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运用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去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以George Herbert Mead和Herbert Blumer为代表的微观学派主张社会并非由宏观结构组成,社会的本质只能发现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行动和关系^[1],而法国社会学家Gurvitch则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社会现象”,即使对整体进行划分也不能脱离这一研究主旨。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George Ritzier和James Coleman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的综合问题。社会学家Norbert Elias所提出的“过程社会学”理论也进一步印证了二者相互结合的优势与可能性。可以预料,两者之间实现相互借鉴和融合是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体育与社会现象之关系、体育与人类社会行为之关系、体育内部的结构与各结构间之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同社会学一致——逐渐实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但目前两者的结合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尤其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由于长期受到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影响,关注对象也多为体育社会功能、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政治等宏观议题,对于体育中的社会化问题、亚文化问题、群体问题等微观层面的问题关注较少。而学界对于微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清晰的认识。这不仅局限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综合发展,更会造成对“人”这一体育运动主体的忽视,进而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力图进一步细化分析和梳理微观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及所应用的研究领域,旨在为今后我国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1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之关系

早在19世纪中叶Auguste Comte建立社会学学科研究体系时,宏观社会学就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被加以分析和应用。之后,é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实证主义范式得以丰富和发展。随着20世纪美国社会学家Talcott Parsons的功能主义理论发展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理论,宏观社会学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注于小群体分析的微观社会学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学家更加迫切地寻求一种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方法来了解现实社会。微观社会学研究能够更加贴近社会,能够推动从经验观察到理论验证之间的跨越,也更加具有实用意义。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是不同视角、不同理论和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结合与互补,因此,无论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各具有何等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二者的融合与贯通都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走向。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言:“对于社会学研究,不能把微观与宏观、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也就是‘个人述说’与‘宏大叙事’人为地截然对立起来,‘个人述说’只要涉及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同样,‘个人述说’只要运用了概念,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2]

虽然社会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正在由分化逐渐走向相互借鉴与融合,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却始终难以突破宏观视角的局限。通过梳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发现,偏向于宏观的研究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体育与政治经济、运动员分层与流动、体育与城市发展等宏观性议题反复出现于研究领域之内。在欧美等国家逐渐重视对小群体和微观个体研究之时,我国却对此较为忽视,因此,有必要搞清楚体育社会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真正付诸实践。

2 微观体育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领域

2.1 个体行动与社会意义:符号互动理论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

符号互动理论不同于社会学研究中比较流行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转而以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所产生的意义为关注的对象。深受米德影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Herbert Blumer于1937年正式提出了符号互动论^[3]。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个体在做出行动时有许多态度和选择,而这些态度和选择以个体彼此互动所创造的社会意义为基础,并由此得出了符号互动论应用的三个基本前提。首先是个体赋予身边事物以不同的意义并以此来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次是事物自身的意义来源于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第三是个体在面对某一事物时会加以演绎,从而改变其原本意义。在符号互动论的应用者看来,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人类如何定义其社会世界并赋予意义,且这些意义又是如何成为认同基础的,也更加关注人类彼此产生的现实生活所具有的情景和过程。符号互动论者并不以实验或者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探寻事物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采用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获取行为和事物所具有的关系和意义。因为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任何事情都无法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来供研究者调查,正如美国社会学者McCall和Becker所言:“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确定的,正在展开事件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4]

运用符号互动理论研究体育运动时更多关注到人们如何形成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各种意义和认同,以及这些意义和认同又是如何作用于人们在体育运动相关的选择和行为上。总体来说,符号互动理论应用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大体可分为关于体育社会化(指体育与人的社会化)的研究、关于体育亚文化的研究和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三类。

2.1.1 关于体育社会化的研究

符号互动理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4年Mead把“游戏”用作同源物的研究,Mead在研究中指明了“游戏阶段”和“竞争阶段”在儿童体育社会化中的重要性^[5]。Mead认为团体体育比赛中的儿童通过扮演不同位置的角色来认识自己扮演角色和其他角色之间的不同之处。Mead通过将儿童从游戏阶段进入竞争阶段所发生的不同变化,诠释儿童“自我”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在Mead的引领下,符号互动论者开始对体育社会化做进一步的细化分类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首先是对运动员形成过程方面的研究。运动员作为社会大众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群体,其在思想观念、行为认知和职业特性等方面同其他群体有着较大的差异。借助符号互动理论可以从微观视角探寻影响一名普通社会个体成长为运动员的各种因素,这是宏观体育社会学理论无法涉及的。Donnely和Yong通过收集登山运动员和橄榄球运动员的人种志观察资料及访谈记录,指出成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运动员是一个长期的认同构建与认定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从相关群体处得到一定的鼓励和报酬,还需要掌握所参与运动项目的知识;学习和遵守所在运动队的各种规范和准则;赢得运动队其他运动员的认可;与其他运动员进行交流和互动,进一步强化作为运动员的自我认同等^[6]。Donnely和Yong为运动员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运动员社会化需要习得必要的社会规范,运动员的成长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管理体制、教育模式、职业形式、社会规范等宏观因素,其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持续发生作用的、易被忽视的微观因素,这显示出符号互动论可以弥补之前宏观研究中的诸多不足。

其次是关于青少年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宏观视角的功能主义理论是分析青少年体育社会化问题的主导理论,强调体育参与对青少年性格塑造和社会规范养成的积极意义,例如通过参与体育比赛来促进青少年的规范遵守意识、合作意识、拼搏意识等,甚至强调体育参与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培养是不可替代的、可迁移的。但事实上,功能主义理论者过度夸大了体育参与对青少年社会化的作用,其分析中并未包括性别、年龄、同侪、社会活动参与、家庭教育等其他因素,使研究结果难以保证研究效度。因此有必要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开展青少年体育社会化研究,尤其是对青少年体育参与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我认同,同教练、队员、比赛对手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因素进行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Fine在对青少年棒球联赛的研究中指出,符号互动理论可以考察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双向社会化过程,有效地考察青少年在运动中所形成的关于自己的意义和知识体系,并探寻出这些意义和知识体系如何在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以及人际交往中产生作用。符号互动理论也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所形成的独特个体意义和知识体系是如何帮助他们接受和内化教练和家长对其所进行的规范和道德教育,甚至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定义是如何进行吸收和内化的^[7]。美国学者Theberge对加拿大冰球队进行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队员赛后的更衣室内。他指出队员在更衣室内密切的练习使团队成为了一个拥有自身动力和内部组织的“社区”。队员在更衣室内实现了团队整合,形成了一些关于性别、同伴合作、家庭情感等社会化方面的思想和认知。认为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关系发生的,这种关系涵盖了青少年同队友、教练、裁判、观众、比赛对手等诸多体育参与个体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于比赛所带来的积极作用^[8]。

最后一类是借助符号互动理论对运动中断及运动员退役问题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化问题,既要关注个体在体育运动中如何获取有效的社会化信息,同样也要注意体育运动是如何伤害或打击到体育参与者的。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借助冲突理论中的“异化理论”,而运用符号互动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式,考察出现运动劳累和运动中断的人是由于何种原因远离体育的。美国体育社会学家Jay Coakley认为一旦运动员发现自己除了运动员之外没有其他身份时,或自己的运动期望以及运动队的团体认同长期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会产生终止运动的选择^[9]。

2.1.2 关于体育亚文化的研究

对于体育文化的研究属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宏观层次,而对于小群体内部的亚文化研究则属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之内。不同的群体对于事物和行为的认同会有差异,这种差异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形成该群体内部的亚文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符号互动理论就被应用于体育文化独特性方面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在Robert Ezra Park等芝加哥学派社会人类学学者的影响下,符号互动理论开始逐渐应用于体育亚文化的研究^[10],通过观察和访谈来了解运动员、教练员、比赛观众等体育参与者在体育运动中的社会互动。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通过研究某一运动员从接触某项目到退役所表现出的互动,以及冠军、比赛、伤病等因素对于运动员的个人意义,同时对于运动参与者从参与之初到长期参与之后态度和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来总结运动员在长期的体育参与中所形成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

到了20世纪70年代,体育亚文化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特定体育项目的独特文化特征方面。符号互动论者认为只有明确了某个体育项目之中的亚文化,才能充分地理解在亚文化之中所发生的各种行为。研究者通过考察特定运动项目参与者在运动过程中所进行的互动,以及一些事物和现象在该项目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来说明这一运动中独特的文化特征。例如美国社会学家Tim Curry考察了摔跤运动员对于训练和比赛中伤痛的态度,认为伤痛已经由一种自我破坏性的体验变成了一种积极性的体验,且成为了优秀运动员证明自己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成为了运动员群体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标准。这一研究很好地证明了意义与认同对于形成亚文化的重要作用^[11]。

2.2 群体动力与行为效应:群体动力理论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

群体动力学是现代微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群体动力的概念来自于德国著名心理学家Kurt Lewin所提出的群体动力理论。群体动力,就是指“群体中的各种力量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12]。群体动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40年代,移民问题、犯罪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层出不穷,困扰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社团发展、社团福利、群体性教育等迅速发展,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Lewin根据物理学中的“力场”理论来分析群体行为的产生原因及演化规律。群体成员行为的动力来源于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情感情绪的交织感染,这种行为的形成既来自于成员个体的行为观念,又来自于整体性的群体氛围。群体动力学的内容可以分为群体内聚力、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领导方式与群体生产力、群体目标与群体成员动机,以及群体的结构性五个部分。

2.2.1 关于运动员偏离行为的研究

由于自身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运动员在生活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尤其对于专业或职业运动员来说,其训练内容、比赛计划、培养模式等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运动员的群体性较为明显。按运动员的群体性分类可划分为以职业为标准所形成的运动员大群体和依运动队划分所形成的运动员小群体,同时依据运动项目、性别等还可以对其群体归属进行划分。获得比赛胜利这一目标,加强了运动员群体成员之间的团结意识和趋同意识,运动员之间会形成一定的效仿作用^[13]。运动员群体内部一旦有人产生偏离行为,且产生的目的与群体目标之间的结合较为紧密,就会逐渐在群体成员之间形成一种效仿效应。一旦偏离行为形成一定的规模,就会成为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区隔标志,这就会进一步增加其他成员对偏离行为的效仿^[14]。具体而言,群体效应对于运动员偏离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群体压力、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群体压力。运动员群体都会具有一名或多名示范作用明显的核心成员。成绩好的运动员在群体中的示范作用较为明显,尤其是奥运会、世锦赛、全运会等大型赛事的冠军,所引发的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效仿更为显著。在这种效仿作用下,群体成员之间会形成一种群体区隔或群体压力,即群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都应该以核心成员的行为作为标准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无论新成员、老成员,只要处于群体之中就要服从于这一区隔或压力,即使是一些非正常的偏离行为,群体成员也会在压力下去效仿。

第二,群体目标。运动员的职业目标较为单一,就是通过训练和参赛获得理想的运动成绩。而对于团体性运动项目而言,目标就是获得团队胜利。在这样一种单一的群体目标下,群体成员的行为也相对单一,运动员所采取的多数行动都会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群体行为之间的效仿作用也因此得到强化。

第三,群体规范。群体规范并不等同于群体规则,其虽然没有明显的强制性,但是依然划定了群体成员的行为许可空间,即行为从允许到不允许的范围。就群体规范而言,其既可以是一种明确的规章制度,也可以是一种非正式的约定俗成。前者如训练制度、请假制度等,强调对运动员的他律;后者如一些基于运动员文化和运动项目文化而形成的行为习惯,其更多的是强调运动员的自律。一些非正常的偏离行为已经成为运动员获得比赛胜利的常规手段,且这种常规手段已经得到了群体成员的认可,并逐渐上升为一种群体规范,及形成一种群体区隔。在运动员看来,一些类似于故意犯规、参与集体性的赛场暴力、服用一些提高身体素质的违禁药物等偏离行为并不属于“异类行为”,反而是作为运动员所理应具有的一种为获得胜利而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进而将这些行为作为一种群体规范来区分和规范群体成员。

2.2.2 关于非政府体育组织与体育社团的研究

体育社团与体育组织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久的互动过程,体育组织和社团的成员及目标功能也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们的体育需求及相应的体育行为也在不断精细化和多元化,这催生了更多的以满足小范围群体体育需求为宗旨的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目前我国对体育组织和社团的研究关注度较高,但是大部分都从宏观角度对组织和社团的形成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而对组织和社团内部深层次的分析不多。

在竞技体育领域,各运动项目在管理上采取“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同构”体制,而在社会体育领域,体育政府部门从组织到协调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干预能力。原有的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管理体制在体育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非政府性质的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也由此进入到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非政府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在形成、运行、发展等方面都表现出参与主体的自发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对于目前自上而下的政府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非政府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行为互动、价值观统一度、目标一致性等因素对于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为群体动力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张铁明等人以河北省183个村庄的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为调查对象,依据群体动力学理论提出活动效应、交往动力、情感动力、价值观动力、宣传动力五个假设来判断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群体动力效应的形成,结果五个特征变量均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农村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管理启示^[15]。

同时,群体动力理论中的群体目标分析以及群体结构分析可以为非正式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的发展演化方向提供一个理想的分析视角。而通过对成员间互动行为以及凝聚力的分析可以研究非正式体育组织和体育社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亚文化压力。

2.2.3 关于运动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运动队的研究较丰富,涉及职业运动队和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我国学者多集中于对运动队管理以及队伍长远发展的探讨,缺少对队伍内部人员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分析。运用群体动力理论,首先可以对运动队的凝聚力进行分析。良好的群体凝聚力能够进一步激发运动员的群体整合效应,进而形成理想的心理优势,从而保证运动员在比赛中正常甚至超常发挥,取得理想的运动成绩。应用群体动力理论来分析运动队群体凝聚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从群体内部的竞争来分析群体凝聚力的问题。Mills(1969)研究了步枪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同其群体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其将180名运动员随机分配到竞争组和非竞争组之中,通过测量个体对他人的尊重、个人感到他被同队队员接受的程度、个体在失败时相互指责的情况这三指标,指出竞争组的运动员更能表现出相互尊重,促进运动员之间的理解和适应^[16]。第二,从群体结构的稳定性以及群体内人际关系来分析群体凝聚力的问题。Donnelly(1975)的研究认为群体结构越稳定,运动队就越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16]。对于一些强调团队配合的集体性运动项目来说,从群体动力的视角分析应进一步强调运动队成员的稳定性,注重运动队内不同位置、不同技战术特点的运动员能够长时间在一起进行生活和训练,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提高相互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而不应该频繁更换运动员和过于强调某一个运动员的技战术地位和团队主导性。第三,从群体目标来分析运动队群体凝聚力的问题。张忠秋(1996)从群体到个人对国家男子排球队进行目标设置,并努力协调群体外在目标同个人内在目标之间的关系,提升了运动员的群体凝聚力。第四,从群体领导方式分析运动队群体凝聚力的问题^[17]。孙有平(1997)的研究指出:实行民主领导方式的运动队比家长制和放任制领导方式的运动队,其团队运动员之间更加和谐友爱,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参与意识和集体意识也更强烈^[18]。

此外,因为群体成员所奉行的一些亚文化和与之产生的各种行为多数来自于群体压力以及群体所遵照的目标体系,运用群体动力理论可以对运动队成员间的各种亚文化和行为方式做出分析。

2.3 角色与形象:拟剧理论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

拟剧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提出,也被称为自我呈现理论或者印象管理理论,是角色理论在许多方面的逻辑延伸。戈夫曼师从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因此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角色理论的影响,其在布鲁默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并发展了角色这一概念。人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展现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形象,同时也在管理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形象。戈夫曼发现了实现印象管理并且蒙蔽他人而对角色进行巧妙处理的方式。戈夫曼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人们面对面互动的微观分析,这种分析的方式促成了体育社会学中诸多领域的研究。拟剧理论主要包含两部分:首先,人通过符号进行表演,目的是赢得观众的认可;其次,把表演分为“前台表演”和“后台表演”两个部分。

拟剧理论运用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只应用于部分研究个别观点的印证上。拟剧理论可以应用于对体育运动中小群体组织成员间“资格认定”问题的研究,例如运动队成员如何得到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资格认定,新加入运动队的成员需要以较快的速度洞察队内所奉行的集体观念和亚文化,并且判断出队内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形象具备哪些特点,以及成员之间对于彼此形象的期望水平,然后根据这些观察所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而表现出能够让其他群体成员接纳的形象,这样其他成员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运动能力及队内地位产生接纳的态度^[19]。同时,Muir对网球俱乐部运动员的技术排他性的研究也很具有借鉴意义,即运用拟剧理论来分析低水平运动员(队)如何通过与高水平运动员(队)的比赛来提高技术,以及高水平运动员(队)如何相互协商从而避免与低水平运动员(队)接触,这种技术排他性是通过运动员(队)对自身形象的刻意塑造来实现的,即通过对对方形象的解读,进而树立自身形象来拉近或疏远彼此之间的距离^[20]。

2.4 小群体研究与分析:行为主义与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

小群体是社会关系的独立主体,位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初级层次,相对于大群体来说,相互之间的互动和行为关系更具直接性^[21]。社会学领域对小群体理论的关注始于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霍曼斯受功能主义理论体系的启发,认为社会的最小系统群体是构成大系统的基础,对小群体研究可以推导到社会和文明层面。他主张社会学应从不真实的抽象回到明确的事实中去。霍曼斯对于小群体分析采用类似于控制论的方法。他的分析前提有三点:首先,根据一定数目的群体要素分析群体行为;其次,把群体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或环境中存在的社会系统进行研究;再次,通过要素之间的联系说明系统的动态。对于小群体过程的研究,行为主义学派主张采用群体四要素分析法。四要素分别指互动(小群体成员互动的频率和持久性)、活动(小群体成员有组织的活动)、情感(小群体成员的内心状态)和规范(小群体成员恪守的群体规则)。霍曼斯认为,以上四要素构成了群体的社会系统,对于小群体的分析必须要基于以上四要素。霍曼斯对于小群体的研究认为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率越高,相互之间的情感越深厚;群体成员之间互动越频繁,群体活动的一致性越高;成员在群体中地位越高,其自身行为就越符合群体规范。随着小群体研究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小群体,逐渐扩大到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联合体,甚至运用到整个社会阶级的研究中。

虽然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未明确提出行为主义这一理论,但是在一些关于运动队、球迷群体行为、健身人群以及体育组织的研究中都对该理论有所涉及。在对以上小群体进行研究时,行为主义学派可能很少提及影响小群体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宏观因素,反而对于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地位、目标等微观因素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例如对于球迷越轨行为的研究。研究者把球迷群体看作是一个长期存在互动行为的小群体。他们在比赛过程中保持有较高的目标一致性,同时相互之间的交流、呐喊、宣泄情绪的互动行为频繁发生。在球场上球迷群体保持有一种较高的情感一致性,即所谓的“情绪传染”。这种群体之间情感的一致性在群体成员表现出恐慌或混乱时尤为明显,当其中地位较高的球迷表现出越轨行为时,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忽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转而产生相应的越轨行为。在对运动队进行研究时,行为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脱离之前关于群体外部因素的探讨,转而将研究点设置于群体成员之间,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了解运动队成员之间如何在训练和比赛内外进行沟通和互动,了解运动队内部遵循的集体情感和群体亚文化,了解除明确规范之外群体成员自我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以此来判断运动队成员的群体行为,以及运动队所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方向。总之,体育运动参与的形式多样性和集体性意味着在体育运动当中会出现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的小群体。这些群体的行为和态度不仅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约束,还会受到群体成员之间情感和行为互动的影响,因此,在宏观体育社会学难以有效解释的情况下,微观体育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3 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局限性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而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很难单纯地借助某一种理论或方法来分析问题,因此不同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借鉴和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微观体育社会学有其相应的研究理论与分析视角,自然也存在其研究上的局限性。

首先,分析视角上的局限,主要体现为忽视社会背景因素。微观体育社会学注重研究体育运动中作为微观个体的人或小群体,分析其行为、态度、情感、目标等因素,也会造成对外部因素的忽视。

人的生活、工作、地位、人际关系、行为习惯等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体育运动作为人的活动,也会因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背景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虽然更深入,但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大背景,导致其与社会现实产生不同程度的背离和脱节,造成研究结果的偏离。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微观社会学源于美国的社会学流派——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更多采用一种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注重意义式的定性分析。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默在开展微观社会学研究时,提出了一种理想的研究模式,将其分为探测和检查两个连续的阶段。在探测阶段中,研究者要尽可能地搜集研究对象的各种资料,即必须运用参与式观察、访问、自由谈话、田野调查等方法,尽可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工作、生活、情感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检查阶段,布鲁默提出最重要的方法是比较提问,即将收集的资料同研究假设相比较,同其他学者研究的相关问题相比较,来加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22]。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同于之前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关于社会事实的检验,而是将问题直指实施背后的意义,例如“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否反映了某种意义”等问题。总体说来,虽然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突出了对事实背后意义的探索,资料的收集也更加深入,但应用到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单纯的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避免事实材料隐瞒或者遗漏等问题,受研究对象主观性的影响较大,使得研究者无法准确判断和及时修正,最终无法得出一个客观准确的研究结果。

4 结语

我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从引进之初到逐渐发展进步,始终在宏观研究的视角之内,未给予微观的个体或群体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在我国难以有效开展,应进一步明确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上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领域。其次,在倡导微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同时,并非要摒弃传统的宏观体育社会学研究。唯有将微观体育社会学和宏观体育社会学二者结合起来,在上位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实现进一步的综合,才能真正地实现我国体育社会学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