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竞技体育属于悲剧的说法已经十分流行,体育学术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竞技体育的悲剧性。足球经常被人认作是悲剧中的悲剧,由此可以推断,世界杯之类的超大型足球赛事可以算作是一种更为纯粹的悲剧。放眼西方文化谱系,悲剧可谓一种举足轻重之元素。西方文化的核心便是悲剧。西方人认为人性之恶无法变更,人性的精华在于对抗,而非那种对对抗的逃避、遮掩、抑制、搁置,因此,选择悲剧就是选择人生,尊崇悲剧就是尊崇人性,呵护悲剧就是呵护人类社会中的自然正义。如此的表述呈现出一种逻辑链环,它足以构建出一种基于悲剧而兴盛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体系。足球由此而成为现代悲剧的主体构件。由此亦可推断,与其说世界杯充满了戏剧性,不如说它满载着悲剧性。步入21世纪以后, 足球的悲剧性元素还在变异,并展示出很强的外溢性、浸染性与强直性。足球的悲剧性并非一种需要人们去控制的元素,其所以存在,恰在于它蕴含有一种潜藏于人性深层的更大的真实性。质言之,足球之悲剧是一种鼓励人们面对真正必然性的积极能量。尚需阐明,悲剧还意外地构建出一种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

1 世界杯的悲剧性源于生活中自然悲情

足球是西方悲剧之缩影,足球的悲剧性体现在很多层面,其中不乏原始的抗争性、竞技性与对立性,足球也由此而展示出其既有的心灵警示、情感激荡与理性教化之作用。传统悲剧的核心是教化,古希腊悲剧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教化性。英国戏剧理论家西蒙·戈德希尔认为: “悲剧确实快速进入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化机构:人们通过会饮中的表演、阅读和研究来认识悲剧,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更是在整个希腊世界广泛传播开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悲剧对于观众的巨大力量,以及悲剧对公民建设作出的不同寻常的贡献。”^[1]中国的戏剧学家在阐释演艺现象的原始美学之时也会关注到一些极端现象。朱光潜曾经在鉴别完崇高感与秀美感的差异后又对悲剧与传奇以及悲剧与恐惧的差异进行了甄别。 “在这当中我们还看出,悲剧与英雄传奇的区别在于悲剧能激起恐惧,而悲剧与恐怖的区别在于它在使观剧者充满恐惧之后,又能令他振奋鼓舞。”^[2] 经典悲剧的原理即体现在这里。

足球总是与失败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了足球的悲剧原点。 “毫无疑问,运动员是足球舞台上最好的男主角,他们没有编排的动作,凭的是真本事,没有人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他们获得的鲜花和掌声也都不是永恒,尤其是足球,绿茵场上没有常胜的将军,就像生活中没有永远的成功者一样。”^[3]足球观众心目中的足球往往具有的传奇性直接导致足球更接近悲剧。很多人都对世界杯的悲剧性产生了好奇心。 “冯骥才在他的专栏文章 《纸上踢球》中 《英雄相继而去》一节说: ‘世界杯是否还有一种悲剧性?’ 这话问得不错,世界杯大赛的过程很像古希腊英雄史诗式的悲剧。”^[4]292质言之,足球的悲剧性带有强直性特点。航鹰显然对悲剧有自己的感受, 同时也看到了足球中纯正的悲剧性。 “以我这个编剧的眼光看来,球员和球迷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悲剧中的主人公。”^[4]292悲剧所展示的是一种怀疑的力量,而任何一种怀疑的力量都伴随着对世界、人生乃至生命本体的质问意向。 “球队出战,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面临的一半可能是失败么? 在整个大赛过程中,各个球队难道不明白最后的冠军只有一个么? 球迷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很可能徒劳么?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但还是一往无前地上阵或助战了。大家都勇于面临悲剧,甚至可以说乐于面临悲剧,体验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很难体验到的英雄气概。”^[4]292航鹰的设问富有深意,且是人们必须面对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都是一些矛盾体,且很难为人完全释读,甚至无法圆满应对, 足球在此再度催生出悲剧。

大型足球赛事一向有一种追人心魄的力量。 1993年的丰田杯在AC米兰与圣保罗之间进行, 杨华在评论那场比赛时便使用了大量悲情式样语汇。“美到极致就意味着美的毁灭,包含着 ‘逝者如斯’的伤逝和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可挽回。许多哲学家喜欢把性感和死感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合二而一的生命极点,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恐怖可以帮助我们人类扩充感知的空间。”^[5]杨华的解读实现了足球与文化的联通性呼应。毛时安曾经认为世界杯就是一种新时代的 《大众哲学》。毛时安的确看到了其中的哲学内蕴。“中看的不中用,中用的不中看。足球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的可悲的哲学。胜者为王, 但胜者的桂冠似乎很少或者干脆从来就不属于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球队球星。漂漂亮亮的美学派人生是经不起激烈冲撞和残酷竞争的。”^[6] 这里已经显示出足球本然的拙稚与悲情。毛时安进而触及足球之本性,认为足球为人类自然生活之缩影。“早在上世纪之交我们的一位先哲王国维先生就已经感叹地发现这个世界: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再早还有老子喃喃低语,真言不美,美言不真。他们算是看透了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内在分裂,足球的世界就是我们生存世界的倒影,足球的哲学就是我们生存的哲学。”^[6]面对足球的多维度的意义品格,很多人不得不将足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借以解读足球的普遍性价值。 “虽然公平地说,佛罗伦蒂诺崭新的、傲慢无礼的足球哲学是那些 ‘足球牧师’ 们所未曾想过的。那就是,赢球并不是球队比赛中的至高目标。你心须争夺,必须在参加最高水平的比赛,也就是指一定要参加欧洲冠军联赛———一项能为球迷带来比世界杯水平更高、比赛质量更为可靠的赛事。”^[7]新视觉时代到来后, 足球与其他文化类型一直有一种强烈互动的趋势。足球和人的思想的融合就显得十分自然得体。足球的自然性也在类似的语境中得到了一种再度显现的机会。

受到仪式缔造戏剧这一规律的影响,戏剧的终极目的是重复,戏剧情节的最高境界同样是重复。重复可以消弭人们关于时间的存在感,而创造则可能强化一种残酷意识,让人忽略到现实世界高度的无常性。其实,人类的身体一直是表演类艺术的绝对主体,但是,身体会消亡,这便决定了人类乃至所有生物行为的有限性,人类身体的有限性还会构建出一种悲情元素,正因如此, 人类的身体便是体验悲剧的天然主体。质言之, 悲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是崇高的,它是人类极限情感的产物,充满了烈士断腕、壮士赴难、王者毁灭的大动作、大做派和大气象。足球就是这样,人们围聚在其周围,仅仅是为了感受集团沦落、毁灭、死亡前的某种征象。人们还会质问足球的悲剧性,或者借助足球阐释人类自然悲剧之不可避免。 “悲剧是什么?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因此,悲剧总是充满崇高和悲壮的气氛。戏剧舞台和绿茵场上演出的悲剧都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通过让人们面对艰难困苦乃至失败、死亡,从而唤起人性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感。”^[4]292就像人人都知道自身的生命终将终结一样,人类并不回避死亡,这里体现出人类勇敢的一面,还有无奈的情绪,更有一种惊恐后的平淡。这样的镜像在足球的赛事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足球世界中最大的悲剧模式便是世界杯。由于具备了纯正的悲剧能量,世界杯的悲剧性极为强大,它往往可以生发出一种足以摧毁球迷意志的集约性元素。 “世界杯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 或许就在于它的悲剧性。它创造了无数个悲剧英雄。即使是本届冠军,待到下一届卫冕失败也是悲剧英雄。生命终将面临死亡,故而生命本身就具有悲剧性,戏剧悲剧和足球悲剧都是对这一生命过程的阐释。”^[4]293世界杯会反复将一种看似遥远的悲剧带到现实世界中来,它更容易让人感受到世界末日的镜像,甚至可以说,世界杯就在表演一种末日轮回的戏剧,它能够将一种惊恐、震慑、净化、顿悟、感恩的复合性力量激发出来, 借以重塑球迷的灵魂。

足球的悲剧性屡屡为人提及,足球的宁静感就来自其悲剧性。悲剧可以彻底宣泄掉人的精神积压物,并最终使人获得宁静感。足球和经典悲剧十分相似,足球观众与戏剧观众都可以获得终极的宁静感,但是,足球观众需要对赛事进程的高强度的参与才能获得内在的满足,甚至可以左右赛事的进程,而戏剧观众则无需深入到戏剧内情之中,也无从主导剧情的发展。这里体现出两种观剧理念的巨大分野。

足球的完整性来自观众的缔造,因为足球乃至简之物,足球的场域就会变成球迷的精神皈依之地,当足球失去球迷的高强度的参与之后,足球的生命本体就会消亡,它从来不会像传统戏剧那样充满转型性能量,也不会像传统戏剧那样具有多元化的存在形态。传统戏剧更像一种带有静态表演形态的小物件,当观众消亡之后,传统戏剧可以在人类学、博物馆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内寻找到生存空间。换言之,戏剧有一种相对来说伸缩自如的阐释弹性,可以很好地完成一种从现场演出到文物存档的过程,但是,足球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足球永远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从不需现时性形态之外的任何其他形态。因此,即便是一些看似安静的人也会在足球中找到自己遗失掉的剧烈冲突感。 “足球与戏剧共同的主题是,人生正是在不断地对失败与死亡的超越中才实现了崇高的涅槃。世界杯大赛为球员和球迷提供了在和平年代 ‘为祖国而战’ ‘为集体呐喊’的机会,更使人们的精神升华到崇高境界。悲剧不是灾难,不是惨败,猥琐自私的人不懂得崇高, 褊狭狂妄的人不懂得升华与超越。”^[4]293面对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人们会感受到其中的超级悲剧的意味。如果说战争象征着人类的毁灭性元素,那么诸如世界杯之类的足球赛事的内在含义则是战争。于是,一种可以重塑的人类抗争形态就会出现。“战争是可以演绎的, 因为战争不可能使每个人身临其境,除了幸存下来的一些新闻资料片外,不会有人看到对战争的现场直播,所以它能演绎出催人泪下的故事。而足球却与人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它因为较少距离感而使其出现的一切都变得格外丰富多彩和诱人,那么即使你费尽心血地去演绎,也只能给人皮毛之感。”^[8]足球在此得到了人类终极命运的符号学意义上的价值。

足球绝非喜剧家们构建出来的天堂,足球一直在书写各种各样的悲情故事。换言之,很多悲情镜像构建出一种终极毁灭式的虚幻情境。足球中的苦楚来自人类本源的悲情结局。人类是一种高度乐观化的生物群,同时也和诸多生物一样, 毫无退路地前行,并在短暂的生命历程内不断绽放出自己的花朵,并最终归于一种沉寂。 “巴西世界杯注定是一届不寻常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昔日豪门的纷纷落马到人们欢呼终于四支强队入围半决赛再到巴西队被五马分尸般的屠宰。一幕接着一幕,人们惊魂未定地看着舞台上出人意料的剧情转换,有人哭泣,有人欢笑,人世间想到想不到的都活灵活现地被那些演员们演绎得生动无比。我们看电视转播,常常会产生这些画面不是在绿茵场上而是在剧院里的感觉。”^[9]不仅如此,关心足球的人士从来没有遗忘使用戏剧术语来描述世界杯赛事。“下一幕还会发生什么呢? 剩下的比赛只有三场。直到现在,我们还猜不出它最后的结局。本届世界杯的悬念是这样强烈, 我们的提心吊胆还远远没有完结。这有些像时下流行的惊悚片,不知哪儿又冒出来一个妖怪或者一个青面獠牙的吸血鬼,等着去惊叫吧。也许, 这就是痛并快乐着的最好诠释。”^[9]在戏剧学的语境内,世界杯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型戏剧。 “巴西队的出局在内马尔受伤之前或者更早,就被许多人预料到了,但以这样的比分,这种结果而结束,是所有预言家们根本想不到的。编剧和导演有些过分悲惨,过分残忍。”^[9]足球的残酷性宛如生活本身的残酷性,它在构建一种让人永世不忘的纪念塔的同时,也让无数的人开始反思个体或群体存在的浅近意义。

足球的悲剧性一直十分强劲。2014年的巴德惨案还延续到人们的记忆深层。在巨大失败的重压下,一种莫大的悲哀情绪笼罩在巴西观众心头。“这一切的一切,在全国球迷的注视下,更像是一场国家层面的悲剧,最终使巴西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尴尬的东道主。”^[10]其实,巴西的大比分失利带给巴西人的是一种极端性的记忆。如同鲁迅小说 《祝福》中的祥林嫂在反复唠叨她被狼叼走的小儿子一样,无以计数的球迷也在反复诉说一种悲催故事,讲解巴西队大比分失利的可怕后果,它所体现的是人类永远难以驱除的不安全感。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最大受害者变成了巴西,巴西将自己置于一种尴尬境地。1∶7的分差还刷新了世界杯半决赛最大比分和最大胜负差2项纪录,很多巴西球迷认为,这一比分将巴西足球牢牢钉在了世界杯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根本上说,足球的悲剧主义精神在巴德惨案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验证,巴西队的失利还将足球的超悲剧效应推到了一种崭新的境地,并始终保有一种悲剧内核的新鲜度。几乎每一个迷恋巴西足球的人都在此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并借以净化了灵魂。

阿根廷足球的水准大体与巴西接近,其艺术品质无可挑剔,也同样是一种被人寄寓了厚望的传奇式足球。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期间,随着巴西队的落幕,爱好南美风格的球迷便将希望寄托到了阿根廷队身上。然而阿根廷队最终依然败在了德国队面前,评论家们对此发出了诸多悲情的感慨,艺术足球的相对没落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世界范围内南美足球迷恋者的出现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1986年的世界足坛推出了马拉多纳,正因如此, 马拉多纳的祖国也培育出了大量的全新的球迷, 这些球迷几乎以马拉多纳为终身关注的焦点。到了2014年,阿根廷球迷在梅西身上寄托了马拉多纳式的梦想。阿根廷0∶1输给德国后,这种梦想破碎了,足球的悲剧本性在这里再次得以释放,阿根廷的失利让全世界的阿迷们感到痛苦。由此可知,足球具有悲剧性、象征性、虚拟性三位一体式的文化能量,并且极易在各种赛事中联动地释放出来,而悲剧性是其核心构件。

人类生活充满了竞争性,因此,任何一位饱经风霜的人都不会将生活当成一种一帆风顺、绝对美好的存在。事实恰相反,人类生活最有价值的便是自身的无力感,因此,挫折感反倒成为很多人必须触碰的生活节点。足球的悲剧性也会受到非悲剧文化体系的反抗。且以儒教文明为例。生活在儒教文明圈的人士大多有期盼祥和、顺利、圆满、喜庆的心理储备,但是,喜剧只是一种理想,人类还有战胜挫折的无穷欲望,这种欲望也会凝聚成一种仪式。中国人有很多喜庆仪式,每逢喜事,中国人都要设置仪式,以强化这种喜悦感。喜欢喜剧而厌弃悲剧,构建出中国人的伦理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看足球的人多而踢足球的人少的原因,因为看球可以调侃一切,有一种置身事外的优越感,而踢球则置身竞争核心, 有一种无以推却的悲剧情调。

2 世界杯导致球迷性学形态的变异

在所有的由足球构建出来的仪式中,世界杯最具典范性。世界杯可以制造出一些狂喜的元素,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更大的悲剧。人类和其他任何一种生物都没有太大区别,人类想战胜挫折,期盼在重大事件中取得成就,而最能聚合这种意愿的便是盛大仪式。任何一种仪式都有确立新秩序的动能。换言之,仪式是一种真实的权力,而权力一向以统治力为存在前提,因此,类似的新秩序的背后又无一例外地隐藏着一种悲情。

从史前社会中皆可看出仪式的悲情,新王登基意味着老王隐退,以至大至铁血战争,小至文化考试,其背后的原理都一样,其终极目的就在于通过仪式来确立等级,并借以重塑秩序,而那些秩序仪式无不伴随着令人惊艳的废黜、升腾、败灭、胜利之类的元素。考试的暴力性很难为人觉察,但考试是一种很强悍的软性暴力。 “在考试时的行为表现和赢得的胜利,往往决定选举首领的问题。共同参加比赛是血源相同的象征。恩格斯曾把易洛魁人的游戏作为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在玩球时总是一个胞族的人对另一胞族的人。每一胞族都选出自己最优秀的选手,其余的人便按胞族分开,在一旁观战,为自己选手的胜利而互相打赌。’”^[11]其实,世界杯就是一种大考,人类社会中的诸多竞争性事件的核心都和考试十分相似,这里呈现出一种人类自然生活的形态。

其实,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主宰着世界的格局,各种生物都只能是大自然的寄生者。由此可知,以人类为代表的生物群体与大自然的竞争很可能是一种更大的竞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过程中,任何一种生物都只能作出妥协,任何一种生物都没有绝对获胜的机会。这便是自然悲剧的起点,也是人类悲剧的中心。换言之,人类可以摧毁自然,却不能战胜自然,因为战胜自然意味着毁灭自己。

自然的恒久力已被时间与空间的巨型构架无数次验证。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旨在揭示一种选择的自由,而非选择的获胜。后人怀念陶渊明,也是看到了他选择的自由度,而非竞争的强悍感。职业足球不是写意化的生活方式,更非那种纯然的诗化的避世哲学,足球世界杯的意义指向十分明确,它不会让你回避世间任何一种挑战,于是,世界杯一直在集约性地散发一些悲剧的自然原像。包括悲剧在内的任何一种戏剧都以剧情和角色为主导,剧情决定了戏剧的叙事性, 角色决定了戏剧的鲜活感。于是,戏剧便在这两种元素的支配下开始发挥威力。事实也是如此, 世界杯对观众的心理震撼十分强劲,就因为其内含的悲剧构架。人们不辞劳苦地追慕踢球人,就像远古的民众渴望见到出征归来的猛士。这里有信仰的力量,更有自然正义皈依的绝对动机。由此不难看出,足球的世界杯和其他项目的世界杯不尽相同,作为一种顶级足球赛事,世界杯足以让无数球迷灵魂出窍,足球的设置过程也无法脱离男性荷尔蒙的过量分泌。

世界杯本身的荷尔蒙容量充满了有限性,女性在分割荷尔蒙市场的同时也会间接地催化出更大的男性荷尔蒙,男性和女性届时会产生巨大的性需求错位,从而使得女性在性需求方面出现巨大空位,其最终的结果是出现一种新的性需求失衡之状态,其中不乏一些极端的事件。2014年7月14日 《钱江晚报》曾经报道过宁波一对小夫妻因老公开房看球而闹离婚的事件^[12]。不难看出,足球足以成为部分男性观众日常生活中的性伴侣,男性观众在看球时会有更为强盛的性需求,而这种性需求往往并不包括女性,而仅仅指向足球本身。换言之,诸如世界杯之类的顶级足球赛事可以缔造出一种类似性生活的语境,世界杯便会成为一种虚拟的性生活。足球充满了战斗性,而世界杯级别的足球充满了至高权力重新调配的仪式感,足球场域中的战斗性镜像直接催生出一种混合激素,它会反作用于观众群体,尤其对男性观众产生强劲的干预性的能量。男性寻求超人类的性爱需求也时而会在类似的场域中出现。

从本质上说,世界杯更像是一种人类的恋爱季。当性爱的季节到来之后,所有的固化性禁忌都打破了。男人和女人都沐浴在爱河,而无法完全顾及严格的道德律、教化律及其他伦理规则。在此意义上看,世界杯更像是一种催情素。 “韩国队首场战胜了波兰之后,马上有一则民调显示韩国队主教练希丁克是该国女性认为 ‘最值得下嫁的男人’”^[13]世界杯与性的关系并不暧昧,相反,一些性学著作对足球的解读更为直接而鲜明。 “一位男性球迷告诉我,每次当世界杯开战时,他的性欲似乎比平时更旺盛。”^[14]304 世界杯的催情作用十分明显,所以 “历届世界杯期间, 主办方都要为世界各地闻讯而来的大批性工作者而头痛。比如,法国世界杯期间,拥进了数万名性工作者。而韩日世界杯期间,东京则干脆讨论要不要给那些性工作者签发过境签证。因为主办国的禁娼行动,世界性工作者协会和人权组织, 甚至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歧视。因为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从这一点上来说,足球催发了性欲,男人们把世界杯搞成了一场狂欢的大PARTY。狂欢之时,不仅需要啤酒和摇滚乐,更需要性和艳遇。”^[14]305从性学至上的立场上看,顶级的足球赛事的确有助于社会性的性爱能量的发散,其促进性欲的例子举不胜举,各级媒体也从来不会忽略掉此类事件。

性并非不洁之物,但是大多数的性爱描写如果失去了世界杯的背景,其公之于世的可能性并不大,性的张力借助了世界杯的独特场域而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展示。面对真实可信的性的转移行为,人们似乎不愿意过度关注较为严肃的世俗伦理,也不去考量更为严肃的宗教化、教育化和神圣化的性爱主题。2014年7月7日的 《东南快报》报道福州一男子全裸骑三轮车,其缘由是世界杯打赌打输了^[12]。在无以查证具体当事人的真实动机之前,人们很难确认此事的性质,但有一点可以相信,世界杯的确改变了部分男性的行为方式。世界杯期间出现的新闻事件往往要高出平时很多倍,其中的动力来自人的精神变异。由此可见,世界杯之类的大型足球赛事已经具有内在的精神性,且已然成为一种让常态生活秩序失效的仪式化生活。

世界杯期间有关当事人的性反常的报道屡见不鲜,它几乎可以构建出漂浮在世界杯之上的另类的新闻依附物,并延展为一种有关世界杯的性异常症候。2014年7月15日 《三湘都市报》报道,一位女性的男朋友为了看球,独自到酒吧连看4个晚上球赛而未归,女子采取了报复措施, 跑到酒吧门口以约泡相逼。 《东方日报》也报道过世界杯期间,一位少妇为了阻止丈夫看球,采取了跪搓衣板举牌道歉的行动^[12]。 《重庆晨报》 也有类似的报道,一位男球迷为了看比赛而不愿意在世界杯期间外出,结果导致女友跟别的男性去旅游,最终两人分手。同一时期的 “福州新闻网”也报道,在外出差男子为看世界杯提前返家,结果撞到女友因不甘寂寞而与自己的朋友偷情。连篇累牍的八卦新闻报道给世界杯期间的人们增添了诸多谈资,这些事件大多背离了基本的伦理秩序,却可以反证世界杯本身的独有价值。从另外的角度看,足球有很强大的宣导社会压力的功能,其极难为其他文化类别所替代。

足球有一种强大的美感自救能量,即便一些谐谑乃至粗俗之语言也很难遮蔽足球本真的美感。 “英国一调查公司提供了一组数据,说每逢世界杯,离婚率就上升20到30个百分点。女人与足球似乎天生就是情敌,而4年,正是媳妇与 ‘小三’矛盾爆发的生理周期。”^[15]足球并非一种典型的情欲表达场域,但是,足球的确撼动男性的根本性诉求,并最终导致女性世界的激变性反抗。 “为了世界杯,男人可以让女人守一个月活寡,更有甚者,可以让女人立马单身。我认识一哥儿们,为了世界杯,竟然离了三次婚。”^[15]这便将足球导引到一种因性而起的争斗之中。世界杯之外,一场反抗世界杯的潮流已然呈现。这样的悖论令人惊讶。人们为了一粒皮球,竟然将人生之性欲投放进去,皮球成为人类性欲的激发器。世界杯重新调整了性学概念,于是,原本和谐的体育表演骤然变成了一种抗拒传统择偶规则的历史浪潮。

3 自杀率悖论依旧是世界杯的周期性困扰因素

世界杯独特的价值指向性还会导致更为极端的现象。且以巴西为例。 “关于足球,人们总是在讲述着一个永恒的故事:每次巴西队在世界杯上出局,总会有巴西人从公寓楼上跳下来。事实上即使巴西队胜利了,也会有人跳。一位作者声称,1958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上,她曾看到一位巴西人因为看到自己的球队在决赛中获胜, 出于 ‘狂喜’而自杀。”^[16]177 世界杯对球迷的精神干预力很大,因世界杯而自杀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位孟加拉妇女在1990年的世界杯喀麦隆队输给英格兰队之后上吊自杀。 ‘喀麦隆的出局也意味着我的生命走向终点。’她在遗书中写道。事实上,如果印度的 《印度人报》没有不实报道的话,孟加拉人为足球而自杀的倾向性是极其可怕的。”^[16]177马拉多纳因为服用麻黄素而被禁止参加1994年世界杯的淘汰赛之后,约有100多名孟加拉球迷自杀。

自杀行为为人类所独有,亦为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人是唯一个知道自己会死的物种。动物界从未发生过自杀现象,现代媒体经常报道的鲸鱼或鸟类 “自杀”现象其实并非自杀,其中大多因为受到人类灯光、脉冲、声波等误导所致。人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就非自然死亡的空间而言,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对自杀行为的研判、调度与控制的历史。尽管如此,人类很难完全杜绝自杀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每年约有100万人选择自杀。此数字约为因患乳腺癌死亡人数的2倍。涂尔干认为自杀源于人的生活中的突然性变故,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离婚、伴侣亡故、债务危机之类。其实,世界杯期间球迷的自杀也源于一种精神变故,其与非世界杯期间的自杀现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样的变故带有更多的虚拟性、移情性和自我性。

从表面上看,世界杯之类的超大型足球赛事可引发更多球迷的自杀,但是,库珀·西曼斯基却发现了相反的例证。 “我们研究的12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在其国家队参加大型赛事的整个一年期间,自杀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在荷兰,在球队参赛的那一年自杀率会上升,在西班牙自杀率没有明显变化。而在另外10个国家, 即使在球队被淘汰出局,人们的欣喜若狂结束之后,自杀率仍然没有出现补偿性上升,相反,国际赛事的凝聚作用似乎一直能够持续到赛事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从而继续有效地抑制自杀率。”^[16]184西曼斯基还研究了和自杀相似的自残行为与世界杯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出人意料。 “斯特顿和安东尼·曼德尔研究了1978年、1982年和1986年世界杯期间和随后来皇家爱丁堡医院看精神科急诊的人数。两位研究人员发现 ‘在世界杯期间和之后,各类疾病的患病人数都有所下降(世界杯期间的酒精中毒病例除外)’。”^[16]185斯特顿、安东尼·曼德尔将世界杯期间自杀率下降的现象解读为一种置换效应。 “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表达苏格兰身份的渠道很少———体育或许是其中最强有力的,足球更是国球······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共同的兴趣和努力,与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情融合在一起,可以提升社会的凝聚力,等同于迪克凯姆所提出的,战争期间自杀率下降的现象。”^[16]185-186 李力研看到了诸如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足球赛事的独特性,并试图揭示出体育的超身体功能中的风险元素。 “体育的性质大体有两类。一是所谓大众健身,为了自己的健康而进行锻炼;二是所谓竞技运动,完全是为了观赏。然而,平心而论, 这两类体育中,最有魅力的还是竞技运动。······看球的都是些什么人? 就拿足球来说吧,那些球迷都是有问题的人,好听点讲这些人在支持着足球,其实是足球在拯救着这些人。没有足球,自杀的队伍中肯定还会增加太多的人。”^[17]146-147 李力研显然看到了足球迷的心理动能要远远高于其他体育项目的观看者或迷恋者,不仅如此李力研还将那种由竞技体育引发的自杀现象归结为一种文明病。“我在20世纪80年代做研究生的时候, 阅读过不少有关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材料。其中就有一则研究性质的材料,给那些狂躁性的分裂症患者进行治疗,使用的方法就是让患者猛烈地击打沙袋。上午打多少,下午打多少,通过把体内的狂躁发泄出来,人就趋于稳定甚至逐步好转。由此我们看出,在精神病患者层出不穷的文明社会里,如果没有体育的这种发泄作用,人类还不知道会有多少自杀者和精神病患者乃至疯子出现。”^[17]149球迷的自杀现象的确是一种个体性的疯狂行为,它会超越体育的范畴,进入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的领域。 “文明社会中的人大概都是病态的人。温文尔雅的人,再也找不到自由自在的感觉,结果纷纷倒下了,病倒了,神经发作了,最后就是自杀了。不管对自杀作何种病理学的解释, 但自杀肯定与文明的毒副作用相关。”^[17]149-150这便形成一种悖论,世界杯提升了全社会的自杀率,但这仅是由世界杯本体激发出来的球迷群体的自杀现象。当世界杯承当起了垄断性自杀源的时候,其他类型的自杀动机就会大幅度的蚀灭,由此可见,世界杯在释放自己的自杀元素的同时也高度抑止了其他类型的自杀源。其实,自杀源自人的心理障碍,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巨大无比且无法征服的孤独感。当一个人感到无法见融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萌生自杀欲望。自杀与具体个体的心理适应力有关,与道德无关,正因如此,很难说自杀行为高尚与否。问题随即出现,很少人见到足球世界杯以外的体育项目诱发观众自杀的现象,也几乎看不到其他足球赛事中有球迷自杀现象。世界杯期间球迷群体极高的自杀率告诉人们,足球世界杯的悲剧强度巨大,它甚至一直包含着一种过度凄迷的元素。这里其实可以凸显出足球世界杯的本质。

要想彻底解读世界杯与球迷群体自杀的互动关系,先要探讨一下人类自杀的真实动机,其中涉及3个主题:人类自身的自杀现象,因足球而自杀的人,为世界杯自杀的人。3种话题的主体都是人类自身,这便涉及另一个问题,人类的这种自杀现象是智慧的象征还是病态的症候? 李力研认为人类文明也有副作用。“文明社会中的人, 特别是那些天天在受伤害的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拿体育出气。体育因之而像个厕所。一定意义上讲,体育就是个厕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看球的方式来发泄体内的毒素。”^[17]147-148 正因如此,人们看足球很容易上瘾,但是,足球还有以毒攻毒的功能。 “文明就是让人穿上衣服,就是让人消灭自己的兽性,抑制自己的暴力;而体育则是脱下衣服,让人恢复自己的兽性,释放自己的暴力。两者完全是相反的力量。如果暴力在体内积攒得过多,就像大陆板块的相互挤压一样,到时候就要爆发火山与地震,人类就要自杀和发疯。极端的时候就要爆发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将毒素彻底倾泻。”^[17]149 然而,世界杯期间球迷的自杀则呈现出另外一种面相,他们看球原本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解毒之程序,而类似的过程则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便意味着解毒器本身也会伤害到沉迷于斯的人。

在球迷的世界里,足球事关生死,足球的这种死亡隐喻源自绝对对抗性的战争,绝对的胜负关系必然会伤害到部分球迷的心理预期机制,当赛事结果与球迷预期相反时,部分球迷就会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当这种事实无法更改时,这样的球迷便选择自杀。其实,全世界的自杀者都有一个共通的动机,那便是孤独。孤独是人类的敌人,但当更大的死亡危机到来之后,一些较小的死亡危机就会消失,人类自择性死亡的动机反而会大幅度减少,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外在压力使得原先弱小而孤独感强烈的人失去了孤独感。西曼斯基认为: “除体育外,只有战争和灾难能够创造这样的民族团结。令人惊异的是,在约翰·F·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后的一周,也就是全美国陷入悲痛但群情 ‘振奋’的一周,被研究的29个城市中没有一个自杀案例。同样,在美国受到911袭击之后的那段日子,另一个全民 ‘振奋的时期, 每天拨打 ‘1-800-SUICIDE(自杀)’热线的人数减半,降至300人左右,按乔恩纳的说法,这是 ‘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在1997年的英国,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的自杀率也明显下降。”^[16]187 由此不难看出,人类一直是一种与孤独做斗争的生物,在此斗争过程中,人们展示出了对自杀的态度。一旦孤独感越过了个体或群体的承受极限,人就会选择自杀;一旦个体的人遇到比孤独感更强大的恐怖事件,他们的孤独感就会减弱或消失,自杀现象就会减少乃至彻底消亡。 “最先注意到战争与自杀关系的还是杜尔凯姆。他从普法战争和普奥战争时期的自杀统计中发现战争时期自杀率降低。 1862年, 铁血首相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 1864年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奥地利与普鲁士兼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丹麦和德国萨克森州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率下降了16%。”^[17]150 当战争、瘟疫到来的时候,人们反倒丧失了独孤感,因为这些灾难意外地使得人的生命动能都降到很低的状态,这个时候的人反而更接近低级动物的状态,而低级动物都从来不会选择自杀。

除此之外,灾难带来的 “平等”也会抑制自杀现象。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不同。猫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任何一只自然状态下的猫都有与另外的猫大致相等的竞争力。而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远比猫的世界复杂,人类原本就有职业分工的差异,还存在鲜明的智力、体力、身形差异,因此,人类个体间的竞争带有更多的不平等性,人类个体间的不平等会促使整个社会变得不平等。当一种无法抗拒的天灾或巨大的战争危机到来之后,人们会在一瞬间遁入一种极度平等的乌托邦社会,当所有人的精神压力大致均等之时,自杀现象反而会得到极大程度的抑止。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自杀率也有大幅度下降, 由1934年的8995起下降到了1944年的4213起,同样下降了50%左右。更为典型的则是日本。1937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全国的自杀率一直在20/10万左右。自从发动了侵华战争,则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侵华战争当年的自杀率曾一度下降至2.2/10万,以后随着战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等,自杀率一直徘徊在12—15/10万之间。”^[17]150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1979—1984年中越战争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的四个乡镇,从未发生过自杀事件。但从1985年以后,该县中毒死亡和自杀死亡者开始上升。”^[17]151 如果说自杀是一种人类原罪的话,那么,战争则是人类世界里的一种更大的恶。当人们面对战争之恶的时候,小恶就会退位。换言之,当生命都要陨落的时候,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变得简单而可恶、轻飘而无趣。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杯仍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能量,其在现实世界中的高光形象毋容置疑。

现代足球是人性的本真性内质的高度释放形态,其所针对的是人类之恶。世界杯从来不回避死亡及其纷繁复杂的各种寓意。世界杯是一种极限语境,它真实地描述出了死亡的隐喻过程。从精神自救的角度出发,体育和战争皆为人性之恶的衍生物。 “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大战期间,人体内积攒着的暴力因素或毒副作用通过战争的渠道而大大得到了释放,从而人体内部出现了 ‘减压’效果,自杀现象必然下降。高度的战争恐慌和生死笼罩,体内那点毒素早被这恐惧而壮观的场面所转移, 谁还有自杀的那种浪漫的情调?!”^[17]151体育也具备类似的解毒作用,李力研对此有所关注。 “体育是什么? 体育就是一场虚拟的战争,什么足球大赛,什么奥运会,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游戏中的战争。人们在这种游戏的战争或虚拟的战争中,如同在真正的战争中一样,会把体内毒素纷纷排泄,从而治病救人,维护社会安宁。正因为这种战争是虚拟的,所以它是假的,是骗人的,是诱人深入的,涉足体育的人,因为排泄了毒素而维护了健康,因为释放了仇恨而不再自杀。体育场就是一座疯人院,疯子在虚拟的战场上得到了疗养。”^[17]151 从欧洲近现代历史中可以发现,独裁国家要想加强统治,都会人为地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借以减弱国内人民的孤独感,并强化那种对于拯救者的感恩心理。二战前夕,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等国一度将体育当做一种假设性危机元素,而在大型赛事中战胜虚拟中的强敌就成为一种强化自身权威的惯例。

人们很难将体育这种简单健康的行为与凶险万端的自杀联系在一起。然而,人世间的事物看似毫不相干,却可能在一种逻辑链上产生密切的关联。足球世界杯就这样,它直接决定了人的终极信仰,深度干预了人的心理走向,强力刺激着人的精神世界,并在最后的时候,往往可以给球迷的意志、精神、信仰体系实施最后的一击。

足球世界杯的确与众不同,它不仅超越了足球的赛事范畴,还跃出了体育之既有范畴,成为一种思想独立、价值非常、精神强大的球类游戏。在很多人看来,世界杯关乎人的终极权力的选择,它一直在构建一种有关男性权力重塑、再造、转移、颠覆的故事链。正因如此,世界杯不会放弃那种权力寓意。受到权力寓意的制约,世界杯一定会强化其悲情元素、性爱主旨及生命意象。当世界杯到来的时候,人世间所有极限性元素都会失去庇护。世界杯的权力极限寓意还会借助一种人为的设计周期而反复呈现。世界绝不太平,而人类的本体、意志、精神、信念也从未消歇。这便是人类自身命运的写照,更是世界杯的极限意义。

4 结语

世界杯是个概念,也是一种实体镜像,然而,它会衍生出更多有意义的细节。时至今日, 人们还是更为看好那些顶级的足球赛事,世界杯、欧冠、欧洲杯、美洲杯都呈现出了极高水准,并构建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视觉艺术景观,它们或许仍旧是一种体育活动,但其内在价值已然无法完全受到体育学科的钳制。世界杯是顶级赛事的样板,它所构建出来的人类聚会模式轻易地占领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要位,并以新型时尚、文化、游戏的身份再度引起世人关注。足球乃西方身体文化之核心要件,其所蕴含的悲剧性几乎弥漫在其每一个角落,足球的纯色维度在此得到了强化。足球的悲剧如同足球自身的对抗性语境一样,体现出一种超越世俗、教化、信仰、伦理的价值,展示出极高的原始反智的价值强度。足球源于悲剧,却又高于悲剧。面对足球的悲剧语境,人们几乎连回避的意愿都会放弃。足球仅仅是人类自然本体的反映,高度的戏剧性、强劲的性爱本色、无以名状的悲情事件,都是人类自然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在足球中感受到孤独,同样获得了极高的价值认同。足球乃人性的极限之窗,其本身的风貌正以这样一种更为纯粹的形态来展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