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体育蓬勃发展，体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全球体育治理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1]。然而，伴随着兴奋剂、比赛操纵、流氓行为、种族主义、人权侵犯和腐败等负面事件的频发，全球体育治理体系遭受了严重挑战。全球体育治理的格局经历了深刻变化和重组^[2]，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包括但不限于奥林匹克运动体系、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媒体集团、民间协会以及新兴的体育监管机构，治理模式也从传统的“等级自治”向更加横向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3]。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成为全球体育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主体，两者之间的互动对全球体育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因此，深入梳理这两个组织的关系，回顾和剖析它们的发展历程，对于理解未来全球体育治理中各组织之间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也为把握全球体育治理格局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视角。

1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至1922年，当时国际奥委会委托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附属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现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处理工人业余活动问题，旨在推动地方体育委员会的发展^[4]。双方的合作逐渐拓展至大学层面的工人教育及体育活动推广等。1929年，双方共同制订了旨在促进工人及青年体育教育和运动的新方案^[5]。虽然“游戏”“休闲娱乐”和“身体活动”在相关文件中频繁出现^[6]，但联合国对“体育”并没有特别关注。

1952年，联合国正式确立了体育的重要地位，并授权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奥委会建立正式官方联系。按照组织社会学的观点，本文将两个组织间的关系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8年，联合国开始涉足体育领域，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初步联系。这一时期属于冲突对抗阶段，双方关系存在较大的风险性、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979—2000年，通过持续的协调和合作，两组织增进了相互理解与信任，关系发展至尝试合作阶段。2001年至今，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已形成共享愿景和目标的紧密伙伴关系，建立了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进入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团结合作阶段。

1.1 冲突对抗阶段（1952—1978年）

在联合国成立之初，体育并未被纳入其活动范畴。1952年，教科文组织认识到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体育界存在的沙文主义、暴力和商业化等问题威胁到了体育的教育价值。因此，教科文组织试图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共同探寻问题根源并探讨解决方案^[7]。然而，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拒绝了合作提议。于是，教科文组织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体育和体育教育研究人员和官员开展合作，并于1959年成立了国际体育运动理事会（ICSPE，ICSSPE的前身），作为教科文组织的正式伙伴，负责协调和支持相关机构开展国际论坛和体育教育研究活动^[8]。

1963年，ICSPE与国际体育新闻协会（AIPS）、教科文组织及多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合作，设立了皮埃尔·德·顾拜旦公平竞赛奖（CIFP的前身），旨在通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的名字，引起人们对体育正直行为的重视^[9]。国际奥委会担心其挑战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对教科文组织等采取了冷漠和敌对的态度。教科文组织则认为体育的社会影响和教育价值需要适当的干预和监管，而国际奥委会未能采取必要行动，甚至拒绝合作。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修公开批评精英体育组织的非民主运作方式和对高水平运动员的过度追捧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与国际奥委会的紧张关系。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个组织迎来了新领导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对政治和国际合作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而此时，奥林匹克运动面临政治抵制、恐怖袭击、兴奋剂、内部纠纷和经济危机等重重困境。教科文组织在总干事阿马杜·姆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国际体育领导权的争夺。1974年，教科文组织召开专家会议，提出了“大众体育”的概念，重申了体育教育在青年终身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其成为体育运动界领袖的雄心。1976年，第一届国际体育教育与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MINEPS Ⅰ）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基拉宁在会议开幕式上重申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并对自身受到的侵犯表示遗憾，他还强调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是相辅相成的，并对教科文组织做出了合作的承诺。

然而，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体育民主化的提议，以及建立体育部长和政府官员常设大会的决定都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国际奥委会认为这些是对奥林匹克体系自治权的侵犯。尽管如此，教科文组织还是在1978年创立了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政府间委员会（CIGEPS）和国际体育教育与体育运动发展基金（FIDEPS）。同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显然，教科文组织有意取代国际奥委会，该《宪章》针对的就是《奥林匹克宪章》。对此，国际奥委会发出警告称“如果教科文组织越界的话，会受到强烈的报复”，虽然之后态度有所缓和，表示愿意与国际政府组织分担责任，但强调要保持对国际体育赛事的绝对控制权，合作行动的目标应是发展中国家的体育，而不是高水平体育赛事，更不是奥运会^[10]。

1.2 尝试合作阶段（1979—2000年）

20 世纪70年代末，在新任主席萨马兰奇的领导下，国际奥委会打破了其坚持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美国发起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为防止苏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进行报复性抵制，国际奥委会于1981年发起了一场旨在获得联合国支持的游说活动，促使各国政府承诺不抵制奥运会^[11]。虽然该提议未获得足够多的国家的支持，但仍获得部分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可。

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其实施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制裁。为保护运动员免受制裁影响，并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国际奥委会决定介入这一政治问题，并保持自身独立性^[12]。国际奥委会一方面恢复了古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传统，呼吁各国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游说，最终与联合国达成协议，允许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并临时承认波黑国家奥委会，邀请其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共同提出的倡议，使得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波黑交战双方得以停火^[11]，展示了体育在促进和平方面的力量，也为未来两组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93年，国际奥委会向联合国递交了由184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联合签署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草案。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121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关于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决议，促请各会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前7天至闭幕后7天休战，并宣布“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国际年”，以庆祝国际奥委会成立100周年。此后，联合国大会每两年通过一次名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决议。199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1998年长野冬奥会，联合国旗帜第一次飘扬在奥林匹克旗帜旁边。

在与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国际奥委会也与联合国多个专门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2）、世界卫生组织（199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4）、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1995）、世界气象组织（1996）、世界银行（199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万国邮政联盟（1997）、联合国粮农组织（1997）、国际劳工组织（1998）、世界旅游组织（1999）等。这不仅体现了两系统之间的相互认可^[13]，而且拓展了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范围，增强了组织影响力。例如，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有力推动了有关环保的条款于1996年首次纳入《奥林匹克宪章》^[14]。

1.3 团结合作阶段（2001年至今）

新千年伊始，联合国对体育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2001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瑞士前总统阿道夫·奥吉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顾问，并成立了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UNOSDP）。2002年，联合国设立了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联合国部门工作组，同年，安南出席了第19届冬奥会开幕式，成为历史上首位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联合国秘书长。2004年，联合国设立了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工作组（SDPIWG），并将2005年定为国际运动与体育年。2009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国际奥委会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两组织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建立在“不歧视、可持续性、普遍性和团结”的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就是联合国的原则”^[15]。同年，联合国大会同意了国际奥委会的永久观察员地位申请，确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这一决定使国际奥委会能够直接参与联合国议程，影响大会的政策决定^[16]。201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4月6日（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幕日）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IDSDP）。

2014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协议，目的是在共同价值观下强化双方在“利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领域的合作^[17]。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69/L.5号决议，明确“支持体育的独立和自主性，以及支持国际奥委会领导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一使命”，这是联合国首次正式承认国际奥委会在体育自治方面的权威。巴赫将该决议视为“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性里程碑”^[18]。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特别指出“体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同年，国际奥委会以常驻观察员的身份发布《体育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贡献：国际奥委会的立场》（The Contribution of Sport to the SDGs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the IOC Position），总结了体育对全球发展目标的新贡献。2017年5月，联合国决定关闭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与国际奥委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整合资源，避免工作重叠，深化了两组织间的友好合作。

2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重构与调适对全球体育治理的意义

2.1 优化全球体育治理的结构

历史上，国际体育组织在管理和规范体育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建立了以国际体育组织为最高管理机构，以及洲、国家、地方体育组织等组成的金字塔式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和等级性，也被称为“等级自治”。在该体系中，国际奥委会扮演着“政府”角色，监管全球体育事务^[2]。其权力基础源于两个方面：首先，顾拜旦创立的逆向代表制，即国家奥委会是其在国家或地区的代理和大使，国际奥委会委员是由国家奥委会自行选举而非由政府委派，这确保了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地位。其次，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管理机构是由地方和国家体育协会由下而上组成的，各级体育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治权，接受上级管理，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则位于最高权力结构的顶端^[19]。由于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得到其承认就意味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管理特定体育项目的合法性，前提是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从而增强了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宪章》的权威性。这一治理结构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但随着政府、政府组织及跨国公司、媒体集团等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国际体育组织的等级权力结构受到了挑战。传统的等级自治制度逐渐演变为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各利益相关方根据不同的方式和环境行使权力，并通过谈判和合作进行政策协调与沟通。

2.2 加强全球体育善治

善治是良好治理的追求，全球体育的善治包括透明、民主、问责、法治、团结、社会责任等^[20]。然而，国际体育组织内部会员国的控制机制不足以及外部因素干预不力，引发了一系列治理危机，如腐败、兴奋剂滥用及人权保障缺失等。多主体的参与使全球体育秩序得以重塑，进而重新分配权利，外部监管对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中过度自治、评价缺失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制约和矫正作用。

联合国系统对体育领域内的兴奋剂、腐败以及人权侵犯问题尤为关注。2005年，联合国通过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是全球第一个在反兴奋剂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不仅标志着反兴奋剂问题首次被纳入国际法范畴，也为全球各国政府参与体育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会议亦将体育领域的贿赂和腐败行为纳入刑事犯罪范畴，这将促使其更加透明、廉正地行使管理职能。联合国作为人权保障的重要国际平台，其下属的人权高专办、国际劳工组织、儿童基金会、妇女署及难民署等多个机构已参与到体育人权治理中，对体育活动中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监督与干预。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高专办参与创办体育人权中心，通过多方参与强化问责机制，预防与体育相关的人权侵犯行为^[21]。

2.3 拓展全球体育治理的价值

体育运动具有多功能性，体育治理不仅是对体育事务的治理，还包括以体育为手段的治理，因而可以超越体育范畴本身而深入诸多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问题之中^[22]。因此，体育治理的内容和价值也是多元的，国际体育组织承担着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如国际奥委会倡导奥林匹克主义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致力于通过体育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联合国的加入扩展了全球体育治理的社会价值。21世纪初，联合国将全球体育事务纳入全球发展和社会变革框架，将体育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和平建设的载体，并将其纳入国际公共政策议程，确认了体育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倡议在国际层面获得了欧盟、英联邦等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并促使成员国政府在国家层面制定利用体育促进社会变革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例如新加坡的“愿景2030：体育使生活更美好”、毛里求斯的国家体育和体育活动政策、牙买加的国际体育政策白皮书等。

3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影响要素的层次分析

组织间关系涉及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23]，其研究重点包括特征、模式、起源、基本原理及其后果。Joachim A. Koops针对“多层次治理”提出了一种组织间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以准确识别组织间互动中的主要参与者、权力来源及其作用和影响力^[24]。该框架从5个层次分析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相互关系：国际、国家（成员国）、个人、科层制、机构（秘书处）。针对国际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的关系，考虑到国际奥委会逆向代表制对决策机制的特殊影响，以及其与联合国互动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以下4个层面进行分析：①国际体系层面，即国际环境；②组织层面，涵盖组织性质与目标；③个人层面，关注组织领导人；④制度层面，包括互动方式及其效果。通过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两组织关系演变的原因。

3.1 国际体系层面：国际环境

决定组织间关系最重要的变量是国际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或是变化），以及为国际组织创造机会和施加限制的重大事件^[24]。国际关系作为国际组织的外部环境，对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关系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加速了种族主义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25]。1948年，南非国民党政府实施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体育领域也不例外^[26]。面对这一情况，联合国大会先后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旨在推动全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1977年，联合国发布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旨在在体育领域彻底孤立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反种族主义运动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一些困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遭受了大规模的抵制，让国际奥委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体育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奥委会试图让联合国达成“政治不对体育进行干预”的共识并不现实，“国际奥委会希望摆脱世界紧张局势人质的角色，但联合国本身作为人质，无法实施救援”^[27]。正如Keys所言，“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宣称自己凌驾于政治之上，现在它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政治色彩的机构中反对奥运会的‘政治化’，这番努力充满了讽刺意味”^[27]。因此，国际奥委会在自相矛盾的方式下与联合国建立联系的努力注定失败。

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种国际环境为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维护世界和平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两组织共同努力，发挥了体育对和平的促进作用^[28]。例如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波黑交战双方实现了停火；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阿富汗和伊朗实现了停火；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前夕，一场海湾冲突得以避免^[29]。联合国对奥林匹克休战的认可不仅恢复了和平协议，也为两组织在新国际秩序下的全面合作打开了大门。

3.2 组织层面：组织性质与目标

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存在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与其他国际组织是否建立关系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取决于其自身需求^[30]。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联合国的职能广泛，但并不涉及民间结社活动。与之相对，国际奥委会的重要特性是业余性和自治性，而自治性建立在业余性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奥委会始终坚守业余体育的原则，拒绝一切政治和经济干扰。随着国际体育的快速发展以及与教育、人权等联合国关注领域的紧密联系，两组织在功能上出现了交叉。这种交叉既加深了两组织的相互依赖和影响，也可能引发竞争与冲突，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31]。在冲突对抗阶段，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对国际奥委会的自主权和生存空间构成了挑战，引发了两组织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随着业余体育与商业体育界限的模糊，国际奥委会的性质逐渐呈现出“准公共性”与“准商业性”的混合特征。体育组织自身难以处理的全球性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奥委会对政治合作的开放态度下，以及两组织在发挥体育社会功能这一共同目标的驱使下，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开始走向合作。

组织目标是组织的灵魂，是组织决策的基本依据^[32]。《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四、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33]。《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的合作基于共同目标，特别是在2015年后，为了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积极寻求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以提升治理效率，关闭了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并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伙伴关系。

3.3 个人层面：组织领导人

组织间关系始于非正式的、基于信任的个人关系，并逐渐发展成正式的系统级关系^[34]。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关系对于维持组织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35]。在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领导人的性格、理念和外交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奥委会第五任主席布伦戴奇（在任时间1952—1972年），固守奥林匹克与政治分离的理念，坚决反对职业化和商业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侵蚀。他追求体育的“非政治性”和“独立性”，不愿意与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打交道。然而，教科文组织认为政治干预和业余原则的放宽是解决世界体育问题的关键^[36]。因此，两个组织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在任时间1980—2001年），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他主张开展广泛合作，认为奥林匹克运动要在国际上继续寻求发展就不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在其领导下，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系统内多个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1984年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并签署了合作协议。萨马兰奇与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保持了特别友好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两组织在兴奋剂和体育教育问题上的合作^[37]。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任时间2007—2016年）一直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在其任期内两组织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他多次公开强调两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呼吁尊重体育组织的自治，这为两组织进一步合作扫清了障碍。潘基文还积极参与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分别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参与了奥运圣火传递并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在国际奥委会第126次全会上，潘基文成为了首位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发表演讲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演讲中，他赞扬了两组织为体育和社会变革所做的努力，强调两组织是合作伙伴，承诺联合国将继续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38]。

3.4 制度层面：互动方式及效果

组织间的非正式和临时互动往往能够催生正式的协议、宣言和谅解备忘录，这些成果有助于深化合作，包括联合培训和规划、定期经验交流，乃至制定更具体的行动计划^[39]。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形成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互动方式，不但健全了双方的交往机制与规则，还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关系^[40]。在尝试合作阶段，国际奥委会一直谋求与联合国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奥林匹克休战协议的签署不仅标志着两组织制度化关系的正式确立，也开启了长期伙伴关系。每两年一次的休战呼吁保证了双方的频繁互动，通过累积的合作项目效应，可能激发更深层次的共同理解，促进更制度化的长期合作^[41]。尽管休战协议不能彻底解决国际争端，但其签署过程强化了双方促进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拓展出更大的合作空间。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附属机构签署大量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基础。

随着两组织关系的稳步发展，联合国越来越重视体育在实现全球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并愈发珍视与国际奥委会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授予国际奥委会永久观察员地位便是有力的印证。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框架下，双方开展了多项联合行动计划。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开展“希望体育”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贫困；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奥委会共同组建难民奥运代表队，以及与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共同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共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等等。

同时，国际奥委会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倡议，出台支持政策，如《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2]。两个庞大系统在组织层面和附属组织层面的关系交错发展，相互促进，在频繁有效的合作中更加相互依赖，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认知共同体”，保障了后续互动的质量，组织间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4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未来展望

4.1 在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下互动

当今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43]，这与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宗旨和愿景高度一致，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奥林匹克体系和联合国组织系统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规模和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为人类共同价值做出较大贡献。2011年4月，在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设立10周年时，秘书长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顾问威尔弗里德·莱姆克指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强有力的运动”。联合国认为，体育在人文关怀、发展与构筑和平方面是一个成本低而影响大的工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015年后，联合国再次把体育纳入全球发展议程，视体育运动为具有感召力的跨领域工具。这预示着联合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继续利用体育的力量促进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奥委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提升了体育的地位，使其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017年《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将国际奥委会打造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典范。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强化了体育在应对和平、发展和其他现代社会问题挑战中的工具性作用。未来两大组织将进一步合作，挖掘体育在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并将其应用在短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地方、区域和全球范围的长期发展合作项目中。

4.2 在国际体育自治的基本架构中互动

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建立广泛合作的前提是坚持国际体育的自治原则，这是由国际体育组织的性质决定的。自治原则已成为国际体育组织权力运行机制不可分割且难以撼动的要素特征，未来仍然会是其发展目标和行动纲领，实现并进一步强化组织自治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44]。这种趋势充分体现在国际奥委会的行为中，一方面在自治前提下进行组织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大力宣示体育的政治独立和自主性，并且强调“必须在承认体育自主权的基础上，与政治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奥林匹克2020议程》亦将自治视为善治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对组织民主、问责和透明度等与自治合法性相关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正如任海所言，“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善治之路，需要在奥运理念中寻求共识、在多方互动中自我更新、在开放中创新自治”^[20]。

在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的合作中，前者获得了后者对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支持。自2014年起，联合国系统会议在涉及体育事务时，都会考虑体育及国际奥委会的自主性。这种合作不仅加强了国际奥委会在国际体育中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国际体育自治的合法性。正如Chappelet所指出的，“如果传统体育管理机构决定与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它们将保持在体育界的领先地位”^[45]。因此，未来两组织仍将在国际体育自治的基本框架下进行互动。

4.3 在解决全球体育问题的场域内互动

当不同主体在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聚集并致力于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时，组织间的关系尤其重要^[37]。面对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国际奥委会等体育组织需寻求公权力的支持和监管。政府间组织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拥有政策权威和监管优势。为有效解决体育领域的紧迫问题，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法律框架，以促进政府当局和体育部门的合作，确保体育治理得到有效改善^[46]。

就全球体育问题，两组织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多元和有效的合作，如共同打击兴奋剂问题、对抗比赛造假和腐败、维护体育中的人权、解决体育劳工问题等。这些合作不仅涉及两组织，还包括其他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如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ITA）、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GAISF）、冬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AIOWF）、夏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ASOIF）、国家奥委会协会（ANOC）、国际体育安保中心（ICSS）、国际刑警组织（ICPO）、欧洲委员会（COE）、反腐败国家集团（GRECO）等，这些组织的积极参与体现了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在国际体育领域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