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1]。而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推动效率与公平统一。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从优化顶层设计、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职业联赛体制、完善职业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等多方面对职业足球联赛进行改革^[2]。自此之后，限薪、引援、转会等一系列制衡俱乐部间关系的政策不断颁布，标志着中国足球管理层对公平与效率进行平衡的意识不断增强，促进竞争的理念得到联赛各利益主体的普遍认同。但现有非中性化制度体系依然无法对联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进行有效指导和规范，制度失衡现象仍客观存在。而俱乐部频陷欠薪风波、联赛面临崩溃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联赛制度演化失衡导致了其内部结构、体制机制和增长方式出现问题^[3]，从而造成职业联赛市场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决定着效率。要建立足球市场发展长效机制，中国足球必须摒弃制度“复制”，摸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职业联赛制度体系。学者们已就职业足球制度变迁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例如，黄华从法学视角对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足球转会中的利益分享机制是足球改革的重点^[4]；杨天翼分析了欧洲足球转会制度的演进历程，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市场需求诱导与政府强制供给之间不断平衡的结果^[5]。近年来，有些学者逐渐认识到竞争公平与效率价值理念对于联赛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例如，杨献南等人基于演化博弈论、自组织理论研究了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历程及主要问题，认为制度改革应以公平正义为总目标，并提出了建立制衡架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建议^[6]。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建树：第一，在以往文献主要以职业足球转会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对联赛整体市场制度体系进行研究，并考察其嬗变历程；第二，引入库兹涅茨曲线以检验当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效率与公平关系演变所处的具体阶段，对相关研究提出的足球制度改革中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予以实证支持；第三，主张从完善市场体系和促使联赛参与主体协同方面培育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出相应的推进路径。

1 联赛制度变迁和其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1.1 制度变迁的根本逻辑与价值取向

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均有体现，人们对于二者关系的认知也随历史演进而动态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效率与公平看作对立的两方面，并由此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甚至走向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哈佛学派以追求完全竞争市场为目的，主张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公共政策；新自由主义学派甚至主张市场应完全自由竞争而不受政府干预。就我国而言，党和政府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原则，不断探索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理论。

财富分化源于地理因素与初始禀赋的差异，并在其积累与传承中得以强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初始禀赋不同代表着个体间在生产要素投入上具有差异性，从而导致其竞争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也就无法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影响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也加速了社会矛盾激化，但计划经济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完全平均分配方式也非正解。探寻效率与公平的真谛就是探索二者之间适宜的“度”。就职业联赛而言，其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寻找这一“度”的过程。

缩小行业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重要内容。职业联赛方面的研究表明，在集体项目中，收入分配不公会对联赛成绩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即使是明星球员的成绩也会受此影响。这一结论背后的逻辑是，对于集体合作性质的职业联赛来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势必影响低层收入群体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力量离散加剧；同时，因各球队收入差距造成的优质球员在球队之间分配不均则会造成联赛失衡，进而降低一般球队参赛的积极性。按照以上逻辑，我国职业足球联赛之所以出现前期制度供给失准、球队实力分层态势明显、内部球员薪酬两极分化严重等不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在收入分配中兼顾好效率与公平。

1.2 联赛制度变迁对其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机制

为厘清联赛制度影响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机制，我们借助丁烈云建立的均衡函数进行假设分析^[7]。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将联赛总效用设定为效率与公平的函数；在这一函数中，假设效率与公平具有替代关系，且其边际替代率递减，可建立如下函数：

式（1）中，U代表联赛总效用，E代表联赛效率，J代表联赛公平性。

由于联赛总效用并不是联赛各类资源投入的简单加总，而是各制度协调配置的结果，因此，有别于以往较为简单的资源累加参数模型，我们将各制度作为各类生产要素在配置过程中的系数，并据此来解释联赛制度变迁对其总效用变化的影响机制。相应的具体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式（2）中，I代表社会制度，I₁、I₂······I_n代表在社会某一生产要素配置中用以协调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各项制度；R代表生产要素，R₁、R₂······R_n代表联赛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

基于以上模型，考虑到制度消长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性特征，我们将阐释生命发展的经典DNA模型进行类推和延展，用于分析制度变迁影响联赛效率与公平的机制：职业联赛在各制度作用下形成了一种螺旋结构，这种螺旋结构链的客观载体是联赛产业中各种资本、技术、管理、劳动、信息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横向与纵向联结则有赖于相应制度的作用。该制度螺旋模型横截面如图1所示。

在图1中，各曲线分别代表相互作用的资本、技术、管理、劳动、信息等生产要素制度链，所有生产要素都依靠各制度横向和纵向连接，紧密围绕联赛总效用协同联动发挥作用。

由式（2）和图1所示的联赛总效用模型可知，联赛总效用水平提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调整和制度演变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生产要素调整的作用只是一时的，而制度演变的作用是持久的，因此联赛总效用的提升，最终还是要借助制度变迁来实现。基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根据联赛制度改革前后的总效用变动状况分析联赛制度变迁对其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在改革之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处于平均主义的低效率公平制度之下，联赛发展的主要矛盾为落后的联赛产品供给能力与提高联赛总效用的强烈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依据以上联赛总效用函数，其效用提升主要体现在提高效率和增进公平两方面，而此阶段由于联赛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公平对于效率的边际代替效应很小，更多地增加公平并不会带来等量的联赛效用提升。因此，联赛总效用的提升必须依靠效率的提高，这亦是后来联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缘起。在改革之后，联赛效率的提高带动了其总效用的提升，但这种改善却是以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代价的，因而人们对于联赛公平的诉求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联赛中效率对于公平的边际代替效应变小，因而未来联赛总效用的进一步提升，势必要求在继续提高联赛效率的同时强化公平增进制度对联赛发展的调整。

2 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导向下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走势。我们将该曲线引入职业体育领域，通过对比历年来反映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与反映职业足球联赛收入差距的竞争性平衡指数状况，分析联赛在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2.1 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平衡发展趋势比对

在职业足球联赛中，收入差距与俱乐部的竞争实力高低息息相关。为验证我国职业足球联赛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契合性，我们将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职业俱乐部竞技实力差距进行对比实证。以我国基尼系数和联赛竞争性平衡指数（HICB）分别作为反映我国收入差距和职业足球俱乐部实力差距的具体指标，其中HICB反映的是联赛的产业集中程度，是通过对联赛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修正得来的。HHI的具体计算公式为^[8]：

式（3）中的i代表某俱乐部，N代表联赛中俱乐部的数量，WinS_i代表某俱乐部的获胜场数，G代表给定赛季的所有俱乐部获胜场次之和。在评价职业体育联赛竞争性平衡时，HHI为俱乐部获胜场次数量占整体比重的平方；俱乐部竞争性平衡会随着HHI的增大而减弱，当HHI值为1时代表俱乐部间实力极度悬殊^[9]。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对HHI进行了修正而得到HICB，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4）中，如果HICB大于100，即表示该联赛竞争不均衡。为使以上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得到更为直观的反映，我们采用了其增长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图2显示，改革初期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实力差距水平与我国市场化改革下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走向基本吻合，表明我国职业足球制度变迁趋势与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导向下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趋势基本一致；但是2012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职业足球联赛实力差距变化依然呈现较大波动。由图3和图4对比进一步看出，2012年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稳步缩小，而职业足球俱乐部实力差距却不断扩大，这反映出职业足球制度变迁明显偏离或滞后于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导向下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

由以上分析可知，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对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演化规律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且图4显示，近年来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竞技实力差距仍处于其倒U型曲线的左侧上升阶段，表明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在现行制度下的可竞争性不足问题依然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为联赛整体绩效低下提供了佐证。

2.2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分析

由上可知，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社会总体制度变迁紧密相关。联赛制度与绩效之间表现出的鲜明因果关系，反映出当下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尚存较大缺陷。下面我们将结合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对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过程做进一步梳理阐释。

第一阶段：1992—200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提出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并长期坚持。当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迅速凸显。在职业足球联赛方面，1994年甲A联赛的开幕，标志着我国足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了实质性进展。以转会制度为例，在市场化改革初期，球员交易缺乏正式的制度约束，当时过度关注效率的制度安排导致市场主体缺少更有利于联赛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意识。在不成熟的制度体系下，球员自由交易致使联赛竞争失衡加剧。该阶段，移植于欧洲的职业联赛制度在我国受到计划经济意识的强烈排斥，行政干预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了联赛市场主体错位，也造成了甲A联赛市场制度供给偏离了其市场基础。

第二阶段：2002—2012年。党的十六大在分配制度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方针。这一阶段，政府对贫富差距问题日益重视，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不断发挥行政干预的调节作用，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在职业足球联赛方面，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正式亮相。足球管理层对联赛竞争性平衡有了初步认识，开始推动联赛由追求效率主义下的自由发展向重视公平竞争下的健康成长过渡。联赛市场中的体制性障碍被不断清理，相应的市场制度体系也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当时核心权力在联赛改革过程中并未被真正下放，各项具体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表现出许多缺陷。第一阶段的联赛制度供给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制定更多的政策加以弥补，而制度的自我强化惯性则造成行政力量对联赛运营“嵌入”得更深。该阶段，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平衡程度在强制性制度干预下有所提升；但联赛市场发展仍然缓慢，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增多，造成了交易成本上升，并最终导致了联赛整体效率持续下滑。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着重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于通过优化三次分配多渠道促进共同富裕，彰显了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重心已由注重效率向重视公平倾斜。正是在以上政策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得以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基尼系数也被控制在了适度范围内并稳步降低。就职业足球联赛而言，在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引领下，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日渐步入正轨，运营效率不断提升。但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难以推动职业足球联赛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相关制度体系不健全问题仍是重要掣肘，而价格机制失灵则导致了俱乐部竞争失衡加剧。该阶段，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远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新的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要素分配制度体系亟待构建。在这种背景之下，必须进一步正视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更好发挥制度引导作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对促进职业联赛公平给予足够重视，加快推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在协调公平与效率上做到有的放矢。

3 制度变迁的基本形态

技术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在于人类个体的非完全理性和理性的可增长性。此规律同样适用于阐释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命周期，因而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提升，旧有制度也会被替代，从而引起制度演进。实质上，社会变迁就是多领域制度以各种形态变迁的复合体，而社会则是由错综复杂的制度综合而成的有机体。这意味着制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抽象化的制度概念与具有实体性质的产业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发现制度之间也存在着产业般的前后关联和主次关系，而这些制度之间的互动也需要“人为机制”干预。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将基于青木昌彦提出的三种制度历时联动机制，对职业体育制度互动变迁的过程进行刻画^[10]。

3.1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效应迭代

制度之间并非单向联结，各种制度会在相互影响下不断迭代，且由于不同领域的制度具有异质性，其迭代周期也大不相同。从横向维度的各种制度来看，一些迭代较快的制度会对反应较慢的制度产生一定带动作用。在新制度的影响下，旧制度演化的速率得以改变，从而促进制度的整体演变。具体到我国职业足球领域，体制改革会对其他制度的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如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发布就加快推进了联赛人力资源管理、市场管理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加速了足球领域劳动人才的聚集和产业资本的集中。

3.2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机制再造

制度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在互动中内生而成的，这意味着制度间的联动机制是具有一定弹性的。在特定情况下，当存在联动关系的制度无法以原有模式与新生制度耦合时，或新生制度无法适应原有的制度环境时，制度间的关联机制就可能发生异化，从而引致制度间的联动关系在创新中实现演进。例如，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的相关制度引领下，国内足球队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由省市体工队形式向职业俱乐部形式的蜕变，其资源配置方式也由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

3.3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制度派生

除以上两种途径外，当新旧制度或两种旧制度遭遇突变或冲击以致不能继续维持既有关系时，不同制度之间的互动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派生制度来进行弥合。派生制度可以理解为两种原有联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当“母制度”之间恢复有效联动之时，派生制度（子制度）就会或淡出或以其固有形态遗存下来。这一规律从与职业足球联赛演化进程相伴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消长中可以得到印证：联赛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扩大了联赛市场，也缩小了各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而竞争造成的矛盾激化则需要更多的制度去规范；日益增加的制度难免在各领域发生交叉和冲突，致使联赛制度重叠、矛盾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制度之间难以有效协调的状况下，一些派生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在联赛改革初期实施的“政企不分”管理体制，便是由制度互动失序催生的一种派生制度，而这种体制也成了后来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路上的一大障碍。由以上分析可知，联赛领域内各项制度间的有序互动，是联赛实现内部均衡的先决条件；而竞争性平衡格局的形成，则是制度互动有序的最终反映。

4 制度失衡下职业足球联赛绩效现状

在分析了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过程及其与联赛绩效的关系后，进一步对联赛制度失衡下存在的缺位、越位和异化问题影响其绩效的现实状况进行剖析，以对制度变迁影响联赛绩效的内在机制进行检视。

4.1 制度失衡致使联赛“伪职”“先衰”，整体竞争力低下

企业竞争力是市场竞争力的根基。根据市场生命周期理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尚未达到成熟及衰退阶段，却呈现出西方职业联赛发展中后期的竞争失衡态势，而其“伪职”“先衰”状况折射出的则是联赛整体竞争力不足。例如，在2021年联赛的8场比赛中出现了3场0比0的比分，且其涉及的3支队伍均是夺冠热门球队；而在同年的欧洲杯51场比赛中，仅出现了2场0比0的比分，其激烈程度的差距可见一斑。广州队原归化球星埃尔克森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相比于他之前参加过的巴西联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水平明显偏低。在巴西联赛的20支球队中有17支具备争冠实力，因而几乎每场比赛都进行得特别激烈，每个赛季都不知道冠军花落谁家^[11]；而中超冠军仅有几支球队有实力去争夺，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竞争水平低下的客观现实。

4.2 制度缺位致使联赛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效益持续偏低

囿于足球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失衡，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投入规模增速与其制度供给水平并不匹配。从资本投入来看，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包括职业足球联赛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我国体育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如图5所示，2004—2020年我国体育类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3%，远高于同期为17.3%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资本投入规模扩张迅猛。从劳动投入来看，2019年中超球员薪资水平相当于日本J联赛球员平均工资水平的5.8倍和韩国K联赛球员平均工资水平的11.67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总投入分别是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的3倍多和10倍多^[12]。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在职业足球联赛方面的劳动投入规模增长迅速。

然而，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体系不完备和供给机制缺陷还是在我国职业足球联赛中客观存在的，“投资热但消费凉”、职业俱乐部频繁易主、各生产环节及利益主体间矛盾激化、资本无序扩张失范等问题在我国足球市场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13]。可以说，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这种高速增长的投入，实质上是资本非理性行为造成严重“内卷”的集中表现。资本的逐利特征注定了其偏离帕累托法则的必然走向。正因如此，职业足球联赛中资本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非中性会破坏帕累托最优格局的演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联赛规模效益的过度“饱和”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上弊端愈发凸显，多家中超足球俱乐部被爆欠薪、多家顶级球队因财政危机解散、外援持续出走等现象就是明证。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足协出台了“限薪令”“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等一系列政策，旨在以宏观调控手段引导联赛的投入规模合理化，并试图以断腕之阵痛换取职业足球联赛的长远利益，但收效甚微。基于以上背景，在缺乏有效制度供给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提高与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的萎靡形成了鲜明对比。

4.3 制度越位致使联赛投入冗余、产出不足，综合效率状况不佳

由于存在制度越位情况，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投入和产出分别存在严重的冗余与不足问题，从而影响了其综合效率表现。在投入方面，相对于冬窗转会支出，俱乐部的球员薪资和总赞助投入冗余较多：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职业足球球员薪资水平过高，与其自身实力和竞技能力的匹配度较低；另一方面，市场对职业足球联赛估评过高，过多赞助涌入足球市场，但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产出方面，从版权收入来看，由于互联网迅速发展和产权保护体系的缺失，赛事信息复制成本较低，致使我国职业足球领域的侵权行为普遍存在；而侵权行为难以界定又导致版权保护困难，赞助商获利空间一再被压缩^[14]。例如，2021年的欧洲杯就成为了当时国内足球赛事领域侵权的重灾区，在首场比赛当天监测发现84家网站、47个App和4家OTT进行违规直播，并发现IPTV侵权省份28个，但事实上当时国内仅3家平台拥有欧洲杯赛事版权；事发之后，拥有版权的三大平台虽然迅速展开维权行动，但最终却徒劳无功^[15]。与此同时，现阶段行政权力对职业足球联赛“嵌入”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赛的正常市场化运作，拉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导致俱乐部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和版权开发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最终造成足球行业先期改革所获得的资源与优势被内耗殆尽，职业足球联赛竞技水平和市场效率也出现了全方位倒退^[16]。

4.4 制度异化致使联赛改革放缓，产权关系亟待重组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至今，在其由“公共产品”到“准公共产品”再到市场化的演变过程中，一直由政府来主导推进。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行政手段在足球赛事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在随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主导我国足球赛事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参与主体目标的异质性，难免招致相关主体的非议。正因如此，随着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化，相关市场主体利益分化不断加剧，极有可能造成改革异化与利益扭曲。例如，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职业赛事的政策导向，在职业足球联赛领域却演化为俱乐部之间的“军备竞赛”，以至于催生了严重的“金元泡沫”，完全背离政策初衷。而制度的异化和曲行又倒逼政府颁布更多的政策措施加以矫治，这很有可能诱发更不利的后果。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验表明，行政权力渗入过深、范围过大，必然会导致改革僵化、市场发育迟缓无序^[17]。我国足球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由集权走向分权的过程，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改革的关键就是在合理摆脱庞大的公有产权体系严格控制的过程中塑造出新的利益体^[18]。

5 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的应然环境与优化路径

由上可知，若要改善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绩效状况，必须秉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优化其制度变迁路径。以下我们将从职业联赛制度机制的应然环境出发，立足于竞争性平衡的根本逻辑与价值取向，对联赛制度结构的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5.1 应然环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度的运行要以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为载体、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且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因而良好的制度运行机制得益于其存在的应然环境。具体到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的变迁与优化，也是如此。

5.1.1 市场体系完善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是跨越当下发展紧要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对于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而言，高水平联赛的打造有赖于竞争平衡机制作用的发挥，而相应平衡的实现则要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支撑；高质量的职业体育市场体系有利于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高效运行，也能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合理配置^[19]。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界定了现代市场体系，例如，李刚等人就将体育市场体系概括为“由市场内容体系与市场监管等治理环境组成的有机整体”^[20]，等等。综合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除市场内容体系与市场监管体系之外，现代化职业体育市场体系还包含了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投资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市场运行机制要素，从而涵盖了如图6所示的内容。

目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市场体系远未完善。从市场内容体系来看，联赛市场中存在的政绩导向、条块分割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资源浪费、产业链传导不畅等问题，致使职业足球联赛要素市场流通机制受阻，制约了联赛各种要素的有效配置，也影响了联赛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和联赛产品的有效供给。从市场运行机制来看，在联赛市场主体非合作博弈的条件下，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结构失衡与垄断交织而生，制度载体产生的外生垄断与市场体系不完备本身共同造就的“二元市场垄断”造成了联赛市场中价格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也使得联赛市场主体无法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形成的市场均衡条件下那样根据市场价格反映出的产品和要素稀缺程度与价值信息进行理性决策，从而出现诸如球员转会市场中因卖方对转会球员标以天价、买方借助财务实力垄断稀缺球员资源而导致的球员薪资急剧膨胀的扭曲现象。从市场监管体系来看，传统的“科层制度”造成了职业体育管理组织的复杂结构，也导致了冗余的管理架构之间职权交叉不清；政府越位和缺位致使职业足球联赛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阴阳合同”“欠薪”等失范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监管仍以自上而下的单向规制为主，造成了监管权力过度集中，也助长了市场垄断者的寻租意识。

职业足球联赛具有投资周期长、运转资金体量大、专用性强、资本沉淀性高的行业特点^[21]，这不仅要求投资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储备与抗风险能力，还要能够借助有效的市场信息来理性选择行为策略。以上职业足球联赛市场体系的问题导致价格机制失灵，并引发了信息传导机制扭曲。在这种情况之下，基于被迫“出圈”的压力和投资回报机制的诱惑，投资者对俱乐部采取了“疯狂投资”行为。由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盈利性差、市场化水平低，银行信贷、商业信用等融资路径被封闭，企业直接投资就成了其融资的主要渠道^[22]，从而造成股权结构单一问题。从俱乐部的股东性质来看，主要包括国有和民营投资者。国有投资者基于政府支持对中国足球进行投资形成了巨额沉没成本暂且不论；就民营投资者而言，联赛权利错配以及亏损常态化致使其对俱乐部缺乏责任感，自然催生了其变相牟利行为，这在削弱俱乐部变革的内源性动力的同时也会造成国家巨大的财政损失^[23]。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价格调节有效是形成市场均衡的先决条件，而价格的有效调节又有赖于市场竞争的公平开展，即必须能够促使参与主体通过博弈形成“旗鼓相当”或权责对等的利益格局^[24]。为了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必须在继续加强联赛市场内容体系建设的同时，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系，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25]，从而为联赛制度的变迁与优化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5.1.2 参与主体协同

贝朗塔菲在阐述系统论时指出，系统不仅仅是子单元简单叠加的总和，而是显示出超越整体的协同效应^[26]。基于该原理审视我国的职业体育联赛，这种协同效应就是以联赛产品的生产为目标，通过系统中组织或个体单元的协同工作，实现要素在系统中的充分整合与吸收，以最终完成联赛系统的周期性运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进行有效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设计，培育联赛参与主体“人为为人”的价值观，以协作降低因利益“趋异性”造成的摩擦成本，从而促进联赛市场协作性竞争格局的形成及存续，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27]。

目前，我国职业体育协同治理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其中参与主体的角色认知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越位问题在职业足球联赛中仍然存在，职业足球管理体制亟待“脱虚向实”。例如，中国足协与联赛“脱钩”后，与其进行业务衔接的单位为中国足球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而联席会议制度设计却需要17个行政部门和单位参与^[28]。从社会层面而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职业足球联赛的主体意识仍然相当淡薄，原因有二：一方面，体育联赛社会组织发育尚不成熟，自治效能低；另一方面，立法不明、无法可依等状况的存在削弱了其主体身份认知^[29]，亦为行政垄断提供了介入空间。

职业足球联赛利益链上的各参与主体有着极高的依存度，职业体育协同机制通过各方主体以共生关系参与联赛运转，因而其效率水平提高的首要前提是各方利益的均衡。在联赛利益链中，每一层级的参与主体都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他们以赛事为轴心紧密联结、分工协作，共同推动联赛发展。而体育产品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特殊性，要求联赛各参与主体的协同机制要更为谨密完善。正因如此，为了实现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的优化，不但要进一步促进联赛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实现全流程、全过程协同，还要在联赛内容上加强要素协同、制度协同，并在联赛宏观发展阶段上着力实现时间和空间协同。

5.2 优化路径

在具备了以上应然环境的条件下，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还应该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引领下，以竞争性平衡为基本目标，优化联赛制度。

5.2.1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利用制度联动效应引导联赛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

从政府层面看，职业足球联赛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其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存在问题。因此，应加快推进中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联动效应，引导与联赛产品需求相适应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30]。首先，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制度优化为抓手，打破行政垄断与计划经济体制路径依赖造成的束缚，使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得以回归本真位，从而构建起一种参与主体之间协调共享的利益机制^[31]，以最终实现联赛产权的重构与参与主体的协同。其次，通过健全职业体育市场监管体系，营造公平竞争氛围；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要素流通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联赛市场中合理有序流动；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对联赛市场行为予以必要规范。最后，加快推进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自监管格局的形成，进一步对市场主体放权赋能，以激发其更大的竞争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从而促进联赛有效竞争市场的形成。

5.2.2 创新制度互动模式，以制度联动机制再造和制度派生效应弥补非正式制度自发运行中的缺陷

从联赛自身层面看，联赛作为赛事经济的杠杆，是一切相关经济活动展开的核心^[32]。目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质量不高是其商业价值难以被充分开发的根本原因；而联赛在市场制度失衡下出现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投资机制不完善、融资机制不畅、俱乐部造血能力不强等问题是限制联赛向更高质量跃升的巨大障碍。破除这些束缚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针对传统产权制度无法发挥激励功能的现状，利用制度联动机制再造效应创新产权关系，充分发挥产权明晰的显著激励作用；其次，加快建设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利用金融科技多级信用手段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俱乐部间接融资的比重，并进一步促进其股权合理化和分散化；再次，要利用制度派生效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俱乐部联盟等体育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制度托底作用，以促进联赛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的有效衔接；最后，要通过创新开发多元化盈利模式^[33]、打造拥有自身造血能力的品牌赛事等途径，锻造职业足球稳固的市场基础，以有效解决职业足球联赛产出不足问题。

5.2.3 形成更高层次制度互鉴，在技术溢出效应中孵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

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国际职业赛事大量涌入，由此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体育竞赛表演业市场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本土职业赛事产生强烈冲击^[34]。伴随着体育竞赛表演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国内联赛市场面临的消费外流问题更加严重。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居民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又主要体现在多元化、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增加方面。在此背景之下，国内职业体育市场却尚未形成有效供给机制；在国外市场因拥有优质赛事产品供给能力而强力吸引国内消费群体和资本的情况下，本土职业体育赛事的市场份额被严重挤压；而消费外流则又引致竞争主体为赢得生存空间而采取短期行为，如高薪引入大牌球员、阴阳合同等。久而久之，国内消费群体对本土赛事仅有的激情将被逐步磨灭，赛事消费外流进一步加剧，其结果必然是职业联赛社会关注度下降、资本撤退、运营绩效低下与联赛崩盘^[35]。针对以上情况，必须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在参与全球分工合作背景下，应在一定的规范标准下稳步推进更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开放，通过建设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对国际职业赛事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从而发挥“母市场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势，以有效拉动职业赛事消费的回流。其次，在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孵化和培育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职业联赛制度体系，从而为促进职业联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前提。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推进市场化改革，并非要摒弃政府的作用，“放管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发挥双轮驱动作用，让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在动态博弈中达到协调，以促进联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基于对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诉求，球员“限薪”、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等政策实施业已初见成效，但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削弱部分“天赋异禀”球员和大牌投资商的积极性，导致外援“跑路”和投资商撤资^[36]。然而实践表明，完全靠自由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行不通的，两极分化等公平性问题依然要依靠政府调节。

6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一直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37]。社会是动态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呈现出螺旋式交织重叠。未来，应更多关注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功能，以消除市场壁垒、多次分配等措施为手段，以促进可竞争市场形成为根本逻辑，以协调效率与公平为价值取向，通过实现竞争公平、资源要素配置公平、过程公平来削弱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38]。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对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优化进行的研究，或可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诺斯悖论”提供一个注解，并为未来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一定参考。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我国职业足球发展目标并非是在简单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要承载更多的国家责任和社会担当^[39]；多重角色属性决定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回应的不但是单维的体育领域的现实问题，更是人们对于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诉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