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不是善的象征，也绝非人间大恶，足球中的非善性元素得到了现代法治的强力遏制，它也由此成为一种人类可接纳的文化载体。不仅如此，足球也正朝着越来越具有规训性的方向迈进。儒教国家一直有将体育看作道德载体的传统，儒教国家的主流媒体中也经常出现体育与善性关系的语汇，但是足球的主体是人，而任何群体、族裔、国家中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竞争性。竞争是一种排他行为，其中包含着人性之恶，它所蕴含的关于地位、荣誉、胜负之类的符号都直接触动着参与者的敏感神经，并将其推演到一种信仰高度。足球的世界充满了一种看似相互抵牾、矛盾、冲突的力量，它也构建出足球的独特身份。质言之，球迷发起的暴力主义浪潮不仅未能摧毁足球，反倒给足球增添了诸多异样的色彩，这里寄寓着足球独特的美学原则与存世风范。

1 球迷暴力的仪式化特征和黑帮斗争元素

足球部落的话题已经广为人知。英国生态学家莫利斯就认为足球是部落战争，意大利的马利诺与帕隆博颇为赞同： “在一块场地上，两支对立的球队摆开了互相厮杀的阵势，在场外他们有各自的支持者，我把他们称之为部落。因此，他们都有各自的标志、各自的战旗、各自的战歌和各自的口号。”^[1]1-2不难看出，足球的暴力性已为很多人认知且接纳，但足球的暴力强度究竟有多大？足球的暴力性是否有消亡的可能？其边界在哪？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足球研究者的脑际。沿着莫利斯的思路，马利诺与帕隆博尽力作出延伸性论述： “如果说是战争，那是用脚进行的战争；而且还作了许多规定，如禁止双方队员身体进行直接接触。为了使战争不发生越轨行为，还设立了执法官。”^[1]2 可见，足球和战争出现了分野，足球有裁判而战争没有。 “如果没有执法官权威性的裁决，双方就会出现争吵，甚至动手打人，他们的支持者会趁势火上浇油，最后会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部落战争。光有场上的裁判员是不够的，在场外还布置了武装警察维持秩序。警察的首要职责是禁止观众进入场地干预比赛。”^[1]2不难看出，将足球喻作部落反映出诸多内涵，其中包括对足球原始性的阐释，认可球迷们在特定场域内身体性、仪式性与象征性对抗的合理性。球迷斗殴或闹事看似野蛮，但其目的在于表演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肉搏，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显示自己情绪、立场、价值指向的威慑仪式。但是很多人站在绝对理性的高度评价足球，很容易烘托出足球的非体育、反体育、逆体育特质，理由很简单，足球是世界上观众策动、参与暴力行为最频繁的体育项目。

可以将其他球类项目作为参照系。冰球场上有球员之间的挥拳相向却很少有观众参与其中，篮球场内有人叫骂却鲜有人大打出手，至于网球、乒乓球、棒球、排球的观众大多表现温和，充其量能听到若干粉丝的尖叫。但足球不同，竞赛中的足球场中充满粗鄙的呐喊、诅咒和叫骂。极端型球迷擅长在场域内使用粗鄙语言诅咒对方，其中的好斗者一定会亲力亲为，毫不迟疑地投身暴力事件中。这便是足球，其竞技特质更多地体现在球迷群体超强的攻击行为中。

足球是仪式战争，球迷也是参与者。从各方面看，暴力型球迷使用拳头参与斗殴的比例极高，因此没人把暴力型球迷描述为斧头帮、手枪连、火箭班，他们仅仅是一群用拳头表态、宣泄的人，其所张扬的暴力也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很难对社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力。不少学者一遇到暴力就习惯性地将其归结为返祖现象，但这很难有绝对的说服力。足球充满了复杂性，足球中的确蕴含有一种临时性唤起行为者有限度作恶的内在动能。乌克提茨曾说： “一支足球队的支持者会有一种强烈的 ‘我们—感情’，这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和不可思议的力量。”^[2]170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足球更类似于部落时代的战争，其以暴力型球迷为代表。但暴力型球迷仍旧是现代人，并非真正的野蛮人，其在特定场域的暴力行为仅为表演，而非真实的格斗。 “平日正派、安静的人在足球场上也会发生性格巨变，他会嘶哑地喊叫，用拳头奋力敲鼓，甚至狂怒地攻击他人。”^[2]170换言之，暴力性球迷所崇拜的并非格斗本身，而是一种态度，他们仅需展示出对球队的极端忠诚。足球是一项与人类进化规程关系最为密切的体育运动，因此将足球纳入进化论的价值体系可以更好地阐释其本性。乌克提茨试图解读人类之恶的普遍性与寻常性： “对于一位进化论者而言，事情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在自然界中没有看见善，也没看见恶，因为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与———人们创造的———评价体系毫无关系。他把我们物种的那些被称作 ‘恶’的行为看作不断导致个人间冲突的自私的行为策略的后果。让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善良的上帝的世界上，恶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传播。······在一个首先为了 （基因）生存的世界上，在一个所有生物都必须看到自己待在哪儿的世界上，只有利己主义能够成为行为的根本动力。”^[2]172-173 竞技体育的诸多项目成形于近代英国，维持的恰是进化论的基本法则。近代法系高度吸纳了进化论的精华，不仅缔造了自由竞争的思想，也将这种思想全面融入竞技体育的序列。足球就是这样的文化类型。

从行为学的角度看，球迷与球员不同，球迷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远不如球员彻底，质言之，球员之间的对抗属于现代竞斗，球迷间的格斗是史前对抗。前者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后者是仪式时代的残余。这里展示出足球迥异于其他体育项目的特质。足球的竞赛部分是可控的，而球迷对抗则不可控，因此，球迷社团的出现给足球注入了一种原始、极端、蛮野的史前性能量，而无法强化其规则性。所以，足球更类似娱乐业，却很难成为真正的休闲产业。

足球场内外的暴力与恶性事件从未中断。球迷在赛事进行中或结束后以各种方法袭击其他球迷和球员的事件屡屡发生，它们似乎已然成为足球历史的一部分。且以西班牙国内的足球赛事为例。皇马与巴萨于2013年双双打进国王杯决赛，皇马球迷攻击巴萨球员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的层面。在皮克防住了C罗的一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后，看台上的一位皇马球迷朝皮克投掷了打火机，此外还出现了皇马球迷用激光笔照射巴萨球员面部之现象。与之类似的事情也间或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球迷身上。没有人认为球迷的攻击性行为合情、合理、合法，但它们承载着足球的史前性价值。

这便涉及对足球本质的重新认知。足球是现代竞技体育，但是足球中也有诸多貌似反现代的元素。既然所有的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种对人类史前行为的模仿，那么足球就不会背负过多的道德包袱，足球由此确立了带有崇尚丛林法则特质的意义。较诸崇尚进化论的少数人，多数人更相信基本道德的力量。于是一些高度信奉道德至上理念的学者无法不对足球展开抨击，在崇尚基本道德的语境内，足球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存在物。 “据统计，同场直接对抗的竞赛项目，如篮球、足球、冰球、橄榄球、拳击、摔跤等，发生暴力事件的比率较高，最引人注目的首推足球。”^[3]暴力事件为何以足球为首？温和派学者对足球的抵触是否具有普遍性？部分国家和地区足球的暂时性没落是否与这样的态度有关？由此而推衍出来的分支性论题还有很多。

其实，可以从球迷的角度来回应这样的问题。面对高度仪式化的胜利、荣誉、威权等概念，球迷的意志力强度会降低，其道德底线很容易突破。和球员大多信奉运动员的价值观、追求高尚的体育精神、承认失败的必然性不同，球迷认为自己是部落内终极意志的最后支撑者。对一些极端性球迷而言，球队失败便意味着族群的毁灭。无以否认，真实而直接的胜负关系给球迷以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几乎所有的球迷都不希望自己拥戴的球队失败，这种部落式思维给球迷带来了一种极端性的心理动能。“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暂时的落后，也会激发球迷失范的举止，而最终的失败更是让他们难以接受，处在失范状态而不能自拔，最终形成集群行为。”^[4]正因如此，极端性球迷会在己方球队失败的同时产生翻盘的欲望，如果翻盘无望，就只能赤膊上阵，试图在自己能控制的场域内战胜对手，这便产生了超越体育精神的暴力行为。一种虚拟的悲剧会变成真实的人间悲剧。在此意义上考量，球员更像程式化的演员，而球迷更像仪式化的战士。

关于足球场域中极端性案例的记载很多。 1994年1月2日上午，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发生一场足球惨案，两队球迷冲突，造成了1死7伤。 “冲突起因很简单，弗拉门戈队的球迷和博托福诺队的球迷因为场边一位妇女干扰比赛而发生争执。后来，其中一队球迷向另一队球迷乘坐的汽车扔石块，甚至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人。两队球迷又在治疗伤者的医院门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5]39巴西球迷的枪战行为并非孤例。1995年5月27日，巴西又出现了类似事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一名32岁的球迷突然中弹死亡。”^[5]39 无论是有预谋的枪杀，还是偶然迸发的冷枪，都令足球步入了一种真实的死亡游戏体系。极端性球迷暂时忽略了足球的游戏意义，却强化了其史前意义。在领地象征意味的暗示下，不少球迷遗忘了世界的真实性与扮演的真实性之间的差别，模糊掉了演员与观众的基本界限，而将二者高度混成。

由此可见，球迷间的对抗与球员间的对抗根本不同。球员尊崇强者与弱者共同存在的合理性，球迷不接受任何不合乎自己理念的结果。从信仰的角度看，球员的信仰更近似宗教，他们不仅接受失败，还能借此完成灵魂净化；球迷的思维是巫术，带有唯我独尊的执著性内蕴。极端的球迷根本就不接受失败的结局，他们相信自己的球队不仅战无不胜，还具有绝对化、无敌化、独尊化的统治力量。足球的本性在这里再度呈现出来，而球迷的本性也展示在这里。

回归自然语境，球迷的场域暴力是一种激情的产物，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很少有人会将足球暴力当做一种高度精细化的操作。但是，足球世界里的确存在一种精细化的暴力策略，它在报复式暴力行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典型的是美国世界杯期间的埃斯科巴事件。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队的后卫，他在与美国队的小组赛时踢进自家球门一粒球，导致球迷报复。1994年7月2日凌晨3时30分，一名男性球迷殴打了埃斯科巴，还讥讽说：“感谢你射进自己大门一球。”过了一会，该男子掏出手枪，射杀了埃斯科巴^[5]44。开枪者殴打埃斯科巴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实施了射杀，可见其中的精细化操作的特征。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1995年的肯尼亚。6月4日，肯尼亚AEC莱奥帕德斯队的阿特卡坐公交车回家。下车后，遇一伙身份不明的青年人袭击，胸腹部中刀，但保住了性命。阿特卡认为，自己遭袭击 “是因为他在联赛中自摆 ‘乌龙’，导致球队失利。”^[5]44-45许多场外报复事件让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看到了足球与战争的相似性。足球是一种对抗性文化，且从来不具备宽容、化解、融通所有人的情感与价值观的能力。

足球场内外的暴力事件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且足以构建出一种戏中戏的社会传播效应。换言之，在足球的世界里，没有多少人质疑暴力的伴生性能量，其所缔造的连环事件已然跃出了足球本体，进入到一种原始复仇的语境。 “1994年10月15日，科特迪瓦足协秘书长阿波利纳亚·豪霍沃特在去尼日利亚旅行期间，在旅馆内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枪杀，不幸逝世。1995年1月21日，阿尔及利亚足协主席拉奇德·哈拉吉在自己的小轿车里遭人枪杀，连中数弹后当场身亡。1995年3月，前法国巴斯蒂亚俱乐部主席在家门口被人枪杀。据称，此事与两年前的巴斯蒂亚球场惨案有直接关系。”^[5]44热兵器时代暴力工具的升级，进一步加重了事件的悲剧性。1995年初，一位印尼球迷被其敌对球迷所发射的火箭炮击中身亡。 1995年9月9日，阿贾克斯队中的尼日利亚籍球星菲尼迪·乔治的胞弟伊格纽瓦里·乔治在尼日利亚国内的一场联赛中被流弹击中身亡。1995年10月，乌克兰沙克蒂奥尔俱乐部主席维克托·布拉金在顿涅茨的球场内被黑帮集团炸死^[5]45。这里需要说明，西方国家的足球俱乐部是私人企业，而私人企业的社会结构原型则是帮会组织，因此，早期的足球很难与帮会完全脱离关系，足球与帮会的关系也成为解读职业足球的一种路径。足球赛后的追杀行为已大大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畴，具备了黑帮争斗的鲜明元素，它在揭示出足球自身恶的本质后，也将足球的暴力形态拓展到一种超体育的境地。

足球暴力很难成为一种真实的美学体系，但是，足球暴力也会在法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及政府官员的强力干预下消解掉一些极端性元素。一些关注视觉艺术的人士也看到了足球暴力特殊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 “足球作为文明世界的一项体育项目，以其充满对抗性和攻击性娱乐观众，是一项非常健康的人间游戏。但是现代足球在世界各地的赛场上，却经常发生暴力流血事件。悲剧甚至发生在举世瞩目的世界杯赛事中。”^[6]非体育学者对足球的理解往往有独到之处。艺术学者认为： “文明世界的足球游戏时而折射出现代人类野蛮、残忍的扭曲心理。”^[6]由此可见，足球源于人性之恶，而暴力便只能成为足球的一部分。当足球中的暴力元素飙升到很高水平时，球迷有病的说法反而会失去意义。因为在犯罪学的高度审视，任何一位暴力崇尚者都不会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真正的健康人，他们属于犯罪动机明确的人，或者说是一些极端思想的信奉者。当人类社会中的某种行为演化成一种绝对的或普遍性的暴力之后，所有关于施暴者的心理是否健康的学说都将烟消云散。在夺命与保命、生存与死亡面前，一切价值观都将失去既有的逻辑支点。

2 球迷施暴展示了人类自身的原罪

人类将大奸大恶与大慈大善融为一体，展示出了其作为高度理性化动物所能达到的多元化境界。足球就是如此，它显示出了人性的两面，而球迷的精神世界则是这种两面性的集合体。其实，球迷也有很强的善性，如爱国主义、团队精神、集体荣誉之类的利他主义思想，这些早已受到道德体系的高度褒扬，反而被熟视无睹，于是社会对球迷的非善性元素高度敏感，球迷暴力自然也在其中。这便牵扯出很多问题。究竟是足球使得球迷产生了极端心理？还是有极端心理的人在足球中找到了行恶的合理性？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回应类似的疑问。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先抛出来一个中国的口述案例。事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山西国营H机械厂和临近的F机械厂之间一直延续着一年一度的厂际足球比赛。某次赛事以H厂失败告终，赛后，支持H厂的一群年轻人埋伏在路边，趁着黑天，朝满载F厂队员的敞篷卡车上扔了几块砖头石块，造成一死数伤。直到笔者听到这则故事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案仍未侦破。

这个案件给人带来诸多值得解读的地方。首先，案件未破，成为有头无尾之案。究竟当时公安机关是否介入？介入到何等程度？其次，施暴者出于何种心理而实施了这项行动？再次，由于看球而引发的暴力行为何以酿成命案？在一个集体个性相对温和的儒教国家，因为看球而出现命案显得很不寻常。球迷以偷袭手法对待获胜方球员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施之以极端性暴力，更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如此施暴方法在世界足球史上也并不多见。

与这起案件存在一定联系且更为常见的是球迷砸车现象。球迷砸车与其他球场暴力并无太多不同，其区分点在于代表现代交通工具的汽车速度快于人，更容易激起敌对者的追猎欲望。莫里斯曾经描述过英国球迷打砸汽车的行为： “当客队大巴终于离开球场时，它会被投掷石块，窗户被砸碎。年轻的客场粉丝乘坐的大巴有时也会被愤怒的敌对支持者用同样的方式砸碎玻璃。”^[7]309 球迷砸车的举动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属于不直接冲突类型中后果较为严重的一种。

砸汽车之类的暴力事件也揭示出球迷暴力的一些基因，可以从多重角度来理解这种暴力行为。很多球迷都不太愿意在球场上与对手面对面发生冲突，而喜欢充满暴烈感的砸汽车行动，同时，即使在白天施暴，砸汽车也比打人更具隐蔽性，玻璃、空气的阻隔会降低施暴者的犯罪感，也可以适当遮蔽施暴者的身份。 “2007年比较轰动的球迷骚乱是河南球迷砸碎鲁能大巴。2008年，有代表性的砸大巴事件出现了5起之多！而2009年是球迷暴力活动比较猖獗的一年，光是有较大代表性的砸大巴事件便有七八起之多。”^[8] 如果加入了赌博之类的因素，类似砸汽车泄愤的事件就会变得更为普通。“从2009年开始，中国足球掀起了扫赌风暴，球迷暴力事件却随之升级。2010年更是愈演愈烈，尤其世界杯之后，在35天内中国足坛上演了8起球迷暴力事件。其中，在中甲联赛第19轮成都谢菲联队主场与沈阳东进队1∶1战平后，不满比赛结果的成都球迷用石块怒砸东进队球员大巴，破碎的车窗玻璃扎进24岁的东进队后卫冯绍顺的左眼。经诊断确认，冯绍顺左眼眼角膜破裂，几乎失明。”^[8] 此类暴力事件已经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这些事件足以表明：部分球迷打着铁杆拥趸的旗号，用 ‘足球需要激情’来遮盖对法律的无知，其真正的目的是大行流氓之举。”^[9]

作为性善论国家的公民，中国人更愿意将足球视作一种善，而非恶。正因如此，中国人习惯将暴力事件视作一种禁忌，人们对待真实的足球暴力事件大多采用的是淡化、漠视或隐藏、遮蔽等措施。这种隐恶思想和做法，导致针对各种各样的球场暴力事件，其评述格调别具一格，其中不乏多维度的价值取向。对不太严重的暴力现象往往采用隐晦的报道，如 “1995年7月30日，济南赛场因部分球迷的暴力行为被中国足协处罚。”^[10]37一些文字则强调公安干警的英勇，如 “1995年10月8日，大连赛区部分球迷 （数千人）围在体育场外，与北京球迷大有发生冲突之势，大连警方护送北京球迷走了另一条路线，千余名北京球迷脱险登船。······1996年6月26日，上海主场被客队国安队攻入一球后，一位赤膊上阵的球迷竟冲进场内推倒客队队员，数名干警围堵将其扭送出场。”^[10]37中国政府对足球暴力的介入度较强，也是造成暴力维度较低的原因。如1996年5月19日，1000多名济南球迷赶赴天津观球，并与天津球迷发生流血冲突。 “济南球迷协会用手机向山东省委、济南市委办公厅报急，省、市委办公厅又与天津市政府联系，得到 ‘派警车送山东球迷出津’的答复。直到24时，在球场内坐了三个小时的山东球迷才离开体育场，由警车护送启程。而这样的事件，在1995年的天津赛区也发生过，目击者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也是天津警方化险为夷，避免了恶性事件。”^[10]35总体来看，中国足球暴力强度较小，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大。

很少有人听说过奥运会中有多少暴力事件，但足球世界杯却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行为。足球暴力甚至可以追溯到世界杯开创时代。 “1930年，首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乌拉圭获得冠军后，愤怒的阿根廷球迷用石头袭击乌拉圭大使馆，使事态急剧扩大。此后，历届世界杯足球赛都难逃暴力阴影，足球流氓也总是与世界杯如影相随。”^[11]首届世界杯在开创了足球赛事的最高规格的同时，还为日后的各级足球赛事确定了一种堪称稳定的模式，而足球暴力事件也几乎成为 “标配”。

普通的球场暴力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人们至今仍在津津乐道足球王国巴西，但是未必知晓巴西人为足球付出的代价。 “在过去30年中，巴西有将近200人死于足球暴力，上千人因此受伤。球员、官员、警察和球迷的混战不管是在高水平球赛还是边缘草根阶层中均十分常见。”^[12]阿根廷同样遭受过足球悲剧的困扰， “球迷闹事、斗殴、枪击、火并等暴力事件酿成的惨剧时有发生。”^[13] 1997年12月19日，阿根廷的飓风队球迷与圣伦索队球迷发生冲突。 “飓风队一名24岁的球迷乌利塞斯被人开枪打死，另有8名球迷和运动员受重伤，造成赛场秩序大乱。”^[13]人们似乎更习惯于讲述潘帕斯雄鹰的故事，却时而忽略掉隐藏在阿根廷足球背后的原始强力思想与行为。

任何一种暴力事件都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很多学者将足球暴力活动解读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余绪。有作者指出了英国足球流氓的法西斯主义特性：“更有些足球流氓把新纳粹主义搬进足球闹事活动中。该组织行动诡秘，常常惹事生非而又不留把柄，在它的 ‘领导’下，英足球暴力出现了新动态：从主场向客场发展，从场内向场外发展，特别爱在足球赛举办城市的中心闹事。”^[14]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友谊赛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95年2月15日，英格兰队与爱尔兰队曾在都柏林有过一场比赛。 “比赛前，双方球迷便在市中心广场发生了摩擦。开赛之后，气氛更为糟糕。英格兰球迷呐喊 ‘不向爱尔兰共和军低头’，爱尔兰球迷则以 ‘你永远制服不了爱尔兰人民’回应。”^[15]足球涉及种族尊严和宗教信仰差异，而足球暴力则与此两者皆有关联。 “爱尔兰首都球场的骚乱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其背后是一些在英格兰活动的法西斯极端团伙，有记者指出了 ‘康贝特-18’ 这个组织，就是足球暴力事件累禁不止的祸根。”^[16]46足球的地域化、国族化与帮会特性在球场暴力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舒张。

足球的政治化并非一个新课题，恰相反，足球与政治的高度融合还可以折射出足球集团性的全新寓意。“萨仁特在都柏林事件后几天公开承认： ‘我们对英格兰队是否获胜不感兴趣，我的伙伴去赛场不只是为了打架，而且也是想去教训教训那些爱尔兰共和军的杂种。’这些话可以证明人们所说的北爱尔兰反抗者的军事化组织同英格兰的新纳粹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论点是正确的。”^[16]47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组织的领导人有可能是因为犯罪惯性而选择了球场暴力，也可能是被极端主义思潮左右，更有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仅仅具有犯罪学的意义，而不应当将其与英国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从足球集团性的角度看，可以看到足球所缔造出来的多维集团的鲜明特质。

足球的团体由球员集团、球迷集团和社会集团三方组成。球员集团负责足球的炫技功能，球迷集团承担足球的能量扩张，而社会集团对足球的干预呈现出远距离、无规律、松散性特征。三者中社会集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不然，社会集团作为足球的深度背景，一直是足球存在与发展的隐性力量。

3 球迷暴力的社会规制与引导

足球与很多高强度的竞技项目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文化。换言之，对立球队球迷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了敌意，而媒体在描述类似事件时也充斥了暴力性字眼。哈乌雷吉就关注过这一点：“在英语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正规动词是to beat，意即用棍子敲打：‘牛津联合队棒打加尔迪夫’‘格拉斯柯棒打国际米兰’等等。”^[17]暴力语汇本身就对受众有影响力，如果再配以鲜活的镜像画面，其对受众的精神干预力就更为强劲。球迷暴力行为是足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可接受这样的行为。即便在西方社会，人们也无法完全接纳极端性球迷的反社会行为。

兰伯特对球迷超越社会性规则的行为大体持宽容态度，但也关注到了其中的非大众性因素。 “尽管球迷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有价值的特征，但它对于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或许是无用的。”^[18]游戏无用论是中古时代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信念，因为游戏仅仅是一种休闲文化。但是，包括足球在内的游戏是一种足以主导人类创造能量的绝对核心部件。“这既包括作为一个公民的民主参与，也包括对就业及涉及健康、全球的基本人类需求等公共利益的参与。值得探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有道德的生活超出了足球所能给予的范围。球迷该如何应对这一疑问呢？”^[18]已有学者试图在概念学的范畴内解读足球观众和球迷的关系：“在足球魅力、球迷助战、足球社会化已日益成熟和一体化的今天，足球比赛不可能没有观众，而有观众就会产生球迷，球迷作为一个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环节，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管理。”^[19]比尔·莫瑞曾说： “1966年世界杯赛因促成足球在美国的繁荣而为人称道，但同时也因促使英国球迷场上滋事之风的盛行而遭非议。英国球迷经常在比赛期间将情绪付诸暴力，而且这一习惯在其后的20年中愈演愈烈，使得英国球迷 （尤指英格兰球迷）成为流氓的同义词。”^[20]但是，以足球流氓称呼这样的人群是否具有合理性，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有学者指出： “年轻人古怪或狂热行为是潜在的不平等、高压统治和加重惩罚的折射。”^[21]

无以否认，即便是真正的足球流氓，其对社会和自身的诉求也值得关注。“在Heimeger／Peter （1988） 所调查的球迷中，37％ 的人认为 ‘只有我们发怒且造成流血事件时，人们才注意到我们。’······这样，在一个社会里，社会标准呈现多样化，而且道德似乎是橡皮泥，人们可以根据条件和自己所需来塑造，我们将流氓解释为一种新型身份的先驱 （Blikert，1988）。”^[21]中国是一个组织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在此本体性背景的映照下，中国学者更多地看到球迷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周泽雄曾评述过： “这样一位球迷，难道会与法国世界杯时制造尼斯惨案的德国足球流氓没有区别吗？同理，我们那些在主队失利后老喜欢将矿泉水瓶扔向球场、对方球员和教练的家伙，与球赛结束后将环境收抬一新的日本球迷，难道会是同一种球迷？”^[22]此外，球迷群体中还有因信仰激励而生发出来的极端行为。

足球暴力问题可以更好地凸显足球的本性。总览现在流行于世的各种体育项目，足球是唯一有资格成立专门的足球观众学的，不仅如此，足球也是一个足以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表演学与观看学的体育项目。 “尽管所有球迷看的是同一场比赛，但他们实际上 ‘看到’的却是两场完全不同的比赛······他们把客观发生的比赛信息根据自己的心理期望有选择地进行了加工和重新处理，最后我们大脑中沉淀下来的关于这场球赛的信息就已经是被扭曲的了。”^[23]众所周知，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传播，由于媒体传播并非一对一的形态，而是一对多的形态，因此，媒体传播就可能会造成夸大事实的后果，进而蒙蔽受众。莫里斯也看到了媒体在制造球场恐怖事件中的不光彩作用，甚至将媒体看作是一种用来恐吓受众的机构： “媒体还会疯狂地夸张事件的状况，编造出有利于报纸销售的可怕故事。没有人可以否认，在极少数情况下的确会出现极端暴力的时刻，但有时媒体报道的方式让人觉得它们好像经常发生一样。”^[7]305在莫里斯的眼里，崇尚暴力的球迷仅仅是一种真实的自然人而已，而绝非所谓的暴徒，但 “在媒体的造势下，他变成了现代社会的 ‘民间恶魔’。”^[7]305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球场暴力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美国每年死于车祸人数约3万人，中国约20万人，球场暴力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远远不及车祸，人们却在疯狂议论着足球暴力对人类的危害。“在20世纪后半叶，许多作者声称足球流氓现象 ‘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质问 ‘它何时才会结束’？甚至有人提议效仿古法，禁止所有足球比赛。然而，考虑到20世纪末在现场观看足球比赛的全球观众的庞大数量，严重事件的数量少得令人惊讶。”^[7]306在很多时候，足球暴力的负面作用被人为地放大了。约·达特也曾说： “足球流氓的打架活动实际上只占微不足道的一段时间，然而却花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谈论它。”^[24]古特曼也认为人们对体育暴力的议论要比体育暴力本身的危害更大。“暴力几乎完全由仪式化的语言和手势组成，伤亡人数比一些危言耸听的人期望的要少得多。”^[25]170 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反复申明了的一个相似的主题，球场暴力对人的威胁远不如球场暴力报道对社会人的威胁大。所以说，足球暴力的影响力与其说来自球场，不如说来自媒介。

暴力现象是足球的一部分，也是人性的有机构成，人类无法根除。但是由于多数人不喜欢暴力，所以足球管理者大多反对过度暴力的赛场文化，借以维护一种健康的赛事环境。且以巴萨为例。“2003年拉波尔塔就任巴塞罗那主席后，俱乐部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俱乐部采用零容忍的策略旨在根除诺坎普球场的暴力根源。”^[26]由此引发的后果很严重， “拉波尔塔主席受到大量的死亡威胁和袭击企图。”^[26]当然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意见： “令人惊讶的是，最疯狂的建议是某些主教练提出来的，他们在极度苦恼中提出要将暴力分子淹死、枪决和鞭笞。据说一名主教练曾经说： ‘我认为死刑是很不错的制止手段。”^[7]309足球暴力美学充满了多维性。

其实，球场管理根本用不着如此严厉的措施，人们很快就看到了一些常态下的管理实效。 “法津不能容许人们在公共场所的角色错位。布鲁塞尔足球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肇事者被引渡到比利时接受审判。1985年北京的 ‘5． 19’事件发生后，为首的闹事者受到了法律制裁。”^[27]另外，文化观念的差异也会导致文化品类的差异。较诸风生水起的现代足球，中国的蹴鞠却走向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蹴鞠在战国时还是一种准暴力化游戏，到宋代就已变成一种完全无暴力的游戏。蹴鞠的历史就是一部祛除暴力运动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游戏精神的异化史，还是这项游戏形态的衰亡史。中国的喜感文化可以缔造出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诸多分支性文化，却无法缔造出足球之类的竞技体育。文化的差异性在此只能获得一种和解、互补与互渗，而无法真正消解。

4 结语

仍旧有很多人将足球看成是一种超越生死意义的事情。在这种超越性的文化符号面前，所有的存在物都失去了分量。足球的确是人性之恶的产物，正因如此，足球无法从根本上脱离暴力。曾经有人将足球的历史看作是一部球员们的炫技史，那或许是足球的表象，透过表象人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以球迷为主导并进而策动、演绎、迸发出来的足球暴力史。球迷群体高度的参与性不仅造就出足球迥异于其他球类项目的特质，还有效地扩大了足球的概念维度，并在更高的层面上扬喻、修正了足球定义。当球迷成为球场上的主导性力量的时候，足球也在颠覆自身乃至竞技体育的固有理念。面对真实的足球暴力，人们还会充满矛盾心态。更多的人不会迁就球迷在赛场内外的超体育行为，同时也在憧憬那种高度的参与性。人的社会性行为与球场空间生发出来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异感，由此也可以看到足球的双重品格，足球在缔造一种现代文化的同时，也高度兼容了史前文化的诸多内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