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和现代中国人的奥运会梦想以及附属的金牌焦虑症都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对奥运金牌的渴求之欲得到了国家机器的推动并衍生成为一种全民族的焦虑症。中国体育人一度无法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也一度无法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中国人还额外地承受着“东亚病夫”的恶名,这便是近代和现代中国体育、文化乃至民情领域的状况。由于儒家文化对身体的歧视作用,体育在近代中国的不显地位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当年的中国体育人间或会淡忘奥运会存在的合理性,尤其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对于奥运会体系内的体育运动的想象之门几乎彻底关闭,而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中国人的奥运会金牌梦再度得以激发。中国人为来自西方的现代体育几乎奉献了远超体育本体的热情。

1 儒学教义对中国体育人精神的阻滞

胡伊青加对战争和游戏有过清醒的判别:“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功能,总是预设了约束性的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要求对其游戏性质的承认。只有当战争的参与者彼此承认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对手时,我们才能说战争是一种文化功能;换言之,战争的文化功能有赖于它的游戏性质。一旦战争在平等的领域之外进行,一旦对方团体不被当人看待因而被剥夺了人权,成了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与‘没有律法的小动物’,上述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完全丧失游戏性质;而只要交战的双方为了他们自身的荣誉而接受某些限制,战争就会保持在文明的限度内。”^[1]113当真实的战争降临于世时,游戏的战争寓意就会消隐。面临真实的战争威胁,人们参与自然游戏的动机就会降低,甚至暂时性地消失。中国人也不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期间,国人面对的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放弃或暂时搁置身体游戏。放弃或暂时搁置游戏或许可以使一种罹患心理顽疾的人获得解脱感,却无以为其带来绝对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任何一个中国人其实都不愿意长期地充当阿Q式的精神自慰者。阿Q现象是中国文化出现极端性退化时的产物,并非一种恒久性的存在,更非一种文化常态。抗战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旧是中国人渴求证明自身强大的时间节点。大而言之,在近代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体育人的精神自救与身份提升事宜并未兑现,而真正帮助他们实现精神自赎与身份自新的恰是展示举国体制特殊性价值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质言之,举国体制的短板在于运动员失去了所谓的自由。古特曼将体育的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总是强调个人主义,当一个人不被制度规定所限制和束缚时,这种个人主义就会在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之下盛行。亨利·戴维·梭罗选择依靠自己,并宣布完全独立于社会。哈克贝利芬离开‘前往边疆’(for the territory),在那里他可以免受波利姨妈的管束,以及被‘文明化’(sivilize)的种种经历。自由传统的另一方面,即后来发展成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那一方面,强调的是在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下盛行的个人主义,即一个人能自由地在众多选项之间选择,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行动。这与那些以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为例的斯巴达式的缩减生活需要是相反的。对于这种自由的观念,社会组织从传统到现代形式的转变代表的是一种纯粹的收入,是每个人最大化自己潜力的一种扩大的机会。”^[2]180举国体制下的中国运动员更接近斯巴达式的体育类型,游离于两种自由之外。古特曼进而认为:“这两种自由观念之间的平衡在体育中要比在其他现代机构中看得更为清楚。那些在体育盛会中完全将团体体育项目排除在外的极度个人主义的希腊人,同样也是那些在无休止的战争中精疲力尽并将自己的独立自主输给了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极度喜爱战争的希腊人。现代体育,甚至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希腊运动会是不同的。例如,月球旅行或者是到东京的航班,他们都要求高水平的合作。他们要求我们必须放弃一部分的‘消极自由’,而‘消极自由’的最纯粹的表现形式是自发的游戏。”^[2]181中国的运动员之所以游离出所谓的自由境界,主要还在于其担负着集体主义、仪式重构以及富有教化意味的团结人心之类的职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体育不可能和欧美体育相同。在国家至上的立场上看,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是中国体育战略的设计者、制定者和实施者,中国体育人也因此成为这些政策最大的受益者,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奥运争光战略及之后出现的体育强国战略便成为中国体育人的受惠保障。

中国现代体育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源于举国体制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但举国体制并非中国独有。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举国体制了,其中以日本、韩国、英国为代表。特别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关注并借鉴了中国的做法,搞起了举国体制。英国在自己的体育制度内适当添加了一些举国体制的元素,结果在里约奥运会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以27枚金牌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二。2013年以后的日本乒乓球及羽毛球界也曾经效仿中国的训练体制,凭借举国体制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日本乒乓球获得男团亚军、女团季军,水谷隼还击败了许昕,获得男单季军。在纯竞技的世界里,任何一种制胜之道都不应该受到歧视,作为中国制胜之道的举国体制同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其实,举国体制本身无可厚非,它与其他体制一起,展示出体育制度的生态多样性。换言之,无论何种体育体制,只要它是为了提升了体育主体的竞争力,最终获利的都是体育本身,因此,即便奥组委这种高度捍卫体育纯洁性的国际高端体育组织,对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极为认同,因为它为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模式。在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官员眼中,无论中国的举国体制发展到何种状态,最终的胜利者也只能是奥运会、奥组委以及全世界所有信奉、认可奥林匹克理想的民众。在此视野上考量,中国所积极倡导并执行的举国体育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仅仅是拿纳税人的钱搞政绩工程,它也未必仅仅体现中国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政惯性,它展示的是体育制度的多元性价值。

当然,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有改进的空间。在英美法系的视野下,或许现代中国的举国体制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体育是一种无害化的保障性体系。退一步而言,任何一种体制都有短板,举国体制的真正副作用体现在它所导致的文化均衡性的短暂消失的层面。质言之,现代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仅仅削弱了中国道教哲学中个人性的逍遥精神和儒教文化中的学养至上以及反游戏主义的理念,并由此导致非隐秘化、个人化、多元化社会机构活性的相对下降,从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失衡。

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在文化的至高地位上享有话语权,而中国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曾经回忆过他和英国人庄士敦的特殊情感关系,并详细描述了自己受庄士敦影响而对中国的服饰、书法、音乐等传统文化感到不自信甚至厌弃之感^[3]。一代皇帝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对自己文化的恶感则更为严重,而中国社会在随后爆发出来的一系列背叛、攻击甚至虐待传统文化的行为,其根源就在于对本国传统文明体系的恶感方面。姚国华曾经评判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的严重性:“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索就消失了,按照康德的逻辑就是不可能有思想的。”^[4]强烈的历史受辱感给中国人带来了长久的判断力混乱病症,而医治这种病症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体育赛事的仪式治疗手段。一度遭受过儒学集团歧视的体育人最终反倒利用仪式给儒学集团施行集体性心理医疗,并构建出一种弱势的体育人对强势的儒学集团的拯救工程。历史的自然律已经给中国开了个玩笑,一种充满奇幻性的反讽就此呈现。

2 现代体育人对近代体育价值观的背离

任何一种健全的文化中都充满了均衡感。中国文化缺失的并非一种柔糜、奢华和婉约的生活理念,亦非一种高亢、简单、粗野的刚性素质,而是一种兼具两者的均衡状态。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中蕴含有刚与柔两种文化取向。现代实用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其他大型体育赛事同样以均衡性见长。它们不仅可以给中国人带来阳刚、开放和蛮力的强悍人格,同样会强化一种极具流行元素的自然性、私密性的娇柔婉约之风。虚拟的战争机构无法给中国人带来真正的强大感,因为真正的强大是一种安静、悠闲、旷达、柔美之境。在传播学意义上看,姚明在中国和美国的形象都很好,姚明的最大特点是安静。“在美国人眼中已经是中国人形象代表的姚明,他在9年的NBA职业生涯里,只有一次被裁判驱逐出场,技术犯规的次数也屈指可数。遇到对手故意挑衅,姚明会用一笑了之去化解。他的大度、谦和、内敛不但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还让世人看到了在东方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中国人的高尚品格。”^[5]通常而言,安静型人格是内心真正强大的标志,而姚明也的确体现出内外合一的心理与行为状态。

必须探讨一下中国近代体育滞后的深层原因。在游戏至上的文化语境中,中国近代体育的主导权仍旧掌握在士人手中,而士人的精神得到解放后,首先获得高度发展的是士人的传统技艺,即那种优雅、精致、婉约的文化品类。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界一度掀起了一股探索民国文化特质的潮流,民国热的背后寄托着人们一种对逝去的美好文明形态的怀念之情。质言之,近代士人所缔造出来的辉煌的文艺业绩以及生活化的体育形态都显得十分自然合理,充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天真浪漫的色调,而现代体育人所从事的游戏更多地带有严肃性,也更接近胡伊青加所说的被神圣领域所吸收的游戏种类,是一种宗教性、群体性、非主体性的游戏,而非世俗性、个体性与主体性游戏。

即便是在近代,中国人的游戏精神也仅体现在哲学、音乐、文学、美术等层面,体育一直是近代文化中的短板。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除却近代士人集团不太重视身体美学之外,还和近代士人对游戏类型的选择有关。中国近代是一个武士精神和文士理想融合得很好的时期。中国近代文士大多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捍卫游学的正当性。他们最常见的身体行为便是游学而非其他。

中国现代体育崛起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产物,还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附带性结果,更是国家主流思想更迭后派生出来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家和墨家思想有机地替代了原先的儒家和道教思想,法家思想的强力主义、墨家思想的尚侠主义,都成了中国体育的后援性精神力量,它使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存在具有了文化演进的合理性。法家和墨家思想的回归在给中国文化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导致中国的现代文化滋养元素出现了相对单一的迹象,并最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出现了营养短缺、本体变质、背景换位、品种逆转的现象。换言之,中国现代体育的崛起本无任何过错,因为它为中国人带来了仪式性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愉悦感,而其短板在于它灭失了中国文化中另外一极,即强力地抑制了柔性文化的发展空间。胡伊青加在论述艺术中的游戏因素时曾对音乐、舞蹈、雕塑艺术的游戏性作出过阐释,连接各种艺术游戏性的媒介则是仪式。“一切真正的仪式,都是被唱着、被跳着与被玩着的。”^[1]204古特曼也曾经辨析过体育与艺术的纠结:“我们可以回到福雷斯奈特的论点,他认为体育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关于多种多样的古希腊宗教仪式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可以通过供奉来取悦诸神······音乐、舞蹈、诗歌、戏剧和体育竞赛’。‘花环运动会’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地方运动会,的确都是人们取悦诸神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体育和音乐、舞蹈、诗歌、戏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是同一类事物。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体育和艺术的关系与福雷斯奈特的观点恰恰相反。古希腊的体育有一种外在性的目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不是体育了,而是宗教仪式和艺术的表现形式。”^[2]27如果从宗教学、仪式学和表演学的角度认知,体育和艺术的界限几乎消失。中国近代体育和近代文化艺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两者在游戏性上不仅具有同质性,并且一直呈现出一种协同发展、共生共进的格局。

近代中国体育的非锦标主义思想看似不符合国际惯例,却高度吻合了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观,同时也符合体育的游戏性特质。中国的近代体育和近代文化艺术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顾拜旦曾经阐释过人类文化平衡性的绝对价值:“青少年往往为陈旧、复杂的教学方法、愚蠢的放纵和鲁莽的严厉相交替的说教以及拙劣肤浅的哲学所束缚而失去平衡。我想这就是为何要敲响重开奥林匹克时代的钟声的原因。人们早就希望能够复兴对强健肌肉的献祭。我们把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运动功利主义同古希腊留传下来的高尚、强烈的观念结合起来,开辟奥林匹克新时代。”^[6]73真实的情况更加令人感动,世界上并不存在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无上的社会理想、法学体系以及价值观念。顾准曾说:“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7]在此原理上推演,最好的价值观首先要适合固定的人群,其次要有多元性的呈现方式,再次则须有相互转化的空间。

还应回到近代。中国的近代体育一直存在于一种体育和生活、体育与时尚浑然不分的语境中。中国的近代体育仅仅缺失的是锦标至上的理念以及获取锦标的实力,然而,近代体育并非一种专门为获得锦标而刻意打造出来的体育。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中国近代体育的地域性存活重心在大都市,体育一直是近代大都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可在顾拜旦在1896年第1届奥运会正式报告《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必然趋势》一文中找到奥运会和大都市紧密关系的论据:“重建奥运会被一致通过。我们提议首次举办奥运会定在1900年,但是,在比凯拉斯建议下,认为把日期提前到1896年是可取的,雅典被选定为它的开幕地点。第2届奥运会计划1900年在巴黎举行,然后将每隔4年轮流在世界各个大首府举行。”^[6]18上海显然符合这一条件。拍摄于20世纪30—50年代的电影《体育皇后》《化身姑娘》以及《不夜城》中就出现过体育镜像。三部影片不同程度地展示出当时上海市民的体育生活。现代美术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体育的美学价值:“体育与美术都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显现,体育是人类体质与力量的完善与展现,体现了力量之美······二者都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存在,因而,以美术的力量表现体育的力量是一个永久的题目。”^[8]中国的近代体育仅仅失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锦标,其所捍卫的是一种体育的原始意义。在快乐性、常态性和实用性层面考量,中国近代体育并非处于一种没落的态势,它所呈现的恰是一种反锦标至上主义的常态化能量,展示出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相吻合的格局。中国近代体育的普适性还体现在与相关文化类型的高度匹配方面。当近代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低端之时,中国的近代文化却展示出朝阳般的气象,出现了严复、胡适、鲁迅、曹禺、茅盾、老舍等世界级的文化人群体,医学和科学领域也才人辈出,涌现出了医学家林巧稚、汤飞凡、张孝骞,物理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数学家熊庆来、华罗庚、钱伟长、苏步青,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侯德榜,水稻专家丁颖,建筑学家梁思成,地质学家李四光等集群性的世界级人才,艺术世界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明星,他们中不乏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徐悲鸿这样的大师级画家,音乐界则有黎锦晖、陈歌辛、聂耳、阿炳、贺绿汀等杰出人士。而集音乐、绘画与文学才能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令人感到惊艳,他们以李叔同、丰子恺师徒为代表。中国近代文化昌盛而体育缺位,这种现象已经构成一种非均衡性发展的态势,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更值得人们关注。

在仪式学的质的规定性的框限下,现代体育尽管有脱离原始游戏的趋势,却永远也无法脱离游戏的本体。换言之,体育不可能成为一种孤立的社会存在,体育赛事本身是一种强大而显赫的仪式,而每一项成熟的体育项目也都有其鲜明的仪式感。在游戏核心的场域内,中国近代体育虽然未曾体现出压倒性的竞争力,却将游戏的重心让位给了文化和艺术领域。近代文化再度体现出社会和文化的均衡性、多元性和兼容性原则,与之相反的则是现代体育。质言之,现代体育之所以取得极高的成就,完全是将游戏的多元性分解后的产物。文化、艺术乃至科学开始凋敝之时,同样意味着文化共同体中的游戏精神的失衡。在此意义上审视,中国人在现代体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固然可喜,而其代价之高,亦着实令人惊诧。由此可见,现代体育界部分学者对近代体育弱势化现状的抨击和否定其实并不公平,也并未看到事物的本质。

3 体育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艺的融合剂

深度解读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的本质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中国近代文化艺术繁盛而竞技类体育不兴的现象完全是游戏品类失衡所致,而其背后则是儒教和道教的综合性文化能量弱化的结果。儒家的文儒化教化理念和道家的逍遥性文化传统给近代士人提供了丰富的符合国情的文化养分,那些源自国学体系的文化养料滋润并催生出一大批文儒化的学者和艺术家,这种文化机制浸润着浓郁的传统游戏的色彩,并连带影响到近代体育界。近代体育人如吴蕴瑞、马约翰、李惠堂都是中英文俱佳、诗文功底扎实、文化造诣深厚的体育人,他们总体上属于文化人的行列,其知识结构与中国现代体育人有很大差异。换言之,近代体育人本身就是文化人,而现代体育人的队伍中几乎看不到文化人的身影。现代体育人更接近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武人身份,其与文化人已然脱离了关系。这样的差异看似无足轻重,却深刻地勾勒出近代体育人和现代体育人的根本分野。由于游戏重心的差异,近代文化迥异于现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以法家的霸道文化和墨家的尚侠文化为底色,而法家的霸道思想和墨家的尚侠精神都与体育极为匹配,或者说直接为体育提供了健康生长、充分发育和优先发展的优质条件。它们构成了现代体育的本土性文化养分。

中国体育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尚需时间来检验。任何一种简单的人为性的判断都显得武断、片面而缺乏真实的说服力。从国际普泛性的文化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现代文化具有相对滞后性,但它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为中国不同的文化类型此消彼长、循环占先、交替领跑的能量互换机制所促成,其所展示的是一种物极必反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定律。人们从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强大而竞技体育弱小的现象中可以推测出中国现代体育强大而文化艺术滞后的本真缘由。近代的中国体育人和文化人其实完全属于同一群体,其所缔造出来的体育与文化艺术看似属于不同的两种事业,其实有其同一性,它们是同一社群所作出的两种职业或价值选择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武士阶层几近消亡,而一部分喜好体育的文士却意外地开创了近代体育的先河。换言之,中国近代体育的主体是文士而非武士,但现代体育的主体则为武士而非文士。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文士化的体育更容易凸显体育的日常性、优美性和时尚性,它大体属于一种世俗性、身体性和谐谑性的价值体系。武士化的体育则显示的是武士的悲怆主义、牺牲主义以及祭献主义原则,它属于一种神圣性、道德性和善性的价值体系,完全削损了体育的世俗性内涵。顾拜旦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一直致力于将体育和文艺融合在世俗生活中。体育与文艺的亲缘关系可以在顾拜旦的言论中找到根据。“不管在什么范围,以何种形式,艺术和文学都将参与到现代奥林匹克庆典之中,与体育一起受益,并获得自身的升华。这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在奥运会中组织艺术和文学的协作,另一方面在各地的体育活动中推动艺术、文学和体育之间的长期合作。”^[6]19胡伊青加专门论述过艺术中的游戏因素,认为艺术也来自游戏:“我们看到,游戏在诗中是如此内在,诗的每一表现形式与游戏结构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两者之间的结合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的。在甚至更高的程度上,游戏与音乐的结合也是如此。”^[1]203中国的情况也一样,近代中国体育人和文艺人的生活志趣已无差异,悠游于世、游戏天下恰是两者的共同价值追求,两种人群生活志趣的差异出现在现代社会。

必须回归到由不同的游戏准则制约下的文化场域。中国近代一度拥有过高度均衡化的文化场域,而中国现代社会则出现过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文化的发展与近代有对冲之势,呈现出此强彼弱或彼强此弱的高度对立形势。中国现代文化的超常规发展态势是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前夕的阵痛,人们只能忍受这样的阵痛,却无法消减其存在的可能性。且以中国现代化的发祥地上海为例,现代上海有姚明、刘翔这样的国际体育巨星,却灭失了近代上海一度拥有的胡蝶、阮玲玉、周璇这样的软派巨星。现代中国也一样,中国有数以百计的奥运金牌选手,却失去了催生文化、艺术与科学大师的深厚土层。文明的博弈正以悲剧的形态反复在中国上演,谁来扮演中国式悲情戏剧终结者的角色?人们仍在观望,而隐藏在观望者身后的则是一种游戏均衡性原则的或缺现象。

作为一种可与世界广泛接轨的强大的现代文化品种,体育在构建新文明体系中的杠杆作用堪称巨大,而现代中国体育人看似飙升的社会地位必将刺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并迫使以传统文人为主导的文化界人士发起更为猛烈的根性的抵抗。西方式体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弈是一种文化新生命诞生的前奏,却也是旧有文化失灭前的回光返照。在失去了儒家思想的文雅化品质和道家思想的逍遥精神的呵护后,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仍然处于一种相对性的精神搁浅状态,类似钱学森之问式的现代中国人创造能力低下的巨型问号仍然悬挂在高空,审视着万千中国人的灵魂。与此境遇相反,中国的体育人则在法家的霸道理念和墨家的尚侠思想的伴生下意外地获得生机。随着奥林匹克精神深入人心,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心理依赖势头还在强化,恰是诸如奥运会这样的现代体育中蕴含的强烈的道德感拯救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体育人就此获得了更大的文化话语权,并发起了新一轮的侵入原先属于文化人的生存空间的运动。这样的文化景观再度强化了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的非均衡化的发展态势。

总体而言,中国的近代体育人更像一种执行游戏精神的群体,而中国的现代体育人则更像一种贯彻教化精神的群体;近代体育人的灵魂寄寓于个体,而现代体育人的精神寄托于群体甚至国家。认同体育为教化工具的学者认为:“教化是‘体育的促进剂’。从文化论的高度看,体育有两个维度:一是向下的(技术)维度;二是向上的(思想)维度。为此,体育强国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必然王国——形而下的实证知识和技术层面,而且更要关注自由王国——形而上的文化和精神层面,敦化体育之‘魂’。因而,未来体育强国的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礼德教化发展的问题,应是体育强国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9]中国的现代体育一度是个异数。在强大的教化内涵的冲击下,体育的游戏性得到了异化。胡伊青加曾经阐释过体育的这种内在的变化过程:“一般来说,游戏因素渐渐退为背景,大部分被神圣的领域所吸收,剩下的那部分则结晶为知识。但是,在任何时候,即便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中,这种游戏‘本能’都会以完满的力量重新肯定自己,把个人与大众浸渍在某种巨大游戏的狂喜中。”^[1]58由此可见,近代体育人的强大感体现在个人方面,而现代体育人的存在感来自集体的层面。近代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过渡并不平稳,而其中游戏的精神在蜕变,游戏的本质在异化,游戏的模式在颠覆,游戏的纲领在断裂,游戏的网络在损毁。现代中国体育的超常规的进步是以其姐妹行业的大幅度退步乃至沦亡为代价的,其中的教训值得今人汲取。

4 结语

中国人并非人人排斥游戏者。在世界范围内而言,游戏的人是高度自由的,而非游戏的人或另类游戏的人是高度不自由的。前者的功能在于创造新文化,后者的功能在于维持旧秩序。一切皆以游戏为分野。体育、游戏、尚武精神的世俗性和宗教性必须分化,否则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受到儒学教义的潜在惯性力量的影响,中国体育人仍处于相对低位、隐性和模糊的社会氛围中。高度开放的中国则给中国体育人带来了重塑精神、人格与文化身份的机会。中国体育人的现实处境不仅体现出现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还在构建创新性国家的视野上具有多元的参照价值。如何解决中国体育人与非体育人的阶层重构、价值观通融以及社会职业的联通等问题仍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文性与社会性课题,而溶解此纠结点的核心元素则是游戏及其附属的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