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红山口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拉开了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序幕^[1]。30年来,参照欧美职业足球发展模式,中国足球从俱乐部、赛制、青训、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尝试却收效甚微。中国足球改革实质是一种用主观意志和愿望来“规范重构”和“引导推进”足球发展的思维路线与行动路线^[2]。2021年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宣告解散,挟带卫冕冠军头衔的“猝死”,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足球未来改革何去何从的热烈讨论。本文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为起点,兼论苏宁足球“猝死”成因,剖析当前中国足球改革的疾症并给出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1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回顾

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可以回溯到1989年的甲A。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改变了中国足球传统的发展模式^[3],拉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帷幕。但由于改革措施较为激进,如在全国成立4 000多家足校,脱离了国家经济发展实际,亦缺乏标准参照,并未对我国足球发展起到实质影响。1993年10月中国足球“棒槌岛会议”促进中国足球同国际足球接轨。1994年甲A联赛开赛,宣告中国足球职业化迈入新阶段。1995年甲A联赛实施主客场俱乐部赛制。1997年国足兵败世预赛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转折点,“一切都要为世界杯让路”成为新方针,2001年甲A联赛取消升降级、国脚限制留洋等一些不合理政策出台,极大挫伤了球员和俱乐部的积极性^[4]。黑哨、赌球、假球等现象愈发严重,中国足球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百事可乐公司不再冠名甲A,IMG公司宣布不再与中国足协合作,国际赞助商纷纷离场直接导致2002年中超联赛无人冠名开赛。2004年甲A改制为中超联赛。其间,《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各足球俱乐部章程等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

2004年,中超联赛开赛,但改革依然是换汤不换药。2005年10月,大连实德俱乐部主导的7家俱乐部投资人发起了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旨在成立职业联盟^[5],之后中国足协逐步恢复联赛升降级制度。为冲进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5年中国足球特别代表大会提出“女足进前四、男足进前八、国家队出线”等一系列目标,但以国奥出局、女足止步八强、国足未入亚赛十强而惨淡收场。2009年,足球领域乱象引起了中央关注^[6],谢亚龙、南勇、陆俊等足坛知名公众人物的倒下,让中国足球声誉跌入低谷。2010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成立,开始尝试高薪聘请外援及本土优秀球员。2010年,中国足协调整部门设置,采用竞聘制促进人员岗位流动和轮换。2014年,蔡振华正式出任足协主席,习近平主席寄语“你现在挂帅足协,我们拭目以待”^[7],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步伐加快,大量资本涌入,但是青训仍然举步维艰^[8]。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这对振兴中国足球、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9],校园足球得到推广,青训决定未来得到全社会共识。同年8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被撤销,中国足球在“去行政化”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真正实现了政社分开。2017年12月,中国足协发布了2018赛季中超联赛U23政策^[10],显示了储备后备人才的决心。2019年8月足协力推新政,如着手筹备职业联盟、球员降薪、中性改名等。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实际上是对举国体制遗留问题的革除^[11],回顾30年来的中国足球改革之路并不成功。2021年苏宁足球俱乐部更是在夺冠第二年即“猝死”,表面看是2021年提前推行中超俱乐部中性改名政策所致,实则是多年我国足球恶性循环的叠加结果,这促使我们对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进行积极反思。

2 苏宁足球“猝死”暴露中国足球发展积弊

2.1 足协的政策欠妥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政府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体育利益分配中承担着重要职责^[12]。中国足球历经多次改革,中国足协一直发挥着主导权,如设计出台了2001取消甲A联赛升降级、上座率不足要被罚款、摘牌转会制度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足球“官本位”的幕后力量。中国足协过度干预足球自身发展规律,频繁更替政策。且当下实施的足球政策大多是宏观性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具体操作的应用型政策文件相对较少^[13];尤其是中国足协诸多超常设计和无厘头改革,让中国足球沾染了诸多不良风气,致使政策高压和法律惩戒都无法发挥作用。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苏宁、上港等俱乐部发出限薪减薪吁求,但中国足协不敢轻易打破高薪维持的联赛繁华,犹豫之间苏宁足球“猝死”。苏宁足球的倒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目标规划与政策规制过于操切以及多重矛盾的长期聚集引起的。

2.2 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中国古代的蹴鞠最晚在元代时西传欧洲,在英国形成了现代足球的运动模式^[14],这一历史渊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众的足球情结。然而,现代足球发展早已超越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囊括了竞技、财力、科技、商业、文化等的综合性运动。重教育、夯基础、育文化已然成为现代足球强国的发展战略,而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目标脱离了国情和现实基础,改革行为过于急躁与功利。中国足球职业化短短30年间,国家队竟前后更替16位主教练,急于取得成绩的心态一目了然。

1994年甲A联赛开赛火爆,从上到下都盲目乐观自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中国足球的奋斗标尺。虽然在2002年历史性地打入世界杯,但之后就一直在低谷徘徊。2001—2005赛季取消联赛升降级、禁止球员留洋海外、12分钟体能测试等政策频出,自此中国足球陷入重成绩、轻基础、吃老本混日子的局面。随后多年冲奥、冲世界杯等都无功而返,沦为亚洲三流球队。苏宁足球的倒下与其通过大量资本追求短期回报有着必然联系。从本质上说,种种急功近利之举违背了足球的发展规律,无法真正践行中国足球改革的初心与使命。

2.3 金元足球的浸染

苏宁足球“猝死”的导火索看似是中国足协推行中性改名制度,投资人因得不到品牌宣传回报和收益,进而选择停止俱乐部运营,但真正原因更为复杂。十年来中超球队“军备竞赛”之风盛行,在“进军世界杯”口号鼓噪下,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重心,已从联赛发展、青训建设、法治管理等渐转移到天价聘请世界名帅、大牌外援和归化球员上面,2011年巴西外援孔卡以年薪1 037万欧元加盟广州恒大,同年12月上海申花俱乐部以年薪1 060万欧元签下法国球星阿内尔卡;外教同样如此,2016—2019里皮担任国足主教练薪金总额达到3.51亿元,第二次再任175天内共取薪8 544万元,2018年苏宁足球以年薪7 000万元与主教练奥拉罗尤完成3年任期续约,中国足球至此进入金元足球时代。从实际看,高薪聘请外援对本土球员斗志激发、俱乐部运营、联赛监管等造成了多方压力与伤害。2020年苏宁足球的两位大牌外援特谢拉与米兰达年薪分别为7 977万、3 980万元,主力球员顾超、吴曦、吉翔、周云等也达到800万、750万、500万、400万元不等。夺冠后特谢拉续约年薪达到1.6亿元,这让苏宁俱乐部难堪重负。中国足球后备梯队中甲、中乙联赛也深陷金元足球困局,2020年媒体曝出半数国脚为保高薪宁愿去中甲球队。金元足球业已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沉疴痼疾,极大浸染并破坏了中国足球发展的生态环境。

2.4 本土足球文化缺失

国家的足球地位、足球形象和足球文化已经成为现代强国的重要形象标识^[15],现代足球文化底蕴薄弱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从一开始就缺少某种自信与底气。江苏足球俱乐部作为元老级别足球俱乐部,职业化30年来仍未植根并融入于江苏本土足球土壤,影射出中国足球文化的发育不良,引发了社会对“足球与文化”的深度质疑。江苏足球俱乐部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到2020年解体,前后经历19位主教练,平均不到1.5年更换一次,球队主赞助商平均不到6年更换一次,球队主场也历经5次搬迁(表1),可见俱乐部缺乏群众基础与文化土壤。

苏宁足球可谓中超俱乐部的典范代表,其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不重视足球文化的价值内涵。球市戾气太重、球迷文化失守、教育文化短板、诚信文化不足等是中国足球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简言之,要战绩、重战绩、唯战绩始终紧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命脉,频繁换帅、换主场、换投资商、换球员等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土足球文化的凝合与孵育功能。苏宁足球的解体只是中国足球积弊的一个缩影,缺乏本土足球文化的蕴育与滋养,俱乐部如同漂泊的游子缺乏安全感、归属感。文化与战绩两个元素看似缺少关联,实则密不可分。融入足球的文化是球迷文化、诚信文化、教育文化、青训文化等多元文化的集合体,重拾并赋予本土特色文化将是今后中国足球未来改革发展的重点之一。

3 苏宁足球“猝死”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启示

3.1 推行行为责任制,推进足协自我善治

依据改革成果可将中国足球职业化历程进行以下划分,1994—2004年是中国足球高光阶段,2004—2011年是中国足球整顿阶段,2011—2021年是中国足球泡沫阶段,世界杯、反腐、金元则分别是三个改革阶段的核心词汇。在特定阶段政府主导都具有一定意义,但作为国家足球发展的主要代言人和管理者,中国足球协会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行业治理缺位^[16]。从细处考量,中国足协对其主导的计划并未承担对应责任,草率制定各种计划,强制推行各种举措,违背了足球发展规律,其后果最终均由中国足球从业者及中国足球自身承担。

中国足球未来的职业化改革之路,须从完善政府顶层设计入手,推行政府行为责任制,加强对“不作为、难作为、乱作为”的管理,打击官僚主义、利己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危害中国足球发展的行为,对各种足球赛场内外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高压打击,改变过去谈话、调任、离职、下台等处罚不力的方式。同时,中国足协要加大自我改革力度,在全面落实“管办分离、政社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机构,广纳专业足球管理人才,甚至可以尝试聘用优秀外籍精英加入足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理应是中国足协自我革新的重要路径,亦是中国足球切合“职业”称谓的重要举措。

3.2 正确认识自我,规划足球“百年品牌计划”

3.2.1 准确自我定位,科学设置目标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需要摆正自身位置,选择与本土国情相吻合的发展路径。引进大牌外援、世界名帅等并非治本之策,完全照搬欧美足球模式未必适合中国足球实情,要多向内反思,不能一味地求外^[17]。机械学习巴西式、德国式、西班牙式等足球发展模式不可取,定格亚洲、缩小标杆、低姿态学习周边足球强国才是中国足球未来十年改革发展的“小目标”。

3.2.2 科学规划中国足球“百年品牌计划”

红山口会议以来,中国足球经历了数次大小改革,包括联赛、球员归化、青训、外援引进直至中性改名计划,平均每年就有1—2部改革文件出台,而这些政策要么不能贯彻始终,要么漏洞百出,如取消升降级、U23政策、球员归化计划等。因此,应立足国情、走特色化之路,科学规划中国足球“百年品牌计划”,即制定百年俱乐部品牌目标,支持民族体育产业品牌参与,共建百年民族俱乐部品牌;形成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青训共建机制,打造青训百年品牌;宽路径孵育球迷及赛场文化,推出百年足球文化品牌行动计划(图1)。“百年品牌计划”是中国足球未来腾飞的方向指引,要重视政策的延续性,避免随意推翻另起炉灶,坚持以青训为核心、俱乐部为目标、文化为基础的“三个百年品牌”不动摇。

3.3 客观认识金元足球,优化俱乐部投资结构

金元足球对中国足球发展是把“双刃剑”。现代职业运动与金融的高度结合彰显了其以经济为基础的“烧钱”特点。金元足球在吸引社会关注度、招贤纳士、抬升联赛等级及打造社会形象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脱离国情、舍本逐末、追求短期效益的过度军备竞赛弊大于利。苏宁足球夺冠离不开其高价外援与外教,但其产出的效益却远远低于资本投入。现阶段中国足球改革必须客观认识金元足球的价值与利弊。中国足协要避免直接照搬国外高薪模式,可以科学借鉴NBA奢侈税制度,以抑制攀比竞备之风。依据国民平均收入,科学拟定球员薪金制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让成绩中下游俱乐部进入良性的资本循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俱乐部资本不足、欠薪甚至退出联赛等问题。

从目前中超各俱乐部身后的“金主”结构来看,基本为民间企业资本为主、国企及地方政府参与为辅。俱乐部运营资本来源单一,经济实体阶段特征显著,抵御资金断裂风险能力较弱。苏宁足球的解体,主要归因于赞助商苏宁云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问题,这也是中超各俱乐部的共性问题。基于此,政府及足协官方应鼓励各俱乐部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力争各家俱乐部获取两家甚至多家企业的支持,以增强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中国足协应积极与俱乐部所在地方政府合作,对主赞助商进行资格审查,杜绝投机公司或运营不良公司参与,减少因频繁更换赞助商、球员欠薪、俱乐部倒闭等产生的社会负能量。合理借鉴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曼联等国外百年足球俱乐部运营模式,结合中国实际,避免苏宁足球的悲剧再次上演。

3.4 明晰中国足球阶段属性,形成本土特色足球文化

要清楚认识中国足球的阶段属性,把握中国足球的阶段特征,关注足球从业者的投资情怀。足球运动的自身魅力与历史悠久的俱乐部文化是吸引众多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运动员球衣装备的LOGO更多的是荣耀标注而非纯粹的资本意图。现阶段仍需激发民间资本参与中国足球发展的热情,让资本从中获益,而不能不切实际地片面强调足球的公益属性。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中性改名是中国足球打造百年俱乐部品牌,积淀优秀足球文化的重要谋略。只是当前中国在体育产业经济、消费理念方面都无法比拟欧美足球,冰岛“鲸吼”特色、巴萨球迷文化、拜仁百年队史等对现阶段中国足球而言较为遥远,低端模仿欧美足球文化的“外壳”,只会让我们失去自我足球文化的累积。急切推行足球文化改革会让中国足球自乱阵脚、迷失方向。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18]。中国足球改革要“双管齐下”,一要改革当前中国足球整体运行机制,二是考虑如何形成本土特色足球文化。要多借鉴欧美足球文化模板,立足本国文化土壤,从契合并弘扬我国优秀传统体育精神入手,研究制定本土特色的足球文化培育战略,从球迷文化、赛场文化、球员文化、媒体文化做起,营造我国独特的足球文化氛围。

4 结语

苏宁足球“猝死”是近十年来中国金元足球发展的“恶果”之一,严重打击了中国足球改革的积极性,这促使我们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进行积极反思。要明晰现阶段中国足球的属性,精心规划中国足球“百年品牌计划”,坚持“踢球与文化”并行,建立先进完善的中国足球价值体系,让中国足球发展回归科学轨道,方有机会实现中国足球腾飞的举国愿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