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在全民健身上减少财政支出时,其必然会成倍增加卫生医疗资金投入^[1]。全民健康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2]。将体医结合融入健康中国的内涵,就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全过程。随着全民健身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政策性指导意见已为我们提供了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理论框架,但是目前仍有很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就目前体育与医疗结合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论述,对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路径进行思考,旨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参考。

1 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现状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提升为国家战略^[3];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4];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继出台,文件中明确指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5];2017年国家卫计委、国家体育总局等5部委联合发布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年)》中提到,“体育部门要携手卫生计生等部门培养运动康复医生、健康指导师等相关人才,推进国民体质监测与医疗体检有机结合,推进体育健身设施与医疗康复设施有机结合,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6]Tian Y等对2000—2014年间20—59岁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后得出结论:虽然近年我国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有所提高,但是评价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体质指数(BMI)却呈现逐年恶化的状态^[7]。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有数位体育界代表阐述了“体育与医疗结合”对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性。发言者中有3位政协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科学健身:从临床医学角度出发,提出群众参加体育活动要量力而行,同时建议加大力度普及运动医学知识,提高大众的体育安全意识。从预防保健医学方面,提出阻碍人民群众科学健身的瓶颈是体育指导人员缺乏相关医学常识,造成服务过程中存在盲目性,而目前医护人员不具备体育运动基本知识,无法开出针对性的运动处方。这形成了“体育搞体育,医疗搞医疗”,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还有代表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构建全民科学健身服务指导体系,整合资源优势、完成“运动促健康”,使全民健身常态化。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阻碍“全民健身”或“全民科学健身”的最大问题是“懂体育的不懂医学,懂医学的不懂体育”。科学健身需要解决运动是否安全、运动是否有效两大问题^[8]。运动不应只是健康人的专利,而应涉及慢性病患者、中老年和残疾人等群体^[3,8-9]。截止至2016年6月,我国共有5.8亿成年人患有非传染性慢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10],针对他们的参与,需要考虑运动对其疾病、身体状况的影响,需要考虑运动强度、运动量的控制,以及运动方式的选择和运动时的保护措施,但是这些不是一个“体育科学者”或“医学工作者”可以独自承担的。

2 推动体医深度结合

作为一名工作在运动员损伤康复领域的“医者”,作为一名拥有体育学科背景、从事康复治疗工作的“跨界者”,笔者觉得有义务、有资格就如何走出这“体医结合”第一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2.1 整合现有人力资源,完善体育医疗相关学科专科化教育

岳建军撰文指出,随着医学从传统的以治疗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体育领域中的健身业、运动康复业与卫生医疗业具有较强的“融合性”,但是其从业人员需要再次考量^[11]。

从2004年成立学科到2014年的十年时间里,“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已在全国42所高校开设(包括15所体育院校,14所医学院校及13所综合或师范类院校)^[12]。而同样属于体育与医学结合的学科“运动人体科学”已经在所有的体育院校和大部分综合师范院校的体育学院开设。这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及硕博研究生是可从事科学健身指导、运动损伤防护和治疗的专业人员。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限制和就业方向的偏差,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和体育院校早期的运动康复专业毕业生主要进入了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久而久之便遗忘和生疏了运动康复的专业知识^[13]。体育院校的其他毕业生大部分任职体育教师或体育科研人员,虽然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社区开展群众健身指导,但是因为本职工作所限无法满足大众健身需求。能够称为群众体育的一线工作者的是健身俱乐部里的健身教练,但是俱乐部是以经营创收为主要目的,调查显示:75%的健身教练有平均每月35 401元的业绩指标,他们平均课时费仅为290元^[14],这使得健身教练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留住客户、如何销售更多课时上而无暇顾及其他。虽然有43%的健身教练毕业于体育院校,但大部分人员在校期间的专业方向为“运动训练”或其他体育术科专业,虽具有一定的体育理论与实践能力,但医学知识基础薄弱,为上述三种非健康人群提供科学健身服务具有一定难度。同时,有57%的健身教练没有任何体育或医学专业背景,更无法为全民健身提供科学指导。

参考国外运动与医学边缘学科教育体系^[15-16],培训对象在本科教育阶段即非常注重临床实践课程,课程设置数量多达7门。博士教育阶段教学课程(DPT)细分为临床实习、物理治疗基础理论、运动科学、临床病理与管理和临床诊断等模块内容(表1),毕业前需要通过执业资格考试才能从事运动医疗工作。

反观国内医学院校与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与健康”或“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因为师资等问题,还是无法真正做到体育与医疗的有机结合,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细化体医结合的专业类别,优化课程内容^[12],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培养出更多的全民科学健身指导人才。同时,通过行政手段整合现有资源,加大力度扶持运动医学诊所、运动康复中心,使其能够吸引相关人才,拓宽毕业生就业选择面,让经历4—5年甚至更长时间专业学习的大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提供给他们指导科学健身的舞台。再根据现有指导意见^[17],鼓励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入上述民办医疗机构挂职或参与项目合作,并为其提供必要帮助,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整合。

2.2 完善体育医疗机构建立制度,消除体育与医疗之间的鸿沟

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对运动员进行科学化训练与医疗保障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很多省、市甚至区的体育训练基地都有自己的运动员康复中心,在没有接待队伍任务时中心内的设施闲置,造成资源浪费。虽然很多康复中心希望利用闲时对外开放,为慢性病或亚健康人群提供运动康复指导,但却因不符合现行的医疗机构准入制度而无法实现。按照现行二级康复医院准入标准(同类康复医院中最低标准)^[18],需要100张以上的住院床位,不光有功能、运动、物理、作业等治疗科室,还需要放射科、药剂科和重症监护科。同时对工作人员也提出要求:至少需要15名医师,30名康复治疗师和30名护士,医师中至少2名拥有副高以上职称,每个科室需要2名中级职称以上的工作人员。这对于只要求完成运动处方和运动医务监督的康复机构来讲难度较大。

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康复医疗模式。德国虽然在康复医院人员配置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对于特定的康复门类会细分为神经康复、心血管疾病康复、心身医学康复、运动骨科康复等诊所^[19],不同的康复诊所会根据相关康复内容进行特定的人力资源和医疗器械配置,这样一方面可大大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为患者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康复手段。中国香港地区的三级医疗康复制度比较完善,在综合性医院的患者转入社区后可在康复门诊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而康复门诊不会设立住院床位^[20],对于门诊的场地要求大大降低。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国家健康战略,通过30年时间的摸索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联动”的运动健康促进指导服务平台^[21]。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图1)。

仅依靠体育部门是无法采取上述措施来解决问题的,需要与医疗部门共同协作来消除各种壁垒和鸿沟,制订运动医疗机构专门准入标准,只有运动医务监督和运动康复能够进入现有居民医疗保障系统,科学健身的普及才具备条件。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卫生部门已经认识到“体医融合”的重要性,正在积极推进在公共卫生机构设立科学健身指导部门^[6],体育部门也在借助医生的权威性,促进百姓提高体育锻炼水平^[11]。

2.3 制订相关人员执业资格评价序列,为科学健身工作者提供保障体系

除专业运动员外,国家体育总局目前还有教练员、运动医学和体育科研三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序列^[22]。教练员序列评审对象为运动队教练,运动医学序列评审对象为运动队队医和体育医院医务工作者,体育科研序列评审对象为体育科研所或体育类大专院校的研究人员。基层的全民健身工作者可根据本人在校期间所学专业类别选择运动医学或体育科研序列。2016年运动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要求为:参评者需要毕业于医学院校,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具有一定年限,同时需要通过职称英语考试,在相关专业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论文数量和期刊质量根据所评职称而定^[23]。同年的体育科研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要求为:参评者应取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包含)以上学位,通过职称外语考试,在相关专业期刊发表至少2篇学术论文或专著1部^[24]。可见,具备专业外语能力与论文(著作)发表是评价运动医学和体育科研工作者业务能力和晋升职称的重要指标。

但是在基层从事全民健身行业的人员,大部分就职于健身俱乐部或者专业运动康复中心,让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与工作内容关系不大的外语考试和论文写作上,将极大打消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职称评审体系(美国称为物理治疗专科化教育)^[16]。在美国,由物理治疗师晋升为运动临床专家(Sports Certified Specialist,SCS)时,要求完成2 000小时运动方向的患者治疗或防护,其中25%要求近3年内完成,同时对所处理的患者为接触性损伤还是非接触性损伤也做出详细规定,并且要求拥有心肺复苏术(CPR)等急救方面的认证。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后才能参加晋升评定,晋升以考代评,考试内容涉及各个关节肌肉损伤防护与治疗措施,与平时工作内容紧密相关。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下属的注册委员会为运动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五种初级和三种专业证书认证^[25],所有证书的认证考试均基于工作任务分析(JTA)而设定,其考核内容都是根据所从事工作内容的重要性和频率进行分数加权,确保考生的考试成绩可以客观反映出实际工作中的能力(表2)。

运动康复职业培训认证体系缺乏标准化^[12],如果体育管理系统能够根据目前政策支持条件^[27]为“运动康复”“运动医务监督”设立专业职称序列,严格按照准入晋升标准执行评定,既能保障全民健身服务者的专业素质,又可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2.4 对竞技体育科技工作成果加以利用和转化,为体育对接健康中国服务

早在2014年4月7日,《中国体育报》头版位置就刊发了《全民健身,国之大计》的文章^[28],随后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梦》^[29]和《机遇和挑战: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思考》^[30]等政策性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体育发展的侧重点已由“竞技运动带动群众关注体育”转变为“竞技体育为群众体育服务”。但这不是说竞技体育变为了可有可无的鸡肋,竞技体育是国民面貌、国家综合实力展示的窗口,竞技体育科技代表了体育科学最高水平^[8],只有它才能满足医学对运动指导的各种严格要求。竞技体育科技需要走出象牙塔,尽快将科研成果加以转化为群众体育服务。

以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能康复中心为例,该中心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训练局运动员康复中心,于2013年与训练局体能中心合并成立为体能康复中心,是国内体育运动基地中最早成立的集运动损伤康复和身体功能训练于一体的体育医疗部门。中心为驻训练局的13只国家队提供运动康复保障,平均每年为国家队运动员提供11 000余次的康复治疗和3 000余次的体能训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夕,我们利用体能训练技术中的核心稳定训练结合临床医学技术中的物理因子与手法治疗为患有慢性腰痛的运动员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1]。这是体育结合医疗的典型案例,如果能将科研成果转化用于大众,将为目前高发病率的慢性腰痛的治疗提供帮助。但是如何开展?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案例中得到启示:一位60岁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通过20余年的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练习,病情得到好转,并且患者本人在社区开设体育辅导站,帮助更多的群众通过健身方式防病治病^[32]。我们是否也可将社区服务中心或慢病患者较为集中的社区、康复医院做为试点,以目前国内一些大医院已经成熟的三级防治体系为依托,鼓励优秀的体育科研人员和体育科技教师进驻,与专科医生合作为患者提供健身辅导,开展运动医务监督和运动处方制订。让竞技体育的科技成果在体育对接健康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结语

体医结合势在必行,但是我国的群众体育健康实施与推广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相关政策与理论不断完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需要走进社区,走到健身人群中,走到体医结合的工作者身边,聆听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足够的量的积累,让体医结合的步伐走得更为坚实稳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