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种种异化。其中人类内心的真实情感在工业化大生产中躁抑不安是异化之一，即 “心理—情感”本体的异化；人类的生物躯体在智能化、程序化与系统化的社会流水线中脆弱不堪是异化之二，即 “生物—躯体”本体的异化。两种异化表现联系极为紧密，作用于完整的人之上，则可以理解为统一体的存在。由此通过异化一可以相应地推出异化二的存在，表现为人类的心理情感本体在受到 “理性”与 “功利”的社会现实压抑后，以躯体的逆向发展 （社会愈发展，躯体愈弱小）为挣脱这种外在束缚的手段形式。

异化一主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20世纪初，在历史悲观主义、冲突主义与极度追求自由的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弗洛伊德、弗洛姆、马尔库塞以及哈耶克等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人类内心深处的感性情感能量反而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与奴役，甚至成为伴随现代化工业文明而衍生出的绝对理性、权力、制度与资本的附属品与牺牲品。具体表现为 “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人的全面发展持一种二律背反的状态与趋势”。弗洛伊德在 《文明及其不满》中提出： “文明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抑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1]马尔库塞以及福柯等人也以其笔下 “单向度的人”与 “规训制度中被监控的人”来抵抗外在的捆缚与限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分别在其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及 《己卯五说》中提出： “社会的前进，生产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是以大多数人付出沉重牺牲为代价”^[2]、“历史向来是在悲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的进步则要以道德的付出为代价”^[3]219 等观点。由此可知，历史的发展与人的生活、生存与生产均有一定的矛盾性，并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历史演进中蹒跚前行。

1 著作产生的背景及其核心观点

由上可知，异化一主要表现在人的内心情感受到抑制这一方面，而这种内在的情感能量如何与人类的外在躯体相互关联值得我们关注。受上述学者所启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学者李力研已清楚地认识到异化一的存在。而自小从事体育事业 （乒乓球）的他定然也不会疏忽异化二的存在，并敏锐地意识到身处日益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中，人类的生物躯体却变得愈发弱小不堪这一问题亟需解决，这是一个民族与国家能否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究竟为何与外在躯体如何表现才能使受到压制的情感能量得以宣泄成为两个关键问题。对严复 “尚力说”“贵武说”“进化说”，鲁迅 “心力说”“医心说”以及毛泽东 “动斗观” “体魄观” “意志观” 等早已了然于胸的李力研认为，体育就是人们殷切期盼的突围之径。于是， 《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 （以下简称 《野蛮的文明》）应运而生。

李力研在该书中提到： “体育是人类最突出的 ‘感性’，是人类力量欲的宣扬，是人类肉体力量被 ‘文明’压迫后的反抗。正是不甘心躯体被 ‘文明’压瘪，粗野被 ‘文化’吞没，人类才创造了体育。拣起灵肉，恢复感性，这就是体育。”“体育的本质就是 ‘人的自然化’，是阻止人类物种倒退问题的直接答案。”^[4]通过异化一到异化二，再探寻异化二的解决方案，李力研所构想的体育自然人国度由此创建，这意味着人能够在现今社会中找回原初自然王国中所丢失的种种生物动能优势，如似驹马的奔跃、猴猿的灵动、虎豹的凶猛、鹰隼的锐利、熊象的力量等^[4]65，399。这一学说曾得到广大体育理论研究者的赞许与认同，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更是被广泛地传播与引用。但专注于解决异化二的 “体育自然人国度”的设想最终会实现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 “体育即人的自然化”这一论断的由来。

2 “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由来及其影响

谈起 “人的自然化”就一定离不开 “自然的人化”，两者间的隐匿关系在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中多有论述，主要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人类的整体发展 （异化和人性复归） 角度阐释的^[5]。李泽厚在 《美学四讲》 《己卯五说》中也对此有较多论述，主要是从美学角度阐释的。在此，笔者将讨论的重点放在 “人的自然化”上。笔者认为，李力研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人性与异化理论中得来，还是从李泽厚历史与美学理论中得来，直接关系着体育与 “人的自然化”问题的更进一步探索。李力研在本书后记中写道： “本书好些思想就是直接来自李泽厚，特别是这部著作更是得到他的几次阅读、鼓励和赞扬。”^[4]至于在其著作中对西方哲人的经典论据引述，也多是出自于罗素、弗洛伊德、弗洛姆及康德等人，而对马克思引述较少。不巧的是，虽然马克思在其 《手稿》论述中并未直接出现 “人的自然化”的字眼^[6]，但李泽厚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灵感也多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哲学思想，而对罗素、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却很少引用。所以，李力研体育是 “人的自然化”的论述，虽然多是受李泽厚的影响，但其理论的主要源头还是来自马克思。那么马克思与李泽厚笔下的 “人的自然化”学说究竟为何呢？

上面提到，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及 “人的自然化”，但他却认为无论是作为类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他追求的本质就是使他的感官和活动成为自我享受，为自己所拥有而不是被其所奴役。“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个体和类能够自由地拥有、自为地享受，对自我所向往生活本质的积极追求、享受与占有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 “人的自然化”。李泽厚在 《美学四讲》中从三个层面论述 “人的自然化”。一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界友好和睦，相互依存，不是去征服破坏，而是把自然作为自己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美好环境。二是把自然景物和景象作为欣赏、欢娱的对象：人的栽花养草、游山玩水、乐于景观、投身于大自然，似乎与它合为一体。三是人通过某种学习，如气功等，使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状态，也包括人体特异功能对宇宙 “隐秩序”的揭示会通^[7]。由此可知，马克思的论述是从人的真实情感出发，对自我内在心体自然的感知与升华；而李泽厚的论述，虽然也是从自我内在心理情感出发，寻求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更多地还是强调一种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目的在于人在自然中感受美的存在。二者并未将体育所具有的鲜明的感性元素与 “人的自然化”相连接，虽然李泽厚谈到了气功，但也只是强调气功中的呼吸吐纳 （人） 与外在自然 （天）的合一状态，这种状态主张节律的 “静” 而非 “动”，主张生命的 “稳”而非 “斗”。

李力研虽然深受上述两位思想巨人的影响，但也并未只是一味地盲从，而是匠心独妙地在体育领域提出体育就是 “人的自然化”，是在 “自然的人化”历史进程中强有力的感性支撑与生命拐杖，这不仅是对异化一的强烈痛斥，更是对异化二的直接解答。这一观点的提出可谓另辟蹊径，让中国社会重新认知体育所蕴含的时代思想与人文精神。李力研更是发出了 “四肢发达于我身，头脑简单于我心”的呼声，告诉我们在斯文柔弱的日子里锻炼与强健四肢，更要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简化与纯粹心灵。

再次回到体育是 “人的自然化”这一论题。 《野蛮的文明》于1998年4月出版，但李力研的很多思想此前已经成熟，并由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与科学》等期刊先期 （1988—1998年）发表。李泽厚于1999年12月出版的 《己卯五说》中再次论及 “人的自然化”问题，并对其在 《美学四讲》中的相关论述加以完善。在这其中，他明确指出：“‘人的自然化’可以分为 ‘硬件’与 ‘软件’来谈。 ‘硬件’是指人的外在自然化，也就是上述引文中的三层含义和内容；其次是人的体育锻炼与竞技，以追求或实现人的体力可能性的最大自然限度；最后还是为上述三层含义中的第三层指向，强调人的生物生理存在与自然节律相共鸣、相同构。”不同之处是在先前气功的基础上加上瑜伽予以印证，并为其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软件’即是指 ‘美学’ 问题，是本已 ‘人化’‘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精神又返回到自然去，以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享受。”^[3]262

在此，先谈 “人的自然化” 的 “硬件” 指向，李泽厚在原有三层含义的基础上将人的体育锻炼与竞技单独列出，并再次以气功作为论据以扩充 “人的自然化”框架。为什么会有此改变呢？笔者冒昧做出两个假想：其一，以时间顺序来看，将体育锻炼与竞技纳入其中 （1999年），李泽厚可能也受到李力研体育思想观念的启发与影响，因为 《野蛮的文明》 （1998年）曾得到李泽厚的多次阅读和赞许，书中的核心观念体育即 “人的自然化”与其美学思想有一定联系，李泽厚必会或多或少地对这一观点进行思考；其二，李泽厚将气功再次提起并将其加入神秘色彩，也极有可能受到李力研与柯云路等 “气功派”论战的影响。可见，二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思想碰撞与互相欣赏，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盲目追随。

3 体育自然人国度会实现吗？

对于异化二的解决，李力研所提出的体育即是 “人的自然化”与李泽厚所提出的 “硬件”的 “人的自然化”中第二层指向相对应。以功能主义视角来分析，体育最明显的功能为强身体，一般表现在人的外在躯体之上；另一个功能则是强意志，一般表现在人的内在心理之中。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构想较多地以前者为依据，因为它的出发点为增强人的体质，这就难以掩饰出这一构想的局限性。于是就引出该文最重要的论题———作为解决人类物种倒退问题的直接答案，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构想会实现吗？笔者认为以功能本体为手段的体育在短时间内虽然会取得些许成效——— 增进人体机能水平，但从长远来看，它注定要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构想。它只有与其所具备的 “软件”要素相结合，才能更加全面地阻滞人类物种倒退，让人类由 “半人”世界走向 “全人”世界。

“软件”要素虽然是解决异化一的有效途径，但与 “硬件”要素之间也并不会存在某种高低、优劣上的层次与等级划分。因为异化一与异化二短时间内难以同时完善，二者在某种时间维度上存在着实现形式的先后之分，所以长远来看， “人的自然化”中 “硬件”与 “软件”要素在目的与结果上持有某种逻辑逆差问题。笔者也因此对李泽厚所提出的 “人的自然化”的更高层次追求，即其所包含的 “软件”要素持一定的忧虑。因为，在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异化二的解决要以异化一的解决为前提基础，表现为只有人类的感性之躯在与理性世界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体育美的存在才能被感知，进而再导向 “完整”的 “人的自然化”；而在人类工具本体的实践活动形式中表现为异化二的解决可以为异化一的解决提供 “物质”支撑。社会导引与身体实践在目的与手段上存在偏差与错位。因此，立足于现实基础，体育自然人国度构想的破灭，其 “导火索” 主要是 “人的自然化”的 “软件”指向。因为在以追求 “人的自然化”的 “软件”要素为先验前提下，人还必须要经历另一个阶段——— “人的社会化”。

人类在原始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动能表现显然不是最具优势的，其速度、耐力、灵敏与力量等素质均不如狮子、猎豹等生物，所以人类必先学会保护自我，突破自我，进而实现自我。在与自然世界的种种斗争中，依靠着人类自我独具优势的先天头脑智慧与后天实践，各类劳动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与应用，而随着这种历史工具文明的不断演进，人类早已不再怯于与各类自然力量相冲突。那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必然要将自然中的生存转移到社会中的生活中来，但在自然斗争中形成的 “王者之势”与 “锋芒之刃”又该如何在人类社会内部加以收敛与隐匿呢？这定然是创建和谐友爱的文明社会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或者因忧患而培养起来的 “竞争意识”早已嵌入人类的思维逻辑之中，无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由此可以说，“人的社会化”既立足于 “自然”走向 “自然的人化”进程之中，又与 “自然的人化”极度融合。

所以无论是作为个体或类的人不管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均是极其复杂且多变的，很难对其进行普遍性与统一性的概括。这时我们便需要一个整体概念，以一种整体的价值观将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加以凝聚，就像将人类的自我精神与躯体统一起来整体看待一样，这样才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异化与冲突。于是为促成这种整体概念的形成，我们只能对散落于 “自然” 中的人 （强调个体）赋予某种形式与纽带 （人类存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加以连结。社会的整体性以及人的整体性便在这种关系与纽带的作用下由实践活动串联起来，自我、家庭、社会以及国家因此形成价值。个体自我满足的价值与真理无关，而群体生存的整体价值却与真理息息相关。由于价值的产生，人类必然要追求至高无上的真善美的存在，而一旦他们离开最初所归属的自然状态就必然不能再退回去。另外，科技文明与理性精神 （工具价值）的进一步发展，让人类因这些超身体性智能工具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享受与安逸更加放纵不顾自己的身体，任其萎靡与削弱，而只是看重身体之外的真善美的存在。因此在未超越现代人的社会化进程之前，体育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化象征，以历史本体论视角来分析，它更是代表着人的社会化进程，而这种社会化进程反而还会以其 “奇点之力”反噬人的自然化，这也正是体育自身所具有的二律背反特征。

为何体育也包含这种二律背反的特征呢？一方面在于体育活动中的人 （类）在某种先验形式上具有二分性，这就犹如尼采式的 “超人”意志与无限解构元素促使社会个体永远无法满足于当下，在自我世界的悲剧性追逐中分化为两个世界 （当下与以后、酒神与日神、经验与先验、感性与理性、物质与形式、善与恶、美与丑等）与两种向度 （思维与存在、意志与躯体、灵与肉、诗与物等）；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的客观现实性与人的主观理想性难以调和并且相互背离。这就犹如自然式的田园牧歌 （道无为而偏安一隅）与社会纽带中的极力表现 （儒有为而名留青史）相背离，相对有限的生命与绝对无限的思维相背离，生活中游历四方与生存中万家灯火相背离，理性因果之必然与感性道德之自由相背离，病弱之躯与家国天下、启蒙之心与救亡之路相背离等等^[8]。这一切均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个体与社会既对立又统一，犹如体育的神圣普世价值与竞技体育的伟岸英雄赞歌难以两全，又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于是要想达到统一，人类必定要在这种先验性二律背反中做出经验性抉择。悲天悯人与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与难以把控的情感激励着我们昂扬入世，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更是生命价值的终极显现。即便如此，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之间，充斥于动物世界中的生存与竞争两大元素也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成为同等重要的主题。因此，发源于 “丛林法则”的进化学说不可否决，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万物均有自身的独特砝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具体到人，原始自然中的生存法则主要依靠外在 “人的自然化” （健硕、高大、速度、力量等），社会进化中的生存法则则主要依靠内在 “人的社会化” （心理的成长、纠结与妥协，或者无情、冷漠），正是这种充满竞争与合作的进程促进着人的社会化，反过来却又阻滞着 “人的自然化”返归。体育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最基本的身体活动 （自然生物本位），却要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通过自身具备的鲜明竞争元素超越于这种身体活动 （社会实践本位）。由此，卢梭笔下从小接受自然教育的爱弥儿长大后必然要面对社会现实，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最终还是要走出荒岛，李力研先生所构想的体育自然人国度在这充满生存隐患与竞争压力的理性化智能社会中更是难以实现。

4 岁月的洗礼与考验———体育的终极使命及其自我实现

既然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构想难以实现，那么体育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更好地认知体育就成为两个关键性问题。毋庸置疑，体育能够促进人的自然化，使现代社会中日益颓靡的躯体重新振奋起来，感悟到原初的 “野蛮”雄风。但这仅仅只是体育最为表浅的功效。如果每个人都盲目、片面且狭隘地得意于自我外表的光鲜靓丽及健硕肌体，而不注重外在躯体的意志化与超生物化 （社会化）^[9]，那么他们则只会安然自得于一维的世界之中 （体力与心力相脱节）。另外，融入社会中的人在某个阶段、某一时期也必然会存在舍弃并忽视体育运动的情况，拖着病弱的躯壳仅仅依靠顽强意志吃力地经营人生。最终也只能成为 《体育之研究》中所说的 “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10]。所以，外在 （原始）躯体的自然化仅仅只是人的自然化的最初一步，它是服务于人更好地社会化与现代化的肇端所在，是满足于自我生活的有力武器，而李力研先生所设想解决异化之二的体育自然人国度在某种意义上则仅仅意味着这最初的一步。

如果体育不仅仅意味着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成功创建，那么它的最高指向究竟为何呢？笔者认为体育的最高价值指向与其终极使命仍为 “人的自然化”，只不过在此代表着李泽厚所提出的 “软件”要素，即 “人的自然化”同时也要为解决异化一服务。这种 “软件”意味着回归本我的古朴美与超越世俗的崇高美的完美结合，古朴与崇高的结合使人既不完全退回到 “物竞天择”与 “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也不沦为 “权力—知识—语言”的社会奴隶，而是使人从先验理性 （逻各斯，Logos）的束缚中挣脱解放出来，进而诗意地栖居、自由地生活，实现完整的自我。于是 “心理—文化—情感”本体在这种内在 “人的自然化”中得以建立，这种本体并不是单一的理性认知与理性凝聚，而是情理交融、合为一体的 “沉淀”。体育所促成的这种内在 “人的自然化”不仅能够让人类拥有强健的体魄，更能拥有一颗坚强勇敢的内心。所以以 “黑格尔—马克思”螺旋上升式的发展眼光来审视，以单一 “硬件”要素为代表的 “人的自然化”即体育自然人国度难以成功，那其 “软件”要素的最高价值指向会成立吗？在此，即便笔者思想中多渗透与沿循着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后现代色彩，也定然不会不负责任地否认体育 “美”的存在价值与夸大其词地削弱体育理想国中的济世情怀，因为那正是千千万万黎民百姓深处于生存伦理之中借以慰藉而又期待超越的希望所在。体育使人内在 “自然化”的向往与使命，正是源于这种超越，是走向 “美”的必然历程。

在转向体育使人内在自然化 （“心理—文化 —情感”本体的建立）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点需要思考，那就是李泽厚在 《己卯五说》中诚恳地指出自己对 “自然人化”讲的很多，但对 “人化自然”则较少，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时候未到。为什么时候未到呢？因为他认为在未完全实现 “人的自然化” （软硬件均包括）之前，人类必将先忙于自我生存，通过各类生产活动创造美好生活，进而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正是 “自然的人化”过程。这一过程依据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而得出，也承袭于 《管子》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所以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与上层建筑来看，表现为只有当一个国家与民族相对稳定与富足的时候，它才能够确保民众有时间、有意愿、有条件、有兴趣去 “精雕细琢”自己的外在躯体 （战争背景下生存与工具意义上的完善除外）与内在心灵的返璞归真。由此，李力研体育自然人国度的提出与上述思想有很大的渊源 （作为起点的前提功能手段与作为终点的目的自由进程而存在），它既是对 “人的自然化”在体育领域中的开创，同时如要更深层次地探寻这一理论的历史源流与发展，则更能让我们认知到体育的终极使命及其价值所在。于是，笔者再次冒昧对体育做出新的释义，体育是在 “自然的人化”进程中 “人的社会化”与 “人的自然化”的衔续与承接，其最终指向仍为 “自然化”的回归，是让人通过社会中的身心活动感知自然的愉悦与美的身体历程。在这一身体历程中，体育可以让我们在自由的世界里求美，安定的世界里求真，活着的世界里求善。体育的终极使命及其自我实现就是让人自由且安定的活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