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群居物种，始终未能进化成鹰、虎、豹一类的独立行事的猎食类物种。人类有很强的聚合性，人类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都有频繁的交往活动。人们都愿意在更大范围内接受他者的认可，这也是人类社会有宗教、道德、文化范式、民族国家、共同体概念之原因。维持人类的社会性并不容易，人类为此创造出大量的沟通技能。时至今日，沟通之学已经分化为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经典学科。当然还有体育学中的人际交往问题，为此，可将议题落实到球类运动的范畴之内，借以说明其中的原理。小而言之，球类项目有其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不少人迷恋足球、篮球、棒球、冰球，但是，足球的拥趸几乎不用动员就会出现在维护足球统治力的行列，因为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足球竞技的场域中找到自己熟悉的物象，这种物象便是团队性、群居性、集团性、合作性与归宿性。人们都希望看到足球中的团队配合镜像，借以在想象的空间完成与世界的沟通程序。

1 集群性猎食者的狩猎预演

自然界中不少猎食类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狩猎方式，亦维持着属于自己的狩猎原欲，它们大都可以在狩猎过程中体味到一种实惠感、趣味感与存在感。人类是自然进化产生的智能物种，这构建出人类的物种特殊性。但人类同样为高度倚重狩猎的生物，面对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狩猎镜像，亦会萌生通感心理，换句话说，人类完全可以看懂并感知到任何一种物种的狩猎运动之美，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从中发现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而深度解读其原理、意义、方法。

以动物题材电视节目为例，“动物在野外生活的电视片，是当今世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1]其实，人们观看电视片中猎食动物的猎食表演，亦如同观看足球、篮球、棒球比赛，人们在此可以获得一种重回狩猎时代的原始快感。足球可以更好地唤起人类关于动物世界的想象力。精确而言，人类的狩猎与狮群、非洲野犬的狩猎方式很相似。然而，狮群与非洲野犬的捕猎方式有相同点，亦有差异性，狮群狩猎既有大众式的协作配合，也有超人式的最后一击，它兼顾了平均主义与超人主义两种价值观; 非洲野犬的狩猎过程则高度凸显了平均主义的价值，以求在跑动路线、失位补位、均衡对敌、联动合作方面更有优势。不仅如此，在结果的不可知方面，足球也和狩猎一样。Lev Kreft曾说:“足球是一项如此美丽的比赛，因为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2]尚需说明，人类的狩猎本能性源于人对食物的天然依赖感，因此，狩猎很容易成为人类高规格纪念的对象。

从狩猎学的角度看，足球强调野犬式的平等合作，也尊崇狮王式的单独表演。在缺失了超人式球员的团队中，球员传控场面则与非洲野犬的围猎镜像高度相似，它展示出绝对均衡性的集体智慧，其对群体传切、跑位、转换、联动力的提升看得很重，足球的大众性也展示在这里。随便观看任何一场高水平的足球竞赛都会发现，球场上的人与逐猎状态下的猎食类动物的行为惊人的相似。二者的行动轨迹、组合方式、阵型图案、游走速率、呼应关系都基于相同的原理。用 “逐猎”一词来概括球场中的传切配合十分准确。体育项目中任何一种技战术范式都和人的本体欲望相关。传控打法是现代足球的基本形态，更是一种最接近群体性史前狩猎的行为。 “在一场比赛中，两个队的胜负基本上靠的是实力，靠的是最简单、最常见、最普通的带球、传球、过人、射门、防球、顶球等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平时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准确无误。”^[3]其实，球员们的此类技术当属于群居性猎食动物的一种共享性本能，它属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动作结构。

足球是一种生物哲学体系。只要对比一些非洲野犬狩猎的情况就会发现，真正获得必杀机会的球员都是无球跑动意识最佳者。在自然一体化的语境中，两者都属于一种大美世界的缔造者。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观看足球竞技也犹如观看生物世界的自然表演，其审美意义十分明显。研究审美现象的学者认为: “人类依据快感将相应的对象视为 ‘美’，按照同一逻辑，就不能不承认动物也有自己的快感对象，也有自己能够感受的 ‘美’。不同物种的生理结构阈值可能存在交叉状态，这便会产生不同物种都感到快适的共同美; 但不同物种的生命本性和生理结构本身是不同的，因而感到愉快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天下所有动物都认可的统一的美是不存在的。动物与人类共同认可的美一般而言只能发生在引起感官快感的形式美领域。”^[4]不难看出，野犬的联动能力源于本能，而人的联动能力源于对本能的再度激活程序。

野犬在狩猎时的联动性极强，每一只野犬都知道攻击猎物的尾部最重要，但都要承担面对角马犄角攻击的风险，当一只野犬面对角马的犄角之时，外围的野犬会在转瞬之间攻击角马的尾部，展示出一种高度协调的角力场面。真正具有一击必杀式机会的野犬绝非面对猎物尾部的那只，而是面对猎物犄角或獠牙的那只，它仅仅需要等待猎物转身就会赢得攻击尾部的机会。这便涉及足球场域中的跑位问题，其中的核心元素是人员、空间与对抗，而其展现出来的镜像则是一种不可知性。“利物浦名帅鲍勃·佩斯利曾经说过:‘不管是长传还是短传，正确的就是妙传。’ 对于有些球队，长传就是正确的选择。虽然传控足球是大势所趋，但是总有人能另辟蹊径，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5]170-171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场球赛都无法与另一场真实的球赛完全相同，这便意味着人类极限竞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种以偶然性为主导的文化，而能够与足球竞技的偶然性相媲美的则是自然界猎食动物的狩猎过程。仍以犬科动物为例。犬科动物的世界并无高度理性的传切战术设计，但是它们同样精通卡位、补位、致命一击等典型化技术。由此可知，生物狩猎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它也缔造了一种关于速度、跳动性、位置、空间感之类的概念链，并构建出一种空间美学体系。

猎食类动物的狩猎既有成功亦有失败。大体而言，中型猎食动物的狩猎技巧更为丰富，成功率也更高，其生存下来的概率也大。道理很简单，大型动物体重大，奔跑能力有限，要想不灭绝，就必须朝杂食类甚至食草类动物演化。小型猎食动物如鼬科动物，以不挑食的方式生存下来，甚至常处于捡拾状态，其捕猎技巧相对简单，捕猎过程也缺乏高品质的审美性，尤其缺失为人类所认同的高贵感。于是，中型猎食动物就显得很重要，中型猎食类动物要想生存下来需要具备多种能力，如奔跑、跳跃、伏击、伪装等，最主要的还是团队合作能力。人类也属于中型生物。人类观看足球，亦等于映证一种与自身体量相当的生物狩猎隐喻，借以获得某种存在感以及一种身份的超验式验证的满足感。从行为美学的角度看，类似物种的狩猎行动充满了神奇性，人类很容易从中获得某种关于进化密码的外展性信息，进而将自己纳入一种再创造、再进化、再演变的程序当中。

这里需要说明，较诸犬科动物，猫科动物在捕猎能力方面有先天优势。其一，爆发力。猫科动物都有很强的弹跳力，除格力犬、细猎狗、马犬等极擅长运动的犬科动物外，大多数的犬科动物没有猫科动物那样出色的跳跃力。其二，武器的先进性。猫科动物的前爪有伸缩性且锋利如刃，可以极为准确地深嵌、抓抠、锁定对象。当猫科动物与其他生物搏斗时，其爪子的刺杀力度极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害。其三，平衡力。猫科动物的平衡能力很强，它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此外还具有独特的空间感，可以在空中完成超高难度的 “猫式转体”^[6]，最后四肢朝下着地。这些奇特的能力为猫科动物带来了极高的生命保障系数。整体来说，猫的快速奔跑、突袭、跳跃能力都很强。 “猫式转体”被跳水运动员学习，也被足球运动员吸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巴西小组赛对阵塞尔维亚，理查利森凌空打入一粒倒钩射门，其转腰动作宛如猫科动物。这粒进球也被评为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的最佳进球。但整体而言，单独奔跃的猫灵动优雅，更像是飞檐走壁的侠客，而不像群体而为的足球竞技者。这也是人们更容易在足球竞技中寻觅到犬科动物身影的缘由。

2 群体协作缔造出来的美学镜像

野生动物的狩猎技能仅为一种本能，但是人类可以视之为一种审美资源。在很多人看来，速度之美构建出猎豹、狮群以及土狗群的运动之美，而失去了速度的动物便会流失很多美感。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肢体语言的多元性、体能释放的极限性、群体合作的精妙性，以及戏仿生物的多样性。足球在球类项目中的优势也体现在这里。较诸棒球、羽毛球、乒乓球来说，足球的复合性更强，其在球类运动中的符号性意义上也很突出。

无以否认，万物进化各臻其妙，诸多生命体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理念与花样繁多的捕食技能。从自然演进的角度看，各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并非主流，因为任何物种都懂得妥协之道。竞争本身充满了对抗和冲突，并时而引发跨界竞争现象。猎食类生物间的竞争带有浓烈的格斗色彩。猎食类动物对格斗都有天然的警觉度，唯有人类对其葆有更为持久的好奇心，并将其发展为一种文化形态。且以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为例。如果一对一单挑的话，很多猫科动物可以轻易获胜。但犬科动物也有其优势技能。通常而言，犬科动物的耐力极强，非洲野犬能够以每小时60 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6公里，北美灰狼甚至能够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奔跑20公里，这是任何猫科动物所不具备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耐力基础，犬科动物在逐猎时往往锲而不舍，从而确保成功。其实，足球亦然。艾希勒高度看好足球中的基本能量的作用。 “作为足球的原始类型，英式足球的基本要素仍然潜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它当然也不是不讲究技术的:在强力撞击和头球、阻截铲球和跑动、边线传球和佯攻、接球和带球方面，它都拥有完备的技术知识。除此之外，如果没有速度，则技术不管怎么说都只是一种表演。”^[7]这里展示出人的原始运动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对应关系。

犬科动物还具有超强的群体协作性。当遇到野猪、角马、羚羊时，非洲野犬群便会展示出娴熟的围猎技术，它们先要利用体能优势拖垮对手，再在合适的时机攻击猎物的尾部。这与足球竞技很相似。与传控打法相匹配的灵魂式元素则是无球选手近乎神出鬼没的走位。面对猎物尾部的犬只宛如持球队员，而面对猎物两侧及头部的犬只宛如无球队员，猎物四周的犬只都在执行自己的技术规程，其中包括游走、静观、急停、突袭等等，处于猎物侧面与头部的犬只在下一秒钟就有可能面对猎物的尾部，因此，对猎物尾部实施攻击的犬只宛如门前得球的球员，它要完成的是最后的一击。正因如此，看懂了犬科动物的围猎技巧，就等于领悟到了足球的精髓，尤其可以看懂无球队员的跑位规律。

仍需说明，探讨无球队员的跑位现象是一个繁难的论题，亦需更多学科介入，因为那里展示出机敏、超强的嗅觉、奉献精神以及其他更为丰富的元素。无球队员投机式的飘忽跑位仍然在抢夺盘带者的光芒，门前垫射得分的镜像仍旧可以成为年内的射门集锦中的十佳球。从根本上说，传控打法就是人类社会群体性斗智斗勇模式的场域展示，其观赏性体现在无球队员的跑位状态，那里潜伏着一种技术美学，且极易滋生出一种从无到有、无中生有、虚实相继、虚实互易之镜像。传控打法展示了群居类猎食动物集体狩猎的基本风貌，其超体育品味在此得以展现。

Steffen Borge曾经分析过足球运动中的人球关系，其中涉及无球队员跑动位置的重要性。 “球员的动作和姿势貌似与球无关，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球———不是现在球在哪里的问题，而是不久之后它可能在哪里的问题。”^[8]在普通观众的视野中，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无球队员的奔跑表演。他们走位飘忽，不断交换位置，营造出魔幻般的位移奇局，足球的传控场域由此而充满生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球队员的跑位能力几乎可以决定球队的水准，忽略了无球队员的跑位问题，便是忽略了足球的本体性。这里已然触及足球训练学的核心。

不妨将单体的犬科动物与猫科动物作比。先说远古时代的恐狼。 “在同样以野牛为主食且更为巨大的拟狮、刃齿虎面前，它们可能是凭借犬科动物的优势———团结协作、忍耐性和快速生殖力而守住了自己的一方空间。”^[9]再以猫科动物的短尾猫为例。一些动物类图书曾对短尾猫的捕猎技巧大加赞赏。 “它们先是采取跟踪的策略，渐渐地缩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直至猎物已在其 6—20米的胜算范围内时，短尾猫则会充分发挥猫科动物的优势，通过冲刺来将猎物一举拿下。”^[10]短尾猫可以凭借个体的能力猎获比自己体重大8 倍的猎物，可见猫科动物的技术、装备、天赋方面的优势。类似的举动很像足球盘带者的自然技术。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就更容易理解盘带技术与传切配合的技战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猫科动物的狩猎之道更近似盘带得分体系，而传切配合与犬科动物通过配合获胜的套路更为相似。相对而言，猫科动物个体捕猎的技术含量更高、难度更大、行为也更具独一性，而犬科动物在狩猎时合作的默契度更为出色。然而，两种狩猎体系各具其善，且都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审美性和进化论意义上的重大价值，人类同样具有猎食动物的本能，因此，人们总会对狩猎充满高度的期待感。观众观看足球竞技便是将动物的本能行动转化为理想化的审美情景的过程，其动能在于内模仿。作为戏仿狩猎文化的足球就这样得以诞生，并且很顺利地延展到现代社会，足球由此而较为完整地承续了人类狩猎时代的核心遗产，两相比照，始可看出足球的真实意义。

艾希勒认为足球中的技术流与体能流足以构造出两种足球范式。 “一名足球运动员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优势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主要是通过体能上的优势，也可以是技术上的其他优势。”^[7]这种流派很像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的狩猎范式的分界点。那里展示出一种诞生于足球之内的人的体能与技艺的游戏性进化方式。 “像于尔根·克林斯曼这样的前锋总是会在停球时出现问题，于是，他便学会了直接接球，诸如此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7]毫无疑问，类似的足球进化方式完全由人来完成。传切配合的足球也有技术流与体能流的分野，两者虽然有融通性，但在整体上仍旧遵从一种相对强固的行为指向性。从根本上说，现代足球中的两套核心技战术体系展示出了足球的原生性价值，足球美学与生物进化的融合点恰在这里。

足球戏仿狩猎带有整体性意向，而狮群的狩猎方式与足球赛事更为相似。先要说明，狮子有独立狩猎的历史，亦有群体狩猎的经验。整体而言，狮子仍属于群体狩猎的物种。然而，只要看看狮群捕猎野牛、斑马、长颈鹿、角马的场面就会发现，其狩猎行为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猎食者与猎物都面临极大的风险，双方的对抗强度、博弈精神、对赌色彩都十分鲜明。人们时而会看到野牛、斑马、长颈鹿、角马摆脱猎食者控制的情况，时而也会看到狮群成员被野牛或其他兽类顶死、踢死、踩死的场面，那里展现出来的恰是一种源自大自然本体的公平而均衡的对抗场景。猎食者与被猎食者斗智斗勇，彼此都有达成自身意愿的机会，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绝然的博弈态势，此方的胜利也便意味着彼方的失败，反之亦然。足球几乎是在复制这样的镜像，球场上实力相当的双方从一开始就要斗智斗勇，任何一方都拥有战胜对方的技术与手段，双方都面临胜利与失败两种结局。其实，足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待失败的态度层面。从根本上说，失败一向是足球竞技的绝对值，它超越了任何一种技战术体系，成为一种冲击人的极限思维的标靶性力量。足球就是这样，竞技者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会充分调动团队潜能，这便涉及足球中的技战术方略。足球是超大型球类项目，足球竞技从来不会囿于固化的风格、流派、战略、战术理念。面对绝对的风险，任何一种专注于防守反击、传控打法、球王战术的球队都需要接受失败的命运，同时也有自我拯救的可能。

从近些年的重大赛事中可以看出，能完成自我拯救的球队都是传控打法十分老道的球队。安德森与沙利对此作出了解读。 “很多其他球队也同样酷爱控球，只不过形式有些不太一样。阿森纳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阿尔塞纳·温格从乔治·格拉汉姆手上接过阿森纳教鞭后，彻底改变了之前保守的打法。温格的训练都是围绕着控球传递、团队整体性展开的。”^[5]134在绝对理性的意义上考量，传控打法等于稀释了足球竞技中的死亡寓意，并将那种死亡感降解到一种熟视无睹之境地。在很多足球批评家看来，坚守传控打法意味着对光明、胜利与生存之境的追求，但是，高度依赖传控技艺同样带有理想化色彩，理由很简单，任何一种打法都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选项、一种信仰体系，却无以确保施行者真正获胜。不难看出，足球就像一种原野逐猎行为，足球中的公平性来自大自然自身的公平性。正因如此，一些喜好娱乐性狩猎的人士也保留了狩猎过程中与猎物的伦理的公平性前提。面对如此现象，Erik Cohen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猎人声称他们非常尊重 ‘战斗’游戏。以为 ‘被驯服的动物已经失去了战斗精神，它们被认为不适合狩猎’。因此，狩猎被视为一场 ‘好玩的战斗’。”^[11]其实，大自然的本然风貌就是如此，人类的狩猎活动折射出的便是一种自然本体的情趣、意志及其内在价值。Erik Cohen 借用 Franklin的观点解读了狩猎现象的自然性特质。 “消费形式有可能在野生动物休闲狩猎活动中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与自然界更具体的、更亲密的关系。”Franklin以 Reis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新西兰 Stewart岛的白尾鹿猎人更偏爱追求狩猎活动中的崇高体验，而杀戮行为则是一种次要性的体验，它源于猎人对岛上原始自然的多感官体现的参与度。”^[11]由此可知，狩猎行为的首要价值体现在生存主义层面，而生存的终极价值便是与大自然的一种深度沟通程序。

3 协作精神展示出高度的互相依赖性

狩猎行为所具有的身体、思想与精神遗产深刻地联通人类社会中的诸多运动方式，其中包括足球。作为一种大型化的群体竞技行为，足球的狩猎性十分明确，其团队配合的过程几乎构建出一种永远无以完成的自然流动体。足球正是这样，放弃传控打法的球队更依赖球场超人，而那些球场超人更像一头可以直接扼住对方咽喉的雄狮，而以传控见长的球队则更像是撕咬野牛后脊的雌狮，前者将最有力的手段用在最关键的部位，后者则将大概率的掌控技艺当作取胜之道。 “事实上，在5月那场阿森纳客场对斯托克城的比赛中，虽然 ‘枪手’的控球率达到了 75%，也完成了611次传球（斯托克城只有可怜的223 次），但结果呢? 他们竟然以 1∶3 输给了主队。”^[5]135不难看出，一击必杀式的打法与围困缠斗式打法各有长处，而人们观看足球也便成为一种怀念狩猎时代的纪念性行为。

大致而言，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已然告别了原始狩猎时代，并遗失掉诸多狩猎能力，但是，那种流淌在记忆深处的血液还在涌动，足球唤醒了人们的狩猎符号。鉴于基因延续的惯性，球迷们仍会一如既往地奔赴球场，在足球的盛大宴会中体验至高无上的乐趣，欣赏一种有关史前捕猎生活的想象性图景。

团队配合的联动性要求很高，它貌似简单，其实复杂。梅西离开巴萨之后，很多人仍旧希望巴萨维持住传控打法的优雅传统，但在梅西效力大巴黎的时间内，巴萨并未达到其在 2005— 2018年间的传控水准，不少评球人认为离开了梅西的巴萨很难重建出宇宙队式的超级球队，由此可见传控打法的稀缺性。既然无法完全承续传控主义，那就应该拿起防守反击之类的简约战法。切尔西、皇马、国际米兰、拜仁都凭借防反获得过欧冠冠军，这便说明，传控打法并非唯一高端的战法，关键还要看具体的人员组合形态以及其所具备的效能强度。

安德森与沙利显然看到了传控至上论的短板。“为了控球而控球，这是对 ‘光明’的眷恋。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在 ‘光明’下比赛，有些球队在 ‘黑暗’中过得十分开心。这样愿意放弃控球权、主打防守反击的教练以穆里尼奥为首，当然还有泽曼、孔蒂和多特蒙德主帅克洛普。即使没有高人一筹的控球率，这些教练也能把球队带得有声有色。这就是 ‘黑暗’的魅力。”^[5]134说得理性化一点，足球是人性的深度反映，足球中的诸多现象皆由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由于人类是天生的群居动物，心脑相应的能力源自本能，传控打法也便很自然地呈现出常态化、套路化、程式化格局。传控打法看似云淡风轻，却仍赏心悦目，因而一直受到球迷的高度欢迎，但是，传控打法并非显示球队强势的唯一途径，甚至可以认为，执意维持高品质传控打法的球队也未必就是绝对的强队。“所有这些喜欢生活在 ‘黑暗’中的队伍，十分 ‘任性’地把控球权交给对方，但是总能够在无球情况下展现出自己的特质、足球的艺术。”^[5]134从直观的竞赛场面即可看出，足球竞技中充满了相对性，人们放弃传控打法，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实用，基于同理，人们喜欢传控打法，也并非因为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传控打法仅是足球技战术体系中最为常态化的一类。在瞬间记忆、战斗想象、趣味主义、精神孵化之类的坐标系上，人们还会看到足球生发多种技战术模式的可能性，而足球之根在于传控，它确保了足球的基本存在形态，并且一直在强力输出人类原始狩猎时代的精彩镜像。传控打法的确充满了积极意义，很多球迷依旧热爱巴萨，就是因为它维持着传控打法的纯正性。 “近些年来，很多球队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将球控制在自己脚下，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流行，而有的球队甚至开始为了控球而控球。按照之前的比喻来说，他们想多待在向阳面晒晒太阳。说到这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代表球队应该就是巴萨，或是西班牙国家队。他们迷恋足球，也常因此受益。 21世纪以来，巴萨接连拿到西甲联赛和欧冠冠军，而西班牙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上称王。”^[5]133 不得不说，任何一种打法都旨在追求一种优胜感，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打法天然地具有垄断性，而任何一种高效的打法都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大众的认可。这里揭示出一种真实的不确定性及其积极意义。

对群体性猎食生物来说，获胜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超越对手的高效率。足球的生物学意义十分明晰，它使得足球竞技本身充满了象征意味，足球如果失去了象征意义，其现代性意义也会遗失。足球简单而直白，即便从原始狩猎学的角度看，它也仅仅是展示出一种单纯的狩猎之美。正因如此，足球自身的崇高感从未丧失，参与竞技的双方都有均等的机会。因此，作为大型群体围猎游戏，足球竞技中的传控打法仍旧显得十分重要，至少它能够将人的恐惧感降到一种较低的程度。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传控打法远比盘带高手的独角戏表演更为合理，也充满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传控打法更近似数学，而盘带表演更近似戏剧。 “虽然足球中的数字被重视的并不多，但不管是在电视机、收音机中，还是酒吧里，都可以听到它。因为数字本身已经成了衡量球队表现的一个重要标准。观看巴萨和西班牙队的比赛时更是如此。追本溯源，‘控球’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解析好这个疑问，我们才可能继续研究控球的价值。”^[5]136当然，传控打法的拥戴者也会有自己更为明确的足球指向。拉玛西亚青训营的创始人劳伦埃诺·鲁伊斯曾经说:足球的王道是传球。鲁伊斯并未提及盘带过人射门得分的必要性。尽管巴萨的球风也会因时空的变换而有所调整，但巴萨足球的精华并不在于其拥有一位足以单挑数人的独立英雄，恰相反，巴萨足球的精华在于高效的传控力。西班牙记者普遍认为巴萨是一支通过不断传球和控球来赢得比赛的球队，有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做到 2分钟不间断传球。

较诸犬科动物的日常狩猎，足球的抽象性更强。安德森和沙利高度评价了里普的足球传控哲学。“足球世界中有各种各样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或许最 ‘有效’的方式，并非最有 ‘效率’ 的。最有效的办法，也许就是牢牢控制住足球。”^[5]170-171 传控打法的精粹也体现在这里。从偶发性、惊悚性与奇幻性的角度看，无球队员的稍纵即逝的位置感更值得关注。一些其他俱乐部的教练和球员甚至认为巴萨的传切配合宛如电子游戏中样子，可以准确到以毫米来计算，那种穿透异常犀利，宛如手术刀一般，可以切开诸多对方的防线。

较诸其他各种打法，传控打法充满了平民性。巴萨一度拥有一批世界级球星，其中包括马拉多纳、大罗、小罗、梅西、内马尔，但巴萨并不完全依赖个人的力量应对赛事，巴萨拥有巨星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传控打法更加高效，而非凸显个人的超高价值。换句话说，高品质的传控打法依赖的绝非巨星的个体性力量，而是高超的个人技艺支配下的团队高度合作力与协调力。 “巴萨历来不缺大牌球星，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比赛中为了出名而争着出风头，而是互相配合，取长补短，用多次精准的传球完成一次完美的射门。当然，足球比赛中少不了传球，但巴萨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能将传球演绎得淋漓尽致的球队。它可以用永不停歇的传球将速度更快、体格更强的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充满艺术感的控球让它从一般强队中脱颖而出。就这样，凭借全欧洲最均衡的进攻和防守，2015年巴萨史上第四次夺得欧洲冠军联赛奖杯。”^[12]传控打法之所以赢得球迷的喜爱，便在于其暗合了足球的本性，足球的本性在于团队成员间的无缝衔接。 “集体的氛围，让 MSN（三大主力的英文名首字母缩写）能够成型，让头号主力梅西不管是在右路还是中路，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同时让他可以调整饮食和作息时间，恢复巅峰状态。就像2015年欧冠决赛的首个进球，全队完成了16脚传递，门将之外的所有球员都参与其中，每一颗明星都在闪耀，而所有闪耀的明星，汇聚成了一道无比亮丽的彩虹。”^[12]从审美的角度看，传控技术极易制造某种令人神往的场面，一些研究艺术学的学者也对传控打法情有独钟。 “体育审美从个体体育欣赏发展到对团队体育的欣赏。例如，近年来，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传控打法通过精巧的传递配合、精湛的个人技术诠释艺术足球的内涵。”^[13]现代足球充满了高强度的抗争性能量，球员在跑位中获得机会，又在传球中创造机会，两者都会赢得观众的认可。伊万于2010年12月 19日在新浪体育刊文，热情赞美巴萨传控战术的合理性。 “加泰罗尼亚媒体表示，如果利物浦的传奇人物比尔·香克利今日还活着，他会一秒钟也不犹豫地成为巴萨的球迷，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支球队能像巴萨这样进行随心所欲的传球。如果说香克利的利物浦用流畅的配合代替直来直去的风格，在英国掀起了足球革命的话，那现在的巴萨比香克利的利物浦还要高级上几个档次。在速度极快的现代足球中，巴萨依然能用跑位和传球实现细腻的配合，而且还相当实用，能不断打破各种纪录，这实在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传控打法的精华在此毕现无遗。

从根本上说，传控打法继承了人类原始狩猎时代的基本规则，它是一种介于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进攻、侵占与袭扰行为。由此可见，传控打法意味深远，它时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时而是一种虚拟的权力，然而，无论传控打法运行到何种地步，它都可以充分满足人们关于人球合一、群体性流动以及团队运行形态的感官欲求。不难看出，传控打法仍是那种最为初级的技战术体系，同时也是最高级的竞技模式，正因如此，传控打法经常将足球竞技的拙稚性与极限性一同展示出来，持球队员与无球队员的交叉跑位充满了辩证性，并时常构建出另一种人球合一的形态。

4 结语

无以否认，足球有一种朝极限配合方向发展的动能。未来的足球可以没有超人般的盘带表演，但一定有更为精密化、高效化、多维化的传切配合场景出现。从大数据层面可以看到，想要赢得胜利，人们只能在传切配合方面寻找突破口。类似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足坛的主旋律。为高度的功利主义所驱使，足球从业者已经将获胜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正因如此，传控打法几乎构成了足球竞技的技战术主体，它会不断生产出一种类生物性群体的围猎场面，而猎食者们飘忽的走位图式则颇具设伏者的智慧。传控打法超越了一般的人体激素的释放形式，它使得过度紧张的赛事趋于和缓，并就此体现出更大的群体游动性效能，传控打法由此而体现出一种高辨析度的节奏感。足球的本意在逐猎，而旁观者极易从中寻找到久违的猎杀的残酷性，更可以在传控打法所营造的世界里寻觅到谦让、勇敢、奉献精神的价值，还可感受到彼此合作的宏大气势以及人类个体间由强烈的依赖关系营造出来的温馨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