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开始,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始同年同地先后举办,然而,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位于德国波恩的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IPC)是发展残疾人运动、倡导社会包容并确保残奥会成功举办的国际体育组织, 其愿景是 “通过残疾人运动打造包容性世界。”^[1] 虽然残奥会这一价值观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肯定、推广和落实,在以残奥会为代表的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中也满是鼓舞人心、勇敢顽强的 “超级英雄”故事,但早有国外研究者质疑残奥会的目的,怀疑其发展前景,认为残奥会并没有如其所言促进社会包容和改善残疾人生存环境,而只是不断复刻 “残疾”的刻板印象^[2]。本文将基于话语生产理论,探索残奥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主体的残奥运动员的形象生成及演化,围绕着残奥运动及残奥运动员的社会意识进行梳理,为理想化的体育与残疾人社会参与之间的积极关系寻求合理落实的途径。

1 文献回顾

相较于国内外成果丰厚的奥林匹克研究,对于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从未形成某种学术热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残奥会的既有文献总量亦呈增长趋势。

在国外关于残奥会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不仅仅将 “残疾”理解为生理上的,而是立论于社会化的^[3]。主要研究视角包括:残奥会历史的溯源和发展特征提炼,残奥会在促进残疾人体育参与等方面的社会意义,也不乏对残奥会所主张价值的批判性分析等。一些学者提出,制度化的残疾人运动不仅无法对抗关于 “残疾”的社会偏见,还有可能增强 “残疾” 的歧视性社会意识^[2];对于残奥运动员 “精英式表现”的媒体呈现可能会加强和定型整个社会对待 “残疾人”的态度和观念^[4];残奥会对于运动员资格审查的分类系统可能导致运动员权力丧失,这也引发了学者最多的批评。丹尼尔 · 皮尔斯 (Danielle Peers)在其自我民族志中,深描了在拥有授权资格的、善良的、健全的专家和勇敢的、有能力的、感恩的残奥选手,以及悲惨的、被动的、匿名的残障人士之间建构起来的关于残奥会的 “权力—话语”体系^[5]。本文的 “残奥话语体系”指的是在残奥会组织机构、领域权威专家、残奥运动员之间以话语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建构起来的集中作用于残奥运动员的权力体系。残奥会和残疾人运动对残疾人的生活以及健全人对残疾人的看法可能产生了诸多影响,然而这些在更广泛领域内几乎是看不见的^[6]。

在国内研究方面,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与残奥会举办前后,关于残奥会的研究数量增多。学者们在对残奥会历史的追寻中探讨了残奥运动和残奥会对于残疾人体育参与和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意义^[7]。近年来,关于残疾人运动员的生命历程研究和残奥会的媒体报道研究成为该学术领域的新热点。总体而言,对于残奥会的描述性研究较多,但在理论基础和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少有新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某些专家基于自己创造的规范形成了关于身体 ‘异常’的 ‘知识’,即 ‘管理残疾’。”^[5] 规训权力和话语生产是米歇尔 · 福柯 (Michel Foucault)的重要理论主题。福柯通过 “话语构成” (discursive formation) 来论述作为真理的知识是如何运作和形塑了人们的认知,并强调此类话语随着社会变迁而演化的过程; 在《规训与惩罚》 中,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 将知识话语的生产和权力统一起来, 并把以 “权力—身体—知识”三维结构为基础建立的理论观点称为 “微观权力物理学”,认为权力是策略性和生产性的^[8]。在这场福柯所说的 “真理的游戏”中,权力在知识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将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其规训之内:知识在权力的制约中形成和发展,没有脱离权力关系的抽象知识;权力离不开知识,知识本身也是权力;同时,身体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事实而具体的载体,是权力和知识的中介,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落实在社会过程中^[8]。

福柯的理论适用于日常生活中通过权力所产生的知识话语对个体进行区分,引发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影响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和社会互动过程的分析。正如现代社会推崇年轻、健康、苗条和卫生的身体,而相对的老年人、残疾人和 “疯子”等就必须在社会中 “隐形”;当然任何人对老年人或残疾人的遭遇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彼此间保持距离的做法是一种 “寂静的暴力”^[9]。 “正常人”和 “残疾人”彼此都假装同意身体的异常不会造成任何差异或障碍、残疾人的人格尊严与社会价值不会受其 “有缺憾”的身体形态或功能的影响,人们要求 “残疾人”无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且接受自己,将自己 “正常化”,但在客观现实中 “残疾人”确实被边缘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了集体生活、隐匿在社会公共空间中。

在残疾人体育参与中情况亦是如此,残奥会被认为是赋予残疾人体育参与权力的社会文化运动,在这种话语中,无论是残奥会中的 “超人” 还是更多有残障的 “凡人”都必须在深刻认识自身残疾的基础上,确认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 “超越极限”的体育参与者。

本研究将借鉴福柯关于话语生产的理论对残奥会的历史进行梳理,力图发现在残奥会的阶段性发展中,残奥运动员的社会形象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残奥话语的作用。因为通过残奥会出现的这些话语相互勾结,以各种方式 “永久化、合理化和隐蔽化残疾产生和残疾经历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10]。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现代医学话语:“成为受尊敬的公民”

3.1.1 古德曼的康复治疗促进 “残奥会” 的诞生

1939年,德国犹太裔神经病学家路德维希· 古德曼 (Ludwig Guttmann)离开纳粹治下的德国,定居牛津并任职于牛津大学。在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 “官方故事”中,古德曼的杰出贡献堪比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皮埃尔·德·顾拜旦 (Pierre de Couberti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脊柱损伤者在受伤后三年内死亡;而在二战后,医学的进步使脊柱损伤者得以幸存,但却让他们担忧自己成为无用的 “社会生活中的残废”^[11]。1944年, 英国政府委托古德曼担任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的脊柱损伤科主任,他 “认识到运动在截瘫住院病人康复中的生理和心理价值”^[12],将运动引入康复计划,希望给予患者希望和自我价值感,使他们不仅可以继续作为有用的社会成员,还可以因此改变社会对脊柱损伤者的态度。1948年7月29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古德曼组织了第1届轮椅运动员竞技比赛,来自英国的16名受伤军人参加了射箭项目的角逐,他将其命名为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 (Stoke Mandeville Games)。从1948年开始,古德曼邀请了众多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和体育明星出席运动会以吸引媒体关注和提高知名度,并让运动会与奥林匹克运动建立了联系,后来发展成 “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3.1.2 现代医学话语对残奥运动员形象的建构

古德曼没有将体育运动作为休闲方式,而是利用运动制定了具有强制力、重复性、目的明确的康复训练计划,帮助患者进行生理康复、心理建设和社会参与,从而成为一个 “正常”的社会成员。

古德曼将康复与运动相融合的历史表明,掌握了知识话语权的医生基于现代医学理论和救助残疾军人的经验,通过现代医学残疾话语体系将残疾建构为一个关于我们身体的、个人的、悲剧性的、生物性的问题。此外,依据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判定何为 “有价值的生活”,通过 “有价值的生活”这一话语体系规定何为 “受尊敬的公民”,进而希望通过康复训练, 将可能成为对社会无用的人的残疾军人改造成为 “受尊敬的公民”。但医疗专家们使用该话语体系本身蕴含的秩序和规则对残疾退伍军人实施隐形的权力,凭借这种权力不断地重现他们悲惨的社会生活,用现代医疗手段来诊断和治疗残疾人, 据此对他们 “有缺憾的”身体采取严苛把控的、隐含着社会不平等的某种对策,以此来不断确认自身作为权威医疗专家的社会地位。这一系列话语强化了残疾人的标签化身份,并且通过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向社会扩散,形成残疾话语的社会氛围,最终使残疾话语的权力作用在每一个残疾人身上。

3.2 体育公平话语:“选择突破局限性的病人”

3.2.1 国际残疾体育组织联结下残奥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荷兰退伍军人也参与到英国曼德维尔运动会中,随后还有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残疾人。1952年, 国际斯托克· 曼德维尔运动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Stoke Mandeville Games Federation,ISMGF) 成立,古德曼开始大力推动曼德维尔运动会在英国境外举办,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1960年, 罗马在当年夏季奥运会闭幕后举办了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 (后被追认为第1届残奥会),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名运动员参加,仿照奥运会的惯例每4年举行一次直至1988年。运动会的组织者逐渐认为有必要为截瘫人士之外的残疾人群体提供组织性的竞技运动平台。1960年,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 (World Veteran’s Federation)主持成立了残疾人体育国际工作组,来研究残障人士的体育参与问题, 虽然该工作组最终解散,但却推动了1964年国际残疾人体育组织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sation for the Disabled,ISOD)的创立,该组织为那些不能参加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的运动员 (如视力障碍、脑瘫等人士)提供了机会,经过努力成功地将盲人和截肢者运动员纳入了多伦多1976年残奥会。

残疾人竞技运动领域的扩大催生了新的国际残疾人体育组织,如国际脑瘫人体育和休闲运动协会 (Cerebral Palsy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CP-ISRA),国际盲人体育联合会 (International Blind Sports Federation,IBSA)分别于1978年和1982年成立。名目繁多的残疾人国际体育组织让国际奥委会十分困扰,为建立进一步的沟通机制,相互协调、避免重复性活动, 国际残疾人体育协调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coordinating Committee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in the World,ICC)于1982年成立了。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轮椅体育联合会 (International Stoke Mandeville Wheelchair Sports Federation,ISMWSF,前身是ISMGF)、国际脑瘫人体育和休闲运动协会、国际盲人体育联合会和国际残疾人体育组织经过漫长的讨论最终同意统一为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声。后来,国际聋人运动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CISS)和国际智力障碍者体育联合会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INAS-FID)也加入其中。1974年瑞典提出了举行残疾人冬季项目国际竞技比赛的设想,并于1976年2月,因斯布鲁克第12届冬奥会举办后,在瑞典恩舍尔兹维克举行了第1届冬残奥会。

3.2.2 体育公平话语对残奥运动员形象的建构

从古德曼的曼德维尔医院到国际残疾人体育协调委员会,在各残疾人体育组织为国际残障人士争取体育参与机会的过程中,残疾人的体育竞赛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尽管现代医学话语仍然占据主导权,即残疾人仍被视为不正常的、需要被治疗的 “病人”,但体育公平话语的出现表明了残疾人希望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诉求及努力。

为了维护残疾人运动员的公平竞赛环境,国际体育组织开始在比赛规则和参赛资格上设置更多的标准,强调竞技比赛不适用于整个残障人士群体,能够参赛的运动员们是被 “分门别类”选择后的、可以突破自身 “局限性”的 “病人”。他们被建构为 “盲人运动员” “截瘫运动员”或 “F51级运动员”而不是 “运动员”。话语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产生机制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斗争,久而久之,新的话语模式会重塑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残奥会权力结构也随新标准的建立而变化,拥有权威和资源的国际体育组织掌握了更多关于残奥会的话语权力。

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中特有的分级标准是经过运动医学专家们对每位运动员的身体能力 (损伤程度)进行客观编码后制定的,以保障在比赛中同等身体活动能力的运动员同场竞技,从而显示竞赛公平。但直到现在,对分级标准的争议仍是残奥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这也影响着大众对残奥运动的认识和理解。

对残奥会来说,现代医学话语和体育公平话语的结合,不仅进一步客观化了运动员的 “残疾”甚至细分并增添了很多新的 “残疾”方式, 两种话语蕴含的权力使残奥运动员面临的社会话语环境更为复杂,话语叠加及话语间的冲突使他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更加困难和矛盾,运动员的精英身体素质与社会对残疾人的消极认识相互对立,无时无刻不折磨并阻碍着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残奥运动员们不得不遵守新的残奥会规则, 带着被新的话语秩序不断规训、分类的身体参加比赛,而残奥会所追求的公平竞争精神在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在轮椅和假肢等辅助器具的生产中遭到了破坏,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了 “起跑线”的差异。

3.3 运动美学话语: “残奥会是英雄们来的地方”

3.3.1 残奥会与奥运会并行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奥委会并不急于接纳残疾人竞技运动^[13]。这也是国际残疾人体育协调委员会致力于分级标准的原因,筛选出那些身体看起来更健壮的运动员,将他们与无法呈现出既定的、传统的、受欢迎的运动美学的残疾人区分开来,以尝试与奥运会保持一致。正如经常出现在残奥会媒体报道中的使用轮椅的竞技者,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可见性 “残疾”,同时肌肉明显的上半身十分贴合传统运动员的身体外观;反观其他残奥会运动员,如视力障碍者则容易被认为是非残障人士,人们若将他们的成绩与奥运选手相比较则必然会失望^[14]。

在国际奥委会态度暧昧,以及1976年后残奥会规模迅速扩张、奥运会筹办压力愈大的情况下,很多城市在申办奥运会或冬奥会成功后,以基础设施不适应、资金短缺或技术障碍为由婉拒承办残奥会或冬残奥会,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同一年份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比赛在东道国异地城市或不同国家进行。

直至198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提议同一国家在奥运会后紧接着举办残奥会。于是,原有的奥运会申办程序和选拔标准发生了变化,举办奥运会的各项设施必须要适用于残奥会,因此,奥运会申办城市也必须在申办报告中对服务于残奥会举办的特殊标准做出回应。1989年9月国际残奥委员会成立,全球两大非营利性国际体育组织的合作愈加紧密。根据2001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合作协议,从2008年开始,任何申办奥运会的城市都必须申办残奥会。同时,自2002年冬奥会开始, 奥运和残奥开始共享一个组委会。 “Paralympic” 中的 “para”意为 “在旁边”,即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平行赛会,二者是并行存在的。至此,残奥会进入了与奥运会并行发展的历史阶段。

事实上,举办残奥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国或本地区的无障碍社会生活环境,促进残障人士的社会接纳和体育参与;各国家或地区派队参加残奥会也是彰显公民体育参与权利平等的有效方式。但是,残奥会与奥运会并行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残奥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们主动或被动地以奥运会 “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观为蓝本,将残奥运动从为了康复和公平转向一种服务于政治和市场的精英竞技运动。

3.3.2 运动美学话语对残奥运动员形象的建构

“奥运会是英雄诞生的地方,残奥会是英雄们来的地方”^[15],残奥会必须在一个已经高度饱和的国际体育赛事市场中运作,所以,在现代医学残疾话语和体育公平话语中必须增加新的影响因素,因此服务于精英竞技运动观众的运动美学话语被纳入进来。于是,在更新的分级标准中那些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表现较弱、缺乏理想运动美学的项目被削减。这些项目大多是原分级体系中被认为残疾程度较高者或女性运动员参与的项目^[10]。至此,许多残疾人运动员在残奥会话语体系的更迭中失去了参与残奥会的机会。精简后的残奥会与奥运会一样追求运动表现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办赛成本的降低,以收获更多观众和赞助商的支持。

残奥会追求 “超级运动员”,普通残疾人群体与残奥运动员们被区隔开来。但公众对残障人士的期望并不高,媒体也很少以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残疾人运动员,以至于任何积极的行为都可能引起媒体的赞扬^[15]。残奥选手必须是克服了自身先天或后天悲剧性 “障碍”的英雄式人物, 却不是因精英式的运动能力而获得肯定的运动员。残奥运动员作为残疾人群体的榜样,在充满英雄主义的叙事话语中,逐渐与自己所属的群体疏远,他们是 “超人”而无法代表更多的 “凡人”,出现在各种媒体宣传中的残奥运动员都是某个运动领域具有 “超能力”的英雄,他们穿着科技感十足的假肢或是坐着日常生活并不适用的竞赛轮椅直视镜头,宣告自己克服了极大的困难,通过努力获得今天的成就。这样的残奥会宣传话语使残疾成为个性化问题,并不能真正帮助残疾人解决其面临的社会问题,且容易引导大众对广大残障人士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16],认为他们都应当实现媒体宣传中残奥运动员一样的生活,这有可能加剧普通残障人士面临的社会压力。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福柯关于话语生产的理论与残奥会的历史相结合,发现在古德曼的康复训练到残疾人竞技运动的国际化和扩大化,直至残奥会成为与奥运会并行的国际体育赛事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残奥运动员们面临着来自现代医学残疾话语、体育公平话语和运动美学话语的建构性支配,作为残疾人群体体育参与的代表和先锋,残奥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成为受尊敬的 “凡人”、突破自身 “残疾局限性”的 “病人”和残奥会上的 “超人”。在如今社会生活中,被权力知识话语所规训的 “残疾”身体的既定性,让我们遗忘了任何人的身体都具有某种局限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至临近开幕式,2020年东京奥运会都没有完全排除被取消的可能。然而,当奥运圣火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点燃的那一刻,人们确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它熄灭。同样,不论面对怎样的争议,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的价值也不应止步于对残疾人运动无形的鼓励和促进。

4.2 研究建议

4.2.1 解构并重建残奥话语体系,消解旧有的残奥运动员形象

所谓历史就是知识权力的不断生产和更迭,“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我们对现代医学话语、体育公平话语、运动美学话语等曾经或正在对残奥运动员进行建构性支配的话语进行研究本身就是对 “残奥话语体系”的挑战和解构。对残奥话语体系的社会学研究将推动现实中 “残奥话语体系”的松动、消解乃至促进新的话语体系生成。随之而来的是残奥运动员旧有形象的消解和新形象的产生。

首先,学者们要利用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知识话语制造者的身份对残奥话语体系进行深入且全面的研究。专业人员作为知识的代言人往往主宰对残疾人的认识,并掌握其话语权,即便残疾人偶尔发声也常常被淹没在专业人员的阐释与解读之中,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应更多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不应把包括残奥运动员在内的残障人士约化为统计数字,要破解残疾人作为配合者的研究思维,以残疾人为主体,“不是替残疾人说话, 而是让他们的故事被听到”^[17],将自己的研究作为让残疾人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这样的研究才有助于建立以残奥运动员、残障人士自身为中心的残奥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是被动的、强加的、口号的,而是社会的、人文的、残障人士自己向往的、真正落实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是一个真正包容的残奥话语体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大众眼中的残奥运动员形象或许才更接近他们心中真实的自己。

4.2.2 注重媒体在残奥话语传播中的特殊地位, 塑造并传播更为真实的残奥运动员形象

媒体在残奥话语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其在以往对残奥会运动员刻板形象的塑造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部分扭曲事实的报道更是激发了大众对残疾精英竞技运动员群体的误解。因此,媒体有责任对残奥会进行全面、真实、深刻的报道,对残奥运动员的生活进行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深度报道,客观反映残障人士的生存现状及困境, “建构残疾宣传的正当语境,化解残疾污名带来的消极影响。”^[18]

奥运冠军对群众体育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残奥会冠军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媒体在残奥会冠军正面形象的宣传方面应有更多主动作为,对奥运体育明星的塑造应迁移到对残奥体育明星的塑造过程中,让残奥会冠军真正受益于残奥会将对整个残疾人体育事业发挥切实推进作用。同时,媒体有责任为整个残疾人群体提供可信赖的发言渠道,积极宣传残疾事业,推动社会正确认识残障人士,为整个残障人士群体社会处境的改善贡献力量。

4.2.3 以教育和休闲丰富残奥话语内涵,让残奥遗产惠及 “凡人”

残奥运动的成功应当超越体育领域,甚至超越激励残疾人通过体育活动寻求长期生活质量的提升。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残奥会为起点,丰富残奥话语内涵,通过开发残奥遗产、平衡整个社会体育资源的投入,真正使社会中的残障人士公平享受体育带来的益处。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在体育中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少,他们就会逐渐成为真正的 “凡人”,届时残奥会的美好愿景或许能够实现。

首先,在残奥话语中充实教育的理念。对残疾学生的教育不妨尝试 “全纳教育”理念,基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认识和直面人的差异,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教育融和”^[19],因此应向残疾学生投入更多适用的体育教育资源,让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运动需求,自由地发展潜能,平等享受各种教育资源和权利,这将为打破残疾人被隔离与被 “保护”的困境提供出路。残障相关知识也应成为大众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三年,日本就启动了一系列教育项目,如精英运动员和残奥会运动员定期访问日本各地的学校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鼓励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和残奥运动^[20],这对社会加深对残障的正确认识有推进作用。

其次,在残奥话语中注入休闲的观念。全民健身文化的核心是休闲,残奥会想要真正为普通残障人士的体育参与带来正面影响,弥合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员与普通残障人士之间的裂痕,就必须发挥体育的休闲价值。国务院最新发布的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就涉及多项推动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内容,如 “加大对场馆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开放的绩效考核力度; 支持举办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残健融合体育健身活动;完善公共健身设施无障碍环境,开展残疾人康复健身活动”^[21]等。残奥会作为残疾人精英竞技运动的代表,应顺应现实需求,将休闲融入其话语内涵,使残奥会真正惠及普通残障人士的生活。

如果拥有权威和资源的国际体育组织强调竞技比赛不适用于整个残障人士群体,那么残奥遗产的创造、开发与利用就显得更为重要。残奥会可以帮助举办国或地区、举办城市和奥林匹克运动产生或加速产生有形和无形的长期利益。作为最直观的奥运遗产,残奥会的场馆及无障碍设施应当向残疾人大众体育活动开放,更为直接、有效地激励更多普通残障人士参与体育运动;作为影响力最广泛的奥运社会遗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残健融合”等促进包容性社会建设的措施应当切实深入地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残奥会冠军或运动明星应积极发挥社会示范效应为整个残疾人群体发声;残奥会的赞助商应当持续性地为残疾人体育活动提供经济、科技等支持;残奥会相关的残疾人体育文化活动应持续主动地为更多残障人士提供体育参与机会、匹配的岗位,以及职位升迁渠道。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顺利闭幕后,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总结了北京冬残奥会在促进残疾人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带动主办城市无障碍环境提升、推动包容性社会建设^[22]等遗产工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有力展示了我国在残奥遗产创造开发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切实成果。

2021年7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正式通过将 “更团结” (together)加入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格言自此变更为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格言的变更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时下的全球疫情,更是为了面对今后更多、更巨大、任何个体无法独立解决、必须彼此依靠的挑战。残奥会应向公众传达更多除竞技性以外的、关于残疾人休闲生活方式和体育参与意义的信号,为残奥话语体系的更新提供支撑,为广大残障人士谋求支持,为更包容、更团结的世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