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育领域，教育惩戒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涉及教育惩戒的概念、原则、意义、困境、实践等多方面。相比学校其他教育形式，体育教育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即身体性。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惩戒因直接作用于身体，也称为体育惩戒，如对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实施 “罚跑”等。这些在教师看来是体育惩戒的教育手段，在外界看来却可能成为身体惩罚（体罚），由此也就引发了 “育”与 “罚” 二者的矛盾冲突。为此，有学者对体育惩戒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罗永义指出，体育惩戒的运用要遵循按约惩戒、兼顾惩戒的主体性价值与主体间性价值、兼顾惩戒标准的统一性与差异性、轻惩重戒、不附带人格侮辱、惩 “恶”不惩 “笨”等原则^[1]。然而，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究竟什么样的惩罚是体育惩戒? 什么样的是身体惩罚? “育”与 “罚”的边界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依然困扰着学校体育教育工作。2019 年 6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 “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2] 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规则》）。尽管教育惩戒的概念得到了官方界定，其实施情形亦获得了明确指示，但学校体育教育由于其身体教育的特殊性，身体教育活动中“育”与 “罚”的边界尚未得到明确界定，以至于教师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部分身体教育行为始终处于 “育”与 “罚”的模糊区间。由此，对学校体育教育中 “育”与 “罚”的边界进行理论探讨，能为体育教师在课堂上正确运用体育惩戒提供实践指导。

1 身体教育: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

体育是身体的存在方式^[3]。从本质上来看，学校体育教育就是一个对学生身体进行改造的过程。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学生的身体既是被教育的对象，也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凭借身体的筹划，学生将抽象的技术动作内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并根植于身体中。没有身体的主动参与，学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将无法实现。对学生身体的教育是学校体育的核心功能^[4]。教会学生通过运动技术认知身体是身体教育的使命，也是学校体育存在的学理依据^[5]。因此，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就是对学生的身体教育。

2 “育”与 “罚”的混淆:学校体育中身体活动的指向

在学校体育身体活动中，体育惩戒是正面的、积极的，是对学生的 “育”; 而身体惩罚是负面的、消极的，是对学生的 “罚”。学校体育教育由于其身体教育的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实施的体育惩戒容易被误读为身体惩罚。

2.1 “育”与 “罚”的认知误区

福柯认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灭的 “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和维持这种效果^[6]。然而，惩罚措施具有的积极与消极两种效果，导致其边界认知模糊，使得体育惩戒常常被误认为身体惩罚，进而导致教师对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

2.1.1 将体育惩戒误认为身体惩罚

身体惩罚是指有意识地造成学生身体或心理痛苦的惩罚方式^[7]，如 “罚站”“罚跑”等形式; 而在必要的情形下，基于教育的目的，为制止和预防学生某些问题行为对学生进行合理的 “罚站”“罚跑”等身体活动的惩罚，又可视为体育惩戒。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无论是体育惩戒，还是身体惩罚，都是以身体活动的形式进行的，这造成了二者边界的模糊，容易给人带来认知误区。从教师的角度看，若将体育惩戒误认为身体惩罚，便会导致其在教学中对体育惩戒的消极使用。有学者调查发现，很多教师对教育与惩罚的形式存在认知偏差，由于缺少标准，在实际教育中容易误用^[8]。从学生的角度看，若将教师实施的体育惩戒误认为是身体惩罚，非但不能深刻反省自身过错，反而易产生愤怒、委屈的情绪和不服气、反抗等心理。从社会的角度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校中的一些体育惩戒行为经常被传播到网上引起人们热议，然而，由于人们无法准确地区分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再加之本身对学生、儿童群体的心理偏向，极易将体育惩戒误认为身体惩罚，从而对教师进行批判与攻击，给学校和教师带来困扰。可见，对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的混淆，已成为体育教育教学的阻碍。

2.1.2 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

《规则》第2条规定: “本规则所称教育惩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由于教师、学生、社会对体育惩戒存在认知偏差和理解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师对体育惩戒的 “惧用”与 “滥用”。教师的教育惩戒权近年来备受争议。左崇良认为，通过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够为社会培育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9]。而高德胜则认为，只有学校才能够拥有教育惩戒权，教师无权拥有^[10]。教育惩戒权等相关问题的凸显，使得部分教师对教育惩戒产生 “惧用”心理，对于个别学生不服从课堂安排、扰乱课堂纪律的行为，教师并不制止，而是放任不管或有意避之。 《半月谈》对江苏、山东、江西等地中小学的调查显示，老师普遍 “不敢惩戒学生，因为只要家长一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查、扣工资，并且只要出现师生冲突，责任就一定在老师。”^[11]同时，随着近年来家长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对孩子的过分宠爱，以及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教师群体越来越害怕担责、刻意避免担责，从而导致学生违纪行为加剧。另外，在学校体育课堂中体罚学生的新闻也常有出现，例如，“郑州一职校体育老师让学生列队站立，拿排球挨个砸学生” “广东汕头某小学体育老师扇学生耳光”等体育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反映了部分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惩戒的 “滥用”。总之，无论是体育惩戒 “惧用”还是 “滥用”，都既侵害了学生的权益，也损害了老师的权益。

2.2 “育”与 “罚”认知误区的成因

2.2.1 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特殊性

在学校教育中，相比于其他理论科目，学校体育教育具有身体教育的特殊性，体育教育的开展必须要有身体的参与，身体的活动不仅是体育惩戒的主要形式，也是身体惩罚的主要手段。体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在体育课堂上，常常会组织一些竞赛游戏，且需要学生身体的高度参与，在竞赛过程中，学生较为兴奋，容易出现失控行为。而体育惩戒既可以增进学生对规则的了解^[12]、加强对纪律的维护^[13]，还能够有效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14]，因此，学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少不了对体育惩戒的使用，虽然体育惩戒更为合理、适量且重在 “戒”，但其与身体惩罚在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更容易被认为是后者。可见，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特殊性，是造成认知误区的原因之一。

2.2.2 体育惩戒政策法规不完善

尽管教育部印发的 《规则》中，对可以实施教育惩戒的情形以及可以采取的惩戒方式进行了列举，并明确了禁止出现的惩戒行为，但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规则》依然暴露出某些适用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规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针对理论教学课堂和校园日常管理工作的，对于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性、即时性等特点，没有提出相应的惩戒要求; 以及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拥有哪些体育惩戒权，《规则》中也没有明确说明^[15]。这导致现实中只能通过一般社会观念来判断其是否恰当^[16]。

2.2.3 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

学校是教育学生的主要场所，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也是造成大家认知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学校体育治理是政府及相关主体运用一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进行学校体育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进行利益调整的行为方式，治理体系是基本制度，是治理的基础和延伸^[17]。然而，在学校体育治理中，政府、家长对学校体育关注度较低，导致学校体育教育的主体单一化。另外，学校体育治理体系还不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治理理念、方式相对滞后^[17]。例如，在教育部颁布 《规则》后，很多学校并没有及时跟进，既没有根据 《规则》更新学校的体育惩戒实施方式，也没有针对体育教学需要制定体育惩戒制度，以及对教育惩戒的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学校与教师对体育教育中 “育”与 “罚”边界的认知依然模糊。可见，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不利于教师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对体育惩戒的准确认识和合理运用，以及家长、学生对学校纪律、体育惩戒的充分理解。

2.2.4 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欠缺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教育活动组织实施的主体，也是实施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的主体。师德素养不仅包含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也内蕴着教师的能力素养，因此良好的师德素养保障着育人的效果^[18]。目前我国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仍有所欠缺。例如，与其他科目老师相比，体育教师的事业心与敬业感还存在一定差距，有的体育教师对于自己所教的体育课不能认真对待，“放羊式”教学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9]。且在大多体育教师的观念中，体育课只需重视学生技能的习得，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政治老师与班主任的任务。体育教师师德素养欠缺，一方面在于，学校对于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且对于体育课中体育品德的评价方法亦较匮乏; 另一方面在于，体育教师自身对于师德修养不重视，加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导致思想道德滑坡。于是，师德素养问题导致很多体育教师对体育惩戒的滥用和误用。

3 “育”与 “罚”的边界:学校体育中惩戒行为的评价标准

3.1 目的性:是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均再次强调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将立德树人理念渗透到体育学科的教学和评价中，2018年1月1日教育部正式颁布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指出，体育与健康课程 “对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21]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体现了 “立德树人”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教师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无论是在正常的身体活动过程还是实施体育惩戒时，教师应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是否有利于立德树人作为学校体育中体育惩戒与身体惩罚的评价标准。

3.2 合法性:是否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29 条规定，教师 “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2]新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7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3]。法律法规是教育的基本遵循，学校体育教育也不例外，一切体罚学生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近年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试图实现自身权利最大化并防止自身的权益受到侵犯^[24]。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教育惩戒，才能真正有效保护各方权益。 《规则》中，针对学生所犯的轻微、较重、严重的违纪行为，明示了可以实施的惩戒措施，也严格规定了不得实施的惩戒行为，且赋予学生和家长陈述与申辩，以及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的权利。以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不仅是保护学生，也是保护学校与教师。

3.3 必要性:是否以必要情形为实施依据

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尽管教师可以使用体育惩戒手段，制止学生违纪失范行为，督促学生加以改正，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但是，教师在对学生实施体育惩戒时，是否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惩戒的必要性，会对教育效果和学生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只有当课堂秩序受到扰乱，且没有其他更加合适或温和的方法来制止学生违纪行为时，才采取体育惩戒。以必要情形为实施依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学生的伤害。换言之，并不是说在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所有过错都有必要进行体育惩戒，而应针对学生主观上的故意违纪行为及态度问题，并根据实际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而实施。此外，对于惩戒对象的选择也要慎重，惩戒哪些同学，是否有必要因某位同学违纪而 “株连”小组成员，同组成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等问题，也应在实施体育惩戒之前认真考虑。

3.4 适当性:是否以适配适度为实施尺度

必要性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否有必要对学生施以体育惩戒措施; 适当性则是指教师应对学生施以何种形式和程度的惩戒措施，所实施的惩戒措施能否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以最低的限度实现最大的教育效果。在体育惩戒过程中，教师所实施的惩戒手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教师所实施的惩戒手段也有所差异。对于学生所犯的错误，教师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教师在裁量时，应对学生所犯的错误与所实施的惩戒进行合理适配，如罚跑的时间、距离，仰卧起坐的次数等。惩戒的目的始终在于通过一定手段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教育而非惩罚。对于学生所犯的轻微错误，如过度惩戒，则有可能适得其反，给学生造成伤害; 同样，对于严重的违纪行为，则应实施严厉的惩戒措施，否则达不到惩戒和教育效果。 《规则》已对部分违纪行为和教育惩戒措施进行了分类与适配，在实施体育惩戒时，也应针对违纪行为程度合理适配惩戒措施，做到惩戒有据、惩戒有度。

3.5 差异性:是否以 “因材施戒”为惩戒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 “人的个性是一种由体力、智力、思想、情感、意志、情绪等炼成的最复杂的合金，不了解这一切就谈不上教育。” 在学校教育的身体教育行为中，学生们由于遗传、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不同，对于体育运动的天赋、兴趣也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同样，由于学生性格、性别、年龄、认知水平等千差万别，其所能承受的体育惩戒阈值也是不同的。相同的惩戒作用于不同的个体，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与教学活动讲究 “因材施教”一样，教师实施体育惩戒，也应恪守 “因材施戒”原则。例如，性格内向的学生与外向的学生面对教师的 “罚”跑时，其敏感度是不同的，男生和女生面对同样的体育惩戒内容接受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教师应根据学生个人承受能力实施体育惩戒。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最合适的教育，“因材施戒”也是为了让每一个犯错误的学生得到与之相适应的惩戒手段、强度，以便达到最佳的惩戒效果。

3.6 公正性:是否以一视同仁为前提条件

公正性指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公正性似乎与上文的差异性相悖，但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本质上都是教育学生、保护学生。公正性首先表现为惩戒的差异性，对待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违纪行为采取不同的惩戒手段，确保惩戒带给学生的痛苦程度与学生个体相适应、与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对等，实现惩罚效果与教育效果相一致。公正性还表现为教师不偏心、不包庇、不纵容学生，当学生出现违纪行为时，教师不能因为其成绩、家庭背景、个人喜好等原因从轻或从重惩戒。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平等公正地对待学生，才能够赢得学生的信任，进而更好地管理学生，同时获得他们对课堂纪律的认同，有利于课堂秩序的维护，以及教师对教育惩戒的顺利实施。反之，则会引起学生对惩戒规则的质疑，影响对教师威信和惩戒合理性的认同。

惩罚是教育的重要内容，然而何种惩罚可以被认为是教育? 何种惩罚又被认为是体罚呢? 基于以上6个评价标准，对 “育”与 “罚”的表现特征进行总结（表1），旨在使体育教师明晰二者边界，更科学地实施体育惩戒，而避免对学生进行身体惩罚。

4 “育”与 “罚”的分野:学校体育惩戒的实施策略

4.1 充分认识体育教育的特殊性

明确学校体育教育的身体教育的特殊性，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区分 “育”与 “罚”，合理使用体育惩戒^[25]。首先应明确学校体育教育课堂与理论课堂在开展形式、场地要求、教学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惩戒的实施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不同于理论课堂有固定的教室与座位，体育课常在操场、体育馆等场地开展，学生具有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体育课极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学生情绪高涨，更易出现一些失范行为，教师也会相对多地实施教育惩戒。其次，在体育课堂中，体育惩戒行为与体罚行为在形式上类似，使得 “育”与 “罚”的边界较为模糊。因此，不管是教育惩戒或是体育惩戒相关政策的制定，还是校纪校规的订立，亦或是体育教师对于惩戒的实施，都应该考虑到学校体育教育的特殊性。学校和教师还需与学生、家长积极沟通，让他们认识到体育教育的特殊性及体育惩戒的重要性。

4.2 科学制定体育惩戒实施细则

《规则》的颁布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参考。然而，目前还缺乏体育惩戒相关内容的更细致的规定，学界关于体育惩戒的研究也较少。制定体育惩戒实施细则，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教师对体育惩戒的 “惧用” 与 “滥用”，从而保证惩戒与教育效果。参照 《规则》对教师可以实施的教育惩戒行为进行分类的做法，体育惩戒同样也应该针对学生不同程度的违纪情节，分类设计惩戒方式，以身体活动的形式加以实施，如跑步、俯卧撑、蛙跳、仰卧起坐等，对不同运动项目按照运动强度、负荷量进行分级，以对应不同性别、年龄的学生群体和不同的过错程度。体育教师也可根据学生实际身体能力调整运动强度与负荷量，并赋予学生选择运动项目的权利。总之，在保证学生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惩戒教育^[26]。其次，以不准体罚学生为底线，体育惩戒实施细则需要明示教师不可实施的处罚行为。此外，应充分考虑体育课堂开放性、互动性、竞争性强等特点，体育惩戒细则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学校及教师所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 对于无过错的教师，应尽到保护义务。

4.3 全面提升学校体育治理水平

学校体育治理能力的提高与治理体系的健全，能够为体育惩戒实施提供保障。首先应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应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学校治理。其中，学校处于枢纽地位，要在政府、教师、家长与学生中间发挥积极有效的沟通功能，组织多方共同参与制定体育惩戒制度。其次，要重视校规校纪的订立、完善与实施。一般而言，学校的校纪校规更贴合学校实际情况，因而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对于包括体育治理在内的学校治理也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另外，学校的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坚持与时俱进、动态完善。人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在过去，体罚学生是学校、社会所默许的，到1986 年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再到2020年 《规则》的颁布，体现了人们对于教育惩罚认知与态度的转变。学校应紧跟教育大政方针，适时修订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不断提升体育治理水平，使体育惩戒避免误区、合理实施。

4.4 着力提升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

教师能否拥有教育惩戒权之所以引起社会热议，原因之一在于公众对教师师德素养的不信任，担心教师过度使用教育惩戒，或借教育惩戒权体罚学生。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是实施体育惩戒的主体，因此，提高体育教师的师德素养是解决体育惩戒问题的关键。首先，应加强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并组织体育惩戒专题培训，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与校纪校规，使体育教师深化对体育惩戒的认识理解，强化对体育惩戒的科学选择和合理运用。其次，加强继续教育和建立师德评价体系，使体育教师提高重视程度，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理念，自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自身师德素养。在实施体育惩戒时，能够自觉依据实际情况，把握适度原则，坚持一视同仁，做到因材施戒，准确把握 “育 ” 与 “罚”的边界，使体育惩戒发挥最大的教育功能。

5 结语

在学校教育的身体教育行为中，体育惩戒不可或缺。面对当前人们对 “育”与 “罚”的模糊认知，笔者从体育本身、法律、学校、教师等方面分析了成因，并提出了目的性、合法性、必要性、适当性、差异性、公正性等评价标准和相关实施策略，对于明晰 “育”与 “罚”的边界、科学实施体育惩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还需要结合具体实例，进一步深化体育惩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旨在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