移支付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达到了2.41平方米。然而，当前乡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15平方米，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实施了“全民健身补短板工程”，重点向偏远地区和农村倾斜。预计到2025年，农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持续提升，有效地缩小了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26]。

2.3 体育慈善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成效

2.3.1 体育慈善组织体系与功能完善

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冠名体育或运动的基金会共有70余家，其业务范围涉及体育领域的超过200个，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2.06%。当前，我国体育基金会已构建起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龙头，省市级基金会为主干，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为支撑的组织体系。

首先，体育基金会体系日益完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作为体育基金会的典型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在2011—2023年间共筹集资金48 443.46万元，用于慈善项目的支出达到31 992.2万元，有力推动了体育慈善项目的广泛开展。自2010年起，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积极促进体育公益组织体系完善，累计出资1 100万元支持11个省级体育基金会建设，搭建起体育基金会组织体系。其次，体育基金会以慈善项目为载体，不断创新体育慈善形式。2023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在22个项目中投入1.2亿公益资金，以助力体育健康、体育奖学金以及运动项目的发展。此外，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还与其他基金会、体育协会紧密合作，广泛开展慈善活动。例如，2005—2018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实施了“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公益助学项目，为每名贫困学生提供5 000元资助，累计资助了超过2 0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总额超过1 000万元^[27]。

我国公募体育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和服务能力相对较强，而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则展现出领域聚焦、精准慈善等特点。截至2023年底，“姚基金·中国人寿百校体育帮扶计划”在5年内累计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个县（市、区、旗）的917所学校超过85万人次的乡村青少年提供了专业的体育教育服务^[28]。总体来看，我国体育基金会在汇集社会慈善资源、服务群众发展、实现第三次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3.2 体育志愿服务规范有序发展

我国体育志愿服务依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逐步实现了规范化管理。为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国家相继出台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截至2021年底，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已达到270万，他们成为大众体育活动组织、开展和技能传授的重要力量，是推动科学健身普及的基层抓手。同时，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也逐步建立，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长效机制得以逐步构建。综合来看，我国体育志愿服务的开展在提高群众体育技能、促进体育活动开展和推动社会风气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进精神富裕的重要力量。

体育支教服务已成为提升落后地区学校体育技能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部分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体育师资匮乏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积极组织开展了体育支教服务。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快乐操场”项目，通过向偏远贫困地区缺乏体育器材的中小学捐赠体育设施设备和开展体育支教活动，每年捐赠金额达千万元以上，覆盖500所中小学，有效缩小了贫困地区体育教育的差距。当前，教育扶贫和体育帮扶已成为东部对口援疆、援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9]。2023年，来自全国27所高校的466名大学生志愿者前往山西、内蒙古、江西、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区的218所中小学，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活动^[30]。体育支教服务展现了专业优势，有效提升了当地学生的文化素养、身体素质和艺术审美水平。

3 体育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不足

3.1 体育产业富民不足

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有待提高。体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是评估其对经济贡献程度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呈现出“制造业占比大、服务业占比小”的结构特点，导致体育产业对经济贡献的效益相对较低。具体而言，2014年以前，体育产业对GDP的年均贡献率和年均拉动率分别为0.73%和0.10%^[31]。2014年以后，随着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体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也略有提升。然而，2015—2022年间，体育产业发展对GDP的年均贡献率和年均拉动率分别仅为1.25%和0.93%，远低于同期的文化产业。

此外，体育产业在促进农村和农民富裕方面的效应不足。为推动乡村振兴，我国大力支持特色小镇发展模式，大量资本涌入农村，各地利用丰富的山地、林田等资源建设了众多体育特色小镇。然而，调研发现，这些在农村落地的体育小镇普遍存在规划同质化、产业移植化、发展内卷化及倾向地产化等问题，服务协调能力欠缺、发展动力不足，导致所占用的土地难以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向乡村移植、引导农户参与的户外运动和休闲产业项目，由于缺乏消费群体，往往沦为景观工程和烂尾工程，反而成为“困民”产业。有学者^[32]总结的乡村产业“空产业无富民”“困产业难富民”“弱产业弱富民”“强产业弱富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体育产业发展的富民困局。

3.2 体育产业吸纳就业结构冲突

当前，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户外运动休闲、运动康复、冰雪运动等运动项目的管理型、技能型和技术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32]。然而，在我国体育人才供需市场中，却存在着体育类毕业生难以找到对口工作及体育领域离职率较高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体育产业吸纳就业的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调研中徐州某知名高端社区游泳馆的负责人曾坦言，“因招不到体育类毕业生，恨不得将前台服务人员、保洁人员通过培训成为游泳教练和救生员”。另一方面，大量体育类毕业生却面临着找不到对口工作的尴尬境地，这不仅导致体育人力资源的资产专用性降低，还严重影响了体育类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水平。体育产业用人需求和人才供应之间的矛盾，不仅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还影响了初次分配的效果。

3.3 转移支付的绩效不高

项目制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削弱了地方发展的自主性，进而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自1998年《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体育彩票公益金在体育扶贫工程等专项支出中逐步明确了项目管理的思路。至2013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更是明确提出，转移支付应采取项目法。在此框架下，地方政府需遵循资金使用规范提交项目申请，国家体育总局则依据地方政府上报的项目数量，按东、中、西部不同标准分配资金，并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项目配套。然而，这种以项目为主导的转移支付逻辑，虽满足了标准化治理的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项目类型单一，转移支付资金仅限于项目建设，导致体育设施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地方缺乏相应的管理维护资金。此外，项目治理还容易引发“跑部钱进”“马太效应”等突出问题^[33]。

3.4 政府财政投入增长缓慢

虽然我国不断增加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但增速仍相对较慢。尽管我国体育事业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支出8.5%的增长速度和教育财政经费9.4%的增长速度，但公共体育服务在体育事业经费中所占份额仍然较小。2011—2020年间，其最高比例仅为28%，最低则仅为11.19%。同时期，公共体育服务经费的增长率为6.17%，低于同期政府财政支出、教育财政支出和体育事业经费的增长率。各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投入状况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定位不相匹配。据统计，2011—2022年间，各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约为1 300亿元，而政府性基金（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则超过1 900亿元。

3.5 体育慈善的社会支持不足

我国体育慈善组织数量相对较少，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截至2010年底，我国带有体育名称的基金会仅有70余家，慈善项目相对匮乏。相比之下，美国110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英国92家足球职业俱乐部中^[34]，分别有99家和89家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对部分体育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分析显示，与艺术、教育、环保等领域相比，体育领域慈善基金会的净资产和项目总支出均较低。

同时，体育慈善捐赠量也相对较少。数据显示，2011—2022年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个人捐赠量极少，不足捐赠总量的千分之一。例如，2020年浙江省体育基金会共获得1 556万元的捐赠收入，其中体彩彩民捐赠133万元，105位杭州马拉松慈善跑参与者捐赠21万元^[35]，这已是规模较大的个人募捐活动。此外，体育慈善组织普遍缺乏公信力和独立性，专业化水平较低。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部分国家级和地方体育基金会的透明度相对较好，但一些非公募基金、地方性体育基金会的透明度则较差。信息不透明直接影响了体育慈善组织的信誉和公众的慈善积极性^[36]。

3.6 体育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缺乏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其结构不合理、年龄偏大、知识层次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依赖个体认知进行指导，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导致大量社会体育指导员过于关注自我健身，参与一线体育指导的比例不高、指导次数偏少、覆盖面有限。访谈发现，大量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未真正发挥服务基层群众体育需求的功能，导致其作用不健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稀缺，指导服务严重不足，影响了群众体育技能的提升。

此外，体育支教服务呈现出短期化、项目化特征，系统性不足。当前，尽管部分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组织开展了相应的体育支教活动，但普遍呈现出短期化特点，有的支教服务时间甚至仅为数周，流于形式。同时，体育支教项目大多依托扶贫项目进行，当扶贫项目结束后，体育支教也随之结束。尽管个别地区要求城区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时要有农村支教经历，但在执行过程中表面化特征明显。体育支教行为的系统性不足，导致体育教学的系统性被打断，影响了体育支教服务的效果。

4 体育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对策建议

4.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的进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富民、惠民、爱民逻辑融入体育发展全过程，指导体育事业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要坚决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以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战略为重要抓手，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助力体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在体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育产业、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慈善均应将人民群众对体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体育产业的价值评价、公共体育服务功能的实现及体育慈善活动，均应以实现人民体育福利为核心导向，坚决抵制资本对人民体育价值的侵蚀，彻底纠正体育发展中的资本至上逻辑。同时，应严格限制、审查离岸体育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体育慈善活动和项目，以防止其偏离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导向。

4.2 做大做强体育产业，以竞争夯实初次分配基础

应加速培育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坚持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推动体育产业壮大发展，提高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从而增强体育产业在富民增收、助力初次分配方面的作用。各地应进一步提高对体育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丰富体育产业发展类型，特别注重户外运动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同时，进一步规范体育产业中的投资行为，严格限制无序投资和资本扩张，严禁体育产业圈占林地、农业用地、草地等，以提升体育产业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此外，应积极发展体育产业，充分释放其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效能。各类体育企业、体育社会组织应不断拓宽体育人才招聘渠道，完善体育人才使用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和收入水平。面对体育产业人才供需矛盾，体育企业和相关院校应积极推动“企校合作、产教融合”，共同创办现代体育产业学院，加大力度培养体育行业急需的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4.3 强化政府责任，以公平导向做好二次分配工作

不断提高体育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支持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持续改进资金分配机制，积极采用因素法实施转移支付。建议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紧密结合地方体育发展实际，开展惠民、富民的体育项目。同时，需改变以往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公共体育服务投入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探索实施“费随人走”的转移支付办法，以提升城乡间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对于青少年、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应予以重点关注，兼顾扶持。

政府应明确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投入与公平责任，合理配置资源。从推动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各级政府部门需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高度，不断加大对全民健身经费的投入力度。建议在体育事业经费中，有计划地增加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比例。各级地方政府应密切关注群众公共体育需求的转变，聚焦各地全民健身发展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体育发展问题，深入推进体育精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4 社会营造体育慈善氛围，以奉献助力三次分配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作为中国体育基金会的典型代表，应进一步确立体育慈善助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通过体育慈善活动，不断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和人群间的体育发展差距，为全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体育基金会等体育慈善组织应坚持透明运作，积极吸纳体育慈善捐赠，扩大体育慈善规模。同时，应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体育慈善活动，宣传体育慈善利国利民的理念，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体育慈善的良好氛围。在支出方面，应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福利为出发点，不断优化体育慈善项目和支出结构，提高受助者对体育慈善的满意度。

此外，不断优化体育志愿服务类型。进一步发挥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作用，创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功能与类型。通过完善志愿服务引导机制，持续提升指导群众体育发展的效率，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体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推动体育支教服务质量提升，打造体育支教服务品牌。支持体育支教服务由点到面逐步拓展，建议在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地区的合作中，设立体育帮扶组织。同时，支持相关院校组建体育支教团，以专业实习、银龄教师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动体育支教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