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广场舞事件中,“大妈”一词在媒体醒目的黑标题下传播开来。在媒体语境中,“大妈”成了文化程度不高且极其自私、无视他人利益的中老年妇女群体的代名词。在媒体报道中,“大妈”群体被泛化,大妈成为了一系列不道德事件的“替罪羊”。在媒体的舆论引导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推动了这一意识的传播。如果中老年妇女成为社会道德失范的不良形象“代言人”和主导者,将对我国社会道德整体现状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然而,媒体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背后的隐情反映了什么社会问题?其深层次成因是什么?这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被称为“法国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在于他在当今知识分子被集体“招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敢于批判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以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阐释我国媒体在广场舞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旨在揭示、探究该事件背后的成因。

1 媒体对“大妈”的批判

在媒体的报道中,广场舞大妈被标签化为“扰民”,由此引发了系列冲突事件。有研究对广场舞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调查和统计,显示在该类报道中,媒体更多的是向受众传递关于这项活动的负面性质的信息^[1]。该研究指出,在媒体正负面失衡的系列报道中,广场舞大妈逐渐被标签化和污名化,大妈这一称谓被贬义化了。

广场舞大妈们带来扰民的噪音,作出了与之身份不符的不道德行为,这类事件经过媒体的宣传,在大众心理引起了“共鸣”,使大众在与其无关的不道德、不文明事件中找到了合适的注脚,将闯红灯、乱扔垃圾、插队等违规现象都拿来与此对比,“大妈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对公共道德规范秩序造成了潜在破坏。

福柯指出:“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2]孔庆东也指出:“当一种声音逐渐增强时,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3]媒体舆论往往不知不觉地引导大众对广场舞大妈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中听不到当事者大妈为自己“辩护”的声音,其话语权在公共语境中被剥夺。

2 “广场舞”事件的布迪厄思辨及启示

2.1 媒体的逻辑

有网络语直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把今天的广场舞大妈和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小将”联系在一起,用以阐释今日广场舞大妈之“恶”的根源。该解释体现了一种宿命必然观,却避而不谈引起该问题的真正原因,如社会发展中老年人健身休闲需求、独生子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空巢或失独老人问题等,这是部分媒体转移受众注意视线的惯用伎俩。

广场舞事件在媒介功能的放大下,形成了大众的虚假共鸣。媒体用看似确凿的数据和模糊的评判标准来引导大众关注,使人们相信,中国当代之社会道德滑坡始于中老年人,并经由某些知识分子之口道出其“背后隐情”,成功影响了大众心智,实则是“掩盖真相”。

布迪厄认为媒体恐惧的就是被人厌倦,因而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娱乐人心。媒体谈论政治不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且因政治题材敏感“很难处理”,所以,“政治是注定显现为一个不合适的话题”^[4]71。其次,借鉴布迪厄的观点,透过广场舞事件可以窥见其背后的政府管理漏洞,以及公共服务、城市规划、社会福利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媒体不愿涉及的,其中的原因要么是“老生常谈”的旧闻,要么是难以言说的新闻管制或其他深层次问题,也不符合媒体眼球经济的新闻选题原则。媒体对广场舞事件的持续关注不存在以上两点顾虑,因此关于广场舞、大妈、中老年人等字眼被刻意放大,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2.2 文化素质与警察功能

布迪厄指出,美国、欧洲正处于国家退化的过程,形成“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等。”^[4]215广场舞大妈群体“走出国门,冲向世界”并未获得与其他体育项目类似的荣耀,其在纽约、莫斯科、伦敦的广场上跳舞,被认为丢人丢到了国外。对在纽约的广场上,中国大妈因为噪音污染被美国警察带走一事,媒体中充满了幸灾乐祸和戏谑的报道,还通过比较,以偏概全地对事件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中国大妈素质不高,习惯于骚扰别人的恶习在国外并没有收敛,而国外大妈比较文明,较少有广场舞噪音之类的事件发生;第二,国内警察功能不健全,无法制止广场舞事件,而国外警察可以轻松解决,暗示国内执法不严。

第一点之荒谬不堪一击。渡边淳一指出,“年老,意味着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应鼓励老人退休后开启丰富多彩的生活。只不过国内外老人选择的休闲健身方式不同而已。媒体惯用的“文化”“素质”“文明”等词,多是为了吸引眼球或制造噱头,媒体宣传的普世价值不过是布迪厄眼中的“伪世界主义”,是“以人类进步的名义去崇拜西方的文化价值,而对自己国族的文化价值,对自己的国族性和国性不予珍惜,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失国族自尊和文化自尊。”^[4]209

至于第二点,在布迪厄眼中,警察功能越强大则国家功能越退化,即国家意识的衰微。布迪厄指出该社会存在的两个极端,一边给生活无忧无虑的社会“幸运儿”以社会保障,另一边则是警察当道,对“非幸运儿”进行镇压。我国广场舞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寻常老百姓,在广场舞纠纷中,鲜有警察出动解决的案例,因为中国传统智慧向来注重标本兼治,讲究疏而非堵,当人民内部有矛盾时,优先选用协商解决。其实,单就关于噪音治理的法律而言,我国法律和国外的规定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执法力度”^[5]。广场舞事件的解决应该“统筹利用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然后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层面实现体育权利与居民安居权利的动态利益平衡”^[6]。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将其划在法律范畴之内进行解决,单纯地依靠、强化警察功能而不去追问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必然会导致阿伦特眼中“极权主义”社会的出现。

3 媒体的责任

“有人称媒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7],甚至可以说,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超越前三者,尤其是当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其传递信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这也意味着其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它的言论导向时时刻刻影响着亿万受众的价值取向。

“社论和调查报道的记者越来越被排挤,让位给搞笑主持人;深入的分析和对话、专家的讨论或采访的信息,让位给纯粹的消遣”^[4]72,这一现象反映了媒体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走向。媒体无意间扮演着“挑唆”的角色,吸引人们参与争吵而非理性的辩论,参与的人越多,似乎越能凸显媒体的商业价值。争吵各方所提出的观点并非基于客观的事实调查和严密的推理演绎,大多出于某种既定的目的或带有强烈的个人偏好。媒体对争论的选择也是有所侧重的,往往刻意回避各种论据的对质,一味地对争吵中的新鲜、独特甚至荒谬、悖论的东西拿来炒作,以便吸引受众眼球,引起更大范围的热议。在广场舞事件中,媒体极尽想象力地把大妈、老人和红卫兵小将联系在一起,更把老人不道德现象与当前社会道德失范扯上因果关系,从错误的条件推演出错误的结论。最终,“人们心中渐渐渗进一种悲观的历史哲学,促使人们退缩和隐忍,而不是反抗和愤怒”^[4]78,媒体造就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出来。

关于大妈跳广场舞是否扰民,有约70%的网友通过网络投票表达了不友好的看法。以我国大妈在纽约公园跳广场舞为例,媒体的报道中多见如下标题“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传统艺术跨海扰民”“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七成网友称扰民”“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中国特色美国HOLD不住”“大妈纽约跳广场舞遭投诉,文化差异引争议”等,这些或多或少反映了媒体对跳广场舞的大妈持有的态度。广场舞从被称为民间传统艺术开始,甚至被夸大为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却以“扰民”结束,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承载中老年人健身、休闲需求的广场舞,在媒体的演绎中,被无限联系,继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多方对峙的局面。对峙的最终结果没有赢家,但经过媒体的渲染、传播,“就有了各种新闻性十足的战斗,这些战斗最终伤及的是社会良俗和秩序,并传递出一种不善的气息。”^[8]在对广场舞大妈讨伐的媒体运动中,媒体和广大群众形成了“共谋”,广场舞大妈被塑造成“扰民”“讹人”等不良形象,成为典型不道德事件乃至其他毫不相关的道德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被媒体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布迪厄早已指出在民众对国家的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物尊敬的衰落;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4]8这段话说明了以集体体育休闲活动形象出现的广场舞的参与者所持有的一种对心灵的寄托和对共同体宗教信仰的追寻,也揭示了广场舞在被社会大众集体问责中依然拥有大批拥趸、继续莫名狂热的原因。

媒体承担的责任和引起的风险是并存的,媒体有责任向公众传递社会公共精神,以增进社会互信,而非夸大其辞、非理性的噱头炒作。

4 被忽视的中老年人权利和公平

出于体育休闲目的自发组织的广场舞,背后是政府长期追求GDP造成的文化荒漠在中老年人身上的部分体现。布迪厄犀利地指出:“经济学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把社会性弃于一旁。”^[4]3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牺牲巨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换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负面影响在随后的时间里愈发突出,甚至出现了井喷式的集中爆发。虽然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长期形成的GDP战略车轮难以在短时间内紧急刹车。经济发展问题并非孤立的,正如博兰尼认为的,经济学不是一个可以和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分离的纯学问,它嵌入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制度当中。”^[9]

媒体善于猎奇矛盾点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对广场舞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作考察,也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去进行相应的文化思考和社会评论。当前我国体育休闲的发展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数量和奢华程度居世界之最,另一方面可供大众体育休闲的公共设施少得可怜,强烈的对比暴露出了体育休闲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拥有休闲过剩的只是社会的少数人,他们通过种种手段,侵占别人的休闲资源,剥夺别人的休闲权,从而使闲暇活动奢侈化、放纵化或失控化。”^[10]那些高端的体育活动设施和场所最被媒体关注,但其仅限于高端人士活动,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生活社区,也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不具有相关性,久而久之,会在普通大众心里建立起一种天然的社会阶层隔离带。从每个人公平享受休闲体育生活权利的视角来看,只有社区附近、公园的空旷地才是中老年人开展体育休闲的场所,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广场舞参与者对自己体育休闲地盘和权利的捍卫态度。对辛苦半辈子的普通大众来说,随着体育休闲意识的逐渐苏醒,他们在自己难得的闲暇时间内也渴望走出家门,却发现“适合大妈群体的休闲运动极其稀少,广场舞‘大妈’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老年群体在都市休闲娱乐锻炼空间夹缝中生存的一种表现,是其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进步表现!”^[11]而这才应是媒体加以关注和大声呼吁的社会现实^[12]。

5 结语

我国媒体的娱乐性倾向日趋明显,社会人文方面的关注却愈发稀少。这样的报道倾向必然会“造成一种与公共观点的割裂,至少与公众中最关心政治理想对自己生活、对社会产生真正后果的那部分人观点的割裂”^[4]75。媒体所引导的大众关注与当前提倡“正能量”的社会理念也不相符,更重要的是媒体应该关注和挖掘诸如广场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背后的真实成因,发挥好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担当^[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