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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伟(1981-),男,湖北襄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全民健身与农村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596(2021)02-0032-06

参考文献 1
肖伟,田媛,夏成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5,29(5):1.
参考文献 2
田媛,肖伟,姚磊.全民健身对接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问题与突破点[J].体育文化导刊,2018(2):7.
参考文献 3
李玉周,王婧怡,江崇民.健康中国视域下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的多元价值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2):151.
参考文献 4
鄢光哲.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提高[N].中国青年报,2019-11-08(06).
参考文献 5
卢元镇,于永慧.我国体育改革与全民健身:回顾、 展望及应关照的社会事实[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1):1.
参考文献 6
韩永君.群众体育政策工具选择倾向:基于31个省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内容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2):40.
参考文献 7
马玉龙.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供给的路径探寻[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32(3):63.
参考文献 8
瞿莉.成都市武侯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调查与分析[D].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8.
参考文献 9
申顺发,赵强,郭学英.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问题与模型构建[J].体育文化导刊,2018(9):17.
参考文献 10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A],2018.
参考文献 11
郑晓瑛,刘玉博,武继磊,等.人口健康测量与大数据标准研究回顾[J].人口与发展,2014(1):42.
参考文献 12
罗晓兰,韩景倜,樊卫国,等.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J].情报资料工作,2019(2):76.
参考文献 13
刘志坚,丁国民.社区体育运动噪声污染的法律治理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3):37.
参考文献 14
DUNNING E,MALCOLM D,WADDINGTON I.Sport histories:figurational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M].London:Routledge,2004:163.
参考文献 15
赵胜国,王凯珍,邰崇禧,等.基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居民体育消费观特征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5):39.
参考文献 16
BOURDIEU 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31.
参考文献 17
黎涌明,王然,刘阳,等.2019年中国健身趋势:针对国内健身行业从业人员的网络问卷调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1):86.
参考文献 18
韩慧,郑家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现实审视与未来走向[J].体育科学,2019,39(5):3.
参考文献 19
鲍明晓.体育对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理论及相关推进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8:145.
参考文献 20
王茜,何川秀玥,翁敏.社区健身苑点均等化供给测度及空间布局优化:以上海市为例[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8,33(2):170.
参考文献 21
魏婉怡.困境与破解:现阶段我国社区体育发展的多元审视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12):14.
目录contents

    摘要

    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内在要求,是健身与健康融合的逻辑起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当前其面临着健身服务供给侧与国民健康需求侧间的诸多矛盾,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健身与健康信息化服务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环节薄弱,社区健身服务健康工作滞后。认为在新时代,应在将服务受众分为青少年群体、 中年群体、老年群体和基层民众、中产阶层、社会精英等不同群体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健身服务;构建 “首—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体系,在首端实现 “组织、活动与经费”关联,在中端创新模式与优化环境,在末端建立评估与绩效考核制度;完善信息制度化与规范化方案;以示范区建设促进标准制定与考评实施;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旨在促进全民健身更好地服务国民健康。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fitness to serve national health, which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driven by national strateg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itness and health, an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t present, it is facing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upply of fitness service and the demand of national health; the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is not perfect and there is a digital gap between fitnes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is weak and the health work of community fitness service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new era, the service aud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youth group, middle-aged group, elderly group, grassroots people, middle class, social elite and other different groups to provide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ted fitness services. We should build a “start-middle-last” national fitness service system, realize the connection of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and funds” at the start, innovate the mode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at the middle, and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t last.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program, promote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implementa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area, and implement the fitness and health community cooperative creation plan.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and better serve national health.

    关键词

    全民健身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供需标准化社区考评

  •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与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对于健康中国建设与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全民健身不仅是一项群众性体育运动,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国民的健康体魄源于常态化的健身锻炼、科学的健身习惯与适宜的健身方式。国民健康素养的形成离不开全民健身行动的积极支持与国民健康生活的充分融入。 “全民健身作为基础手段,国民健康才是最终目标”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 1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意义

  • 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下,通过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进而实现国民体质健康促进是大势所趋,是国民健康素养形成的必要环节,更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有着如下现实意义:

  • 第一,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与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在当前 “全民健身”与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下,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研究丰富着 “健身公共服务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内涵。全民健身运动与体育强国建设的持续开展,将为我国群众体育事业深入发展提供动力。

  • 第二,是健身与健康融合的逻辑起点。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随着全民健身科学化、法治化、社会化与国民健康生活化、信息化、公平化[1],我国健身服务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可能。实践证明,通过科学健身能够实现健康关口的前移,这构成了健身与健康融合的逻辑起点,也为健身服务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 第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民健身是全民健康生活的基础保障;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内涵”。遵照 “健身—健康—小康”的规划设计与演进逻辑,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2],承载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使命。

  • 2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困境

  • 2.1 国民健康需求侧与健身服务供给侧存在矛盾

  • 从国民健康的需求侧看,不同人群需求各异。就各年龄段人群而言,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中年人群亚健康占比达59%[3],其改善亚健康状况的需求强烈; 老年人口近2.5亿,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也十分迫切[4]。就社会各阶层来讲,基层民众面临巨大的医疗卫生服务压力,渴望通过健身锻炼改善健康问题;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2022年我国中产人群将达到6.3亿[5],该人群工作压力大, 自身有较高的健康需求;精英阶层实现物质的满足后,对生命健康的需求更强烈。

  • 而在健身服务供给侧方面,因供给主体单一、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着供给单一且不充分的现象。具体而言,受公平目标偏好的传统体制影响,由政府主导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格局未被打破,健身服务业的社会化与市场化不充分, “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参与供给不足[6];在项目式供给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7],造成青少年体育活动、健身项目的供给与体质健康需求不对等[8];另外,针对不同健身群体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供给较为缺乏[9]

  • 2.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仍需完善

  • 我国面临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少与全民健身行动参与率低等问题。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其中体育类社会组织约5.4万个, 占比为6.6%[10],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第3次活动状况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为33.9%,然而20—69岁的人群经常锻炼率仅占14.7%,成年人经常锻炼率处于较低水平。为大力推进全民健身专项行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提出2022年实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的目标。另外,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需要依靠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这也形成政府主导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定式,造成 “强政府、弱社会、缺市场”的局面,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共同参与下多元合作交流的全民健身服务模式亟待构建。

  • 2.3 健身与健康信息化服务存在数字鸿沟

  • 我国全民健身信息化服务与国民健康大数据信息化管理仍然存在着数字鸿沟。在全民健身联席会议与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等制度推动下,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全民健身服务与国民体质健康测评网络平台,但主要功能局限于网上宣传,在健身数据信息集成(包含运动人群数据、赛事活动数据、场地利用数据、协会组织数据)与健康数据指标分析(包含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居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估)等方面还较为缺乏。在健身与健康信息化服务过程中,存在着部门间沟通不协调、资源共享利用有限、健身康体数据分析不够、智库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11-12]。另外,健身场馆信息化服务规范与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接口规范等制度暂未出台,造成大部分省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与国民体质健康数据报告发布不及时,网上数据信息的推送通常都滞后1年左右。

  • 2.4 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 已经对我国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基本标准做出相应规定,《“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也列出全民健身服务的指导标准。但是,上述文件有关全民健身服务仅是简单的文字性描述,并不涉及可操作性的具体量化标准,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 第一,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的规章制度欠缺。2016年全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就要求研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类的指导文件、建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起草 “十三五”全民健身基本公共场地设施保障标准。然而,上述文件至今仍未出台。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18项国家标准涉及 “全民健身管理服务、技术指导与设施配置”等内容,但与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要求还相差甚远。

  • 第二,全民健身标准化的实践操作较为落后。我国历经4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为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提供支撑,但以体质监测数据来制定健身标准有待商榷。比如监测数据有遗漏,第3次(2010年)缺乏儿童青少年数据;概念不统一,前两次(2000年、2005年)为 “国民体质评定等级”,后两次(2010年、2014年) 则为 “国民体质达标率”。此外,实践操作过程中健身与健康相关数据指标的匹配耦合与筛选认定也存在争议。比如国民体质健康监测的调查周期较长,5年发布一次,造成健身数据指标更新迭代慢进而影响国民体质健康工作的评定。

  • 2.5 社区健身服务健康工作任重道远

  • 虽然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要把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但在实际中面临各种问题。第一,在健身空间布局方面,社区健身空间的规划与当地经济条件休戚相关,囿于小区健身场地初期规划不周全、后期投入不足的实际,社区健身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相互冲突问题时有发生,如运动噪声污染已成为影响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突出问题[13],广场舞扰民、健身空间挤占其他空间、不同健身项目争夺场地等事件频频发生。第二,在营造健身环境方面,城乡之间的社区健身环境差异明显。城市社区健身组织的门类更齐全、管理更规范,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基层宣传部门推广科学健身方法与健康生活常识的图文标语,而乡村地区要差些。第三,在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方面。受行政机构条块分割的影响,全民健身工作由体育部门负责,国民健康归属于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体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协同治理意识欠缺,社区健身服务健康的功能与效果不佳。

  • 3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策略

  • 3.1 为不同群体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健身服务

  • 为解决全民健身服务的不充分供给与国民健康多元强烈需求间的矛盾,应关照群体差异性与考虑层级特殊性的实然情形,以多类型、多层次健身服务方式解决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实现健身服务健康供需有效对接。本研究借鉴埃里克·邓宁有关 “特殊群体、特定阶层主导体育参与”的理论[14],提出群体针对性与层级特殊性破解之法(图1)。

  • 将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人群分为青少年群体、中年群体与老年群体,采取针对性解决策略。①青少年群体策略:以体质健康促进为焦点,依靠项目健身遏制体质下滑趋势,把握青少年健康发育锻炼介入的最佳时段,科学配置健身项目。②中年人群体策略:以摆脱慢性病困扰、关注亚健康为焦点,为其设计灵活、有效的健身方式,如开发不受时空限制的肩颈、腰腹健身操,方便其利用碎片时间练习。③老年人群体策略:以健康养老为焦点,强化健身养生康体服务,构建健身养生的健康养老模式。

  • 把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人群按基层民众、中产阶层与社会精英进行层级分类,实施特殊性解决策略。① 基层保障兜底。依托政府部门,借助各类资金扶持,培育基层健身组织,加强公益性与职业性队伍建设,保障基层民众健身权利,共享健身基本服务红利,如由体育总局群体司、体管中心与健美操协会组织,体育彩票基金支持,健美操冠军及健身明星组成的 “全民健身基层服务队”已赴多省区开展健身操舞志愿服务活动。②中层以健身消费投资健康。 《2015财富运动报告》指出,年收入在20—50万的中产人群有健身习惯且消费最多。中产阶层对健康投资认同度最高,是我国体育消费的主要人群和引领者,参与健身消费进而促进身心健康已成为该阶层常态化的生活方式[15]。借鉴布迪厄惯习与场域相关理论[16],为中产阶层的健身习惯搭建消费场域的平台,通过健身消费来投资健康。③ 精英私人定制服务。2019年中国健身趋势调查指出,私人订制服务已从2018年的第17名上升到2019年的第3名[17]。私人定制服务越来越受到健身服务行业的青睐,如VBROS以 “身体成分与功能”等评定精英客户的身心健康等级,为其量身设计健身方案,该品牌还与德国科隆大学合作,从基因数据角度制定健身计划保障精英客户的健康。

  • 3.2 构建 “首—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体系

  • 为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出了 “首 —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体系设计(图1)。

  • 图1 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 “首—中—末”一体贯穿策略

  • 在首端,实现 “组织、活动与经费”关联。 ①在组织制度化方面,建立省、市、县、乡、村5级网络,同时匹配 “项目—指导员—人群”的对接模式。②在社会化活动方面,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通过设置健身类闯关活动,冠以参与者 “达人”称号,实施 “明星”推介;另外, 以健步走等活动为依托,达成健身服务健康生活化的目的。③在经费扶持方面,加大政府专项经费拨付与购买服务力度的同时,引导社会与市场多方筹措资金服务国民健康。

  • 在中端,创新模式与优化环境。①政府、院所、市场密切合作,构建 “政策化、科技化、产业化”多元服务模式。政府支持科研院所健身研究的同时,为健身市场提供政策资金;科研院所为政府提供全民健身决策咨询的同时,以科技研发促成项目成果转化投入市场运营;市场以健身产品服务获得政策资金的同时,支撑健身产业建设。如江浙沪等地政府在资助或购买服务外,还鼓励市场以有偿服务、技能培训、夏令营等方式参与其中,加强市场运作[18]。②优化城乡健身服务环境。在城市打造健身品牌和扩大市场规模,满足市民多样化健身需求;丰富健身APP软件功能,提高平台服务功能、质量;规划城镇健身设施,促其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乡村实现健身工程类硬件全覆盖,借乡村振兴东风与农村专项招生的契机,联合体育与医学院校相关专业开展对口服务乡村建设。大力培养健身康体与医疗保健类复合型人才,改革高校医学与体育学等相关学科专业课程,鼓励综合院校的医学院与体育学院尝试联合培养模式[19]

  • 在末端,建立评估与绩效考核制度,将健身服务健康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考核内容。以国民体质监测为抓手,采集健身与健康数据,明确健身服务基本要求,设计健康促进基本标准,开展区域范围健身满意度调查与体质健康状况评估工作。为强化监督管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实施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绩效管理,定期考核相关职能部门健身服务健康工作情况。

  • 3.3 完善信息制度化与规范化方案

  • 加强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信息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第一,实现健身服务健康的数据信息 “从无到有”的突破。采取健身服务健康的应用与反馈双向举措,整合两者数据信息资源,实施健身服务健康的云计划。搭建用户与政务系统有效对接的网络平台,健身者不仅能随时随地了解健身资讯,查询身边场馆,在线学习健身康体知识,就近联系社会体育指导员获得专业指导, 还能及时反馈健身场馆使用和健身指导服务情况。政务平台不仅要确保健身与健康数据及时上传,还要统计分析数据信息,形成规范化的电子信息档案。第二,引导健身服务健康 “从有到好”持续发展。一方面,规范政务部门健身与健康宣传教育审核与发布制度。比如由宣传部门牵头广电、体育等部门,邀请网络健身康体专家开辟如CCTV-10的 “健康之路”栏目,举办健身康体养生讲座,普及健身知识,开具康复处方,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参与率。另一方面,完善全民健身与国民健康状况数据库,实现健身与健康数据信息年度发布制度,形成健身服务健康数据信息互通与多方成果共享格局。

  • 3.4 以示范区建设促进标准制定与考评实施

  • 自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健身试点城市以来,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对于国民健康促进的积极作用日渐凸显。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江苏省政府签署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合作协议后,湖北等地也陆续展开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建设工作,这为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标准制定提供了实践指导。另外,随着汶川创建健康示范县、杭州打造健康示范区、昆明实施健康产业计划等,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健身与健康城市,建设健身服务健康的特色小镇,为健身服务健康标准制定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参照样本。在指标设定方面,以经费投入、场地面积、社团数量、人数规模、活动场次、覆盖范围、公众满意度等定量指标,准确描述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具体事项,保障其科学化与精准化推进。在指标考评方面,实施健身与健康数据指标常态化与动态化监测,建立与健全过程评价制度。将全民健身与居民健康指标纳入政府服务与部门绩效考评系统,形成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政府年度报告制度,提高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稳定性、持续性与权威性。

  • 3.5 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

  • 考虑社区健身场域的主要变化与居民健康生活的实际需求,为减少健身权益与健康利益的冲突,建议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所谓同创就是针对社区居民健身与健康问题,共同创建 “健身与健康”小区,打造健康促进型与健身休闲型社区模式,通过健身方式引导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第一,要合理布局社区健身空间。串联社区各级各类健身点,实现社区全民健身空间布局的优化[20],达到社区健身站点网格化全覆盖; 设计社区健身空间与健康生活空间互利互促方案,以社区健身空间为平台,推动健身社区向健康促进社区转型升级。第二,要营造社区健身服务健康环境。考虑城乡社会服务组织差距悬殊的实情,搭建城乡健身服务组织互动交流平台,营造城乡大社区健身与健康生态环境,达成社区全民健身与健康促进一体化目的。比如,社区居委会围绕 “科学健身获取健康身心”的总目标,宣传普及健身方法和健康知识,将社区健身与健康环境建设纳入政务服务范畴,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 “颐养身心、健康祥和”的环境。第三,要促进社区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考虑将体育、文化、医疗等部门职能加以融合,整合社区体质监测、健身服务与健康医疗等中心的相应功能,实现单一中心向多元服务中心聚集[21],构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 “健身促进健康”型社区建设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 参考文献

    • [1] 肖伟,田媛,夏成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5,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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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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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马玉龙.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供给的路径探寻[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32(3):63.

    • [8] 瞿莉.成都市武侯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调查与分析[D].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8.

    • [9] 申顺发,赵强,郭学英.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问题与模型构建[J].体育文化导刊,2018(9):17.

    • [10]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A],2018.

    • [11] 郑晓瑛,刘玉博,武继磊,等.人口健康测量与大数据标准研究回顾[J].人口与发展,2014(1):42.

    • [12] 罗晓兰,韩景倜,樊卫国,等.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J].情报资料工作,2019(2):76.

    • [13] 刘志坚,丁国民.社区体育运动噪声污染的法律治理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3):37.

    • [14] DUNNING E,MALCOLM D,WADDINGTON I.Sport histories:figurational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M].London:Routledge,2004:163.

    • [15] 赵胜国,王凯珍,邰崇禧,等.基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居民体育消费观特征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5):39.

    • [16] BOURDIEU 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31.

    • [17] 黎涌明,王然,刘阳,等.2019年中国健身趋势:针对国内健身行业从业人员的网络问卷调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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