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损伤的多学科研究在精英运动员高强度训练领域属于前沿课题。根据国际奥委会2009年发布的道德准则，运动损伤是与运动成绩和表现同样重要的中心议题^[1]。国内最早从1980年就开始与国外同步开展心理社会因素与运动损伤发生之间关系的调查^[2-3]，但国内该主题后续研究匮乏，不同程度出现了研究对象不一、损伤定义不统一、变量测试结果无法比较等问题，也没有提出中国文化视角下的竞技运动损伤预防心理模型，该方面研究明显落后于国外。相比之下，过去20年国际上有关二者关系的概念模型、实验证据日益增多。本文拟对此主题研究的国际进展进行内容分析，以期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利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输入 “Psychology of sport injury”做初步检索后，发现可以进一步加入 “prevention” “predictor” “antecedent” “overuse injury” “re-injury” “traumatic” “Chronic injury”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injury” “athlete”等关键词作为检索条件。按照这个规则检索后获得若干该主题的综述文献，精读这些文献，并根据其参考文献进行追溯研究，从ResearchGate、B-OK等数据库最后得到50余篇文献用于本文研究。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传统的运动损伤预防研究只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把身体当作可以修理的机械产品。但运动员是一个活跃的主体，在运动损伤及预防方面，心理因素占据了重要位置，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也已经得到运动康复从业者和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

2.1 经典应激—损伤理论视角下的运动损伤预防

认为运动损伤与某种心理特质类型有关是早期研究比较流行的观点。人格变量比如竞争焦虑、焦虑特质、A型人格和应激敏感性在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中已经与损伤易感性联系起来，之前被称为损伤易感人格^[4]。一些研究倾向于认为负性状态与损伤密切相关^[5-6]，发现焦虑特质的运动员体验到注意力缺失，并把这种缺失体验作为运动损伤的原因之一。综合有关实验证据，应激—损伤模型被提出并进一步得到修正^[7]，认为潜在应激环境和应激反应是运动损伤发生的主要原因，当运动员把一个情境评价为压力情境时，会导致注意力弱化 （分心、视觉范围缩小） 和生理上的改变 （肌肉紧张、疲劳）进而导致运动损伤。而应激反应和情境评价会受到人格特征 （焦虑特质、完美主义）、应激历史 （重大生活事件、日常烦恼、受伤经历）和应对资源 （心理技巧的使用、社会支持）等3类变量因素的影响，从而改变应激反应的强度和损伤的可能性。

应激—损伤经典模型各个部分在后续不断得到验证和扩展，内容更加丰富。虽然在交互理论模型中个性因素被排除^[8]，取而代之的若干心理因素的互动路径也有所变化，但瑞典Johnson U （2014）^[9]收集的2006年以来4个运用线性分析或者逻辑回归分析的研究中，竞赛焦虑特质却被认为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类别。除了社会支持、应对资源、应对技巧外，已经被证实的压力因素内涵进一步扩展为消极的重大生活事件 （如家庭成员死亡、离婚、被解雇、住所改变）^[10]，更高水平的日常困扰^[11]以及陈旧损伤等应激源^[12]。为了检验应激—损伤模型中提及的心理因素与运动损伤之间的关系，Ivarsson A （2016）^[13]通过元分析发现，应激反应和运动损伤有很强的相关性，应激源史、应对则与运动损伤相关性较弱，个性与运动损伤的关系处于临界状态。不同研究对于应激反应和个性的作用分歧不大，其次是应对，对于应激源史作用的分歧最大。路径研究则发现应激—损伤模型中各路径均有效，应激源史、应对和个性都能有效影响压力反应，通过压力反应间接影响运动损伤的发生。Ivarsson A的元分析和路径研究是对应激—损伤理论的重新辨析和再强化，证明应激—损伤理论对于解释运动损伤是有效的。应激—损伤模型自发布以后被大量引用，说明有较强的影响力。

不过应激—损伤模型只针对急性创伤性损伤，未重视更常见的慢性损伤的理解和预防问题，质性研究方法较少，情感和环境因素及人际水平、群际水平等其他层次的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也被严重忽略^[13-15]。

2.2 行动理论视角下的运动损伤预防

相对英语语系的研究者从特质类型向应激— 损伤取向转变的研究历程，德语语系的研究者则更多注意到了行动理论视角。行动理论^[14]认为应当很大程度上把运动损伤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机的过程，特别要关注应激环境中运动员的目标和动机。其次，与应激损伤视角中潜在压力环境明显区别的是，行动理论认为运动损伤环境的特殊性和特异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表达不但保留了应激历史、应对行为、个性等情境相关因素，而且对环境条件中更准确的方面做了精心描述。最后，损伤事件也与行动过程的时间密切相关。必须把前期、当前和结果等不同时期的因素联系起来看待运动损伤的发生。

行动理论认为，状态—特质关系、主观—客观关系，以及个体—任务—环境三角关系等是理解运动损伤环境的重要关系类型。行动理论对于受伤情况调查的中心假设是行动意图。潜在压力环境中运动员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前的行动意图和相关的动机或解释。成就动机、社会动机、不可侵犯身体动机等不同形式和水平的动机同时影响行为。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考虑客观结果，这导致了其在潜在压力环境中，表现为冒险或谨慎的行为风格。一个有受伤风险的情境带有明显的理想目标印记，与此同时，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目标也非常不确定。在不同的风险接受和风险动机水平下，运动损伤一方面是个体的动机意图在不同层次的情感和认知水平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环境有关的激励和可能性造成的。行动理论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地开展预防损伤的心理干预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是对应激—损伤理论的有益补充。

2.3 状态理论视角下的运动损伤预防

虽然应激—损伤模型也提及运动员状态的影响，但在研究中很少把心理状态变量当作中心话题。早期Kolt G S （1994）^[5]对115名体操运动员的调查发现，在损伤之前存在着焦虑和疲劳现象，研究者认为其中的机制是情绪状态影响了注意力。情绪状态不佳确实会导致运动损伤^[16-17]，有研究指出特别情境中的情绪状态与发生运动损伤密切相关^[8]。身体自我感知 （如疲劳）确实会提高发生损伤的可能性 （Kentta G，2006）^[18]，Kleinert J （2007）^[19]进一步认为心理状态应该被当作应激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虑。Fawkner H J （1999）^[6]也发现损伤前1个星期体验到日常生活冲突明显增加的队员更有可能受伤。报告消极心境状态或情绪干扰 （如压力、压抑）的运动员更有可能发生损伤或遭受更严重的损伤 （Appaneal R N，2013）^[20]。不过Smith A M （1993）^[21]利用pom量表结果所做的多重回归分析未发现心理状态变量的预测功能。有研究表明经量表评估的心理状态与风险行为密切相关，从而导致运动损伤 （Hockey G R J，2000）^[22]。Hanin Y L （2000）^[23] 则强调与积极消极的心情状态范围有关，用最佳功能区量表 （IZOF）来测定，是一个评价与损伤相关心境状态的好办法。但考虑到运动训练负荷、情绪干扰、过度训练综合症的动态特性，定期评估情绪被认为会更加有效 （Meeusen R，2013）^[24]。

对于这种不一致的结果，交互理论模型 （Junge A，2000）^[8]曾经提醒注意依赖于环境变量的情感状态。Kleinert J （2007）^[19]解释说特定的状态变量在损伤发生过程中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其他情境或特质变量共同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状态变量与评价过程有密切关系，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既是情境评价的结果，也是组成部分。一方面，好的状态会带来控制和竞争的自信，差的状态会导致注意力缺乏；另一方面，心理状态作为情境评价的结果，是对环境要求和个体功能状态评估的指示器，对外部环境任务的感知和不好的身体状态也会带来焦虑和低自信；此外，比起作为评价过程的原因和结果，心理状态与生理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精神和动力状态与肌肉紧张度、注意力和唤醒密切相关，反过来也是如此。基于以上三方面分析，Kleinert J （2007）^[19]建立了一个心理状态与运动损伤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不管是心理生理功能失调导致的损伤，还是决策和风险管理错误引起的风险行为导致的损伤，心理状态变量都与之联系在了一起。

2.4 生物心理社会理论视角下的运动损伤预防

除了状态理论和行动理论视角，生物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也在经典应激—损伤模型之外发现了更多的心理影响因素。如Kleinert J （2007）^[19]发现没有成功做出决定和风险管理及心理生理功能障碍，是引起损伤的2个因素，喜欢对外交往的运动员由于关注外部而减少了对自身身体的关注，导致身体准备不足或忽视过分训练的信号，从而增加了受伤的可能性。 Wiese-Bjornstal D M （2010）^[15]列举了应激—损伤模型之外其他被证实的心理因素，包括情感因素 （尤其是高度疲劳或缺乏活力）、个性、风险行为、适应负荷的生理指标、过度训练行为 （与完美主义和高自我实现个性相关的过度训练）等。并指出像不正常饮食的临床心理问题常常成为应力性骨折这种特殊损伤的风险因素。很多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存在争论，不但说明运动损伤预防的复杂性，也显示了扩展应激—损伤心理机制的趋势。

运动损伤预防研究更加生态化。研究认为高强度竞技运动训练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神经内分泌和肌肉修复产生不利影响，而作为社会人的运动员在遭遇各种心理社会应激源后也会使上述生理功能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后果：或者达到新的平衡，提高了竞技水平；或者失去平衡出现伤病。简而言之，心理上的苦恼有可能和高强度训练混合协同，增加运动员受伤的可能性 （Appaneal R N，2014）^[25]。 Wiese-Bjornstal D M （2010）^[15]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指出，应当将生物学心理学等内部因素、队员对身体和跨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反应以及周边运动环境事件3方面综合起来，以寻找运动损伤的原因、因果关系和风险。基于接触、选择和危害形成的运动员行为和风险的脆弱性与上述3个方面密切相关。在其运动损伤风险分析图中认为和运动损伤等恶性健康事件发生原因和风险相关联的因素包括：内在的生物和心理特征互动，运动员与外显的身体、文化特征、运动环境之间的互动，运动员行为蕴藏的关联性，以及曝光、选择、危害合力综合形成的易患风险。这些防止损伤发生的因素可能包括心理和文化因素以及生物和环境因素，例如积极主动的应对、生活事件的应对资源和技巧储备等。

生物心理社会视角体现了运动损伤预防的复杂性，尤其是尽管运动损伤预防领域只有11％ 研究涉及社会和行为科学理论 （McGlashan A J，2010；Chan D K，2012）^[26-27]，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意识到应该从行为科学和社会文化等不同水平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心理与运动损伤的关系。

研究表明，在教练员和运动员人际关系这一心理学解释层次上，早期质性研究发现来自教练员的外部压力和态度会导致队员忽视受伤风险和违反安全原则 （Chan D K，2012）^[27]，教练员风格和运动损伤明显相关，清晰和积极沟通风格的教练、支持性工作人员、能够给予球员鼓励和认可的俱乐部，运动员重伤的发生率较低 （Ekstrand J，2017）^[28]。 Wiese-Bjornstal D M （2010）^[15]举例说，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在当前早期专门化训练、过度训练和心理枯竭的环境中，使用不良训练方法的教练经常会使运动员小伤变得严重，同时缺少充分的康复干预，运动员变得更容易受伤。THIEL A （2011，2015）^[29-30] 调查发现，在年轻的精英运动员中，伤病和抱怨已经成为常态。成功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可以不顾伤痛和医学诊断继续训练，最终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了教练员和物理治疗师。年轻的运动员也接受了把伤痛是否影响继续训练或竞赛的决定权交给教练员而不是自己，最后形成了精英运动员外部的病态行为特征。

在运动队层面，当前运动队常常忽略损伤或者把损伤当作展示坚韧性和赢得尊敬的印象管理手段，运动员被不断社会化成应该带着伤痛坚持训练和比赛，运动员在不断克服伤痛的过程中总是会形成更大或更多样化的伤病。另一个情况是，当少年运动员发展到较高水平其参照群体发生变化时，会进一步催化这些负荷以及负荷承受能力的不协调。教练员和运动员很少注意到这种发展的不同步，会导致严重的主观健康抱怨，并且成为骨膜炎等伤病的发病原因之一 （THIEL A，2011，2015）^[29-30]。大多数情况下成长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因为没有一个队伍会去量身定制个性化策略，去防止成长带来的健康损害。

在社会规范层面，围在终点观看运动员带伤赢得比赛以体现运动员精神的现象，以及允许侵犯等违法行为的竞赛文化存在，都是运动损伤的文化变量。像刘翔在2008年奥运会上因伤退赛这样的例子提醒我们，跨文化的因素可以作为理解运动损伤的中心点。

新模型在应激反应这一部分进行了内涵扩展，体现了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位视角考虑心理因素与运动损伤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由于增加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运动损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丰富和便于理解，对我们开展预防运动损伤的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基础。

3 未来研究展望

不断扩展的应激—损伤模型展示了丰富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并在生物心理社会视角下整合出更加生态化的研究趋势，对未来的研究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

3.1 完善研究设计

以往在同一个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较为单一，使用的评估工具缺乏同质性。研究者应考虑对自我报告的担忧，需要使用生理生化结果、可观察的技术等其他方式对自我报告的内容进行验证。考虑到结合组间统计分析的横截面研究设计忽略了大部分心理因素会不断变化的特点，为全面评估心理因素及随时间变化如何影响损伤，一般都使用可以不依赖理论假设彻底检验自变量之间关系的重复测量前瞻性设计 （Johnson U， 2017）^[31]，以有效研究多重心理社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受伤风险 （Shrier I，2014）^[32]。 2006年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基于一般线性模型 （GLM）的方差分析或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数据，这有可能会遗漏大量相关数据，需要使用可以测试复杂交互和个体内部差异的统计分析及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和潜在增长混合模型来发现有价值的结果 （如样本中特定亚群的伤害风险因素）。另外，为了检验独立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多的研究人员应该使用被忽视的结构方程模型 （SEM） 检验变量的中介效应 （Johnson U，2014； Williams J M， 2007；Ivarsson A，2013）^{[9，33，17]}。

3.2 规范运动损伤变量操作定义

以往研究使用过不同的运动损伤定义，不同定义获得的损伤率截然不同。由于来源于不同国家的数据难以分析以及数据收集的差异，导致无法掌握职业体育和休闲体育之间、不同项目之间伤病发生的差异，国际足球协会医学评估与研究中心 （F-MARC）认为运动损伤是 “队员因为训练或竞赛产生的身体不适，不管是否需要就医或者活动缺失”，分为 “身体不适” （any physical complaint）、 “医疗关注” （medical attention injury）和 “专业活动缺失” （time loss injury）3种损伤。创伤性创伤被定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可识别的事件的伤害。过度使用的损伤则是由重复的微创伤造成的，且不能识别为哪个单一事件造成的 （Fuller C W，2006；Bahr R，2009）^[34-35]。 Hodgson L （2007）提出运动损伤的定义至少应该包含带有心理和社会文化蕴味的风险、比例、处置3个基本因素，这3个因素都反映了心理因素的作用^[36]。为了更准确客观地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明确对运动损伤量化的操作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陈爱国，2006）^[37]。与急性伤害相比，过度使用的慢性伤害常常不能明确识别。事实上目前仍然缺乏包括慢性损伤在内的各类运动损伤的精确数据。由于运动损伤流行病学研究中采用时间缺失的运动损伤登记方法，导致大大低估了慢性损伤的实际发生数据。面对此类挑战， Clarsen B （2013）创新了方法，取得了更为可靠的数据^[38]，值得借鉴。

3.3 加强运动损伤相关信息的采集工作

以往的损伤预防心理研究都以团体项目和男性队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虑到个人项目和女性队员在应激源和应对策略这两个与损伤重要相关的心理因素上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地转向采集这两个重点群体的数据。另外虽然不同的研究小组完成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 （Olmedilla A，2009）^[39]，但数据、理论和概念仍然是分散的。即使有几个研究小组在特别项目上的努力 （Dick R，2007）^[40]，本质上也只是收集医疗流行病学方面的描述性信息，运动损伤过程中运动员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何时导致损伤的精确信息仍然严重缺失，可以参考国外在赛季和大型运动会过程中开展的针对运动员运动损伤和疾病的调查研究，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组织对国内运动员的综合性调查，保障运动员健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