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时的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略”，旨在谋求我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最终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这一理念体现了和而不同、互鉴融合的文明观，正在对普世文明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超越性。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本质上具有价值共享性和理念超越性，承载着人类和平与共同体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

然而，由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竞技体育异化问题不断显现，原本应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幸福的竞技体育，反而成为限制和约束人的力量。这与长期受到义务论和效果论的主流规范伦理学影响密切相关。作为目的的人逐渐被作为手段的人置换，竞技体育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道德哲学开始对义务论和效果论提出质疑。随着义务论和效果论的逐渐坍塌，德性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兴起，理论的“目光”重新转向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德性伦理学^[2]。与义务论强调行为的道德原则和效果论强调行为的功利结果不同，美德伦理学强调的是作为行为者的人本身。所谓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良好并使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3]。在古希腊时期，原初的竞技体育本意就是展现身体的德性（αρετη），即人们通过体育竞技追求身体的卓越。鉴于德性的可通约性，竞技赛会在客观上也推进了古希腊松散城邦之间的文明交融和秩序构建。

现代竞技体育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其实质便是对德性的背离和弃置。如何有效克服竞技体育的异化？现代竞技体育亟需实现伦理转向，即从义务论和效果论重新转向美德伦理学。在美德伦理学看来，善好的竞技体育取决于这一实践参与者德性的实现。竞技体育实现伦理转向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德性的复归。因此，有必要重回古典主义观念，探寻古希腊竞技体育中蕴含的德性向度及其背后的联系，为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突围提供理论资源。同时，这也为当下构建人类体育共同体，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可能的路径。

1 竞技体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并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了诚挚的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4]这一阐述为我们指明了思考的方向。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人类是一个和而不同、互鉴融合的文明共同体。面对不同民族国家的国情和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偏执僵化的普世文明观，尊重各民族和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模式，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主张文明的交流互鉴与融合，超越文明的隔阂、冲突与优越，走向文明交流、互鉴与共存，达到开放包容、持久和平的状态^[5]。

1.2 现代语境下对竞技体育的理解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已成为人类共同体生活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现代竞技体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体育职业化、商品化和规模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然而，竞技体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展示身体技能的身体运动形式，它还蕴含着人类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的德性向度。在竞技过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拼搏的快乐和身体存在的自由，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竞技体育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追求自我超越和取胜价值观念的竞争性；第二，体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第三，竞技场所和过程的公开性，这既包括运动员参与过程的公开，也包括观众观赏过程的公开^[6]。竞争性、公正性、公开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不同的文明国度中具有普遍性，这使得竞技体育在面对不同的文明国度时具有通约性。

1.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代竞技体育的内在契合性

竞技体育作为体育运动的重要形式，本身乃是一种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涵盖人类文明各领域的社会活动，关乎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7]。人们在现代竞技体育中所达成的价值共识、实践共通及命运共融，共同构成了在体育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8]。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通过追求卓越的愿景与公共的规则，将不同的文明国度紧密相连，这可以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体育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现代竞技体育所具备的价值共享性和理念超越性，能够成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的桥梁。

第一，公正与包容并存的价值归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中国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尊重各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诉求，维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反映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追求，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一价值体系所蕴含的维护国家平等、促进文明对话、尊重文化多样性等重要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蕴含着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开放与包容为各国寻求利益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公正与包容并存，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互鉴融合”传统理念的体现。同样，公正与包容也是竞技体育的基本精神。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例，不同国家的参赛者拥有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赛场上相互尊重、接纳，并遵从统一的规则。平等与公正是竞技赛场上的伦理共识，这与《奥林匹克宪章》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高度一致。《宪章》条款明确指出：“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9]这种蕴含公正与包容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共同的价值归旨。

第二，共同体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具有一种对人性的积极预设和期待，即人是有充分理性自觉和尊严的个体，拥有共同的理念，这促使个体走向共同体的整体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和特殊主义不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需要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建立联系。通过将个体置于整体之下，人们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样，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孤立或相互隔绝的，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共生共在的。共同体生活才是人类的终极指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需要基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以共同体为组织框架，通过人类的主体视域来纾解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11]。竞技体育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生活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众多参与主体和客体的体育实践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伴随着体育历史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倡导人追求卓越和公平进取，关注人的身心协调发展，践行人之存在的意义，从而推动人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正如奥林匹克运动在提升人的身体技能、愉悦精神、促进团结友好、树立良好榜样等方面所展现的，竞技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第三，和平的愿景与美好生活的期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组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蕴含着对和平及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和平的追求，同样是竞技体育的内在价值追求。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是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新世界服务的盛会。奥林匹克运动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基础上，将“更团结”设定为终极目标。这表明，竞技体育是为人的和谐发展而存在的，更是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的社会而存在的。作为人的一种实践生活形式，竞技场上所展现的一切美好价值与意义，都将被置于人类宏大的生活叙事中，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人们对和平的持续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 现代竞技体育异化及原因

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不断朝着政治化、商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一个被“现代性”裹挟的附属品，从而偏离了其本质，发生了异化。而这种由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竞技体育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

2.1 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的表现及危害

第一，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化：作为手段的身体。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化，实质在于竞技体育过程中，人作为体育运动实践的主体，其身体的自目的性被破坏，身体被当作一种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存在。这种异化体现了人与竞技体育发展的一种失调关系。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包括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管理者等，对竞技体育目的的片面理解与追求，让原本应追求自身发展、实现身体卓越的他们，却被运动成绩和物质奖励所驱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身体本身“不择手段”。竞技体育本身应赋予身体非凡的目的性，竞技者在赛场上应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挑战自己的极限，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性。身体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背弃，是对竞技体育本质的背离。当身体沦为争胜的手段和工具时，竞技体育也彻底远离了其本真性，“运动着的身体”本身具有的非凡目的也将被彻底遗忘^[13]。

第二，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公平正义的“失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实际的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技术、战术、管理手段均被赋予了科技的力量。科技原本是服务于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却沦为某些“功利性目的”的实现手段，进而使竞技体育的过程发生异化。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基因增强、药物增强、器械增强等技术，成为赛场上的“制胜奇兵”。谁掌握了最新的科技，谁就提前锁定了胜利。一方面，为了提升竞技水平而对科技的过分运用和依赖，会导致运动员丧失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本主动竞取卓越的身体，沦为被科技和战术支配的附属品。这带来的直接危害是运动员身体正当性的丧失和权利的被侵犯。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科技手段的滥用意味着在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削弱了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科技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运动员无法确保起点的公平，自然也就丧失了程序上的公平和结果上的公平。

第三，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体育精神的背离。通常，善好的竞技体育会产生对人的发展具有正向启迪和积极影响的思想意识，即所谓的体育精神。比如，奥运会所强调的拼搏进取、树立榜样都是体育精神的彰显，同时也是体育共同体行为的动力源泉。当竞技体育开始被政治、商业、科技力量裹挟时，其目的就外在于竞技体育本身。既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超越、展示人的卓越，也不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守护共同体生活，这就意味着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对外在于竞技体育目的的过分追逐，无论是名誉还是金钱，都将背离体育本身所具有的“高贵精神”。一方面，受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国际社会存在一种难以破解的主权国家边界。竞技水平的高低、竞技结果的好坏，都首先被用作衡量一个民族优劣或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6]。无法破除这种以主权国家或民族主义为边界的竞技目的，自然也就无法真正释放体育精神。另一方面，商业经济力量也在极力渗透，通过左右竞技体育的比赛结果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诸如滥用兴奋剂、踢假球、吹黑哨、暴力事件、场外交易等一系列问题，使竞技体育越来越背离体育精神。当竞技体育失去体育精神的“看护”时，也就意味着竞技体育对体育共同体的背离。

2.2 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的原因

对于竞技体育的异化而言，政治化、商业化、科技化等外部原因固然重要，但我们还应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竞技体育异化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随着目的论的坍塌，伦理学逐渐转向义务论，特别是效果论的方向。在这种转变下，道德仅仅被视为对规范的服从，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在赛场上，参与主体往往利用各种手段打规则的“擦边球”，认为只要不违反规则就是正确的，这是典型的义务论价值取向。更有甚者，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在赛场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今，人们对竞技体育场上的道德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似乎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已经忽视了体育参与者首先是一个德性主体和能动主体的事实。

回顾古典时代，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本意在于展现身体的德性。人们通过身体竞技的形式来追求卓越，并通过竞技赛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松散城邦之间的文明交融和秩序构建。然而，反观现代竞技体育，却深陷异化的沼泽。这与其说是受义务论和效果论的影响过深，不如说这是一个缺少德性的时代。竞技体育已然走向了“后德性”的时代。换言之，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的本质原因，在于现代竞技体育对德性的背离和忽视。因此，美德伦理学理应占据竞技体育的高地，而竞技体育异化的克服，也应当诉诸德性的复归。

3 古典竞技体育蕴含的德性向度

在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他们怀揣着追求卓越、崇尚荣誉的爱敬之情，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视为一项讨神欢喜的神圣之举。运动员对卓越的追求，实则是对获致完美德性的自觉与自知。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幸福被界定为一种“合乎完美德性的灵魂活动”^[3]。这种“完美德性”亦被称作“卓越”，其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使个体尽可能达到完满与自足的状态。古希腊人将对卓越的追求与德性的实现融入共同体生活之中，其中，竞技体育赛会在共同体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德性也因此得以在竞技体育场上充分展现。

3.1 奥运休战与和平构想

在奥运会举办之年的春季，伊利斯城邦（奥林匹亚所在地）会派遣传令官周游各城邦，通报赛会即将举办的消息，并要求各邦在赛会举办当月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严格遵守“神圣停战协定”。鉴于参赛者和观众往往路途遥远，停战时间后来被延长至两个月。在古希腊，竞技优先于战争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和平友好的观念深植于各城邦执政者的理念之中，同时也影响了城邦公民的意识，从而冷却了穷兵黩武的军事热情，促进了城邦间的和平共处。这一将战争排除于赛会之外的传统，一直延续至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3.2 竞取德性与追求卓越

对于原本政治上松散且独立的众多古希腊城邦而言，真正将其整合在一起的，是各种泛希腊的宗教节庆以及为祭祀神祇而举行的竞技活动。那么，竞技为何能优先于战争？仅仅是因为竞技赛会是献祭敬拜众神的仪式吗？答案显然不仅如此。竞技所彰显的，与其说是虔诚，不如说是卓越。从实质上看，正是追求卓越的愿景与理念，促使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城邦维持着彼此间基本的公共秩序。“当英雄时代落幕，希腊人迎来了赛会时代。希腊人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所有高级生活，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德性（ αρετη）都被完全展示出来。在比赛中，获胜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敌意的、高贵的胜利，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战胜和超越另一个人。在生活中，很多不同的方面开始带上这种竞赛的特点。宴饮上宾客们的交谈和轮流唱歌中，在哲学探讨和法律程序，甚至公鸡和鹧鸪打斗······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14]如果说竞技体育主要是一种外在体能与技能的展示，那么勇敢、坚韧、遵守规则等道德品质则是一个人的内在灵魂体现。希腊人追求的是身体健美与道德卓越完美结合的境界。如果说身体健美主要关乎个人品质或“私德”，那么道德卓越则主要是一种公民素养或“公德”的体现^[15]。《德性的体育场：古代斯巴达的教育与文化》一书的作者Kennell指出，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和比赛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还承担着培育正确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功能，不仅关乎个人对卓越的追求与达成，更关系到好公民的培养以及城邦公正或正义的实现^[16]。

3.3 规则遵守与秩序构建

“古代运动员不仅在奥林匹亚遵守共同的规则，而且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在本邦内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在这些规则下都被认为是平等的。 ”^[17]古希腊人具备法制精神，古希腊社会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奥林匹亚作为伊利斯政府管辖下的宗教圣地，设有管理圣地日常事务和履行祭礼的法规；同时，作为泛希腊赛会的赛场，奥林匹亚也制定了比赛细则，作为裁判执法、运动员参赛和观众资格界定的依据。古代奥运会的筹备、赛前训练、比赛、祭礼和授奖仪式都有明确的规则可循。运动员不仅追求身体的卓越，还明白卓越的竞取是对共同竞技规则的遵守。他们无论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还是在日常的共同体生活中，在平等身份的获取、社会关系的处理等方面都遵守共同规则。如果将政治视为创建公共秩序的行动，那么古希腊竞技体育则提供了一种通过遵守公共规则来创建秩序的途径，这与通过公共权力来创建秩序的传统路径不同。

在古希腊，公民生来就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德性的实现最终是为了实现城邦共同体的幸福。鉴于德性的可通约性，竞技赛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松散城邦之间的文明交融与秩序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竞技体育是城邦公民个体通向城邦共同体幸福生活的缩影。人们通过规则实现公正，通过竞争实现超越，通过盛会维系和平，寻求以超越的愿景和公共的规则来达到秩序构建的目的。很显然，竞取德性和追求卓越在古希腊是被置于公共领域来探讨的。反观现代社会，德性早已被斥退到私人领域。现代竞技体育的异化，正是体育共同体对德性的背离和弃置。因此，实现向德性的伦理转向，也成为现代竞技体育异化救赎之路的必然选择。

4 现代竞技体育的德性伦理转向路径

4.1 整合竞技体育的“外在之善”与“内在之善”

竞技体育的“外在之善”是指运动员通过竞技体育的技能获取金钱、声望和社会地位等。这种“外在之善”的获取往往使身体沦为争胜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否意味着“外在之善”应被摒弃呢？其实不然。“外在之善”不仅对参与者本人有利，也对其他相关者有利，如奖金、奖牌乃至纪录都是个人和团队共同享有的荣誉。而竞技体育的“内在之善”则是通过社会德性而获取的内在于竞技体育实践本身的价值，如参与感、愉悦感、战胜自我的掌控感，以及在竞技过程中体验到的勇敢、节制、智慧、真诚、勤奋、毅力和自律等品质。通常认为，“外在之善”的追求会阻碍运动员对“内在之善”的感受。然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笔者更倾向于整合竞技体育的“外在之善”与“内在之善”，将二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更整体和包容的方式理解竞技体育。关键在于，不是做出好与坏的判断，而是使每个参与主体都能清晰认识到竞技体育的本质及人在其中的非凡目的，从而调和人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从个体层面看，这需要运动员正确理解竞技体育的本质，充分发挥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律，将个人目标与共同体目标紧密结合。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这需要道德教育的持续介入，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强烈的道德需求和道德感，切实提高竞技体育参与主体的道德接受能力，使其自觉接受道德规范与约束，将和平愿景与美好生活期许深植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观念中，进而对竞技体育异化进行矫治和纠偏。

4.2 培养竞技参与者的德性应用能力

若将体育视为“人之在世”的一种实践方式，竞技体育则以其特有的体育实践共同体形式承载着人之存在的意义。竞技体育旨在实现德性，而实现德性就是实现共同体的幸福。换言之，竞技体育最终通向的是人类共同体的幸福生活。通过竞技体育获得德性，并非仅通过提高个人运动表现和技能来实现，而是通过积极参与具有历史、传统及具有共享卓越准则的共同体来实现。我们在竞技体育实践中获得的德性可以转化为对共同体其他实践类型的参与，从而帮助我们抵制异化的影响。要实现这种转化，使竞技体育德性成为现实生活的德性，需要一个统一的、以目标为导向的个人生活叙事结构。勇敢、节制、正义等德性本身不会改变，但它们在不同个体、不同情境和行为中的表现是多样的。要实现竞技体育实践中德性的迁移应用，需要参与主体对德性本身有所自觉，并对不同情境有智识上的自知。参与主体能够自觉实现竞技体育场和任意生活场景之间的德性迁移，对于当下走出竞技体育道德困境，回归真正的体育精神和守护共同体生活至关重要。

4.3 提供竞技规则共同遵从的“制度之善”

对竞技体育规则的遵守，也是对竞技体育共同体生活的守护，旨在促进体育共同体的善好，进而增进人类共同体的幸福和美好。竞技体育规则是人类在竞技体育参与实践中相互约定的一种社会契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竞技体育参与者相信自己能够展示身体的卓越，遵守竞技场的规则，并相信对手及其他参与者也如此。然而，仅设定竞技规则或遵守竞技规则，并不能完全实现竞技体育正义。因为规则通常只能保障竞技体育程序上的正义，而竞技体育并非仅限于竞技场的即时性比赛，还涉及赛前和赛后的延时性。比赛之外的“共同规则”往往未设定且不确定，这就需要“制度之善”的参与，即建立制度保障。实际上，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与人本身的自由实现、全面发展是一致的，这既是制度伦理的内在依据，也是制度伦理存在的目的与意义^[18]。而从竞技伦理、运动伦理角度实现“制度之善”，需要社会宣传、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社会道德赏罚机制等方面的综合作用。

5 结束语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面对现代竞技体育深陷异化沼泽的现状，本文将理论视角聚焦于美德伦理学，重拾对德性的关注与回归。德性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成人”的内在条件，更是人类社会整体兴盛的内在条件。在古希腊时期，德性幸福涵盖了个人与共同体两个维度。柏拉图在探讨个人幸福时，将其置于城邦幸福的前提之下，认为这两者的幸福均与德性内在相连；而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至善”，不仅指向个人的美好生活，更关乎城邦共同体的繁荣。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现城邦共同体至善的内在条件是公民的德性，若背离德性，则无法构成一个能够实现全体公民幸福的共同体^[19]。

审视当下会发现，这种兼顾个人幸福与共同体幸福的古典德性幸福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尽管现代社会给竞技体育和个体带来的异化现象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但我们绝不能抱持宿命论的态度。即便无法绝对克服这种异化，仍可寻求持续向善的途径，这也是体育哲学应当肩负的使命。面对现代竞技体育日益远离本真、难以回归德性本心的异化现实，古典竞技体育的德性传统提供了突围的宝贵理论资源，为当下构建竞技体育的新秩序，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说明：

本论文是在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的德性救赎——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考察》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推进研究，部分内容参考导师蒋小杰教授待出版的《体育哲学十五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