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4年是我国足球职业化的第30年，职业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将中国足球推向了市场化轨道，此后中国足球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力上都有了显著增长。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开始于2004年，是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中超公司运营的中国级别最高的足球联赛。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以下简称“中甲”）、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以下简称“中乙”）是中超的下级联赛。由于起步较晚，相关政策不够完善，赛场内的不和谐场面频频出现，有些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参与者不仅包含球员，俱乐部职员也时常卷入其中，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在行为没有越界的前提下，赛场暴力是体育赛事的一部分，但如果暴力冲突在体育比赛中占比过高，就可能让热血激情的比赛走向野蛮与失控，这既不符合体育精神的发展要求^[1]，也会对赛事造成恶劣影响，对于打造正面良好的中国足球形象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产生负面作用。

纵观国内外，赛场暴力的产生因素十分复杂，可能涉及法律法规、青训教育、情绪管理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汇总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分析其特点、影响与成因，并为如何控制和减少赛场暴力提供理论依据。

1 赛场暴力的释义

赛场暴力是体育比赛中发生在赛场内的激进表现，国外学者对暴力提出了三个评判标准：①有对他人进行身体伤害的意图；②通过言语或行为来发泄不满和抗议情绪；③极端暴力行为，即行为人为了发泄个人怨恨，以对社会进行打击报复并造成重大影响为目的的行为^[2]。我国学者研究认为，赛场暴力是指体育运动过程中赛事参与者为了谋取胜利，采取体育规则范围以外的肢体暴力或言语攻击手段来伤害他人的行为，或是针对赛场公共设施的破坏行为^[3-4]。可见，赛场暴力行为会玷污比赛精神，有损体育运动宗旨^[5]。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对赛场暴力进行释义解读：赛场暴力指比赛期间发生在赛场之内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权利、伤害他人情感的非理智行为，包含肢体冲突与语言攻击。

2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乱象

中超、中甲和中乙构成中国男子职业足球联赛，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女子足球甲级联赛构成中国女子足球职业联赛。在2022—2024赛季我国职业足球的2 304场比赛中（男足1 729场、女足575场），共发生133起暴力事件，其中男足131起、女足2起。由于女足样本数量较小，故做移除处理，只以131起男足暴力事件为研究对象。

2.1 暴力事件的表现形式

根据冲突参与主体，本文将事件分为球员及球员间的暴力行为、球员对裁判员的暴力行为、赛场职员引发的暴力行为三大类型，其中球员及球员间的暴力行为共发生89起，球员对裁判员的暴力行为共发生14起，赛场职员引发的暴力行为共发生28起。本文中赛场职员泛指凭工作证件入场并落座在替补席区域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包含但不限于领队、教练团队、翻译、队医等。表1展示了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部分影响较为恶劣的赛场暴力事件。

注：根据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通报内容以及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2.2 暴力事件的特点

本文通过查阅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文件，对以上131起球场暴力事件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暴力事件具有以下特点。

2.2.1 施暴球员各级联赛分布均匀

以往学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中超联赛，但发生在低级别联赛（中甲、中乙）的暴力事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性质恶劣程度上并不亚于中超联赛。数据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131起暴力事件中，中超、中甲、中乙分别占比33.59%、41.98%和24.43%。在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员工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仍会对相关涉事人员给予严厉处罚，但即便如此，比赛中球员斗殴、职员冲突、威胁裁判等现象仍屡见不鲜，并且低级别联赛媒体曝光较少，施暴者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

2.2.2 施暴球员平均年龄大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

图1显示，中超、中甲和中乙联赛中施暴球员的平均年龄皆大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且联赛级别越低，双方的年龄差距越大，中乙联赛的年龄差甚至达到了3岁。中甲和中乙球队人员构成时常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即亟需实战锻炼的年轻球员和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老球员占了大多数。通过对事件的回顾可发现，赛场形势千变万化，在需要有经验的球员指引球队前进的时候，老球员却成了不安定因素，主动挑起事端，引发暴力冲突。

2.2.3 暴力事件与主客场、赛况、比赛时间具有较强关联性

本文分析了131起暴力事件中施暴者、主客场、赛况、比赛时间之间的关联情况，有以下几处发现：①发生在下半场的暴力事件明显多于上半场。②客队引发的暴力事件多于主队；和职员相比，客场出赛的球员产生暴力行为的概率更高。③参赛球队在落后状态下心态容易走向失衡，最终引起事端。

131起球场暴力事件中有94起发生在下半场，因此本文对下半场暴力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图2展现了下半场各个时间段球场暴力发生的次数及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伤停补时阶段是球场暴力高发时段，共有37起出现在此时间段，其中18起由客队引发，10起由主队引发，9起发生在中立球场；由客队引发的18起暴力事件中，13起是平局或比分落后时发生的。

2.2.4 赛场暴力事件具有连锁效应

海因里希在1931年提出因果连锁论，他认为事故不会孤立地发生，而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具有连锁性^[6]。足球比赛也是如此，参与比赛的每一个个体的情绪都会随着场上形势的变化而波动，很多暴力事件在冲突前就已经埋下了“暴雷”的隐患，有时球员可以通过互相鼓励等手段调整不良心态，但当负面情绪积累到临界值的时候，球员的常规心态会被打破，这时球员就会被不良心态支配^[7]，在比赛现场狂热高涨的情绪影响之下，不和谐因子会在参与者之间传递，骚乱发生后会迅速向周边扩散，最终使得个人事件演变为群体事件。

根据裁判执法规则，在出现球场暴力冲突时，裁判员应以“先处罚挑事者并尽快平息争端”为原则，通常会先对施暴者出牌，而后根据视频回放做后续判罚。在131起暴力事件中，出现多张红牌或赛后追加处罚的事件达41起。在2024年5月4日的中乙赛场上，大连英博队某球员在第17分钟就被红牌罚出场，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赛后客场作战且赢球的广州队球员略带挑衅的动作将主队球员的愤怒情绪彻底点燃，一场大规模的斗殴事件就此上演。

2.3 暴力事件的影响

2.3.1 扰乱职业赛事秩序

比赛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会打断正常比赛节奏，降低比赛观赏性，在给球员和现场观众带来伤害的同时，也会扰乱联赛竞赛环境。中国足球经过职业化的发展，各方关系更加密切，一次性质严重的暴力事件可能会连带影响整项赛事的正常运行，举办方或相关赛区可能会遭到竞赛管理处的相关处罚，严重者会被取消举办权。

2.3.2 损害个人与集体形象

参加集体运动的选手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更代表着一支队伍，甚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形象。级别越高的比赛现场曝光度也越高，在新媒体传播的时代，运动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广泛热议。本文所调研的131场出现球场暴力事件的比赛全部在网络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直播画面中出现暴力事件，不仅有损个人与集体形象，在网络、媒体、球迷群体间的不断发酵热议下，还会对青少年和观众产生不良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威胁性^[8]。

2.3.3 阻碍中国足球品牌建设

品牌形象是指某行业或企业在市场和社会公众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该行业的认知。1992年6月，中国足协召开“红山口会议”，确立了足球职业化的发展方向，随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并与国际接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足球的品牌形象尤为重要，然而近些年国字号队伍战绩不佳与“假赌黑”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给中国足球的品牌建设和公信力塑造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足球的曝光度随着主场开放一路走高，若不能控制赛场暴力事件，中国足球的品牌形象势必遭受严重打击。

3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成因探究

体育领域暴力冲突并非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特殊事件，而是全球体育界共同面对的挑战。赛场暴力严重违背体育道德与社会规范，它与滥用兴奋剂、年龄造假、贿赂裁判员等行为都被认定为体育负向越轨行为^[9]。有学者指出裁判临场判罚是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赛场暴力的重要影响因素^[1]，但本文对131起暴力事件的调查发现，裁判判罚对赛场暴力冲突影响较小，故不进行讨论。本文将根据研究数据与暴力事件的特点，从法律建设、体育教育、赛场心理、观赛视角四个维度，对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成因进行探究。

3.1 轻惩治措施背景下施暴者行为合法化

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暴力，赛场暴力有着天然的社会容忍性，接受来自竞技体育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运动员的职业素养之一，而不确定性中的一项便体现为身体伤害：运动员需要自担在比赛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风险，同时被害人承诺、免责条款的签署给予了竞技体育暴力合法性屏障^[10]。本文涉及的131起足场暴力事件最终的解决方式均为对施暴者或施暴者所属单位处以罚款与禁赛，并未给予法律层面的惩治，长此以往赛场将成为某些参与者“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场所。另一方面，职业竞技体育长期崇尚行业自治，惯用行政处罚替代法律惩治，司法实践对比赛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性质难以做出判断，同时赛场暴力行为存在隐蔽性特点^[11]，取证鉴别难度较大，因此在既无法律条文依据、又无行政重罚的心理预期下，某些参赛者在赛场上便可能更无所顾忌地实施体育暴力了。

3.2 传统体育教育模式下暴力冲突合理化

国外学术界很早就对体育教育和体育暴力之间的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1993年西点军校运动队的学生们被邀请参与一项“体育训练是否影响参与者规则意识与道德水准”的试验，在学生们加入学校运动队初期，研究人员以笔试形式对他们进行了调查，在学生们毕业离开运动队前，研究人员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校队的这段时间里，学生们的体育规则与道德意识有所下降，而且团队项目运动员下降程度显著高于个人项目运动员^[12]。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某些时刻，教练出于对胜利的渴望，会期望球员采用一些暴力行为遏制对手势头，球员在这样的指导下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长，越会觉得使用暴力行为是合理的^[13]。

在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培养路径主要分为社会普及、青训机构（含足校）和俱乐部梯队，但由于当前体教融合程度有限，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很难通过社会普及的方式得到充分的锻炼提升，大部分青年球员还是在传统的青训机构或俱乐部梯队中成长。这种培养模式可以让运动员尽早进行专项化训练，但也存在着科学文化教育不标准、思想道德培育不完善、与社会严重脱节等诸多问题，而缺少文化学习会导致球员理解能力差，甚至无视规则。

此外，当前我国青训机构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朝夕相处的队友和教练普遍为男性，在这种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容易产生男子沙文主义，情绪管理能力较差，冲动易怒。退役球员是当前我国职业足球赛场内职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长期从事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在赛场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和参赛球员一样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刺激，产生偏激行为。

3.3 赛场逆境状态下参赛球员心态失衡化

足球是一项充满着身体对抗的运动，被誉为“和平年代的战争”，球员们在球场上争夺皮球如同万年前祖先们在草原上追逐猎物^[14]，这一过程中野蛮的冲撞与拼抢如同一次基因唤醒，是人类野性与征服欲的直观体现。尽管有学者定义现代体育会促使运动员产生同情心、公平、正直感与体育精神四种性格维度^[15]，但为了胜利，运动员时常会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美国学者Weinberg等人从运动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如何影响运动员心态，最终导致其不同运动表现的理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会接收到不同类型的信息，当表现不理想时，运动员会接收逆境带来的巨大压力并形成心理反馈，如果该运动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运动心理训练，那么这种心理反馈很可能是消极的，如果不能及时排解或转化，他的运动表现就开始下降，严重时有可能出现行为失控^[16]。另外，我国学者研究发现，运动员年龄、专业运动年限、运动等级与运动员心理疲劳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17]，这大概可以解释本文所发现的施暴球员平均年龄大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的现象。

后疫情时代，我国各职业足球俱乐部主场重新开放，球迷们回到了曾经并肩战斗、摇旗呐喊的看台，在给主队加油助威的同时，也会给客队带来巨大干扰和压迫感。虽然未知性是足球运动的一大特点，但大部分结果在最后时刻基本已盖棺定论，此时球员在深知回天无力的情况下就容易实施暴力行为发泄情绪。

3.4 单一观赛视角下赛场职员理解主观化

在131起暴力事件中，由赛场职员引发的暴力事件达28起。尽管占比不高，但其危害同样不容小觑。在这28起事件中，有24起出现在下半场或赛后，有22起是球队在平局或落后的情况下发生的，可见赛场职员作为俱乐部团队的一份子，对不利环境有着较为强烈的心理反应。职员的工作是分析比赛，洞悉场上形势，为主教练排兵布阵出谋划策。当前我国约80%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使用非专业足球场进行比赛，替补席和草坪之间由田径跑道隔开，职员的视角过于单一。本文涉及的28起职员暴力事件全部发生在非专业足球场，在和东南地区某中超俱乐部赛场职员交流后，笔者了解到当球队在非专业球场进行比赛时，球场的一些区域可能会成为视野盲区，此时只能依靠主观想象进行判断，这就容易造成职员们对局势的误读以及对裁判团队判罚的不理解，情绪积累后出现不理智行为。

4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遏制对策

4.1 加快相关法律建设，加大部门监管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自1995年颁布以来虽历经多次修订，但依然没有关于赛场暴力的条款，所以针对赛场暴力的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西方国家竞技体育职业化开展较早，相关法律较为完备，已形成基于法律规定的赛场暴力处理逻辑。例如，加拿大20世纪中后期将刑事手段作为抑制体育暴力的工具，显示了该国以刑法规范体育暴力行为的决心^[18]，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已在遏制体育暴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与理论成果。我国已有学者展开相关研究，并呼吁将刑法引入防范竞技体育暴力当中^[19]。但目前立法部门并未针对职业体育暴力出台相应条文，我国也尚未有运动员因实施体育暴力行为而被定罪处刑的案件。

针对赛场频发的暴力事件，本文认为在立足国情、不影响赛场正常竞争环境的前提下，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一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将刑事诉讼引入体育暴力领域的有益做法，聘请相关法律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基础上，完善针对职业足球赛场暴力冲突的相关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体育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体育法治社会的真正健全也离不开体育法规的切实运行^[20]，因此，各职能部门需要加大执行和监管力度，例如足协下设的竞赛委员会在负责惩处赛场暴力事件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各个职业俱乐部的督导，让竞赛规则深入人心，引导参赛者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来发泄不良情绪。

4.2 重视青训文化教育，提升球员规则意识

足球作为一项复杂的团队运动，在比拼球员体能和技术的同时，也在比拼球商。有学者提出，球商=（智商+情商+抗压能力）/3×100%^[21]，球商高的球员在场上的思路会更加清晰开阔，可以更合理地处理球，也能更冷静地面对场上不利环境，有效控制个人行为^[22]。因此我国需要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首先，青训机构要平衡青少年球员学训时间，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开设全日制课程，安排辅导员监督学生的学习，提高运动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形成良好健康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加深对纪律和规则的理解。以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营为例，青训球员每日都需要学习其他普通全日制学校也会教授的文化课程，考试不合格者甚至会被停训处罚或者取消去现场观看巴塞罗那一线队比赛的资格。其次，践行“走训制”培养模式，让家庭、学校、教练三方共同介入球员的成长过程，灌输“自律、自尊、自谦”的做人理念，而不是从小将球员封闭在训练基地。此举有利于增加球员们未来从事不同职业的可能，保障其长期发展，对培养足球领域各方面高素质人才也有所帮助。

4.3 加强运动心理训练，提高逆境应对能力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常发生在下半场，其中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为事件高发时段，落后方施暴概率高于领先方，客队俱乐部施暴概率高于主队俱乐部。因此，参赛俱乐部应注重加强球员和赛场职员逆境下调节心态的能力。

教练员方面，首先，要提升运动心理训练在球员日常训练中的比重，增加模拟真实赛场环境的专项训练内容，例如在训练场增设嘘声模拟器，提高球员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可聘请运动心理专家对球队进行针对性指导。其次，可参考社会学家科塞提出的“安全阀理论”，即在解决社会冲突时，可设定一个合理合法的渠道供人们释放不良情绪^[23]。因此教练员需仔细研读裁判规则，为球员在赛场内发泄情绪寻找合规路径，例如捶打地面被普遍认为是可接受的宣泄方式，但是对对手挥拳或吐痰就会得到一张黄牌甚至红牌。最后，应利用好中场休息的宝贵时间，发挥教练员的领导力，疏解球员负面情绪，让其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减少下半场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

球员和赛场职员方面，首先，可通过反复想象客场作战比分落后的场景，构建逆境下理性处理问题的思考模式，当现实中面临类似情况时，以思维定势指导实践，减少情绪失控的可能性。篮球巨星伊塞亚·托马斯曾说：“我每天都在想象不同的比赛场景，比如谁在防守我，我要防守谁，在球迷们的嘘声中罚篮，面对对手的挑衅执行最后一攻，等等。当我真正踏入球场时，面对的任何事情都已在脑海中模拟过成百上千次。”其次，在赛场上可使用“自我对话”的心理暗示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自我对话指参赛选手对自己公开或非公开地讲话。已有研究证实，自我对话能够帮助运动员重新集中注意力、打断消极想法并将其重组^[24]，自我对话的语句不宜过长，5~8个字的句子就可以起到心理暗示作用^[25]，如“别冲动要冷静”等。最后，职业球队在密集的赛程下，全队时常会处于战绩高压之中，可聘请心理咨询师对球员和赛场职员开展定制化培训与指导。另外，球员和职员在非赛期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注重家庭和谐，培养职业以外的兴趣爱好。

4.4 引入先进观赛设备，降低职员误解概率

2018年5月，国际足联宣布，出战俄罗斯世界杯的球队将被允许在替补席上使用两台电子观赛设备以提升教练团队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升赛事技战术含量。此后欧洲各大职业足球联赛纷纷引入这项技术，其目的不仅是方便教练们排兵布阵，更是减少替补席职员因为观赛视野单一造成的对裁判员判罚的误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主教练协会执行成员Richard Bevan表示，允许赛场职员使用观赛设备意味着他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裁判做出判罚的原因，减少场边违规行为^[26]。

我国赛场职员暴力多源于非专业球场存在视觉盲区、赛场观赛位置不佳、对裁判的部分判罚产生误读。因此，我国足协可参考欧洲足球联赛的做法，主动打破参赛者与裁判团队间的信息壁垒，引入先进观赛设备，允许替补席的职员多角度观看比赛，从而理解裁判判罚，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必要时给场上球员“降温”，在球场上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

5 结束语

体育运动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让人获得美的享受，但是赛场内的暴力事件却严重扭曲了体育的社会意义。本文对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上的131起暴力事件进行汇总与分析，以期深化理论界与实践界对职业体育赛场暴力的认识。本文认为，有效治理我国职业足球赛场的暴力事件，需要结合国情与时代背景，从法律建设、青训体系、球队保障等层面共同发力，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竞赛表演业健康有序发展、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