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发明将话剧、电影从戏院、影院搬到了家庭,从而将传统的厅堂式观剧方式彻底颠覆。这一现象同样引发了足球传播形态的转变。电视荧屏将现场足球移植到家庭的场域,进而缔造出一种沙发型观赛形态,足球竞技的观赏模式由此发生革命。电视荧屏已经将足球从球场的现场画面转化为镜像画面,足球比赛的网络传播则再度革新,实现了延时性、随时性、点播性的镜像革命,足球也由此进入一种全新的视觉艺术时代,足球的演艺内涵得到强化,足球开始通过新的视觉媒体步入人类的梦幻深层。足球的美学法则也因此得到了更新。人们终于可以通过美轮美奂的镜像画面感受足球竞技的美好意象。

1 现代足球体现出人类对原始思维的深刻解构功能

足球是独特时空的产物,人们对足球的感知也带有强烈的时空感。倾心于足球的观众曾经描述过这种情境。“你必须明白,在世界杯期间,丈夫如果需要你的话。只希望你对一样东西呵护有加,那就是电视。”^[1]媒介的传输功能带给大众一种关于足球的大体量的想象力,足球开始成为一种文化生发力,它在大量观众的簇拥下开启了其看似永不停歇的航程,而前行的目的地则是人类看似永无休止的精神境地。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中国开始大规模文化启蒙的时期,其中便包括了足球启蒙。现代性的启蒙指的是非现代性国家以西方近现代以来一切文化策略、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法规的系列变革程序为参照系,对本国进行的相应的系统性改革行为。现代足球的主体精神是规则的严格性,而其背后则是法哲学的合理性,其内在的价值追求则带有人的自觉意识的民主精神,足球绝非一种简单的原始游戏,亦并非缔造戏剧国家的助推剂,而是一种推进国家全面进步并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量。“体育可以缓和国家或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战争的双方可以因为体育比赛化解矛盾与冲突。”^[2]游戏有一种自然公正的内蕴。莫尔特曼曾引述Buytendijk的话:“对存在的分析越深刻,则越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类仍旧有可能不再是演出者,而是被表演的以及隐匿在他的表演中被掩盖的游戏。然后神秘的变化出现了。人类发现,他的存在的周围的爱的基础正同他表演奇妙游戏。正如诗人贝几指出的,这种游戏叫做‘输者获胜’。”^[3]输者获胜的理念揭示出自然的公正性,也隐含有世界趋同、竞争失效的终极意念。“这个聪明的古老洞见属于西班牙神秘主义。在恩典的游戏中,‘最后的将是第一,第一的则是最后。’作为世界象征的游戏,包括‘或然性’的创造性作用;因为它认为或然性是某种新事物的偶然事件——这是不可从现存事物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新事物——有生命的存在愉快地适应这一新事物,并通过自由发挥其能量妥善处理这一新事物。偶然事件不是使人烦恼的事件,因为,它难以根据已知的规律来预测。”^[3]游戏的表演性在此得到了高度验证,游戏的价值体现在短暂性的激励作用方面,游戏也因此变得不再抽象。曼德拉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力量胜过各国政府”^[4],其实,曼德拉再度阐释出足球的现代性。由于法系、规则、游戏性等因素的作用,足球中蕴含了大量的内在均衡性因子,它构成了足球中现代性的终极价值,足球因此具备超越性的意义。

现行体育文化本就源于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因此,现行的体育具备了纯正的英美法系的内在精神,葆有欧洲旧大陆的相对保守的价值观,同时也有以北美大陆为代表的美洲新大陆的精神元素。以希腊戏剧的视角看,足球充满了竞技性,而竞技性也蕴含有场内场外的多元化的戏剧性。在万物竞争的场域内,游戏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在隐喻的体系内,戏剧成为一种普泛的存在物,剧本则是一种更为恒定的规则、规律以及规范性的自然体系。正因如此,现代媒介不断地向戏剧靠拢。报刊文章在描述梅西的球王道路时曾说:“好像梅西出道就一直在按照马拉多纳的剧本走一样,在王储成王之前,舞台和龙套也早早为他准备好了。”^[5]在媒介世界里,足球的戏剧性几乎随处可见。2007年欧锦赛预选赛遭遇克罗地亚双杀后,英格兰陷入被淘汰的境地,但以色列淘汰了俄罗斯,又将英格兰送进了决赛圈,面对如此奇幻的境遇,媒体使用的就是戏剧性的概念。“靠救命稻草上了岸、然后还黄袍加身,也许胆大的编剧敢于如此下笔,但写出来一定很假,这样的‘戏剧’没几个人能亲身经历,然后又有谁能‘演’好?”^[6]文字类媒体对这种百年不遇的镜像作出了适度的解读,其中充满着书写者自身的惊诧感。媒体人在解读足球场面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演剧化倾向,同时也对足球的观赏性作出了分解性认可。

以足球的世界杯、欧冠等赛事为例。现代足球对民族主义的赞扬却以削弱爱国主义为代价。爱国主义在戏剧范畴内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元素,从哲学的高度考量,爱国主义并无绝对普泛之意义,因为爱一个具体的国家很可能会对另外的国家形成程度不等的伤害,因此,爱国主义仅仅在国家本位的场域内有效,且经常呈现出正义感,而足球世界中的爱国主义则很容易超越具体国家的限定,从而呈现出更大的理念性维度。质言之,现代性中一直蕴含着消解集体价值、推崇个体独立性的倾向,其中包括对爱国主义的消解。其实,爱国主义的消解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足球改革时期就已经出现。“1958年世界杯结束后,英格兰对足球运动开始采取一种更现代的,或说更欧洲大陆式的态度,但传统观念的转变仍需时日。这种偏见从某著名俱乐部主席的一番话中可见一斑,他声称宁愿看到自己的球队赢得联赛冠军,而至于英格兰队能否赢得世界杯则无所谓。”^[7]175巴西球员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技术最好的球员,很多巴西球员在欧洲取得成功后,在国家队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2015年11月22日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中,巴萨在客场4比0大胜皇马,曾经两次执教皇马的意大利教练卡佩罗在赛后评论说:“我从未看到过内马尔跑得如此之勤。在巴西他就跑15米,在巴萨他会跑50米,这也是一大区别。”^[8]类似的情况在梅西身上也多次出现。梅西未能帮助阿根廷队获得巴西世界杯的冠军,同样有人质疑其在国家队的努力程度,甚至有人怀疑梅西是否忠于阿根廷,这里可以看到足球中隐含着一种偏执的元素,而任何一种偏执性元素都会演化为一种戏剧性元素,并最终汇入一种社会性戏剧冲突的范式当中。职业足球时代到来后,足球中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消解。在极端的情况下,足球甚至可以成为消解爱国主义的主导性因素。

中国的职业足球改革同样面临着拜金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解构问题。爱国主义大多是国家处于危机时期的产物,质言之,当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高涨的时候,往往也是该国的危机时刻。从终极的立场上考量,人都是种族本位主义者,因此,爱国主义很难彻底消亡,但是爱国主义的解体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间节点都有可能出现。爱国主义的种种特性在足球的场域同样得到了展示,爱国主义的解体与重建事宜也摆在了世人面前。面对普世化与国家化的竞争,球员会丧失其固有的价值观。爱国主义由此而面临解体,当国家主义占据上风之时,爱国主义会展示出其极为活跃的态势,其中不应忽略媒体的相对独立的关注功能。莫瑞曾说:“与前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以外的多数欧洲国家不同,亚洲国家往往把国家队摆在俱乐部的位置之上,他们认为国家的光荣高于私人利益。有时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队或全由各队球星组成的球队也参加国内联赛,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练球。”^[7]200亚洲也在迅速向欧美看齐,国家队的相对衰微和俱乐部的异军突起揭示出一种公司制度压倒国家意志的趋势,能量巨大而独来独往的跨国财团一时间变成了抑制国家的重要性的元素,以财团为基点的社会与文化所裹挟的超越性的力量可以构建一种普世化理想,也可以缔造出一种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点,更可以为后进国家提供一种走向未来的榜样。质言之,商品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公司压倒国家的历史。略显虚妄的爱国主义在真实的享乐主义的挤压下显得脆弱不堪。必须明确爱国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失去了富有神圣情感的爱国主义,构建一种国家与国家对抗的宏大戏剧冲突模式就会失去必然性,而任何一个国家宏大而充满戏剧性的场面的淡化会直接导致国家权力意识的相对弱化。足球的戏剧性品质的置换性危机再度呈现。

2 足球融合了竞争与表演的双重价值

谢克纳曾经阐释过欧美戏剧节内部合作程度不够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深层结构的弊端,过去的三十年间有那么多剧团成立。但这个弊端是有历史渊源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戏剧,当时的盛大节庆主要就是演员和编剧之间的竞赛。对希腊人来说,重要的是竞赛,而不是团队。如果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演员分到一组,那只是巧合,因为演员和编剧之间的搭配是抽签决定的。”^[9]足球也一样,其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完成一种对中国人实施启蒙式观念植入和精神改造的任务。

王干曾讲述过球迷看球和平民看英雄的关联度。“但是在和平的年代里,人们渴望比日常生活更有戏剧性的英雄出现,因为在英雄身上凝聚着许多的冲突和对抗,而这些冲突和对抗往往会意识形态化。”^[10]竞技体育自身就蕴含有丰富的表演性,其中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构建出一种场域,这种场域的经典性价值常得到大众的认可。卢元镇曾说:“一场没有球迷观看、助兴的体育比赛,是一场冷清的比赛,是一场社会价值不大的比赛,或者简直可以说仅仅是一场球员之间的玩耍而已。”^[11]观看足球的过程就如同布道者的第一种信息植入过程一样,它几乎是一种即插即活的植物,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就在全世界构建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出于传统文化的惯性作用,中国的媒体和观众更喜爱充满奇幻感和艺术性品质的进球。巴萨足球人视足球为艺术品,这种特性也一直延伸到以巴萨球员为主体的西班牙国家足球队。“表演”一词也经常用来形容巴萨足球人的现场表演。巴萨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美的足球,正因如此,很多媒体习惯上将其称为带有戏剧性的队伍。2011年3月8日皇马击败桑坦德竞技,“《世界报》赛后说,对桑坦德竞技的比赛,厄齐尔上了一堂个人水准、视野、助攻尤其是魔术的课。”^[12]在美好的动态足球面前,人们无法做出否定性的回应。足球的表演性经常得到媒体的回应。2009年4月9日巴萨在首回合击败拜仁后,新浪体育认为:“巴萨之所以能赢下拜仁,和拜仁伤兵出征有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巴萨踢出了自己的足球。瓜迪奥拉赛后就强调了‘巴萨的控球优势’,他甚至还可以自豪地表示‘每晚球迷都可以看到巴萨精彩的表演’。”^[13]媒体文章充分肯定了巴萨足球的观赏价值。2010年12月13日巴萨对阵皇家社会,巴萨球员博扬打出了让现场摄像师没有想到的好球,当地的报纸描述道:“对博扬来说,又是一场成功的替补经历,如果不计较梅西那个人味道太重的连过四人的表演,这串表演前的最后一传,就是博扬送出的,也可以算成一次助攻吧。”^[14]以表演艺术家之类的称号来描述现役球员,几乎成为一种媒介通则。媒体和足球联袂缔造奇迹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足球运动员的炫技性体现在球场,而炫技就是身体的表演,足球由此成为一种相对独立而成熟的戏剧。巴尔塔萨认为人类的戏剧存在于上帝的戏中,人类的戏剧由此而构成了戏中戏。“从我们的前理解出发就可观察到,这种戏中戏并非故弄玄虚的怪论。对戏剧有所了解的人都懂得它是人类实存在舞台上的投影,但舞台从人类实存的对面来解释人类实存。角色在戏中能超越地认识自己。戏的实存甚至会把自己的本质性起源归功于这种将自己作为角色来认识的需求。这种需求惯于期待,期待着处于更高、更隐秘的层面上的意义。”^[15]足球的戏剧性体现得极为多元化,在全媒体时代,足球的造神功能异常强大。在很多场合中,足球竞技会朝神话的方向转移,而足球观众崇拜的球员也会向着神圣的角色转移。“后现代理论家道格拉斯认为,超真实是指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真实不再是自然的自在之物,还包括了人为生产出来的真实。现代社会里,卫星直播、网络传播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视觉传播时代,电视赛事直播中,拍摄范围、拍摄角度、特写镜头、慢动作镜头、对特殊运动员的关注、不同角度截取出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电视解说员的解说等都超过了人们仅凭肉眼能获得的信息量。”^[16]但是,足球的真实动力来自世俗世界的支撑,其中包括科技、体制以及资本之类的元素。“在足球科研领域方面,领先的是欧洲和南美,他们对技战术的攻关研究以至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力学、医学、营养学等各个领域。”^[17]在视觉传播时代,足球迅速演进为一种信仰对象,而且足球的信仰或宗教内涵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真实存在的信仰或宗教常态。已有论者阐释过足球的传教功能:“与贝肯鲍尔领军的拜仁相似,贝利时代的桑托斯队也几乎可以和巴西队划等号,它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洲‘皇马’,强盛无匹。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球王贝利率领球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足球运动还不十分发达的非洲、亚洲巡回表演,极大推动了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喀麦隆队、尼日利亚队在非洲的强势崛起,韩国、日本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成功,都有桑托斯队当年热心传教的功劳。”^[18]巴西足球对亚洲足球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功利性和审美性的融合使得竞技体育蒙上了一层复合化的文化色彩。“同一领域的运动员似乎相互为敌,而同一领域的艺术家看起来却总是温文尔雅如同朋友。因此,对待对手的观点问题也是哲学家们回答体育是不是艺术问题的重要考量之一。”^[19]从表面上看,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几乎是一场顶级的戏剧演出,而获得观众好评的比赛几乎离不开幕后运作者的参与。“激情迸发在比赛现场,却来源于幕后。其需要多方面的共识和策划,需要赛事组织者、比赛参与者、治安管理者等付出更多的智慧、心血和汗水。”^[20]由此可知,足球观众所能够体验到的赛场激情几乎是幕后策划者的一种催化物。体育学者已经对足球的戏剧性做出了详尽的诠释:“这就是艺术,最纯粹的足球艺术,堪与最优美的戏剧媲美。”^[21]足球的出场、下场、换人等事宜和戏剧扮演现象极为相似。人们可以在媒体文献中查阅到大量类似的表述。“当身披32号球衣的普约尔代表巴萨上演处子秀的时候,现任巴萨主教练瓜迪奥拉也在球场上踢球,当时他身披标志性的4号球衣。······小的时候,为了尝试飞翔,普约尔曾经穿着超人的衣服从自家的阳台上跳下。”^[22]现代媒介对球员的关注度不亚于对摇滚歌星和好莱坞头牌演员。出于对市场感召力的考虑,媒体推介的球星的镜像做派也和大牌影星大体一致。阿根廷的《奥莱报》披露:“阿根廷国家队的出场费在130万美元左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对手和比赛组织方在合同中规定,如果梅西不出场,那么出场费就要大打折扣。不久前去世的阿根廷足协主席格隆多纳曾透露:‘梅西是否出场,往往关系到国家队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出场费。’”^[23]球员的场上表现也经常被媒体描述为表演行为。“对毕尔巴鄂竞技,内马尔替补登场,但却打入两球,而且两球都来自梅西的助攻,这样的情况在对莱万特的比赛中重演,阿根廷人再次助攻内马尔得分。”^[24]足球中人的表演很可能就是人类自然性的体现,足球人在失去了高强度对抗前提下,展示出一种超越崇高感的动能,足球的观赏维度再度得以激活。

3 艺术与身体的互动性决定了炫技性足球的内在品格

将足球和神话作出对比会出现很多有趣的现象。现代神话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中国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足球的符号化传播意义。“罗伯特·巴乔在进球之后拔出角旗,赤裸着上身举旗向观众致意,这个庆祝画面作为媒介符号已经超越了其能指的表象载体,以历史文化经验作为通道,而进入所指的象征层面:这是一个英雄与征服的故事,受众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与心理满足。梦幻也因此赋予了足球无穷的魅力。”^[25]根据符号学原理,人类的信仰或宗教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学说,足球获得宗教品格几乎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障碍。

与足球的文化体系类似的还有橄榄球。阿瑟·伯格认为:“橄榄球不同于棒球,后者是19世纪田园式游戏,不再与美国‘飞跃式的’、紧凑的感觉相同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橄榄球已经取代了宗教组织的功能。”^[26]116从现代足球类型学的意义上考量,橄榄球和足球属于相近的游戏类型,两者具有同源性,这一点在英文的soccer和football上即可看出。美国人将属于自己国家的足球称作football,即橄榄球。而现代足球的发源国英国则仍将足球称作football,两者是同源、近类的体育项目。以此类推,在足球盛行的国家,足球至少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功能。阿瑟·伯格所论述的美国式的足球的宗教价值其实和世界杯、欧冠决赛时段的英式足球极为相似。

足球在现代社会的宗教价值日益显赫的事实再度验证了艺术和运动的互通性、互动性与互助性。阿瑟·伯格曾深刻地分析过美式足球的艺术品格。“媒介分析家必须记住,在探讨媒介内容时——无论是橄榄球、肥皂剧、新闻还是别的形态,都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谨慎为之。媒介分析家不能将媒介内容转化为符号体系、社会化动力、操纵意识的工具,或表现冲动、俄狄浦斯情结等主题。分析家必须找出一个方法,从多个角度考察节目内容,而且尊之为创造艺术(也许不是非常成功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品,具有公开表演的层面与美学要素等等。”^[26]125将竞技体育推广到表演领域同样成立。“现代体育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及其得到的广泛关注度,都使它突破了原有功能,而承载着更多文化意义。”^[27]运动员的表演同样是一种职业表演。戈夫曼的论述值得关注。“如果我们只考察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群体或阶层的成员往往把他们的自我主要倾注于某种常规程序,而对其他常规程序却不太重视。因此,一位专业人员也许在街上、在商店、在家里愿意扮演一种非常卑谦的角色;但在他能够大显身手的专业领域,他却会千方百计地作出一种富有成效的表演。而要作出这样的表演,他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调节。在这一过程中,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他所表演的全部常规程序,而是他的职业名誉藉以表现的某种常规程序。”^[28]在此意义上观照,足球表演并无特别之处,它很可能就是球员展示自己职业特长的一种行为,或许其中也蕴藏着掩饰其其他能力不强的动机。由此不难看出,现代足球或许仅仅是一种偶然发现的游戏形态,它经过媒体的过滤后逐渐演化为一种新型的观赏性艺术品,且已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认可。

4 结语

现代足球的原始性值得关注,足球自身的原始性连带着人类身体原始性的因素。人对身体的理解永远存在盲区,因为人的身体几乎时时都在变化。人的身体的生理性元素造就了自然性的品格,身体就此获得为后人极端崇拜的动力。中国人崇拜天,其实是中国人自然崇拜心理惯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这种崇拜自然的心理还在发酵,且在现时代演化为一种对各种竞技明星的崇拜之情。足球的偶像崇拜心理即带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足球是最可以体现人的自然性的现代游戏形态,它融合了媒介、身体、自然游戏的三重价值。足球绝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球类游戏形态,现代足球融合了原始战争、司法决斗和舞蹈的表演炫耀价值。足球的表演艺术性镜像随时都会呈现在各种空间,并进而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正因为足球是人类身体理性的自然延伸,因此,足球的内在定义也由此更新,现代足球从此获得了新型媒体的鼓励,足球的自然理性也就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