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文化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体育也展现出了其建构与被建构的复杂历程。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然而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体育建构过程的研究仍显不足。

“18世纪以后，工业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和分层越来越复杂······逐渐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并存的观点。”^[1]19世纪初，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2]。由此，“国家”与“社会”开始了二元对立，使国家本位重新占据主导——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此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研究成果，他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3]。他不仅看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也承认了它们的一致性。

在探讨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过程时，陆小聪采用了“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体育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与国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近代中国体育经历了“社会倒逼下的萌芽”与“国家建构中进一步发展”的一般进程的观点^[4]。汪流进一步总结了这一分析框架在中国体育社会组织中的应用，指出其打破了“现状描述、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传统论述模式，为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思路提供了新视角，并探讨了该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5]。此外，新兴的研究趋势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运用国家与社会框架具体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例如，杨海晨等人对江苏省南京市和凤镇的骆山大龙进行了实地考察^[6]，杨中皖等人则关注广西南丹黑泥屯的演武活动^[7]。这些研究将宏观的国家与社会架构应用于具体项目的案例分析中，为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提供了新视角。总体来看，目前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研究中国体育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大众体育或社会体育领域。新兴的民族志研究虽然开启了新的分析路径，但仍处于发展初期。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体育“三分法”的视角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进而揭示近代体育建构的一般特点，旨在深入理解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为当代体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2 清末学校体育先行：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建构性力量

1840年以后，大多数国人对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尚存思想障碍，洋务派对西方书籍和思想的引进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8]。当时各级官学所采用的教科书由封建统治者亲自选定或编辑，并以“钦定”形式颁布，即便是用于启蒙的识字用书，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9]。到清末最后十年，尤其是1905年以后，官办机构和民营机构都出版过体育类图书，民营机构成为主力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而纵观近代中国体育图书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萌生、20年代的初步发展、30年代的式微再到40年代的稳定发展，政策支持都是重要因素之一^[10]。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其发展也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支持。到清末新政时期，教育制度改革被置于重要位置，《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教育的启动、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施行。而“教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是一种政府行为、国家行为”^[11]，这成为中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契机。在洋务派创办的多所军事学堂里出现了最早的体育课程。维新派主张国家兴办现代学校教育，这为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支持。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学堂引入了西方体育的内容，特别是军事学堂里大多开设专门的体育课程，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学校体育的局面；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则促成了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在制度上保证了学校体育的地位^[12]。无论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亦或是20世纪初的新政，都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三次社会改革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体育的国家化一直是近代中国体育难以回避的历史趋势^[13]。虽然一系列变法图强措施的实施及政府统一政权的缺位，促进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并对国家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自发的、分散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不足以与国家力量和国外势力抗衡^[14]。一些主张和行动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才能得以实施。

周亚婷等人研究发现，赴日教育考察者参与《奏定学堂章程》制定的同时，还创造了与学校体育相关的汉语专业词汇，引介和提倡了学校体育课外竞赛等，提出了德智体全面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5]。在晚清，西学风气主要影响沿海城市和内陆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对其他地方影响较小。“社会”倒逼力量的形成仅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改革的舆论或对地域风气产生一定影响，难以倒逼“国家”（政府）做出大改变。只有当政府意识到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时，才会利用社会力量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改革。晚清政府的重大改革大多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例如，武术作为传统体育的代表进入学校教育，最初是为了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入侵。尽管知识分子和历史人物的影响不容小觑，但他们的建议往往只作为当权者决策的参考。当这些建议有助于国家的稳固与发展时，国家与社会才会表现出行动的一致性。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将其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时，尤其是在界定地方精英的能动作用时，主要强调了这一群体与国家冲突的一面，而实际上中国地方精英因缺乏西方那种明晰的权利观念因而与国家尚未构成对立关系^[16]。这一时期，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对晚清社会的军事体育、大众体育乃至整个体育的发展都影响巨大。比如，张之洞改造旧式书院、创设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主要是朝廷官员，是国家的代理人。传统中国社会遵循“士农工商”的层级结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其自身发展还时常受到官僚地主阶层的压制。农民群体自身由于存在着小生产者的固有局限，更不可能领导社会风气的转变。这决定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新式学堂的设立、“体操”的引进以及更多西方体育项目被纳入学校教育，无疑主要是国家权力施展的结果。清末市民社会能够萌生，与晚清政府的主动扶持有重要关系，也导致其自始至终都对国家和政府存在强烈的依赖。这就决定了在近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力量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家仍为主导力量。

从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来看，《奏定学堂章程》是清政府颁发的有关学校体育的第一部国家正式教育法令，其是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发端的标志，确立了体育（体操）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国家推动学校体育，意在通过军事体操训练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在因拒俄运动而兴起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体育最后发展为军国民身体改造运动。其间，工具化的体育价值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最终形成国家高于并且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17]。可见，从清末至民初，学校体育主要是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自清末以来初露端倪并逐渐发展的市民社会，遭到了国家强制性的打压和扼杀^[18]。

3 民国初竞技体育开展：“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建构

近代中国的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晚于学校体育，且受学校体育影响较大。在分析近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状况时，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体育赛事两方面入手。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是全国运动会，而国际体育赛事则以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为主。

早期的竞技体育主要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开展，主要由外国人负责管理，国内也有部分人士参与其中。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展的竞技体育最为著名，涉及体操、游泳、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等几乎当时所有的现代体育项目，并且率先将体育竞技的理念和比赛形式引入中国^[19]。其后，1904年至1908年期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华书院和南洋公学等教会学校组织的中华大学联合会先后举办了五届田径运动会，对中国近代竞技体育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

1910年，在南京举行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它是我国近代大型运动会的雏形，标志着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从这次运动会的名称及参赛人员构成来看，其仍是学校间、学生间的竞赛。1914年，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举行，参加者也均为学生，人数不足百人。参赛队伍按东西南北划分，华南地区的运动员仅有2名（均为香港的网球运动员）^[21]。可见当时中国竞技体育仍然非常落后。直到1924年民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才开始有非学生运动员参加。1930年，戴季陶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发表的演讲《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提到“全国运动大会已经举行过三回，但是由中央政府来发起、来主持，这次要算是第一回。”^[22]可知当时的全国运动会已经在社会上拥有较大影响。前三届全国运动会主要由民间社会人士组织发动，其中基督教青年会影响较大，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弱；而1930年的全国运动会，则主要由国民政府领导组织。

民国前期，社会力量在兴办体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郝更生评价道：“故对于历次远东运动会之筹备及参加，（社会大众）均踊跃赞助。至于政府方面之提倡，几等于零。我国十年来所以能参加每次远东运动会而不至中断者，社会人士努力之结果也。”^[23]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之前，全国有近900家体育协会。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主要组织与领导全国体育的发展，在筹备和组织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及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等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实际领导权仍由基督教青年会掌握。随着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举行，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应运而生，成为继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之后发展全国体育运动的中坚力量，前后参与组织了多次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对中国参加奥运会也影响甚大。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和财政困难，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往往难以独立，体育事业发展资金也相当有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财政拨款逐渐增加，对举办全国运动会和参加远东运动会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24]。

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民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始，参与的运动员人数明显增加。之后的几届全国运动会，基本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筹划。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要负责赛事的组织活动，而大型体育场馆的兴建以及其他耗资较大的赛事举办事务，都离不开国民政府的资金支持。此外，这一时期全国运动会的举办过程中，中央政府诸多重要人物在开幕式、闭幕式等重大仪式中登场。从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始，名誉会长、正副会长等主要职务基本由国民政府要员担任，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孙科等人悉数登场，做开幕式的演讲演说，展现国民政府在全国运动会上的“国家意志”。在国内各个体育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国民政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对民间社团进行管理、指导与监督。社会各界都有热心人士积极参与中国早期的竞技体育赛事的筹划组织，但每一次大型体育赛事也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在参加奥运会方面，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派遣运动员参赛需要大量经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难以承担，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也不支持。后来在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和推动下，张学良慷慨解囊，在郝更生、沈嗣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刘长春和宋君复得以参加奥运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张学良的资助除代表个人力量外，无疑也掺杂着国家政府的权力。到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国民政府大力支持，派出了93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可以说，中国近代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建构的结果。

4 大众体育始终迟缓：有限的“国家”建构性力量

对近代体育的研究必然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要关注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态。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以人们有一定的生产富余和闲暇时间为基础的。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体育是一种外来文化。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记录了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其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记载道：“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大米对穷人而言是一种奢侈品······这就是中国劳动阶层的现状，尤其是在农村，身体健康、体格强壮的人是不存在的。”^[25]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从事着传统的小农经济。这种生活方式在晚清以后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内地乡村地区延续。与通商城市等地区的生活方式日益趋新不同，即使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依然重复着千百年来的旧样式，几乎看不见近代元素^[26]。因此，近代体育运动作为新的社会文化元素，其开展在中国内陆的广大农村地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拥有约4亿人口。然而，由于内陆地理条件的限制和交通工具的不发达，社会信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速度相对缓慢。加之当时中国民众的识字率普遍较低，限制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范围。西方体育只是在大中城市的部分学校或军队中得到了有限的开展^[27]。中国近代体育学者沈嗣良曾指出，目前“习练运动者，仅限于有数学校内学生而已。”据日本学者记载，在1906年前后，北京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中包含一些体育项目，如打把式（一种街头武术表演）、风筝、滑冰、划船和赛马等^[28]。然而，这些活动依然为传统体育项目，西方现代运动项目并未成为普通民众的主流选择。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依然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29]。当时，中国的大众体育受到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体育意识薄弱、体育场地设施稀缺等多重因素制约，发展异常缓慢。鉴于体育普及的困境，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国民体育法》《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及《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等，旨在促进国民的体育参与。1929年《国民体育法》的颁布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国民体育的重视与支持，也意味着政府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控制力度的加强。1932年《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对体育场地设施提出了明确要求，如规定各省、市体育场的面积不少于80亩，县体育场面积不少于30亩^[30]，类似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体育场馆最早在学校中建造并初具规模，随后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于20世纪20至30年代末达到了建设的高潮^[31]。1927—1937年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和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下，中国体育的发展达到了近代的高峰^[32]。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上海市近代体育发展得风气之先，取得的成就也领先于全国，不仅承办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和一次全国运动会，还先后建成了上海市体育场等一些公共运动场。然而，考察1932—1936年间上海大众体育的发展状况，虽有所进步，但整体表现仍显一般。上海人口增长迅速，从1900年的120多万飙升至1930年前后的300万以上。然而，在1929—1936年的7年间，上海市立体育运动场的平均运动人次仅为60多万。假设每人每周锻炼一次，也只有约1/300的人参与了锻炼。以现代体育人口标准来估算，上海的体育人口也仅占0.1%。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内陆省份，大众体育的落后状况不言而喻^[33]。

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参与体育锻炼有限，不仅是因为体育场地和器材严重匮乏，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普遍缺乏体育运动意识。政府虽然鼓励民众参与体育运动，但给予的实质性支持不足，所以即便是有董守义等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也很难在大城市之外的广大民众间产生影响，广大民众的体育观念依然落后，运动参与明显不足。

5 结束语

尽管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国家权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社会力量一度兴起，但国家仍是各项社会事务的实际控制者，社会力量的种种实际行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农民小生产者由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引领社会风气的革新；而民族工商群体，由于受制于政府，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唯有部分进步官员和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开社会风气之先，不仅对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由于在维护民族国家荣誉和强国保种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国家与社会在促进体育的发展上存在一致性。近代中国的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正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建构下得以发展起来的。但也应该看到，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支持还较为有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