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外交在国家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域^[1]。在历史上，体育外交为新中国冲破西方外交封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小球转动大球”至今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段佳话。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在反兴奋剂、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等方面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的体育大国形象。进入21世纪，中国体育事业更进一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在中国参与和举办的国际赛事及出台的相关政策上得以充分展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榜首、疫情期间冬奥会的圆满举办无不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之快、成就之大；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领域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更是直接体现了我国对建成体育强国的坚强决心和实际举措。这一时期，体育外交活动融于大型赛事之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风采。然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随之增加，在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客观审视我国体育外交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发展对策，推进中国体育外交在新时代更好发挥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体育外交的概念界定及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界关于体育外交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尽相同。国内学者重视对定义的解释，以及从资政角度为实际应用提出建议，如我国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将体育外交界定为“是对一国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体育交往和交流。”^[2]随着我国体育外交实践的拓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相关定义表述也有所变化。张德胜等人结合具体赛事，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指出“体育外交是指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公众人物等多元主体参与，以各种方式与国外政府、公众进行体育交流，从而达到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的一种外交方式”^[3]，强调体育外交执行主体及其对于国家的现实价值。相对的，国外学者重视以体育视角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变化，抑或是研究体育在当今国家间交往的新作用。如Doosik Min等人通过分析体育外交在缓和朝韩关系、促进德国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体育外交只有在政治和解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效用，应当重视体育交流制度化对体育外交的重要性^[4]。Garamvölgyi Bence等人则将体育外交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认为当今体育外交的作用在于“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寻求外部政治合法性、加强跨越国界的国家建设等方面；政府和民族国家经常以体育作为工具，体育常常被视为向国外公众传达积极信息的宝贵软实力资产。”^[5]尽管国内外研究存在差异，但也已达成若干共识：第一，体育外交的开展主体是政府，且领导各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第二，强调体育外交中的交流沟通属性，重视通过体育赛事、体育交流援助等方式，发挥文化传播和改善国际形象的效用；第三，体育外交作为一种政府对外交流政策，可促成政治议题，或进一步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除了对定义与作用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体育外交的研究视角愈加多元、内容日益丰富，如王创业等人通过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将体育外交置于国际关系场域之中，搭建场域结构关系基本模型反思其现实困境，期望从场域结构关系、资本和行动习性三方面推动体育外交研究的路径突破^[6]。于思远等人以政治现代性为起点，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体育外交的路径要素、条件要素与价值要素进行考察，讨论了“体育外交如何而来”，并总结了体育外交发生的五个要素^[7]。整体来看，学界对于体育外交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的学理性基础和系统性特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主要聚焦政府行为，对其他参与主体重视不足，特别是忽视了民众作为体育外交主要目标群体的不可替代性^[8]；而国外学者指出体育外交因其公共外交属性，民众往往是重要受众^[9]。再如，缺乏对体育外交开展机构的关注，对如何优化结构、更好开展工作讨论较少；以及在体育外交人才培养方面仍有一定研究空间^[10]。为此，本文将尝试围绕以上几点问题进行讨论，旨在进一步拓展与延伸该领域研究，并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工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借鉴。

2 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

在诸多理论研究成果出现之前，我国的体育外交实践早已融入我国整体外交之中，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务于国家政策和战略需要，为我国对外交往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是我国体育事业、体育外交工作的重大里程碑事件^[11]，因此，笔者将我国的体育外交分为重返国际奥委会前、重返国际奥委会后、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

2.1 重返国际奥委会前，体育外交服务于冲破西方封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封锁。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为我国外交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机会，这一阶段的体育外交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冲破西方外交封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倾向于对外争取权益，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封锁，体育的对外交往也主要服务于此。1963年，为支持第三世界打破西方体育垄断，我国积极参加了在雅加达举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除此之外，还举办了一些单项新兴力量运动会。二是推动打开外交新局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71年“乒乓外交”促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破冰，为中外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谁才能代表中国”这一问题的解决。一系列的外交成果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还向外界重申了中国政权的唯一性与合法性。截至1978年，新中国与世界156个国家开展正常国际体育交往。体育外交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12]。

2.2 重返国际奥委会后，体育外交服务于提升国家形象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西方的政治封锁逐渐消解。对于正在步入国际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这一阶段体育外交的首要任务也向提升国家形象转变。一是重返国际体坛，承担大国责任。1979年名古屋决议的签订使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中国体育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体育责任，1987年成立兴奋剂检测中心，坚决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性、纯洁性，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形象。二是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展示大国自信。1990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第11届北京亚运会，有力改变了世界对我国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气恢弘的开幕式、中国队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以及金牌榜榜首的辉煌成绩，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大国形象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2.3 进入新时代，体育外交服务于新时代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突出和平性，强调发展性，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和合、多元文化共存的传统理念^[13]。回顾近些年，我国的外交工作为团结周边国家凝聚合力，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作出贡献，为稳定大国关系砥柱中流^[14]。体育外交同样展现了不可取代的现实价值，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的新特点、承担起新时代外交战略的新使命、发挥了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新作用。

在展示新时代中国的新特点方面，通过高科技手段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展示国家形象，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向世界展现了和谐、绿色、科技的中国新面貌和新形象。北京冬奥会赛会严格实施低碳管理，全部场馆100%使用绿电，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占比超8成，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实现碳中和^[15]。据统计，共有20.1亿人通过广播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了北京冬奥会，比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增长了5%^[16]。北京冬奥会向世界人民展示了绿色、低碳、节俭的中国形象。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以“数实融合”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近年中国城市建设和中国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17]。

在承担新时代外交战略的新使命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合作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人口众多，与沿线国家进行体育合作、为沿线国家提供体育赛事等公共产品的同时，结合现代传媒等宣传手段，向全球观众传播“一带一路”的理念和成果，不仅有利于向沿线及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国形象，更有利于增加有关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同，推动更多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体育外交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立体格局。世界各国都拥有其独特文化，文化差异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障碍。而体育活动具有跨越民族、语言、意识形态、文化信仰的独特优势，以各类体育赛事为支撑面和着力点，有利于减少矛盾分歧，增进理解互信，扩大合作领域。

在发挥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新作用方面，传播和平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24年初，北京大学乒乓球队访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队访华，再现了中美关系史上“小球转动大球”的经典一幕^[18]，不仅为中美关系缓和迈出了一步，也为体育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实例。通过体育扩大合作对话、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体育外交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体育中孕育的和平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一致。2023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名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更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实施“奥林匹克休战”^[19]。体育的公平公正精神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相呼应。五环标志代表了五大洲，彰显了奥林匹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运动员们平等参赛，没有种族之分、高下之别。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能够汇聚世界各国热爱和平的力量，为推动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3 我国体育外交的现实困境

2023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20]《奥林匹克宪章》所倡导的“和平、友爱、公正、平等、尊重”^[21]以及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等要求与这一方针原则亦高度一致。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体育外交不仅是体育精神内涵的彰显，更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无可置疑，新时代以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为典型代表的体育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我们也应客观认识当前体育外交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

3.1 组织机构不完善

在体育外交中，组织机构承担着谋划、设计、落实的重要使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要求：“完善体育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联动机制，加强部门间规划与政策协同。”^[22]目前，我国体育外交行政部门之间、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在工作对接、沟通、协同方面仍可进一步优化。

当前，国家体育总局设对外联络司，与外交部相关机构共同负责体育外交工作，但在工作的协同性、时效性方面仍有提高空间。如在杭州亚运会期间，相关机构并未利用参赛这一机会，邀请一些国家的运动员（队）或国外游客深度访华，以让世界认识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回击外界不实言论。此外，我国体育领域的协会实体化改革还在路上，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协会、体育学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联系沟通机制不完善，对资源的整合共享不够，也影响了工作合力的形成。

3.2 民众参与不足

目前，我国体育外交活动大多集中于专业性国际赛事，且多数体育外交研究也主要聚焦于此，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及如何进一步扩展体育外交参与主体关注较少。除各地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外，我国近年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如北京冬奥会、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杭州亚运会、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等，主要面向专业运动员或特定人群，普通民众参赛机会较少。同时，我国驻外机构面向驻在国民众开展的体育交流不足。以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为例，其部门网站主页公开的信息显示，该部门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与中国代表团交流密切，但近五年由其负责举办且面向当地群众的体育活动较少。

3.3 专业人才和理论研究缺乏

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为我国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战略任务中提到“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并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科学训练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竞赛体系”等要求^[23]；然而对培养专业运动员服务体育外交活动和国际体育组织等方面并未提及。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少高校仍停留在单一领域的人才培养层面（体育专业人才或外交专业人才），并未开展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学科设置方面，国内15所专业体育院校没有专门的体育外交学科或专业方向，设有国际关系二级学科的55所国内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也是如此。理论研究方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体育领域均相对忽视体育外交这一议题，仅少数体育类期刊刊载过相关研究成果，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类期刊中，体育外交相关学术论文寥寥无几。

3.4 复杂的国际环境削弱了体育外交的效用

高政治议题往往对低政治议题产生重大影响，体育外交也不例外。199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上“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强势论”等污名化浪潮此起彼伏，涉华议题上夸大炒作不绝于耳。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投资的背景下，“债务陷阱外交”“经济殖民”等阴谋论甚嚣尘上；当中国积极发展周边友好关系时，别有用心者则以“修昔底德陷阱”等言论“警告”有关国家；新冠疫情暴发后，一些政客和媒体更是将病毒与中国刻意联系，将污名化浪潮推向新高峰^[24]。从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矛盾大于共识”状态，这一状态影响广泛，体育外交领域也不能幸免。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初，美国曾表示因“考虑中国人权问题”不派出任何官方代表团出席北京冬奥会，美国的各盟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立场也深受其影响，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通过大型国际赛事等方式进行体育外交，一方面依赖于东道主国家的影响力和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支持。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大大削弱了体育外交的效用。

4 体育外交困境的突破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完善机构设置、多元化参与主体、加强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维度提出解决路径。同时，认为应积极利用媒体资源增强体育外交效果，真正发挥体育外交的应有效用。

4.1 优化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

作为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体育外交应在遵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作为。如抓住每次中国举办或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机遇，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工作；通过体育机构与公共外交部门联动，共同深挖体育赛事公共外交价值，为体育外交提供新思维、新方案；相关体育部门还应配合国家公共外交政策，自主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改变仅依靠重大国际赛事开展体育外交的现状。

一方面，要从组织机构上突破行政壁垒，切实做到通力合作。外交部门应加强机制创新和组织结构优化，体育部门则应进一步加强和凸显体育活动的公共外交属性。可通过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强化现有职能部门的协同运行能力，优化外交部新闻司与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等部门的对接流程，使体育外交工作做到“随政策、随需要”随时开展，多部门合力推动我国体育外交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升；引入第三方机构协助主管部门开展接待国外运动员（队）、随访人员，以及同赛事组委会沟通协调等工作。在提高政府间工作运行效率的同时，合理分配具体事务，使主管部门有更多精力对体育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另一方面，重视发挥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民间体育组织开展体育外交的积极性。强化各省、市外事部门同体育行政部门的联系，从地方层面深入推进外事工作与体育工作的结合，以释放地方开展体育外交的动力和潜力。加快协会实体化改革步伐，激发社会与市场活力^[25]，为民间体育组织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提供坚实的组织机构保障。

总之，当前我国的体育外交工作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突破行政障碍，加强党的引领性作用，促进各类组织机构协调联动、各类资源要素充分整合，形成体育外交发展合力。

4.2 充分发挥群众和驻外人员作用

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更好开展新时代体育外交，应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群众积极参与，更好发挥体育在促进对外交往和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在国内，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众性体育赛事，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度。《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全民健身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体育产业更大、更活、更优，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3]。一方面，加大对大型马拉松赛事的支持。此类项目既符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又能吸引众多国内外群众参与，能有力扩大体育外交的影响群体^[26]。另一方面，重视新兴的时尚运动项目，如登山、攀岩、潜水等，创新“体育赛事+旅行”模式，既能吸引海内外群众积极参与，又能带动经济发展，助力体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国外，充分重视我驻外人员在体育外交中的作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到，主动发挥体育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独特作用，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平台深化体育对外交流，办好“小而精”品牌体育交流活动，促进民心相通^[22]。首先，可不定期组织国内外民间体育人士交流互访，促进体育民间交往。其次，可由驻外使领馆等单位组织或联合当地社团举办中国武术、围棋、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国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比赛，鼓励国外民众参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增进国外民众对我国的认识和了解^[27]。最后，可通过驻外使领馆等机构积极开展体育援助，与当地共建体育事业，包括但不限于体育设施援建、体育技术合作和共同举办赛事等。此外，可考虑在驻外使领馆设立相应部门，专门负责与驻在国体育机构和民间体育组织的联系协调，加大体育外交力度。

4.3 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离不开立足中国国情的理论成果的指引和专门人才的支撑。首先，开展跨学科体育外交理论研究。将体育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结合，发挥学科融合下视野更广、研究方法更多的优势，在内容上聚焦体育外交机构管理、体育外交实施原则等方面，重视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其次，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社会组织建立体育外交高端智库，广泛征求、吸纳各领域的专业意见建议。依托决策咨询专家和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产出更多高质量体育外交咨询成果。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门，可设立体育外交科学研究专项，通过增加科研资助或给予技术指导，吸引更多学者参与该领域研究；同时鼓励更多学术期刊开设体育外交专栏，为成果发布提供更多学术平台。最后，培养体育外交复合型人才。在定点高校开展跨专业联合培养，如体育类高校与设置有国际关系等政治类专业的高校开展联合培养，并在相关专业开设体育外交等跨学科课程。除高校外，国家级和省级运动队也可定期组织人员到高校进行交流访学，弥补运动员、教练员外交理论知识和外交意识能力方面的短板，培养新时代中国体育队伍中“身着运动服的外交官”。

4.4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和运动员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

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以大型体育赛事为代表的重大体育事件的媒介化呈现，不仅在个体层面塑造了新的全球文化主体及其观念体系，而且因其在民族国家层面对国家形象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作用，迅速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场域^[28]。

要充分利用媒介传播力，助力新时代体育外交工作开展。国家体育总局可发挥主导作用，联合各大新闻媒体成立诸如“全国体育记者协会”的组织机构，不仅有利于对大型国际赛事和体育重大事件进行更专业的报道，而且更有利于统一宣传步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向世界呈现中国成果、展现中国风采、发出中国声音。

要综合利用各类媒体优势，打出体育外交组合拳。无论是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等新媒体，都是开展体育外交的重要媒介。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众多、方式灵等特点，但存在信息碎片化且制作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传统媒体虽时效性较弱，但更具官方权威。应当充分发挥二者的各自优势，进行立体化传播：新媒体应该在广泛即时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趣味性，可通过多语言、不同语境下的“网络典故”等方式进行推送；传统媒体则要拓展报道深度，通过推出官方纪录片、特别采访等方式进行宣传。

要重视发挥知名运动员的国际影响力，发挥明星示范效应。许多运动员在赛场上代表国家形象及其价值观，在赛场外则是对外交往的使者。Murray Stuart曾明确指出运动员承担的体育外交家作用^[29]。纵然关注点不同，但运动员在体育外交中具有更多的身份责任和显著影响力已经成为共识。为此，要加强对知名运动员的培训，包括如何应对外媒采访、正确表达我国立场等，最终达到增进国家互信和国际交往的效果。

5 结束语

体育外交在展示国家形象、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体系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体育外交在组织机构、参与主体、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亟须正视问题，查找原因，对症下药，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工作体系和工作模式，不仅更好服务于我国的大国外交，也将推动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