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的猎物寓意展示出一种对地球生物全方位的远景再现秩序，它也尽可能地描述过人类的诸多进化可能。人们看到，足球世界中的人近似翱翔于蓝天的飞鸟、奔跑于陆地的走兽，又如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捕猎者或深潜水中随时都会倏然而逝的游鱼，与其说足球给人类带来了自由，不如说足球本身就是自然进化无限可能性的见证。足球的本体结构很单纯，为生计所迫的远古狩猎活动往往可以构建出一种非差异性的极限选择，其所蕴含的极限性的精神压强要远高于其他文化形态。当这种压迫感传达到足球这样的大型球类运动中时，便将一种为生物界合成的普泛性张力烘托出来，足球由此抵达了属于自己的彼岸。

1 足球对仿猎现象的提纯

足球并不抽象，它在更多时候都源于细节及其陈述的维度。足球因仿猎而成型，又与天然球体的自然飞行感相呼应。由此可知，足球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存在，且从不缺乏科学性、探险性与思想性。狩猎对应的学科体系是进化论，球体的飞行感所对应的学科范式是自然论。直至当下，中国体育界仍在讨论体育的学科归属问题，这反映出体育学科的特殊性。从总体发展态势上说，体育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如果从生物学、进化论的角度看，体育属于自然科学的说法也不无正确性。或者可以认为，体育是一种复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但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真实的情况亦如此。体育为人所创制，亦为人所体认，正因如此，体育的生发史也是其本体价值不断得到认知、阐释与解读的历史。

阿伦·古特曼将现代体育的本质概括为一种从仪式到记录的演进史，充分说明了体育自身的文化混成特质。从自然本位的立场上看，足球运动足以揭示出人和万物本体性联系的多维面相。其实，足球属于自然之道。由于游戏精神强悍之故，包括足球在内的球类运动还有继续扩张的态势。日趋多样的球类项目不仅让人类反观自身的猎食机能，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诠释猎食行为的现代意义，进而促进猎食符码的更替，缔造出带有活体博物馆意义的生命展示形态。

戏仿属于人类社会中一种较为高级的学习行为，亦为人类进化过程的先导性因素。球类运动对狩猎的戏仿现象由此具备了泛生物学的实验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中的仿猎现象大多都遵循先认知后实践的程序，这也意味着仿猎性的游戏不可能全部成功。以足球为代表的仿猎性游戏更多呈现出一种狩猎过程中的试错状态，足球射门得分的成功率很低，其所折射的是人类狩猎本身的艰难性，但是，足球之类的仿猎游戏也很难完全失败，其所展现的是一种消解人类终极悲剧的乐观主义精神元素。由此可知，足球并不意味着成功，但也绝不等同于无意义。从本质上讲，以足球为代表的仿猎游戏的意义体现为它在用身体行为阐释出一种物种和另一种物种的纠结关系。

戏仿是一种隐喻，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特殊真实性的更大的真实。足球对狩猎行为的模仿带有高度的灵魂、精神、态势相通之特质，其意义在于演示一种气势、风味、格调，而非对其细节的再现，正因如此，足球更像一种对狩猎活动的再度改造形态，它使得狩猎的真实性异化为一种审美的真实性，足球比赛中或许也会出现激烈的缠斗，但是，那是一种高仿型战斗，而非人与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可两立的对战状态，内中隐含着生物美学的诸多内容。“生物美学即指自然美、科学美。自然美指的是生物的形态往往是由线条、形体、色彩、声音、运动等美学因素，按照一定的美学法则构成的，并由此形成一种自然的整体美。”^[1]乔希·切特温德认为，足球会让英国剑桥郡的人们“想到野兽”^[2]，足球球体的兽类寓意得以揭示。然而，足球有其创造性，足球不仅是一种仿猎现象，同时还是一种超狩猎的行为，足球的球体之于球员，兼有三重角色。

足球虽然朴素而简约，但仍需要环境、皮球以及一些辅助器材作为支撑。皮球如猎具，这种特性为大多数器械游戏所共有，其背后是劳动工具论的理念体系。拉斯洛·孔更为认同体育源于现实生产生活的观点，他敏锐地关注到了其中有关人的自我完善的内容，并援引波诺马廖夫的观点认为，“人不仅是在劳动工具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是在人的身体本身——主要生产力的机体本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成其为人的。”^[3]拉斯洛·孔所说的工具，便包括了狩猎器具在内的一切劳动、生产用具。“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生产形式的狩猎具有关键的作用。使用劳动工具狩猎，要求全新的动作技巧。······人摆脱了生物规律的无限统治，社会历史规律便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起决定性的作用了。”^[3]由此可见，如果仅将足球看成是普通的体育竞技或游戏形态，便无法洞悉足球的本质。

足球还有伴侣的象征寓意。护球球员宛如猎人，皮球宛如猎犬。从纯技术角度看，足球的伴侣特性主要体现在护球的动作环节上。足球中的护球技术在球类项目中尚属罕见，篮球有轻微的护球环节，其他球类项目如排球、网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只有击打球体的动作，没有回护、抚摸、侍弄球体的技术。足球的护球动作源于史前狩猎者对待猎犬、同伴之类物象的态度，其在当下就演化为宠物学。Thomas Fletcher和Louise Platt解读过英国人的宠物观。“可以认为，英国是一个动物友好型国家。根据养宠物的人口报告，40%的英国家庭有宠物。进一步说，在英国的家庭中有850万只狗，这些动物的明确特色也在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显现。除了有大量的狗的‘主人’，英国还是大量步行者的家园。”^[4]问题仍未消失，人在失去了真实的动物陪伴的环境下又将如何与动物交流感情？这样的追问也连带起人类为何要踢足球的问题。

足球还是一种新型审美对象。足球之所以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并不仅仅因为其始终维护的是人类自身的自然特性，更源于一种反进化规程的奇异举措。LevKreft认为，“足球之美很难从其定义中抽绎出来，其近属是‘带球的团队运动’，其具体的特征则是‘用脚踢球’（可以用头，特殊情况也用手），游戏的目的是‘进球’。根据词源学的原理，足球最初是农民们用脚玩的游戏，以区别于贵族式的骑马游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足球比赛或多或少源于相同的根，它们是用脚玩球，但也不完全用脚。”^[5]由此可知，足球并非一种绝对化的文化类型，恰恰相反，足球充满了高度妥协的意味。微观化的足球可以进化为审美元素，而微观化的狩猎行为却无以具备这样的能量。人类原始狩猎行为仅仅与自身的饮食需求相关，类似的行为也便很难完全进入到审美空间。

人类具有丰富而多元的审美潜能，而人类审美的能力恰恰生发于自身丧失主体性的空白地带，这也是足球神话等事项产生的缘由。艺术与足球都是一种治愈工具，其以审美为核心。从心理或生理需求的角度考量，人类社会中的审美活动其实也是一种人类自身亟需完成的心理治疗过程，其展示的过程恰是基于人的生物本能。且以猎食类动物为例，动物不需要精神治疗，因为它们的本能与需求高度吻合。猎食类动物所缔造出来的狩猎镜像往往具有与自己的预期十分匹配的均衡感。生物进化有其不可预测的轨迹，人类亦然。从现实的情况看，人类智力进化的速度太快，以致退化掉了与野生动物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生态均衡感。人们为了重构那种生态均衡感，又竭力地在猎食类动物的身上寻找既有的元素，这便是足球以及其他大型竞技项目得以成为世界性文化产品的理由。往大里讲，人类社会中审美对象的生成依托于人的原始欲望，而人的原始欲望又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这便是足球美学具象性的衍生前提。足球就此成为一种人类向猎食类动物投射和解、纪念、向往、膜拜符号的最佳器具。由此可知，人类尚无法离开动物而独立生存，由人类创制的足球竞技也将一如既往地成为人类社会中理想的精神陪伴物。

2 足球通过身体演示继承狩猎教育

从动作表演学的高度上说，足球是非狩猎时代的人类对狩猎现象的高仿行为，他们的身体技艺本身就是一种对狩猎现象的再现性实验，足球就此体现出严肃性，它代表了人类基本的生存性工作需求，而其嬉戏性的动能则来自人类的基本满足感，其中包括一种对丰收、猎获、享用之类的远古事项的高度依赖性。在此意义上考量，足球仅仅是折射出一种真实可感的世界。较诸真实的狩猎，足球更抽象，是一种高度浪漫化、虚拟化、变形化的狩猎镜像，其中充满了高度的均衡性、自救性与适意性。人们视足球为悲剧，仅强调的是其竞赛结果对人的自尊心的冲击，同时也展示出精神伤害无法避免之特质。与此同时，足球亦可让人寻找、体验到大量愉悦性元素，这成为其悲剧性的补充。

足球与狩猎都在展示人类的生物观，那里寄托着人类对自身自然性的变相维护心理。当人们无法继续完成狩猎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替代品，足球等球类运动就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有效治疗人类因为狩猎行为缺失后的焦虑症。足球由此而具备了一种高度的文明复合性。

罗伯特·路威讲述过原始狩猎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并认为狩猎首先是从教育开始的一种模仿行为。“澳洲的少年也常常跟着父亲去打猎。他一面领略旅行的滋味，无意中就获得了木工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使枪的方法，练习了使用飞去来（boomerang）的手法。南非洲的黑人儿童也是这样毫不费劲地便学会了人生的一切责任。”^[6]狩猎与足球的寓意性极为深刻，其所折射的是人类百万年来狩猎式生活方式的同维性、承续性与一致性。Roberte Hamayon对仿猎游戏的特殊性作出过评析。“古代游戏所期望的‘效果’的本质直接源于模仿动物的运动，惟其如此，类似游戏方可在现实中获得意义。但现在在蒙古和布里亚特的游戏框架内进行的游戏类型却不是这样，它们的目的不是狩猎的成功。······然而，这些游戏激发了一种进入游戏的态度，以及对一种效果的期待，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坚持信仰的态度，即便它没有基于任何具体的内容或参考对象。”^[7]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模仿学与表演学充满了相似之处，它几乎构成了同一事物的两重面相，其所承载的是人类自身原始的交际法则。与诸多球类项目一样，足球的生物性能量很强。

推而广之，人类社会中的诸多原始技能皆须假教育之手才能保留。足球便是狩猎教育的抽离性版本，其中蕴含着诸多值得人深思的内涵。面对人类的原始狩猎现象，人们可以滋生出很多假想性命题。足球其实是在现代性精神的过滤下生发出的一种史前狩猎的转化性文化。作为狩猎文化核心载体的足球，将工作性与娱乐性高度合一，而沟通两者的则是其中的模仿性元素，而模仿还是教育学的原点。

足球教育包含了模拟追捕的行为。“无球的追捕游戏不仅适用于训练身体的协调能力，还是提高步频和反应速度的理想方式。在这种练习里，众多的急转和迷惑性动作对于将来学习假动作和技巧打下基础。追捕游戏的一大特点是高要求。这些游戏十分符合孩子们爱玩、爱运动的天性。因此，孩子们在快速运动中充满欢乐。”^[8]很多足球人将足球当作一种体育教育行为，其实，这种教育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拟狩猎来体现的。“所有队员在一块固定范围的场地内活动，每人把一条带子别在裤子后面，就像小尾巴吊在身后一样。每个人既是猎手也是猎物，目的是抢到别人的尾巴，而自己的又不被抢走。”^[8]当然，足球仿猎行为有其内在的功用，足球的教育性与艺术性因此得以呈现。

狩猎一度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技艺，因此，狩猎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诸多民族自然生活中的主体构件。狩猎教育在全世界各民族中也都有呈现。“原始人居住的洞穴不只是休息的场所，它也是打制石器和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和传习活动的场所。例如，西班牙的一个原始洞穴的壁上发现大量的野牛、野猪等形象，据推测是原始人进行狩猎教育的遗存，其中很可能蕴含着身体活动的传授。这是原始体育教育的萌芽。”^[9]狩猎行为和狩猎教育有显而易见的适用性，但也带有精神性和装饰性。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此现象。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动物骨质装饰品就是狩猎时代的遗风，现代体育中仍有在脖颈上悬挂奖牌的习惯，这与日常生活中佩戴项链以及更远时期佩戴骨质饰品现象有同源性意义。

在狩猎学的视野上可以更好地理解足球如戏现象。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戏剧形态都有身体示范功能，且具有天然的仪式教育作用。人们循着戏剧起源的路径还可以再度回到狩猎教育的领域。美国作家亨利·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曾说：“即使是在文明社会，处在懵懂状态的人类也要经过狩猎的教育，才能真正成长起来。”^[10]由此可知狩猎现象的穿越性意义。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曾说：“平原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便使弓弄箭，八岁九岁便学着射小鸟或兔子。当他射中第一头鹿的那一天，克洛人便举行盛大的庆祝，他的父族中就有一位族人出来穿营走寨唱着歌曲赞美他。平时同伴中间有射靶比赛，还有假的水牛猎和作战演习。儿童们又组织会社，模仿他们的长辈的举动。”^[6]师法动物的思想其实是师法自然理念的变形，在师法自然的文化实体内，身体游戏的成分与自然模仿的元素相融合，构建出一种活跃的交际模式。美国教育家苏姗·赞诺斯认为：“有例子显示动物明白地教导下一代有用的动作，例如狼群教导小狼狩猎的艺术。”^[11]狩猎的教育功能在很多层面都会得到体现，其对人类的模仿惯性、模仿理念以及以此为基点的戏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更大。

足球是一种成熟的仿猎性文化形态，其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强的品牌竞争力。不难看出，仿猎过程并非真实地展示猎人与猎物的对战，而只是在强调一些狩猎元素，借以取得很好的场域对战效果。狩猎教育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如何获得利益，恰相反，狩猎的演示性教育功能给人带来的想象空间要远大于狩猎本身，其审美性也要高于其实用性。莫里斯提出了足球等同于伪猎手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足球运动员还扮演着伪勇士的角色，但若全然只是伪勇士的话，那球员攻击的就是对手，而不是球门了。将伪狩猎者控制在限定空间之内的问题就在于，‘猎物’无法逃跑（就如在野外血腥运动中的那样），猎杀因此变得太过简单了。”^[12]莫里斯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足球，勾勒出来的恰是一种大众表演的新形态。在具体的足球竞赛过程中，担负具体职责的球员的扮演性十分明确，这种扮演性的教育功能很像戏曲、棋牌、古典战争的角色教育理念的释放方式，其所揭示出来的是一种从猎场狩猎到日常生活的实用性需求动机。示范性教育与扮演性演示在此达成一种妥协，足球的实用寓意与精神价值再度得到整一性显示。

3 足球竞技对动物审美意象的扩充

狩猎有实用性和娱乐性两重特质，狩猎旨在获取食物，同时还是一种场域狂欢活动，这造就了狩猎自身自成体系且带有鲜明本我主义特质的行为仪式。有学者曾经记录过21世纪初法国狩猎节日的场景，其中不乏做弥撒、吹号角、分发餐饼等极具象征意义的环节，以及最具本体意味的行猎启始仪式^[13]。狩猎的极限审美品格完全体现在其二元性层面，其中的欢愉性与庄严性构建出一种自然行猎的常态化品貌。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猎手捕猎的过程是一个激素分泌逐级扩大的程序，猎物就范前夕，猎手们的激素会逐渐提升到最高点，猎手由此而收获快感。西方学者高度重视狩猎与多巴胺的紧密联系。美国心理学家琳内·麦克塔格特曾说：“潘克塞普惊讶地发现，当动物或人类好奇时，会制造‘自我感觉良好’的神经传递物质多巴胺。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狩猎快感其实源于一种原始权力的获得之乐。”Azhar Kola等人在讨论休闲狩猎现象时认为：“在休闲空间以及通过休闲空间所产生的权力动态和快乐往往会超过人类的行为本身。”^[14]其实，足球的狩猎快感十分明显，足球的动作感极强，球员射门得分就等于猎杀猎物成功，这也给球员带来了激励元素，而类似的镜像也可以为球迷群体带来相似的体验感。无以计数的球迷几乎终生都徘徊在足球的核心地带，足球由此变成了一种值得信赖的精神标靶，为球迷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简单而直接的快乐。

狩猎过程总会为猎者带来巨大的愉悦感，即狩猎本身会催生一种狂欢因素，亦可间接地催生出人类的狂欢性节日。Mariann Vaczi融会了Kutcher等人的观点阐释与动物相关的狂欢语境。“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关注到狂欢的概念，其主要倡导者是巴赫金。体育活动探讨的是人的群体行为、颠覆政治等级以及在充满激情的环境中部署控制机制之类的内容。它们包括玩笑、情色、暴力之类的行为，并呈现出一种困境，它们是一种仪式还是暴力，是和平的还是带有破坏性的。”^[15]足球的狂欢性即来自狩猎成功后的仪式活动。人们还会将类似模式、套路、范畴等概念当作日常话语，这便说明，人类依旧是一种高度依赖惯性文化生活的物种，这便导致仪式学的产生。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看，狂欢本身是恐惧的产物，其背后的二元对冲原理十分明显。人们还会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建构是积极而活跃的符号，而解构则是消极而虚无的存在。在一种二元论的语境人们很容易获得一种简约化的妥协感。无以否认，妥协是一种安全感生发的基础。然而，足球一直有一种建构力，其依循的是人性的真实性。

足球更像一种虚拟狩猎。Erik Cohen解读过娱乐式狩猎的文化价值。“最近关于狩猎伦理地位的大量文献都混淆了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狩猎伦理和休闲狩猎伦理。前者涉及狩猎野生动物在伦理上是否正当之事。它采用了一种外在的或‘客位’的观点，这与实际的狩猎动机和实践没有直接关系。后者从西方狩猎文化中采取了一种内部的或‘主位’的视角；它关注的是如何证明休闲狩猎行为的正义性，而非其他涉及杀死（野生）动物的做法，如屠宰、射击或偷猎。这些正义性提供了一种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娱乐化的猎人试图保护他们的爱好以对抗狩猎的反对者。”^[16]其实，足球仅是对狩猎现象的一种抽象化处理手段，而集团狩猎的游戏性则正好可以提供映照。

狩猎与娱乐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联系。罗贝尔·福西耶勾勒出了两者产生关系的图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也把狩猎当成为战争作准备的体格锻炼。在崎岖的土地上骑马行进，用大刀长矛杀死野猪或熊确实可能成为耐力、勇气和机智的证明，然而，也只有贵族阶层的武士才与之相关，并且，在围困一群狼和重装骑士的突击之间，差得很远。于是，今天的人们就想，应该推崇其中‘娱乐’‘离经叛道’的部分，它们甚至允许了女人的在场。······所有那些，今天依旧如此，给予了狩猎游戏消遣的作用。”^[17]由此不难看出狩猎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强劲的影响力。如果从外在形态上看，狩猎和足球赛事并不一致。狩猎的环境要更为复杂，人员组合也更有随机性。只有贵族狩猎才有仪式感，而那些穿行在原始森林中的普通猎者的狩猎行为毫无仪式感可言。但是，狩猎和足球在非具象的领域却极为相似，这便是人所共知的“神似”。

从足球运动与狩猎的关系推衍出去，人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足球本身与动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它体现在风俗、教育以及文学等诸多侧面。“巴拉圭印第安人发明了一种‘动物足球’运动，就是将犰狳捉来当球踢。这种动物浑身长满鳞甲片，受到攻击时就缩成一团。印第安人将它们捉来当球踢，在比赛时必须连续不断地踢‘球’，不能停止，否则‘足球’就会伸展四足逃之夭夭了。”^[18]迪士尼公司曾经制作过《动物足球大赛》之类的儿童节目，其所展示的是足球与动物的另类关系^[19]。足球与动物本就有多维度的关联，足球的核心价值亦潜藏于此。

足球就寄生于这样的群落。足球并非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艺术，恰相反，它蕴含着一种清晰可鉴的逻辑构架。基于同样的道理，足球亦非一种劫掠者的世界，更非一种弱肉强食的符号。足球的逻辑属于一种动态的行为组合，其中的高点在于自然正义性。足球宛如一种季风，舞动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赛季。置身其中的人会为每一个新来的季节而欢呼，又为每一个逝去的季节而感动，足球于是成为一种关于时间、季节、顺序、边界的寓言。一种思考足球审美维度的原点就此呈现。

足球的诗意成分很浓厚。足球降临人间之后也一并将生物进化的密码书写于泥壤与草地，那里有万物生长的跃动感，而奔驰其中的人类便成为一种场域空间的主宰者。足球将人类世界中最具核心冲击力的焦虑、欣喜、狂妄、安逸之态尽数列出，其展示了人与动物的抽象性关系，其中心意象为狩猎。不难看出，足球仅是一种沟通人类对史前生活方式的媒介，足球由此而成为一种具象的史前竞争类游戏，同时也是一种对狩猎现象的高度虚拟化的解读方式。

4 结束语

足球有仿猎的诸多特质。从人类狩猎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人类自身的狩猎文化内涵很丰富，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猎手面对猎物时往往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而精微的心理变化。这里尚需强调猎手与猎物的情感的两面性问题，即便单一性地将其看作是一种食物来源，猎手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出对猎物的赞美之情，这便滋生出一种感恩、升华与和解之意，那种感情直接衍生出一种神圣的狂欢感，也会生发出一种无限游戏的感性冲动。足球带有天然的群体性，人们相聚于此，就是因为足球与狩猎共同维持着一种简单至极的乐趣，足球竞技所散发的诸多元素都由分支性的快感原点构成，那种乐趣充满了原始狩猎的身体符码，狩猎学也在通过足球的游戏性而再度步入现代人的精神殿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