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以降，体育已然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文明帝国，成为人类文明的某种象征。它是美德的体现，是道德的化身，是秩序的建立，是文明的内在形式^[1]。从现代进化论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古希腊只是体育文明进程中相对晚近的一个时期，而体育文明可追溯至人类起源。从石器时代到农业文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革命，体育及其原始形态为文明变革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能量。同时，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出的新形态也推动着体育的自我进化。从原始舞蹈到体育性质的仪式，从部落围猎到美丽足球，从“0”“1”代码到电子竞技······无不反映了人类文明与体育活动的深刻变迁。

以体育史观文明，体育的进化构成了一部宏大的人类文明史；以文明史观体育，体育与文明互构共变。文明是一个过程，是数万年演进的结果，它体现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的轨迹^[2]。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对我们反思目前的体育史研究、体育文化研究，并尝试从体育的文明进程中突破“学科危机”有一定启发，同样为体育史观的重构与研究范式的转变提供了新视角。

1 我国对埃利亚斯及《文明的进程》的研究

1.1 对《文明的进程》的关注

1998年，王佩莉翻译了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次年，袁志英翻译了第二卷。2009年，二人合作将《文明的进程》译为一卷。译作问世后，埃利亚斯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郭景萍较早关注了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的“情感文明化”，称其情感学是一种情感文明化的谱系学^[3-4]。此后，徐律等人^[5-6]、郭振等人^[7]从个体情感体验维度和个体到群体的情感表现方面又探讨了这一问题。对《文明的进程》进行较为全面解读的是叶隽，他从文明的社会发生学着手，试图以时间作为文明的分类原则，构建“古代—中世—现代”的三层结构，厘清野蛮到文明的进程，构建“人类—自然”的二元结构^[8]。他更加关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其表达出的“文明乃是一个过程”的含义。

1.2 对埃利亚斯体育思想的解读

沙红兵率先解读了埃利亚斯的体育思想，对其“体育文明化”和“体育化”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研究^[9]。刘洪涛等人对埃利亚斯的竞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文明进程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竞技体育是文明化过程的产物^[10]。李洋等人在肯定埃利亚斯体育竞技思想价值的同时，简要梳理了学者们对埃利亚斯体育竞技思想的批判与反思^[11]。王宏宇基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理论，从人类学的角度，以暴力与武士精神为切入点对“体育化”展开讨论，并指出现代体育是英雄主义最后的舞台^[12]，此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将现代体育仅视为一种消遣方式，忽视了体育的工具性、文化性和文明性。王松等人对体育化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认为“体育化为文明的进程‘寻求兴奋’，文明的进程建构体育化情感文明。”^[13]这一观点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上述观点基本反映了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所包含的多元理念。概而言之，文明化是一个过程。文明是自然与文化的分野，文明的进程是人从“野蛮”到“文明”及其之后继续文化发明的过程，它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将体育置于“文明的进程”的视野中，突出了人的文明性、体育化，或者说体育的文明化，是人的历史建构。

1.3 《文明的进程》对体育文明进程的启示

“文明”尽管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但“文明的进程”却从未中断。埃利亚斯认为，“文明进程是人的行为与感觉在某一方向的改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改变，这种‘文明’，并非是在过往的年代里某一时刻，某些人有意为之；渐渐则完全是有意识、有‘理智’通过目的明确的措施来实现的。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文明’还是合理化，都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都不是高瞻远瞩精心策划的结果。”^[2]4413从哲学上来说，“文明的进程”具有先验性，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且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它先于“文明意识”的出现，“文明化”只不过是其呈现方式之一，“文明”的概念是“文明化”的结果。

基于这一论断，我们认为，体育文明同样先于体育文明化而存在。体育文明化是人的历史建构，而体育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体系的文明，先于人的历史建构，体育文明的进程有一种客观的自在秩序，人的文明意识反作用于体育文明的进程。当然，这一推论的成立还依赖于赫伊津哈和伽达默尔的游戏学观点。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即游戏先于文化^[14]，它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互动的人的意识^[15]。程志理认为“游戏”作为不言自明的规则、先验存在的公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人类文明乃至人类演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游戏规则即秩序，而秩序构成了人类运转的可能，进而作出“人因游戏而始，文化因游戏而生”的判断^[16]。正如古特曼所说，体育是一种身体竞赛游戏^[17]9-16。只有将体育置于广义游戏的视域，体育文明的进程才更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原始社会以及前现代形式的自然游戏、具有体育元素的民俗仪式和节庆活动等显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可用潜体育形式进行表述。如此，体育文明的进程才肇始于人类历史的开端时期。

不同于将体育的发展置于劳动、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惯常范式，以体育与文明的关系书写的体育史，意在强调体育自身的进化是促进文明变革的一种隐性能量。体育的进化无疑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体育文明的进程以一种“亚文明”的形式呈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构建一部体育文明史，一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亨廷顿曾言，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当今世界秩序由几个主要文明构建^[18]。文明史观开创者之一汤因比指出，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人类整体，而是文明^[19]。简言之，新的全球史是文明史^[20]。另一方面是出于新时代对新的认知范式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在人类普遍社会形态演变史中开辟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1]。在这样的文明性语境中，探索面向体育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体育文明，书写一部展示中华文明形象的体育文明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体育文明的进程

根据体育进化的形态，体育文明的进程大致可分为纯粹游戏阶段、仪式化阶段、现代体育阶段和体育数字化阶段。体育文明的进程是一个连续的历时性进程，后一阶段的出现并不一定消灭或中断前一阶段的文明形式，而是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样貌。最古老、最简单的体育形式贯穿整个人类史，早期的体育形式在现代化、数字化的今天仍然存在。因而，体育的进化可以反映人类文明的历时性进程，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只能从其形式中发现彼时的文明特征。要做出对文明形态的准确划分是困难的，这也正是体育人类学、体育考古学、体育史学的任务。

2.1 体育形式的进化催生了原始文明形态

纯粹游戏是指以简单重复的动作为主、以游戏的形态存在，尚未形成严格规则、高度组织化和竞技化的一种状态。这一阶段大抵对应了人类由自然到文明的漫长时期，身体运动具有“先验性”。日本学者山崎正和认为，高度文明的结构萌芽于最简单、最原始的身体往复运动。他曾说：“比如‘打’这样的行为，伴随着全身运动，其中心是由手臂的各个关节的一次往复形成的。这是一条手臂一次屈伸完成的运动，仅以这样的方式依据状况与强弱就能产生各种意义。与此不同，‘走’的行为，仅一侧的手脚一次屈伸没有意义，至少要与另一侧的手脚的屈伸组合才能完成。同样，‘跳’、‘跑’、‘游泳’等运动都有各自的分节和单元的结构，形成与其他运动不同的完整的形态。以上所有的这些运动的过程中不需要意识的参与，运动的分节、单元化、结构化与完整化都是身体本身产生的······这种极为单纯的身体往复运动一旦在具有复杂的脑与神经系统的人类生理中形成的话，可以认为就是一种培育高度文明结构的重要萌芽。”^[22]这一观点与埃利亚斯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体育行为先于文明意识而发生，在体育文明的进程中，诞生了文明意识。由此可推论，正是体育形式的进化催生了原始文明形态——舞蹈、神话、岩画、巫术、宗教等。

2.2 文明因素的原生形态塑型于原始体育形式的仪式化

体育仪式化，是文明意识开始产生作用的结果，标志着体育从简单的游戏、往复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的特殊形式。体育活动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具有特定程序和规范的一系列仪式性行为，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承载着文化传承、社会认同和道德教化等多重功能。

李泽厚基于考古学发现和原始文献记载推断出，巫术礼仪、图腾崇拜、审美意识、神话等直接源于原始歌舞：“身体的跳动（舞）、口中念念有词或狂呼高喊（歌、诗、咒语）、各种敲打齐鸣共奏（乐），本来就在一起······它们既是巫术礼仪，又是原始歌舞。”^[23]同样，人类学家凯卢瓦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文明的信息隐藏在原始游戏的规则之中，并分析了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古罗马文明，以及澳大利亚、美国和非洲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原始游戏，试图从中揭示出不同游戏所体现的文明的特征。凯卢瓦说：“希腊人定期举行的奥运会伴随着献祭和游行，他们自身的努力、技能或优雅构成奉献给神的贡品。这些体育竞赛首先是一种崇拜，一种虔诚的仪式。”^[24]可见，如果将舞蹈、神话、岩画、巫术、宗教等视为文明的发生，那么显然，它们都发生于游戏之后，是游戏的仪式化。正如山崎正和所说，最早的身体运动是无意识的，原始舞蹈也并非在巫术、宗教中产生，而是原始舞蹈的仪式化进程催生了文明因素。

早期的文明化可能是不同等级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发生。等级制度建立了秩序，道德是一种控制权力，文明要求人遵循有关情感控制和自我抑制的规定，原始体育形式的文明性由此而生。例如，中国的射礼就是儒家文明的高度彰显。这也正是郭景萍称埃利亚斯的情感学为一种情感文明化的谱系学的原因，是叶隽厘清野蛮到文明的文明史进程，构建“人类—自然”的二元结构的依据。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所言：“在中世纪，社会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塑造人的。但是，当时形成情感模式的社会机制、执行机构以及制约机构，特别是在上流社会中，绝大部分与今天的不同。首先要指出的是，那时候成年人所必须遵循的有关情感控制和自我抑制的规定比以后的文明阶段少得多；其次，成年人与儿童在行为上的差别也要小得多。”^[2]150埃利亚斯潜在的意思是，文明的进程某一方面是通过情感控制和自我抑制来实现的。这些控制机制和抑制手段的原生形态就是道德、巫术和宗教，而文明的道德化、巫术化、宗教化正发生于原始体育的仪式化进程之中。

2.3 文明的秩序反作用于体育文明的进程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思想，原始体育的仪式遵循着“野性的思维”，或者说“神话思维”^[25]，这包含了人类的原始思维与意识的发生学机制。神话是人类言语的一部分，是人类从自然到文化过渡的象征，它与表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仪式存在着辩证关系^[26]。而神话表达的结果是潜体育仪式，通过图腾、身体语言等各种物或行为的象征来表现神话结构^[27]。神话思维是原始体育形式的逻辑表征，在原始体育形式中能够寻到神话的结构，如土家族摆手堂——摆手舞发生的神圣空间中供奉的三神分别引申为统治者、士兵（猎人或武者）和生产者（农民），又象征权力、勇气和财富^[28]。因此可以说，神圣心理和象征思维的发生是在原始体育形式仪式化之后，是在体育文明的进程中产生的，由此才使得原始体育形式成为宗教、巫术行为的仪式，成为涂尔干所说的“神圣物”。而不是在巫术、宗教、图腾崇拜等活动中去寻找原始体育的神性。

如果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照的代表美好的秩序，以及一种进步状态，代表人类进入理智与繁荣社会的历史阶段。”^[29]那么，文明的秩序建立在体育的进化之上，古希腊体育就是最好的例证。古希腊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其体育可能也是已知的古代体育文明进程的顶峰，不仅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身体的重视，还深刻地反映了其社会秩序、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中古时期赛会时代到来后，社会的教育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与宗教有关的节庆活动，壮观的祭祀仪式、合唱队和跳舞；另一个是运动会，为了达到把身体锻炼得无比完美的目标，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一种有系统的训练^[30]226。此外，竞技运动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诸如赛跑、摔跤、骑马、投掷铁饼这一类运动，荷马史诗中也有相关呈现，如《伊利亚特》中包含了所有种类的运动项目^[30]229。体育形式不断完善进化，相对应的规则秩序也在逐步形成并完善。这体现了体育文明进程的发生。阿伦·古特曼在其《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已经阐明了现代体育的特征：世俗主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条件、角色专门化、理性化、科层化、量化、追求记录^[17]20。可见，这是文明反作用于体育的结果。

体育的数字化是体育、科技与时代发展的产物，源于电子游戏的诞生。尽管目前对电子竞技能否归属体育还存有争议，但不乏将其视为体育数字形式的观点，这是体育进化的新形态，也是体育文明进程的当代呈现。以具体的体育形式为例，足球这一体育项目的进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体育文明的进程^[31]。德斯蒙德·莫里斯说，足球是对远古狩猎活动的戏仿，不是作为一种生存机制，而是一种闲暇活动。城市的扩张挤占了室外游戏的自然空间，为了能够继续享受狩猎的快感，古罗马人建起了巨大的竞技场。大约19世纪中叶，广义上的足球进入室内竞技场，室内足球场成为了大自然的仿生场域^[32]。可以看到，足球身上汇集了至少三种文明的样貌，如果算上《Soccer》《PELE′S SOCCER》《FIFA》和《实况足球》系列等电竞项目的话，就是四种文明形态。

至此，已经可以说明从《文明的进程》中得出的结论：体育行为显示出其相对于体育意识的优先性，文明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于体育文明的进程。原始体育形式孕育文明，人在体育中创造世界的意义，构建文明的秩序。

3 《文明的进程》对我国体育史研究的启示

3.1 以文明为单位书写世界体育史

人类学家将人类的文明进程划定为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这一论断深入人心。当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对人类文明的划分依据之一是社会革命，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生物科技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具体的时段划分主要是依据技术或者说是生产工具，它们的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在这种视野之中，原始体育形式除了发挥其工具性和娱乐性外，作为强身健体的活动和游戏，对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直接作用。因而无论何种体育史的书写，体育都只能置于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的文明史中，体育的文化意义和文明性是历史的建构。但考古发现中有许多图像资料，包括岩画、壁画，还有陶器、瓷器上的图绘，以及姿势怪异的石像、铜像等。我们从这些图像中推断出当时的体育形式及其功用，认为体育形式是在这些文化发生之后才出现的。

依据前文的推论，原始舞蹈的仪式化进程催生了巫术、宗教心理、审美意识等，那么可以认为，原始体育形式在人从兽性、人性到神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直接作用。换言之，原始体育形式直接影响了人的认知革命。由此可知，在文明的进程中，体育及其原始形态为每一场文明变革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能量。因此，我们也需要重新考量体育文明的进程。石器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是以文明的形态为划分依据的。从文明的时空性维度来说，历史上至少存在过12个明显的文明，其中7个已不复存在。亨廷顿认为，如今现存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它是中华文明的衍生文明，出现于公元100—400年间）、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它们共同构成今天的世界秩序^[18]。正如赵轶峰所说：“文明至今仍是人类内部组织的深层结构，然而在国族国家成为最重要的主权单元以后，文明的意义被现代国家分野所遮掩，文明在前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被大幅度淡化了。”^[33]

因而，以上述这些文明为单位书写体育史，考量体育及其原始形态在不同文明的发生过程中起到的革命性作用，以及不同形态体育所表现出来的文明性，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3.2 构建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体育史

回顾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百年历程，1919年以来，体育史专著主要包含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现当代体育史和世界体育史四大板块，并且逐渐构建了中国话语^[34]。

从近代的章辑五、郭绍虞、程登科到现当代的罗时铭、郝勤、崔乐泉等人，一众学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近现代史料等资料的爬梳，以及参与田野调查，共同绘制出一个超过5 000年历史、包含至少8 996种传统体育项目^[35]的“中国体育史”图谱。中华文明的悠久性、连续性、多元性在其中得以彰显，中国的文化、思想、民族精神、道德体系等亦包含其中。得益于中华文明总体上未间断的连续性、道德体系上长时间的统一性，以及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共存性，加之良渚、殷墟、三星堆、凌家滩、二里头等众多考古发现，中华体育文明的谱系之树定然枝繁叶茂。这也意味着中国体育史存在较大的可持续补进、开拓、完善的学术探讨空间，即使是创制出有关中华体育文明谱系主题的扎实有力的分支性成果，其延伸出来的价值亦可为中国固有的哲学、信仰学及中国传统的德治学增添积极而富有活力的元素。

而中华体育文明的谱系构建在中国体育史研究中涉及尚少。若以“文明的进程”而论，中华体育文明谱系的每一支系都有其自身的文明性、独立性，这些文明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民族所形成的意识与理性更加坚实的秩序。埃利亚斯说：“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进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2]444中华体育文明构建的谱系之树，亦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秩序图谱。不像希腊体育文明的进程曾一度中断那样，中华体育文明的进程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到今天，已经成长为一种如美国体育人类学家苏珊·鲍尔所说的“道德化”类型，这是中国体育对世界体育文明进程的贡献。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6]而体育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国家仪式的作用。当代中华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印证了埃利亚斯所说的“上层联结更为紧密，下层更大的崛起”^[2]506之特征。新时代，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立足点，揭示体育如何创造社会的意义，构建起文明的秩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