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影响了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竞技体育的多元需求，以及解决竞技体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项目不均衡、产品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要完善社会办体育的体制机制，增强体育内生动力，激发体育发展活力；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构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重新梳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社会和市场力量并分析其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及改革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与市场力量的主体类别

1.1 家庭

家庭作为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以个人及家庭成员的投资为主要形式。丁俊晖便是以家庭形式培养成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丁俊晖自8岁起便随父训练，采用了学习与训练并重的专业化发展模式。至11岁时，他更是转向了全天训练的职业化发展模式。丁俊晖的训练与比赛费用最初完全由家庭承担，后期则逐渐转变为通过参与赛事所获得的奖金及个人无形资产的开发来维持。在这一过程中，丁俊晖父亲在资金支持、环境营造、训练和赛事情况收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还有另一种家庭培养模式，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李娜接受的是专业队的训练模式。自2009年1月起，随着网管中心允许其“单飞”，李娜的训练与竞赛费用开始完全由其自行承担。值得注意的是，李娜在“单飞”之前已具备较高的竞技水平和广泛的知名度，加之网球职业赛事众多且奖金丰厚，她参与职业赛事及开发个人无形资产所得已足以覆盖聘请教练、自费参赛等各项开销^[2-3]。家庭培养模式具有早期和后期开发两种模式。

1.2 学校

美国是典型的通过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国家，与之相比，我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全国性文件的标题中专门强调“深化体教融合”。

“清华模式”和“南体模式”是我国学校竞技体育发展的典范。“清华模式”是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体教结合培养模式的典型，尤为重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运动员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成绩标准方可入学和毕业。其马约翰班制定有具体的学习和行为管理制度，严格要求周一至周五晚上自习并由班主任监督，每个学生入学时有基础分，一旦扣光即被开除^[4]。“南体模式”则是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的体教结合培养模式^[5]，打造了小学—中学—大专—本科—研究生教育结构完整的学习通道，形成了从业余到专业相结合的一、二、三线队伍紧密衔接的“一条龙”训练体系，建立了涵盖江苏省体科所、南京体育学院内部科研与医疗机构以及各体工队有机结合的“训-科-医”科研保障体系^[6]。

1.3 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

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体育培训学校或社会性体育俱乐部。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成立的项目培训学校或俱乐部，如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根宝足球学校；另一种是由企业出资建立的项目培训学校或俱乐部，如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富力足球学校。

1.4 体育企业

体育企业主要包括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公司等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他们围绕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运动员培养等来提供产品或服务。职业体育俱乐部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承担了运动员的选拔、训练、竞赛、管理等相关工作，并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和供给高水平体育赛事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从我国职业化的项目来看，男足和男篮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国家队的长训机制日益弱化，职业联赛成了我国国字号球员与其他精英球员的重要锤炼平台，各职业体育俱乐部也成为他们日常训练和竞赛的基本组织单元。体育公司主要指从事体育用品制造、培训、赛事运营、转播、经纪等经营性活动的市场组织或机构。它们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专业化的场地、器材、设备、服装，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开发高水平商业性赛事，并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和引进职业运动员等。例如，金陵体育从事篮球、排球、田径等20余类项目的高端装备制造，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每年运营300余场体育赛事，还涉足体育营销、服务、传媒等业务。

1.5 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指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或发起组建，服务于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主要分为政治性人民团体、行业性协会或联合会、综合性社会组织联合会或社区组织服务中心三种类型。”^[7]具体到体育社会组织，可根据其特点和功能细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主要包括工会、妇委会、残联、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等，主要依据人群特征来划分；第二类主要包括中国国家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各单项运动项目协会、职业体育联盟等，主要体现一定的行业发展特征和需求；第三类主要包括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体育组织等，主要体现“属地化”“基层化”的特征。这些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存在，有利于构建一个涵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纵横交错的体育发展网络，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无缝衔接，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发挥

2.1 家庭的启蒙、引导和支持作用

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对个体价值观念、态度、技能和行为的习得有深刻影响，也直接影响着个体的体育参与态度和未来的职业定位^[8]138。国内外研究表明，运动员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其家庭的引导与支持^[9-11]。

家庭在运动员幼小时期发挥着体育兴趣启蒙、参与观念和行为习惯引导的作用。幼年时期孩子的行为、认知主要来自于亲密关系人的启蒙、引导与支持。此时孩子是否参与体育运动，能否形成体育参与意识和行为主要取决于家人。父母对特定项目的热爱及参与行为对孩子的竞技参与具有定向影响作用，能够使孩子养成特定的体育观点和行为，习得该项目的专业运动技能^[12]。例如，羽毛球奥运冠军田卿的父亲是羽毛球教练，其职业背景对田卿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她从小就对羽毛球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走上了专业训练的道路。

在青少年及成年运动员的竞技参与过程中，家庭继续在经济、行为、情感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竞技体育具有培养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运动寿命短和淘汰率高的特征。在我国，当运动员尚未进入专业队，尚未展现出卓越的运动天赋或取得显著成绩时，家庭往往需要承担其参与竞技训练的大部分费用。2012年武汉的一项调查显示，从小培养孩子打网球至其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至少需要花费20万元^[13]。此外，家庭还通过日常接送、购置训练装备、准备合理膳食等行为支持，为孩子的竞技训练提供坚实后盾。具有运动传统的家庭能给予孩子一定的技术指导，助其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在青少年运动员失败或受伤之际，家人的安慰、理解等情感支持，也成为运动员坚持不懈、追求竞技梦想的重要精神支柱^[14]。

2.2 学校的宣传、培养和拓展作用

学校作为青少年停留时间最长的社会场所，其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和意识。特别是在我国体教融合政策的推动下，学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学校在运动员培养中发挥着体育文化宣传、促使其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作用。通过健全完备的体育设施、积极向上的标语口号、组织有序的体育课程以及有针对性的课后体育服务，学校为学生们营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参与竞技体育，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积极挖掘自身竞技潜力，树立精英运动员梦想。我国1986年就颁布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尝试在高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注重在高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近年来，国家为了激励青少年参与竞技运动，培养和发现精英竞技人才，将体育与中高考等升学政策挂钩，设置了体育高考、单招与高水平运动员考试等多种升学通道。

其次，学校为优秀学生运动员提供了多样化的项目参与机会和发展出路，拓展了他们竞技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各类学校设置三大球、三小球及田径等普及性高、参与门槛低的项目，通过必修课、成绩激励等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同时，学校也根据自身特色、优势项目，塑造独特的校园体育文化，以吸引更多人参与和支持。如清华大学特有的游泳传统，形成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体育文化。在当前“一校一品”“双减”等政策背景下，许多中小学更是利用课余时间开设各类体育项目的特色班或兴趣班，丰富课后体育服务内容，为青少年提供更多接触专业训练的机会，以挖掘和培养具有潜力的竞技人才，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升学途径。

再次，学校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还推动了相关赛事体制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的普及与发展。以改革后的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L）为例，该联赛实行三级赛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参加一级联赛、本科生参加二级联赛、高职学生参加三级联赛），实现了精英竞技与大众竞技的协调发展。同时，通过打通联赛与职业赛事的输送通道，CUBAL还为CBA等职业联赛输送了大量优秀篮球人才，如韩德君、张宁、王岚嵚、蒋帅等，为怀有体育梦想、具有竞技天赋的运动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竞技舞台。

2.3 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的初步专项化发展和分类引流作用

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提供价格低廉的专业性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首先，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在促进参与者初步专项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拥有较家庭、学校更为专业的教练员、场馆等资源，能够给予孩子更具针对性、科学性、高水平的技战术指导和更加专业化的场地器材设备。与学校教育不同，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的教学内容或训练计划往往更具专业拓展性，能够根据不同的技能水平组建多个层级的学习班，采用小班教学的方式，对参与者进行初步的专业化培养。

其次，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具备分类生产与供给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竞技参与需求，吸引更多人参与竞技体育。除了篮球、足球、游泳、羽毛球等传统竞技体育项目外，其还涉及冰雪运动、击剑、高尔夫、攀岩等新兴运动项目，以满足现代青少年崇尚新颖、追求刺激的心理需求^[15]。此外，民办非企业体育单位往往根据自身实力和特点，在不同区域设置不同项目和层级的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以服务不同参与类型和目标的群体。其提供的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不仅扎根基层，参与门槛较低，成本也相对低廉，能根据社会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产品、创新服务内容，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实现发展^[16]。如长沙某知名篮球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该机构会设置不同等级的培训班，从而吸引更多孩子参与，满足孩子锻炼身体、提高技能或走专业化道路等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参与需求。

2.4 体育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定向发展作用

体育企业发挥着挖掘和培养精英竞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们一方面通过“星探”和体育经纪人四处挖掘那些具有优秀运动天赋的“苗子”，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职业体育俱乐部、配备专业的训练团队来培养竞技人才。自1994年起，我国出现了多支职业球队，企业投资办职业俱乐部、商业性赛事的热情显著高涨。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SL）和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为龙头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职业联赛的参赛队伍稳定，竞技水平不断提升，优秀运动员层出不穷，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体育企业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成效逐渐显现^[17]15。

此外，体育企业还承担着将运动员输送到职业队或国家队的重要任务。体育企业创办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普遍都是本项目中竞技水平最高、组织管理最专业化的机构，有着先进的运动训练器材、完善的训练体系与强大的保障团队，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专业化的训练服务。随着体育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愈加通畅，体育企业培养的运动员可以通过选秀进入职业队或者是直接输送至国家队。例如，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就成功培养出了易建联、朱芳雨等国家队优秀选手。

体育企业还积极推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的科学化发展，以及体育场馆、器材、设备、穿戴用品等领域的智能化和高科技化发展。众多体育企业通过研发和应用现代体育科技，开发出智能跑鞋、运动技术分析装备、训练辅助器械等创新产品，不仅提升了体育场馆的节能环保性和智慧化水平，还拓展了咕咚、KEEP等在线运动平台的功能和服务内容，极大地提高了运动参与的科学性和精确度。这既增强了人们的运动体验和参与感，也增强了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市场竞争力。

2.5 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是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联合性组织。从结构—功能视角来看，其处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结构洞位置，可以有效促进资源信息在两者间的流通，提升传播规模和速率^[18]，打破两者之间的“脱耦”现象^[19]。

首先，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为政府与社会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实现博弈均衡。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能够上下贯通、横向联动，成为联结地方政府部门、社会、市场、学校的纽带，在具体工作中，如凝聚共识、共享信息、整合资源、供给服务、师资培训、赛事开展等方面，这类组织积极搭建协作平台，着力破除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桎梏，促进运动员培养的协同发展。如上海杨浦区通过探索成立杨浦区健身气功大联盟，鼓励和推动健身气功社会组织建设，带动各街道、镇完善健身气功竞赛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健身群体利益，推动了健身气功活动的有序开展^[20]。

其次，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发挥着研究、制定及推广行业规范、标准的作用。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向上可以接收政府的政策要求，向下可以了解社会、市场力量的真实诉求，从而制定出既符合双方利益又符合项目发展特点的行业规范、标准，以此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如英国、美国等国的单项体育协会、体育联合会等，通过聚集项目管理、执教的精英人才，并在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民主化原则，制定出了促进行业发展的行为规范，也对行业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规制作用。

最后，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承担着监督、考核和评价体育社会组织的职责。作为项目管理者，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拥有专业人才、行业标准等优势资源，能够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绩效进行有效监督与评价。如中国登山协会发布了《中国登山协会暨山地户外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引（2021年版）》，从而监督和规范民间企业、社团等体育社会组织的办赛行为。

3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作用发挥的改革策略

3.1 充分发挥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

3.1.1 从控制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化

原有的一些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带有准行政管理机构的性质或特征，出于维护利益、保持稳定、控制风险等考量，这些组织往往对社会组织持有“不信任、不支持、不发展”的态度，导致在某些地区、部门和机构中，排斥和控制的办事思维与方式仍然存在。这种态度在购买办训、办赛服务时尤为明显，对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的区别对待便是例证。

新时代，体育逐渐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手段。以竞技参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高水平体育赛事服务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领域之一，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成为新时代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的要求。因此，为更好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亟需转变观念，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特长和管理职能，积极为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服务。

3.1.2 积极筹措社会资金，搭建社会资源对接平台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个人及相关组织机构的资金和实物捐赠是竞技体育发展资源的重要筹集方式。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本，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公益行动的实力和意愿不断增强。然而，近年来慈善组织乱象频发，导致公众对公益活动及其资金使用的信任度下降。如果有公信力较好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来进行协调、监管，可能有助于民众消除顾虑，提升体育公益效果。

为此，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应充分利用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与相关慈善组织一起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募捐活动，为不同社会和市场力量牵线搭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019—2020中国体育公益报告》显示，社会各界对存在重大伤痛、生活上有困难的运动员或者退役运动员的关注不够，资金投入不多^[21]。未来需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共同推动体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3.1.3 加强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提升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现代竞技体育已成为一个高度科学化、专业化的领域。在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疲劳恢复、康复保健、场地器材开发、职业球员转会等关键环节，均需要明确且规范的处理要求、具体内容和操作流程，以及相应的设计依据、原则、标准和评价指标。国外先进经验及其他行业的成功案例表明，这些规范性文件和质量标准往往是由行业协会或业务主管机构经过长期实践、比较与验证后精心制定与完善的。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应更好地发挥其行业发展引领作用，积极主动借鉴国内外先进发展经验，通过与不同行业、企业、组织及服务对象的对话、沟通，深入了解竞技体育各个环节的现实问题及实际需求，积极推动行业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3.2 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自组织动力链条

3.2.1 回应原发性价值主体的内在需求，激发竞技体育发展的源动力

竞技体育发展的原发性价值主体是个体的人，其身心发展需求是原发性价值需求。这意味着满足人的多元需求是构建竞技体育自组织发展内生动力链条的关键。因此，竞技体育的发展应以服务于人的发展需求为根本立足点。

人的发展是一种主动建构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以不同形式接受教育，不断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竞技体育通过肢体运动教化着人的肉体和精神，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教育功能。现代竞技体育催生了职业体育，具有运动天赋的人将竞技体育当作一种职业，通过竞技体育展示自己的高超运动技能，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竞技体育服务于人的休闲娱乐、强身健体、展示自我、社会化等功能也需要得到关注和开发^[22]。

鉴于此，家长应充分认识到运动对孩子身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不同运动项目。其他社会和市场力量也应主动了解并把握不同群体的竞技体育需求特征，不断丰富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的供给类别，不断提升自身供给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3.2.2 完善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链条，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态势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在此背景下，单一的竞技体育产品已难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从而难以形成完整且稳固的发展动力链条。分层分类的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成为必然选择，这要求更多元的发展主体参与进来，共同解决供给不足和不均衡的问题。

因此，可以进一步利用资金引导和政策驱动机制，调动不同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积极性，生产与供给更多元的竞技体育产品。比如，多地已设立体育产业发展扶持基金，培育了一批立足地方的体育企业；试行社会力量办体育的试点城市温州，政府对社会机构办训、办赛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未来，各地应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扶持方案，特别是在融资与税收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3.2.3 多方协调发展，支撑竞技体育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趋凸显，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竞技体育成为展示国家综合实力与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功能不容忽视。

现代化社会中，人是在一定社会、民族、国家单位内生存和发展的个体，国家民族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必然影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需要处理好服务于人和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借鉴美国、德国等竞技体育强国的经验，我们应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育人功能，将其打造成促进人成长和成才的有效途径^[23]。通过满足民众需求，吸引更多竞技体育参与者，培育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由此，要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让青少年学生群体有更充足的时间参与校内外竞技体育活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考核激励等手段，鼓励学校和社区积极开展课外体育培训和竞赛活动。以学校和社区为主阵地，依托职业体育、专业体育和业余体育的协调发展平台，培养更多优秀的竞技体育人口、后备人才、运动精英。

3.3 构建多元主体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微循环

3.3.1 资源配置赋予竞技体育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益

以市场和志愿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激活竞技体育发展的活力，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形势，动态调整与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主体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打造强大的竞争力。而志愿机制是一种以自愿、无偿、公益等为特点的自主服务机制，在大型体育赛事等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社会和市场力量以不同于行政机制的动员、资源配置、生产供给方式，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其在发展目标、服务对象和内容等方面更为贴近民众需求，也有效激发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其发展模式、路径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体育俱乐部进校园、体育公司和企业进社区等的支持力度，可考虑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专项资金，或规定学校、社区、单位将一定比例的党费、团费、工会费、物业费等用于体育培训或竞赛。各单位可以对参与办训、办赛志愿服务的员工在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3.3.2 创新组织运行方式，打造基层竞技体育发展的“微单元”

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多元，组织与运行方式灵活多样，更有利于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作用和多元功能。它们通过分散式、零散化、开放式、复合型分工合作方式，使自身涵盖范围更广、涉及群体更多。它们相对独立，并未形成纵横交错的组织关系，但却构成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基层竞技体育发展的“原子”。其覆盖区域、业务范围、涉及项目、目标人群等的不同，形成了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供需结构链条，打造了我国基层竞技体育发展的“微单元”，形成具有自我发展动力、活力和能力的竞技体育发展“微循环”，从而将不同地域的社会、市场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竞技体育整体良性有序发展的内循环^[17]12。

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放体育培训券、购买俱乐部体育培训服务、减免体育公司和俱乐部的办训办赛税收，降低民众参与竞技体育的门槛和成本，同时减轻社会和市场力量的负担，提高其参与热情。

3.3.3 以点促面构建多中心发展网点，形成全员参与的竞技体育发展网格

要促进高水平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参与群体规模至关重要。参与的人越多，潜在的人才储备就越丰富，就能为培养精英竞技人才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同时，体育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消费基础和消费习惯。从西方职业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体育迷和运动“成瘾者”是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受制于发展资源和成本，社会和市场力量办训、办赛通常有固定的业务范围和覆盖人群。这有利于其根据所在区域情况进行差异化部署，进而形成不同区域、不同运动项目的多中心发展网格，促使人民群众在合适范围内参与其中。因此，各级政府需高度重视体育公司、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学校在场馆建设、租赁、税收等方面的问题，给予合理的政策支持，尤其对新开设的办训、办赛机构给予成长保护期，对表现优异的机构增加购买服务力度，让这些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发展网格形成自组织的循环体系，进而构建遍布全国的竞技体育自组织发展网络。这不仅能够让更多民众更便捷地参与竞技体育，还有助于推进竞技体育的内生式发展，实现竞技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4 结束语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不仅肩负为国争光的使命，更肩负着服务人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从世界体育发展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只有培育并壮大社会和市场力量，有效协调竞技体育发展中政府与社会、市场力量间的作用与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竞技体育现代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