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仅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内涵丰富，涉及管理、经济、贸易等，而其可供释读的学理重心在于地理学。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学术理念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本体之上，其核心功能在于提振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在文化上则可以帮中国人完成一种带有历史地理元素的集体记忆。“一带一路”倡议还涉及文明演进的过程。古代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两者都蕴含有多元文化内质，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建立在古代地理发现的维度上。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学意义更值得为人释读，而其务实性价值则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隐含在一种观念体系之内。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学理念体现在人对地缘、地貌、地况等概念的感知、探测和考量层面，其外在的意义则在于运输、游走、迁徙、旅行层面。从流动性文化符号的角度看，其与奥运会、世界杯等现代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过程很相似，亦与崇尚交流传播的现代体育的内在精神高度一致。

1 地理学构建出“一带一路”的现代体育学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体现出中国政府明确的互惠互利的现代贸易主张，还是一种增进互信的交际符号，因此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Jones（2020）分析了官方文件，证明‘一带一路’在基调上与全球主流秩序相一致。”^[1]刘丽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改进了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干预类型，并有助于说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1]。张进认为：“创意审美文化范式无疑从最基础的思想和人文层面，为丝路话语表述提供了新的思路。”^[2]针对如此主题，西方学者的探究带有宏观性，而中国学者更加着眼于“一带一路”的历史性、务实性与日常性内涵，并将其看作一种真实的可供释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操作的结合体。

从概念沿革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延伸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丝绸之路的观念体系，而新的时空语境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19世纪末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很快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不仅清晰阐释了丝绸之路的意义体系，还将此概念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源于欧洲学者。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两种^[3]。丝绸之路的概念本身就体现着明确的地理学因素，属于一种富含人类学特质的考古发现。

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亦为世界文化展示的中轴线，东西方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皆可在此网络中得以传播、交流与融合^[4]。从学理角度看，丝绸之路的地理文化学属性更为明显。当然，关于丝绸之路的地理形成缘由仍有不同意见，比较一下丝绸之路的草图或地图，也能发现一些差异^[5]。从宏观的角度看，丝绸之路是一种地理大发现式的远程行商样态，不仅具有贸易至上主义的意义，还与人类渴望摆脱外在环境约束的探索精神相呼应。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路程包括河西走廊、葱岭，直达地中海沿岸^[6]，其地理学内涵很丰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汉唐精神的再现方式，其所再现的是古丝绸之路的基本理念、规制与精神。从汉唐文化构建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可谓其中的亮点或核心。换言之，汉唐精神的最佳空间载体便是古代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积淀既有温和的贸易与合作，亦有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斗争中融合，是汉代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在长期的冲突和交流过程中，乌桓、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也把它们特有的体育文化传入汉朝。”^[7]古丝绸之路沿途多长于射猎的游牧民族，对他们而言，射猎不仅是狩猎和军事手段，还是体育活动。这些行为习惯对汉民族的边疆区域影响很大。

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活力下降，代之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尽管我们可以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追溯到更早，汉代或者唐代，但不可否认，只有到了宋代，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才真正繁荣起来。”^[8]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活动也很丰富。如闽南“送王船”发展成为世界级‘非遗’项目，其对于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文旅融合亦意义重大^[9]。人的进化过程本身就带有海洋化的特质，人所共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放性就几乎等同于海洋性，“一带一路”倡议鲜明的海洋性元素与此高度契合。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世界开始进入新型海权时代。农耕立国让位于贸易立国，大陆思维让位于海洋思维，本土视野让位于全球视野。海洋性开始成为人类的中心议题。“笛卡尔把他的人类例外论建立在二元论上，认为精神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从本体论上讲与人体是不连续的，而人体却与动物身体、海洋、火山和星星处于本体论大分水岭的另一边。”^[10]美国学者卡茨也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个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心智的存在。正如我前面所分享的，是智慧造就了人类的身体、海洋和花朵。我叫它宇宙。”^[11]身体与海洋的关系就此获得了意义解读、阐释与扩张的机遇。

“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一种贸易与文化通道的构建。“东西方的文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贯通联系，在文明交融的同时，推进了贸易的往来，中国是这些‘通道’的开辟者与推进者。”^[12]中国的儒家文明体系源于北方内陆，但中国近代化的前沿则在沿海地区，两者合流，构建出一种富含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元素的整体性思想。在地理文化学的视野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彰显中国改革开放理念，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一种全新的地理文化规划议题。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兼容了旅行、探险、贸易往来、人际交流的元素，其与现代体育赛事的传播有相似之处。

体育与地理的关系十分紧密，从体育地理学的视角切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更好地解读其中的历史意义和恒久价值。地理学本身带有本土性。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一直属于农耕文明，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围绕着乡土性发育、延伸、扩散，本土观念、本土意识、乡土信仰一度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符号，甚至可以认为，本土性一度构建出中国的主体民族性。因此，探讨中国文化必然无法脱离本土性视野。本土性与地理学本就高度相似，只不过前者属于审美意味浓厚的表达符号，后者则属于科学性较强的理念体系。

2 “一带一路”中的体育地理学：体育旅游和生态诉求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对古代丝绸之路原点的关切之情。古代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种乡土性、贸易性与探险性融合的实体，必然伴随有旅游、冒险、迁徙之类的元素，其中不乏身体性动能。换句话说，丝绸之路的行为学焦点在于旅行，其与人类的身体关系密切。从根本上说，长距离的远行自带运动元素。现代人尽管获得了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但仍对远足类探险行为充满热情^[13]。尚需说到体育旅游。“体育旅游是旅游者较长时间离开生活地以旅游和体育为主要目的，以休闲、娱乐、健身、探险等为主要动机，以欣赏、观看或参与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旅行游览活动。”^[14]其实，现代体育原本就建立在广泛的游动性的基石之上。Rodanthi在阐释奥运会时曾提出了“体育游牧民族”的概念。“我将奥运仪式的内容放在旅游业的背景下。传统上，旅游业被理解为一个人远离通常栖息地的行业性迁移，······但是，仪式的艺术意象融合了‘居家’和‘出门在外’的想法，且成为全球观众的旅游选择。尽管作为一种经济或社会模式令人兴奋，但旅游业主要在象征性层面被复制到奥林匹克艺术中。”^[15]Rodanthi的观点包含了迁徙性、流动性与集团内部的再生式凝聚模式。从体育学的角度看，远距离旅行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的基本要素，也构建出了关于远方、未知、想象之类的意象。体育为身体游戏，源于自然，融于自然，且天然地与地形、地貌、水文等地理要素有关。英国学者约翰斯顿认为：“体育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体育运动的空间变化以及体育活动对景观影响的学科。”^[16]Donnelly在《重力游戏：山脉和登山》一文中曾对山脉的文化学意义作出过阐释。“在自然界中，很少有一种地方能像山脉那样既令人敬畏、谦卑，又令人振奋。”^[17]132人是一种受环境高度支配的生物，体育运动则是一种人与环境产生交集的实验性行为。在获取无限性空间意念的驱动下，人类的运动天赋不断被激活，人类总会在适当的时刻展示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情怀，人类自身的活性往往与其本能相融合，体现出一种对空间结构的高度敏感性。

Vertinsky在《定位“地方感”：体育馆的空间、位置和性》一文中曾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在试图了解一个我们尚未拥有的世界时，我们思考体育和体育文化的背景以及我们对过去体育运动的场所和空间的叙述都会受到质疑。在全球化现象的影响下，‘位置感’的含义以及方法的不确定性在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活中日渐强化，体育和休闲生活的变化性景观也开始变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17]8这里已然勾勒出一种人、环境、体育三者之间的依赖性网系。类似的观点也体现了中国人所认同的带有地理学意义的开放性。尽管人类个体和群体对环境改造的诉求很高，但是地理环境对整个生物世界仍具有决定性作用，也直接影响着人类进化的方向，其中包含了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的形成机理。强大的地理学意蕴打通了现代体育与贸易的内在精神连接点，亦给新型丝绸之路增加了新的认知理路。现代体育也是一种带有高度游动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实体。既然奥运会是一种迁徙文化的产物，那么，人所共知的北京奥运会就等于一种外域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呈现过程。其实，大型体育赛事也就此成为体育全球化发展倾向的一种借喻形态，其与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理念共享式的关联度。

现代体育的自然性元素十分丰沛。从根本上说，现代体育的精华即体现在地理文化范畴内的游动性认知层面。丝绸之路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古代丝绸之路属于一种带有地理探险性质的贸易活动，其中不乏大量可感知的地理元素。如山地、水流、沙漠、绿洲、平原、高原、草地、盆地、湖泊等，这些特色各异的自然地貌，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聚落、交通路线、民族迁徙、人民生存、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18]。这已然触及旅游生态学的问题。其实，恰是在人类游动、迁徙、自然贸易诉求的驱动下，现代体育才变成了一种让人怀念的文化载体，而“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包含了类似的价值。

从根本上说，现代人文地理学是一种人与外在环境产生链接的学术体系。依照人所感知到的时间顺序，中亚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先发性地理节点，也是“一带一路”陆地贸易通道的重要联系点。再以大型体育赛事为例。中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也一度以此为触发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来访的国家元首就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元首。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在任时曾指出丝绸之路不存在地理范围的任何界限。丝绸之路在过去发挥过国际交往的桥梁作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丝绸之路则需要具有超越性的使命，而复兴丝绸之路则刻不容缓^[19]。从宏观体育学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性事项。

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本身就带有地理文化学的符号属性。在此意义上看，古代丝绸之路体现的是一种全球化的理念。“到近代以前，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集中表现。近代以来的大航海和全球化，正是丝绸之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时代要求的激励下的延伸和发展。”^[20]地理学与生态学原本就有深刻的血缘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双重标准与理念，正因如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的诉求就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工作^[21]。人类向来有探索身体性和超身体性事物的本能，这便构建出身体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全球观念，而现代体育赛事本身就是生态的试金石。

现代体育中的绿色和平主义理念带有终极性价值，且以奥运会为例。1992年，国际奥委会、夏季奥运会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家奥委会协会代表签署了《地球的保证》，旨在保护地球环境。1996年7月18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将保护环境列为国际奥委会的常规化任务，环保成为申办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重要指标。雅典之所以落选第26届百年奥运会举办权，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环境的恶化^[22]。由此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石，还是现代体育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这也再现了自然体育的本体价值。

进入21世纪，回归自然的理念再度兴起。奥运会举办城市也纷纷举起了“绿色奥运”的旗帜。在高度商业化的现代体育体系内，体育最终回归自然环境的序列，体育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北京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均以生态环境为保障。“绿色奥运”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万楠等人认为，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大理念，绿色奥运是由良好环境提供保障的奥运会，带有让奥运会回归大自然的意向^[22]。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看，优质的生态条件构建出一种体育与生活品质的关联度。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主体仍旧是体育行为，而体育的终极意义在于人员的自然往来，其现实助推力是人性的自然性，后续助推力是经济与贸易活动，而沟通体育与贸易的桥梁则是文化。在文化属性层面考量，北京的夏季奥运会理应属于一种“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期基石，而北京冬奥会则属于其后续行为。

3 “一带一路”中体育与贸易的联结：探险主义和多元竞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经贸兴国的思想逐渐普及。时至今日，工业立国、贸易立国、文化立国的理念已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的共识。其实，“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体育战略有相似性、匹配感与呼应度，其中自由贸易的哲学意义都十分明确。从崇尚互惠的角度考量，体育与经贸活动很相似。

熟知现代体育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体育原本就是资本造就的文化与娱乐产品，其与工业、商业、贸易的关系十分紧密，甚至就是现代工业、商业、贸易的内在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在此领域的宏观性探索值得关注。Bale认为：“体育是少数几个大型、复杂、与个人无关的以及主体功能结合的单位（例如城市）可以整体团结的场合之一。同样，世界杯和奥运会之类的国际一级体育赛事，除了可以提供有限的国际比赛的机会外，已成为整个国家能够定期团结的为时不长的时间节点。”^[23]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体育的实用性很强。Bale所关注的体育地理现象带有明显的人类学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棒球和板球的物理环境都可能唤起人们迷失的牧草世界，但同样令人信服的是，此类运动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与诸多运动相似，而不是与众不同。”^[23]借助迁徙自由的大前提，现代体育与贸易自由再度联合，构建出一种理想的生存图谱，而与之相关的生活美学也就此诞生。

中国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解读了新丝绸之路的内在活性。探索贸易空间的人士认为，从大历史观及大地理观的视域来审视，西域属于一种异质空间，其中不乏东西方文明交叉重叠、各民族文化混杂融合、多层面力量角逐竞争的内容。其所彰显的是政治、民族、文明、文化、地理、环境所构建出来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网，是一个多维度生产性的活态空间，它有实践价值，亦不乏想象意义，两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张力足以消解文明与文化界定中的中外二元对立，进而生成一种开放多元的辩证关系。

Bale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影响（反之亦然）可能是国家外部或内部关系的一部分。如果将体育视为其对外关系或活动的一部分，即与其他国家打交道，那么体育在国际关系中就具有明显的作用。实际上，这种体育政治关系并不新鲜。古希腊的泛希腊节日包含了类似体育的活动，已成为体现城市国家的知名度、威信和力量的工具。”^[23]中国学者提出了线型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欧非各国人民贸易与经济、文化与艺术、思想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物种传播之路，商贸流通之路，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交流之路，更是沿线诸国各族不断增进了解和友谊之路。”^[24]这里已然涉及包括宏观性体育活动在内的诸多人际交往现象。“一带一路”的概念原本就包含了商业模式革新的成分，其中包括城市、港口、货栈、交通之类的元素，亦包含有人情、人性与人心的交流诉求。孙壮志引用“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概念来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机理，落实“五通”为的是给本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5]。“一带一路”的理念源于古代丝绸之路，然而，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一带一路”仍有区别，前者属于一种富含人性自然性的群体行为，后者具备了更多的规划性及概念性元素。长途贸易与地理探险现象很容易达成一种整体性文化诉求，借以展示人类积极而合理的行为学意志，其与现代体育的链接关系足以构建出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体育与贸易都高度依赖人性的本然性特质，两者都属于人性自然性的集约呈现形态。恰是在探险心理的促动下，体育与贸易始可真实地实现融合。从这一点上说，“一带一路”与体育的旅行精神相契合。

其实，与跨地域贸易的实用主义相匹配的是跨地域的地理探险活动，后者本身就带有浪漫主义的美学元素。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记述：“1895年，当斯文·赫定第一次探访塔克拉玛干时，就进入了一个欧洲人全然无知的偏远世界。······今天，同样的自然条件依旧吸引着游客来这里一睹那个曾经兼容并包的世界的风采。”^[26]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探险性。在此意义上可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体育现象的人士看到了其中的多元文化网系形态。当体育与贸易上升到学理高度的时候，许多原先不为人知的原则、理念、意识符号都会展现出来，体育也由此构建出一种关于地理、时间、记忆及互信关系的复合性图谱。

当贸易的实用主义与探险的浪漫主义高度融合的时候，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随即呈现。正因如此，站在文明史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看到古代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本体价值。“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条穿越亚欧大陆的线路不仅是沿线各地区间的商贸往来通道，同时也在政治邦交、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7]时下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虽然视角各异，但核心则是身体主义、生态主义和探险精神。其实，这里也显示出了由古代丝绸之路所缔造出的高度宽容性的系列文化工程。包括体育在内的多元性的文化事项已然带给人类诸多活跃性能量，现代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口号，重在参与的名言，对和平、发展、和谐、进步的追求都与“丝绸之路精神”密切相关，皆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25]。海上贸易时代到来后，“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海外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实际上是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核心要素。”^[28]Grix等人看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性意义。“这表明了中国发展经济的很大胆的雄心，其目的是通过对陆地和海上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来恢复昔日的贸易路线，以改善该地区内外的贸易关系。”^[29]从海外贸易学、地缘经济学及体育地理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带有大纵深的贸易至上主义的元素，充满了探险精神及自然主义的积极元素。“‘丝绸之路’早已蜚声全球，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东方绚丽的朝霞’的美称。然而，‘丝绸之路’的意义却不止于此。”^[30]古代中国在丝绸之路上所获得的文化性实惠要高于物质性实惠，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有望让类似的交流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古代的角抵、百戏、弈棋、舞蹈传输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与此同时，波斯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杂技、马戏、幻术、舞蹈以及其他身体运动形式亦陆续传入中国^[31]。从人类体育生发史的角度看，体育的原始形态中不乏艺术、自然表演及身体交流的诸多元素。落实到体育领域则需要实现微观领域的三重均衡性。首先，共享项目与特色项目的均衡。共享项目包括摔跤、“节子”、曲棍球等项目，而特色项目则包括乒乓球、武术、羽毛球等中国优势项目^[32]。其次，地域性项目与国际性项目的均衡。这里需要说到哈萨克族的鹰舞和现代性的跳水项目，两者都在试图展示一种高空作业的审美情调，但前者是还原式模拟，后者是抽象式戏仿。再次，原始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均衡。其重点在于仪式性体育与记录性体育的差异，如远古射箭与现代射箭。由此可见，从文明到文化，从艺术到体育，直至具体的身体运动项目，这种逻辑链环已然形成一种文化生态的均衡。“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不妨先做出一些微观性设计，从丝绸之路的体育类别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性活力的体育项目，以充实到“一带一路”体育项目集群当中，同时完成一种从仪式到记录式的二元性创新。其实，“一带一路”倡议中体育工作的落实还有身体主义更新的内涵。旅行是一种文化地理学的最大实验方式，远足本就是一种最为朴实的体育运动，改善社交环境是体育运动的基本功能，其关键是旅行者对空间的感受力。在空间主义的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会展示出其更为深广的构架。身体与空间、旅行与感知、交流与贸易构筑起一种文化复合体，而深藏其中的则是一种全新的体育文化的创新能量。

4 结束语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属于一种建构性话语体系，但其原型仍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整体性文明本体。客观而言，当今世界已然步入一种全新的变革期，其中国际竞争的非确定性因素不仅依然存在，其竞争强度还在提升，然而，人类的命运却有其联动性、共享性与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示大家，坚持相互联通、开放包容的态度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最佳选择，而“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国际合作模式不仅具有历史的延伸价值，还具有现代性意义。从体育地理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显然具备了更多的超越国界的空间合作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的现实延伸，它为中国和相关参与国创造了更多的合作机遇。体育原本就是深度合作性游戏，其对特定空间与时间内的经济与人文合作发挥着显著作用。体育的核心意义在于身体学，中层意义在于管理学，高层意义在于文化学，而“一带一路”倡议中体育元素的意义则同时指向地理空间学。体育本身带有助力人类自然情感交流的功能，体育可以促进政治互信，也可以提升经济融合度，更可以促进世界各国民众的情感、信仰与理念的融合。当人们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体育元素，其广阔性维度就会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