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勃发之际，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似乎被遮蔽。其实，自土洋体育之争以来，悠久博大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始终以各种形态保留着，只是未能恢复到 “唯我独尊”的状态。体育文化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地方性民族体育的终结? 本文以备受异质体育影响的裕固族体育为研究对象，以典型的顶杠子为切入点，探寻民族体育文化生存与发展规律。

1 现代性中的地方体育文化

现代社会借助工业、科技等表现出的现代性作用巨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结果之一就是全球化。体育的全球化正是现代性作用的表现之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地方体育文化发端，迅速遍及全球，并在电视、交通等现代科技催化及互联网的助推之下，势不可挡，形成了竞技体育一统天下、遮蔽地方体育文化的局面。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与 “大地”是一对本质有别却相依为命的 “伴侣”，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并行、相辅相成。在全球化的同质过程中，将地方性有机纳入全球话语体系，是现代性的另一作用。互联网使地方性文化不再遥远和陌生，地方性知识、技能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具体到体育领域，奥林匹克文化催生竞技体育外，同样带动着地方体育，使地方性体育文化有了展示的全球平台。因此，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未出现同质化，甚至走上强调地方性和异质性的道路，并且形成了对应的趋势。人类学家认为这是 “地方主体在面对全球流动的图像、物品、人和货币时，所表现出来的发明能力和创造力，造就了全球文化的 ‘克里奥化’。”^[1]

“克里奥化”现象可追溯到欧洲殖民时期，面对殖民者的强势语言输出，被殖民的民族并未遗忘自己的语言，而是渐渐生发出掺杂方言的殖民者类型的克里奥尔语。在近代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租界中也曾出现过中西混杂的贸易语言，即洋泾浜语。 “克里奥化”理论后来逐渐延伸至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用以表征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融合。该现象在现实中也比较普遍，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所生的孩子，一般来讲都既具有这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他们相异的生物特征^[2]，混血的子代表现的新生物特征是母本、父本基因的延续和再创造，而非无中生有。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化的沐浴下工业生产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民俗节庆、民族服饰、饮食文化、中医实践等也不断上演着 “克里奥化”; 竞技武术犹如西医化的中医，将中草药（踢打摔拿击刺）制作成针剂（体操竞赛模式）“治疗” 疾病^[3]; 民族体育运动会在竞技体育竞赛模式下，上演着轻竞重演的节目，君子之争特质顽固地发挥作用。面对比比皆是的 “克里奥化”现象，学者们引申认为 “克里奥化”是指由于历史因缘，各种文化因素在同一块土地上交互作用而形成了新文化^[4]。恰如伯克在研究文化杂交中所指出的，人类文化中存在很多 “将自己的 ‘习性’带入新的文化域”的 “文化实践”^[5]。

“克里奥化”是地方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文化互动时，从文化适应的效仿，到文化自觉的传统延续和传统发明的文化生产过程。民族体育文化中的 “克里奥化”有其自身特征，主要指身体文化交流借鉴中的技术模仿与选择后的身体惯习延续并存，自觉弘扬地方性文化的现象。

2 裕固族顶杠子的 “克里奥化”现象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聚居于丝绸之路黄金段的祁连山北麓的三个 “飞地”———东部皇城镇，中部红湾寺、康乐、大河乡一带，西部明花乡。裕固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多以部落形式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迁徙。多民族大杂居的格局使裕固族广泛接触蒙古族、藏族、汉族、土族以及西方等异质文化，这种经历造就了裕固族人的包容性。同时，相对封闭的裕固族 “小聚居”为裕固族人特色化的婚俗、饮食、聚居、服饰等文化提供了发育成熟的空间，塑造了裕固族人鲜明的个性。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建设、敦煌热、环祁连山旅游热，肃南裕固族体育迎来了新的文化交流机遇。颇具裕固族特色的现代体育项目顶杠子，便是裕固族体育在广泛文化交流中 “克里奥化” 的结果之一。

2.1 生活中顶杠子的原模

裕固族人的生活是顶杠子的源头。顶杠子的创生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2.1.1 建筑技术的迁移

裕固族人居所多模仿蒙古包、藏式帐篷的搭建方式。搭建中用绳索、皮钉将乌尼（椽子）和哈那（围墙）固定形成框架，用顶杆撑起套脑（天窗），以毛毡等包裹形成可移动、拆卸的帐篷。顶梁的乌尼一般使用碗口粗细的木棍，每次搭建时，乌尼上梁工序至关重要，这是将基座、格网墙体、屋顶、天窗连成整体的关键工序。裕固族人的帐篷有自己的特色: “旧式的裕固族黑帐房里有九个立柱，每三个立柱上有一个横梁，三个横梁代表日、月、星。二十个木橛子，除东南西北的八个木橛以外，帐篷后面的十二个木橛代表十二生肖，帐房四个角的大木橛分别代表虎、狮、龙、凤凰四位大力神，整体呈正方形，故被称作 ‘一颗印’帐房。”^[6]顶杆、椽子、橛子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牧民在频繁与椽子、橛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娴熟运用木棍的技巧，已经构成一种文化基因并随牧民四处 “迁移”，在生产生活中派生出各类副产品。

2.1.2 尚力文化的惯习

游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格外青睐角力运动，摔跤、抱石头、押架、拔腰等占据身体活动的主导，形成浓郁的尚力文化。牧民普遍喜爱的摔跤以力量为核心，综合运用各种技法，以保证自身稳定、破坏对手平衡。此类角力运动深刻强化着崇尚拼搏的尚力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呈现出不为所动的独特性。在尚力文化环境中，力量型的身体活动拥有价值引领作用，裕固族的 “巴特尔”（摔跤高手）被牧民视为英雄。摔跤比赛中主持人鼓励参与者 “依勒玛勒啊噢什，依采尔沟什卡丢尔特。”（意为:一个马鞍子是用四块木板做成的，好汉子的本事要拼三次）。 “拼”被视为好汉子的标准，拼得 “巴特尔”是获得了民众认同的重要标签。在这种尚力文化氛围中，“竞力”技术类型铸就了裕固族人的身体惯习，也成为当代身体活动创新的基本资源。

2.1.3 牲畜象形的采借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描述:“裕固族人常在聚集场合中作顶牛游戏，比赛时，两个人分别将长1.5—2米左右的一根木棒的两头分别顶在各自的胸部，所站之处划有终线，谁能把对方顶过线为胜。”^[7]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体育志（1954—1994）》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顶牛”是 “顶杠子”的前身。田野调查中，笔者采访了10余位70岁以上熟悉顶牛的牧民，他们普遍认为 “顶杠子”没有对应的裕固语，被外界称之为 “木尔格”的顶杠子缺乏依据。康乐镇大草滩村村民 A.G.H（99岁，裕固族，2020年初去世）说:“我们裕固语 ‘木尔格’是指草原上牛到发情季节，经常看见两头脬牛（公牛）为争夺交配而头顶头。过去，小孩子经常在草原上撅着屁股玩木尔格游戏。”看来，“木尔格”特指顶牛，与顶杠子无关。即便如此，从牲畜活动中获得的当代发明灵感，使这种取材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人为创造，将顶牛与杠子有机关联起来，完全符合广泛采借自然和传统，实施当代发明的基本模式。

2.2 顶杠子的创生

裕固族人为参加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遴选民族特色的裕固族民间传统游戏顶牛为表演项目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不过，大家认为顶牛名称过于平常，经论证，普遍认为顶牛的木棒与裕固族搭帐篷的杆子有关，故将该项目命名为 “顶杆子”。由于裕固族人在讲汉语时 “an” 和 “ang” 不分，常把 “顶杆子” 说成 “顶杠子”。细究之，杆子细长，而杠子短粗，更接近顶牛游戏中木棒的形态，最终确定了 “顶杠子” 之名。

从顶牛脱胎以来，顶杠子的器材日益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在2003年康乐乡大草滩村第一届民俗文化艺术节上的顶杠子比赛，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松木杠子。随着裕固族聚居区文化旅游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广泛开展，杠子两端开始用蓝色或红色绸布包裹，并依次缠上红、白、蓝、黄、绿等彩带。裕固族 A.X.M.（肃南县康乐镇杨哥村牧民）解释，杠子上红、白、蓝、黄、绿等彩色条纹，分别代表太阳、羊群、蓝天、大地和草原，与鄂博上嘛呢旗五种颜色是一样的。显然，裕固族人把藏传佛教的五彩经幡的颜色糅合到顶杠子的器材上，赋予其鲜明的地方性知识象征意义。

2016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的顶杠子比赛有了较为规范的竞赛规则。即使如此，顶杠子竞赛依然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参赛选手必须由片长或村主任带进比赛场地签到后参加比赛，竞赛须由民间有威信的老人担任裁判，出场顺序、选场地，以及选顶杠子部位（如第1局用右肩胸窝，第2局用左肩胸窝，最后用腹部）都需要 “抓阄”，且没有严格的体重区分等。恰如涂传飞所言: “民俗体育经地方政府征用之后，虽然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标准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具备了现代体育的许多特征，但仍属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范畴。”^[8]

如今祭鄂博中的顶杠子展演主要是吸引游客，目的是延长肃南旅游链条。正如 A.L.W 老人所讲:“原来我们祭祀完鄂博后，男人顶杠子，那是为我们草原的天神和山神表演，把天神山神哄高兴了，我们牧民才不会遭天灾。你看今天的女人们都要拿起来试一试，摆个造型还照相，哎! 还不是为了吸引游客来看，拉动旅游。”顶杠子对于裕固族人来说更意味着精神追求，充当着弗雷泽所言的人与神沟通的 “槲寄生”（中介）。裕固族牧民通过顶杠子比赛来娱神，祈求风调雨顺、水草茂盛、牛羊肥美、人畜平安。

近年来，甘肃张掖打造汽车拉力赛、滑翔运动、热气球、野外露营等体育文旅，肃南的体育旅游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但这些时尚体育活动并没有遮蔽地方民族体育，相映成趣的是每年8月1日肃南县庆举办的大型民族体育运动会，这是一项在国际标准的索朗格赛马场中举办的具有现代竞赛形式的民族体育盛会，对裕固族人来讲也是一次借鉴、反思、自我革新的机遇。聪慧的裕固族人很快将豪迈奔放的赛马、顶杠子、拉爬牛、拔棍、赛骆驼改造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使得人们在体验中感受裕固族体育的魅力。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2019 年，独具特色的裕固族文化非遗项目赴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以色列等4国展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裕固族人虽然受到全球化影响，但是他们认识到只有地方化才有本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只有地方化才能避免滑入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称的自我无法定位、主体丧失自身把握能力的 “空间迷失”。裕固族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难以在西方竞技体育竞赛中有重大突破，也不可能在自己家乡凭借竞技体育招徕游客，而采借竞技体育技术、竞赛等有益成分，改进和创新特色鲜明的本土体育才是出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裕固族人创造出上文所提的人人参与的体育项目，这对于短暂逗留的游客来说容易上手，让游客留下了足迹和金钱，带走了裕固族体育的身体记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很多传统都是在新近被发明出来的，发明的基本目标是 “以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构建社会关系。”^[9] 顶杠子就是如此，原本徒手角力、搭建帐篷、牲畜角斗等生活活动经过人们的主动选择利用和加工后，发展成可娱乐、竞技、展演的顶杠子，实现了甘肃特有民族体育元素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仅为诱因和参照，本土群体对适合他们自己文化场景的内容和形式，做出新的解释和再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 “混合”^[2]，不自觉地实现了 “再地方化”。“再地方化”不是从全球化空间中退缩，而是面对诸多社会空间，将民族体育纳入列斐伏尔所强调的人们接触最直接、频繁的生活空间之中。 “再地方化”的顶杠子对于游客来讲，新鲜有趣、简便易行，使生活习俗、生活空间得以复出，并通过异质相吸，拓展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空间。顶杠子的发明参与者 A.J.X就表示:“当时在发明这个传统项目时，的确挺费劲儿的。我们思前想后，终于找到了能够反映裕固族人生活的项目。”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悠久的文化习俗和身体惯习，使顶杠子这一凸显族群认同、民族自信、地方特色的传统发明应运而生，成为民族体育 “克里奥化”的典型代表。

3 裕固族顶杠子 “克里奥化”的成因

“克里奥化”是地方性文化主动进行文化系泊、文化选择，在文化自信中进行传统发明的文化再生产，完成 “再地方化”，实现传统文化延续的过程。

3.1 主动寻求文化系泊，谋求文化赋能

系泊是指由高强度系绳连接到移动物体上使之稳定或固定的行为，在此比喻不断迁徙、渴望稳定的民族文化寻求文化依托的过程。裕固族在长期的迁徙中，得到了无数系泊处的锚定，这些系泊处分别来自宗教、游牧、农耕、经商等。宗教信仰是裕固族人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游牧是裕固族安身立命的手段，农耕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经商则使他们不断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随着系泊处的增加，流动文化的文化含量、稳定程度也在提升。裕固族在长期的流动中得到了多元系泊处的文化支撑，获得了多元文化滋养，其中汉文化支撑最为重要。从 《安西采访底本·祠祀》对于庆祝宫、文庙、大成殿、文昌宫、先农坛、关帝庙等建筑的记载中，可窥安西一带所受汉文化的影响^[10]。受其影响 “黄泥堡裕固族乡是裕固族中最早放弃民族语转用汉语的地方。”^[11] “明代 《肃镇华夷志》透露:‘临城八族’ 并非 ‘纳马之族’，而是 ‘种田纳粮’ 或 ‘充伍食粮’。裕固族东迁之前，居住在沙州、赤斤、罕东左卫的不少民众已经定居务农，修筑城池。”^[12]系泊过程使裕固族体育印刻了多元文化印记，与藏文化相同的拉爬牛、蒙古文化相似的赛马、伊斯兰文化相关的摔跤、汉文化相近的拔河等完成了文化间广泛采借。同时，系泊也使得裕固族人拥有了反思的参照系，顶杠子便是拔河的反向运动。为实现身体竞争，以身体互动见长的各种体育活动，互为系泊，交流赋能，各种技术资源交汇，使交流双方都能不断积累身体资本，无形中地方性身体文化资本得以积淀。

3.2 主动进行文化选择，再现文化基因

理查德·道金斯在 《自私的基因》中形象地比喻 “选择”:“就像一条河流，自然选择沿着遭遇最小阻碍的立即可选的连续路线来盲目地改善它向下流的路径。······它是一系列历史改变的产物，每一次改变最多也就是代表着当时恰好是更好的那一个可选项。”^[13]人类的文化与之相似，然而文化是人所为，身体体验决定着身体认知，影响着人的身体创造，身体创造的文化必然是感性基础上人类理性选择的文化。身处西域的裕固族人，备受文化交融的影响。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归汉是历史上对西域及北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即使是匈奴儒学家陈元达也始终过着 “常躬耕兼诵书”的生活。 “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后······许多非汉的统治民族集团反而自己汉化了。”^[14]同时，游牧民族对汉人的影响同样广泛。据 《搜神记》卷七云: “胡床、貊盘，翟之器也; 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15]可见，汉族人生活中 “胡风”甚浓。如今裕固族人意识到本族文化的重要并选择展示，如对服装、建筑、饮食、歌舞等进行 “新开发”，“‘新开发现象’预示的也许就是西部民族的这种觉醒。”^[12]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色彩的重要途径。多元文化交织造就了裕固族文化的自重与包容的性格，该性格影响着裕固族人在民族体育的传统发明中，首选自己身体惯习、又是体育基础的竞力。竞力使裕固族体育当代发明沿着竞力—竞技—竞艺的轨迹前行，避免直接选择竞技导致体育文化脱节或发育不良。裕固族人的选择就是当下 “恰好是更好的那一个可选项”。裕固族体育大多处于竞力状态，竞力基因强大，聪慧的裕固族人在顶杠子项目中，将拔河、拔棍、拉爬牛等项目的 “拉”改为 “顶”，这个小小的变化，造就了项目特色。生活经验时刻强化着这个基因，比如顶帐篷所需的是译为 “干木”（“死木”）的 “霍热依毛登”^[6]，用干木 “顶”帐篷，用死木 “顶”健康，物尽其用是裕固族人的文化基因，更是文化智慧。文化基因是民族体育传统发明的根本，是身体文化创新的基础。裕固族民族体育竞赛逐渐使用国际化的场地、标准化的规则等种种变化，在裕固族青年人看来，就是本族固有的文化基因，而非异质文化输入的结果。这种自觉与日本人去美国后惊呼 “美国也有麦当劳呀”高度相似!

3.3 主动认同地方文化，体验文化自信

过分模仿体操竞赛模式的竞技武术，因千人一面而失去了武术的魅力，表现为自卑的 “去地方化”。改变这种窘境，须自信地 “再地方化”。 “再地方化”是当现代社会全球化笼罩下的地方文化经历了地方性文化流逝、趋同后，在反思、审视的基础上逐步重组、重塑，以求彰显特色的 “地方化”的过程。“再地方化”的本质是布迪厄的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产，正如格尔兹所言，相对性文化方能绘制色彩斑斓的人类文化图景，文化亟待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产。 “再地方化”恰逢社会发展带来的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提供的 “脱域”标志和平台，帮助地方文化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来’。”形成抽象的、融权力和信任为一体的同质共享平台。有益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是一种抽象符号，常人无须掌握货币如何实现债务与债权关联等专业知识，只需信赖这一脱域后的符号即可。在这方面，中国人擅长通过生活化、身体化脱域，“因为他的 ‘心’必须在别人的 ‘身’上完成，他自己的 ‘身’也必须成为别人的 ‘心’照顾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 ‘天理’亦必然是二人之间的 ‘仁’。”^[16] “仁”成为身体化脱域出来的共识符号。民族文化还得益于民间力量脱域，如 “民间文化是一种以非书面、非官方或非正式的形式流传和保存下来的某一社会或族群的文化传统。”^[17]发挥着对官方鞭长不及之处的补充作用。可见，脱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套基于信任的共识符号系统，因此，也为地方性传统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只有通过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脱域，将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抽象为有益于健康、幸福的共同生活化符号，或者生活方式符号，才能顺利实现地方性文化的时空延伸。延续至今的民族体育多为成功脱域者，实现了地方性民族体育文化的再生产。裕固族人自信地凝练出融于生活的 “娱乐体育”，降低了参与者的文化认同门槛，赢得了民众信赖，激发了地方文化自信。初步脱域的 “顶杠子”因容易上手而对游客极具吸引力，有游客说这是裕固族人发明的 “太极推手”。不断脱域的 “顶杠子” 更侧重 “神往”，它蕴含着地方性文化的神圣性，祭鄂博的顶杠子全然不囿于竞赛，更是庄严的通神仪式; 娱乐健身的顶杠子也不限于欢愉和强身，更是神圣的族群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途径，具象的顶杠子很容易深入脱域为共识的 “推己及人”符号。 “恰恰在普遍的 ‘非地方’和 ‘无地方’的孤独情境中，‘地方’更加凸显为人类互动的意义核心和彼此观照的基础领域。”^[18]顶杠子这种蕴含神圣性的符号由此倍显价值。

3.4 主动实施文化突破，实现文化再生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替代游牧、机械取代手工、算法理性辅助人类理性等重大里程碑式的突破，由此促进着文化再生。借助算法理性，人工智能开始介入人类生活。算法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类理性能力和理性意志的内在有限性，是一种 “后人类时代”新理性，文化随之跨越式再生。算法理性使理性运用呈现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理性的运用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类人的人工智能; 二是理性运用越来越具有相对固定和封闭的边界^[19]。算法理性的文化再生固然存在优势，却表现出 “去人化” “逐利化”倾向。竞技体育实属算法理性之果，由于竞技体育专业边界明显，只有身体技能高超的精英方可介入，不断挖潜致使竞技精英渐失人的尊严，“去人化”导致竞技体育文化异化。面对异化，应充分尊重 “人类理性”的身体算法。其实身体会自动计算出，相同的活动蓄能优于挖潜，娱乐健身更能满足人的健康需要，从而选择民族体育^[20]，借此可以修正竞技体育的 “去人化”，帮助实现 “再人化” 的日常生活，体现人的尊严，从身体层面缓冲算法理性对人的巨大冲击。这个过程犹如大学之道不可限于 “止于至真”，必须再生为 “止于至善”，民族体育须 “止于至乐”，而非追随竞技体育 “止于至争”。裕固族人以顽强的身体算法惯习，主动突破了竞技体育、时尚体育的束缚，通过人人可参与、参与获愉悦、愉悦促友情的 “克里奥化”顶杠子，推动裕固族民族体育率先实现地方性文化再生。

3.5 主动开展身体建设，实现传统延续

在体育文化建设中，身体建设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身体建设中除了自然积淀，更有人化塑造，二者对身体产生惯习化影响，使得身体表现出难以改变的身体特质和行为习惯。裕固族人首推与撑帐篷相关的顶杠子参加民运会，正是以惯习生活作为其选择的依据。虽然，惯习的身体蕴含稳定的传统，但也不可忽视强烈的生命冲动引发身体建设的 “可塑性”，身体微小的变化能够引发文化变迁的蝴蝶效应。佩戴拳击手套撬动了体育的文明化; “以搏塑人”的太极拳一改 “伐人”面貌，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顶杠子 “克里奥化”将裕固族体育推向了全国，成为肃南特色旅游资源。总之，通过可塑性的身体建设，以传统发明延续、完善稳定性的传统文化，推动 “非均质性”地方传统身体文化与现代理念贯通、与文化共建衔接，以求抵达现代性的 “均质性”状态^[21]，实现文化的延续共享。霍布斯鲍姆发现: “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9]。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唯有继承和不断充实传统，才能沿着可持续的文化运行轨迹前行。利用可塑的身体，延续稳定的传统，需要依托身体行为衍生规律进行传统发明，“每一个人在讲述、表演、模仿和重复某一种民俗事项时，都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如果十个人讲述裕固族 《婚礼颂词》或 《剪马鬃颂词》就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17]在千差万别的身体建设中，体育始终循身体竞力之脉，通过竞技实现竞力传统的发明，通过竞艺实现竞技传统的再创造，使人体文化传统得以延续^[22]。在现代社会，裕固族人遵循体育衍生之径，对与生活相融的活动进行专门的身体建设，完成了传统体育的跨界发明，构建起当代裕固族体育框架，探索出民族体育发展新路。

“全球化的地方”在 “克里奥化”中实现了 “地方的全球化”。身居地方的民众，通过积极主动的文化系泊汲取文化资源，积淀地方文化; 根据发展需求，主动选择适宜的文化路径，规划文化运行向度。在文化基因的作用下，促使惯习性的地方文化再生。裕固族的顶杠子必然历经自卑与自信的彷徨、模仿与创生的激荡，也必然以传统发明有效延续传统，融入全球文化。艾森斯塔德认为，文明一体化最终结果是保留了更多地方差异性的混合，地方传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是 “多元现代性”^[23]。如此看来，裕固族体育践行 “克里奥化”是必由之路。

4 结语

现代性下的全球化不是民族体育的终结，却会为民族体育提供更广泛的 “脱域”平台和机遇。民族体育主动运用 “克里奥化”进行文化再生产，实现再地方化，可以有效延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裕固族人的民族体育实践为 “克里奥化”理论提供了主动以身体建设实施传统发明、延续传统身体要素，乃至弘扬民族文化的可操作性运行机制与路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