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奥运会后(有学者称为“后奥运时代”或“后奥运时期”,本文界定为“新时期”),中国体育步入转型期。在2011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刘鹏局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1]。然而职业体育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如何打破瓶颈使其持久、快速的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2]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国发[2015]11号)^[1]两项重要战略性文件发布之后,结合我国职业体育目前面临的新形势,研究新时期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对策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职业体育发展要依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依赖体育体制改革的中观环境,更运行于体育产业发展的微观系统之中。鉴于此,本文在对新时期我国社会背景、体育体制、职业体育产业自身条件等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图1),拟订新时期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宏观对策,以期促进我国职业体育的快速繁荣与健康发展,增强其市场供给能力。

1 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需借力我国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

1.1 借力和谐社会与和谐体育建设营造的宽松、和谐的外部发展氛围,发挥好“中枢纽带”作用

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立足于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5],是以利益格局多样化为条件的现实调控目标。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体育也不应缺位,因此和谐体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子系统。

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各子系统全面发展、并驾齐驱是和谐体育的重要特征,最终实现体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体育发展的一种形式或业态,职业体育在和谐体育建设中具有“中枢纽带”作用。这一判断和认识是基于其重要功能与价值的:首先,作为联结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纽带,职业体育能够很好促进其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其次,职业体育所产出的高水平赛事与巨额收益不仅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赛事欣赏需求,而且为新时期体育自主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造血”细胞;再次,职业体育发展会刺激整个体育市场繁荣并带动体育产业连锁增长。

1.2 通过有效拓展职业体育的功能领域并加大功能开发力度,以凸显与肯定体育多元功能开发的现实需求

和谐体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拓展体育多元功能,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物质和文化需求。但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的功能无论在涉及领域还是开发力度上还远远不够,未突破竞技体育单一功能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对体育多元功能及各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思考。

不可否认,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体育创造了诸多历史辉煌,奠定和巩固了我国作为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且振奋了民族精神,“为国争光”的政治功能得以彰显,但相比之下其他功能被弱化,并延缓甚至阻碍了体育向多元功能方向发展的进程^[6]。

当前,职业体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已经呈现出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功能,无疑为我国职业体育多元功能开发提供了有益指导和借鉴。事实上,职业体育固有的诸多功能恰恰能够适应我国新时期体育多元功能拓展的现实需求^[6],成为未来时期我国体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助于拓展体育的现有功能领域和加大功能开发力度,有能力承担起实现我国体育产业宏伟发展目标(到2025年实现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2])的责任。同时,从资源配置看,职业体育的功能越多,作用越突出,其在发展过程中能争取到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多,必然也有利于其良性发展^[6]。

2 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需依托于我国体育体制转型

2.1 依托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转变的制度保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举国体制是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工作方式,属于国家管理型体制,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有其局限性^[7]。其运行机制高度依赖于政府行政职能和政府拨款,突出了政府在资源调控中的领导地位。该体制显然难以适应我国当前的政府职能转变要求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举国体制,即实现微观举国体制向宏观举国体制转变^[6]。

所谓宏观举国体制,重点强调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接轨,突出政府、社会、市场三者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转,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介入,实现政府单方经费投入向以社会力量为主体投入转变,能很好地适应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顺应当代世界竞技体育国际化、职业化、系统化、商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可见,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由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为职业体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无疑为其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6]。

2.2 依托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的体制与机制环境,加快“管办分离”,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格局与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需求进一步提升。为此,原国家体委于1993年发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分期分批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8]。然而,项目协会和项目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准政府性质严重抑制了各家职业体育俱乐部经营的积极性和效益。

随着《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管办分离”正式付诸实践。这无疑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关键,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创新足球管理模式的基础^[9]。它不仅包括机构分离,更重要的是职能转变:总局将突出宏观管理职能,而不再具体参与足球具体的业务工作。同时,《方案》提出“优化执委会结构,减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增加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经济界或法律界的社会人士代表,进而保障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相关权力和利益”。

当然,体育界“管办分离”的问题并非足球项目专属,包括篮球在内的其他职业化项目也将或早或晚采取这一举措。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管办分离”的实质推进,制约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传统体制与机制将得以有效破除,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政府、大社会、多元化”的职业体育发展格局及“政府拉动、市场驱动、社会互动”的发展模式将逐步建立。

3 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需夯实“四个基础”

3.1 通过转变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打好产业资金基础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源性融资中的经营收入再投资,二种是风险投资^[10]。目前我国的职业体育俱乐部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后者。相比于英国、美国、日本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如银团贷款、资产债券化融资、商业信用融资、球员抵押贷款等),我国职业体育融资渠道非常单一。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职业体育融资方式将不断发展演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充足资金^[11]。经济全球化背景以及我国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使得一些国际资本开始看好中国职业体育的良好盈利前景,并产生投资意向,为外资流入中国职业体育提供了可能,比如2005年中篮盈方公司、2006年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等。同时,我国部分职业体育俱乐部可通过上市公司形式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实现融资^[12]。第二个变化是源于体育消费的内生增长。近来以万达、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知名企业不断加大在体育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力度,体奥动力以80亿获得2016至2020年中超联赛电视信号制作及版权,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以安踏、泰山为代表的体育用品制造龙头企业也呈迅速增长态势。

可见,职业体育已逐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朝阳产业”,有力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开始积极涌入职业体育产业领域,必将不断拓展我国职业体育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方式,推动融资市场的繁荣。

3.2 利用好我国高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打好产业人才基础

职业体育核心产品是提供高水平的体育比赛^[12]。在欧美等职业体育发达国家,高校历来是职业体育俱乐部培养后备人才的重要渠道和摇篮。然而,多年来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在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方面相对滞后,一度成为制约联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同时,职业联赛与业余联赛脱节,如CBA往往在球员的选择上与CUBA形成冲突。钟秉枢认为,形成冲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协调好职业和非职业的关系,需尽快探索高校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衔接机制^[13]。

事实上,我国高校在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积极探索“体教结合”模式并取得成功,比如“清华模式”“南京体院模式”^[14]。其次,高校在赛事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例如CUBA篮球联赛的改革尝试。再次,高校竞技体育已形成较大规模和体系,目前大学生体育协会单项分会增加到32个,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已扩大到275所。

当然,除培养竞技后备人才外,高校还担负着为职业体育发展培养其他专业人才的使命。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中既懂经营管理又懂体育的人才可谓凤毛麟角,专业人才短缺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体育急缺的人才主要包括五类:体育管理、体育经纪、体育营销、赛事管理、体育翻译^[13]。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其在新时期将逐渐承担起培养各类职业体育专业人才的重任,职业体育将与我国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一起前行。

3.3 立足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激发民众日益膨胀的高水平体育赛事欣赏需求,打好产业市场基础

由于技术的高难性、惊险性,造型的艺术性,配合的默契性,比赛的对抗性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竞技体育赛事吸引了大量的忠实观众,并成为人们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业体育赛事欣赏的实践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得到放松、愉悦和美的享受;并且可以不断改造其体育价值观,关注体育对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体育赛事还具有为群众体育提供示范和技术服务、普及运动项目、形成群众体育热点等作用,进而带动群众体育的开展。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必将导致民众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向文化娱乐、教育保健等高层次需求转变。新时期职业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应立足供给侧改革,满足民众娱乐健身消费方面需求的新变化,尤其是高水平体育赛事欣赏方面日益膨胀的需求。据2015年10月30日网易体育报道:“世界足球网”发布了全球足球联赛上座率排行TOP20,中超联赛以场均22 580名观众位居世界第6,在亚洲足球联赛中高居第1位。2016年新赛季随着部分国际足球巨星登陆中超联赛,前3轮场均观战球迷人数约为3.3万人^[13],比2015年同期多出1万人,足见职业体育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体育赛事欣赏需求的快速增长。

我国民众当前日益膨胀的高水平体育赛事欣赏需求,会带来比赛观众和球迷数量的急剧增加,这将为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市场基础。正如世界职业体育大腕大卫·斯特恩所言:“观众和球迷是NBA存在的理由”。

3.4 利用好陆续出台的诸多利好政策,打好产业政策基础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将体育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体系高度,确立了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从宏观角度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15]。

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了“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5年增加值超过4 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的体育产业发展目标^[16]。

2012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足协解决“政企不分”“管办不分”问题进入实质操作阶段^[17]。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促进体育产业不断发展,体育消费全面提升。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的“2025年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2]的发展目标令社会各界反响热烈。为此,多部门制订了诸多配套政策措施,如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鼓励发展职业联盟、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促进体育消费、对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体育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落实企业从事文化体育业按3%的税率计征营业税政策(此前高尔夫、台球等按娱乐业标准征税)。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国办发[2015]11号)^[3]正式公布,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发改委、中国足协、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18],是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后体育产业又一重大政策文件。

不难看出,近年来诸多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为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应利用好这些利好政策,通过逐步完善税收、电视转播权保护、职业体育俱乐部准入制度等关乎职业体育发展的重要产业基础政策,逐步打破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诸多制度约束,切实推动我国职业体育市场的快速繁荣与发展。

4 结论

(1)结合新时期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面临的社会、体制、产业三大新背景变化,拟订出借力我国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依托我国体育体制转型、创造产业发展条件并打好产业的“四个基础”等新时期促进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宏观对策。

(2)在借力我国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方面,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需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竞技体育单一功能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积极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凸显与肯定体育多元功能开发的现实需求。

(3)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需依托我国体育体制转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加快“管办分离”,逐步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及“政府拉动、市场驱动、社会互动”的发展模式。

(4)在创造产业发展条件方面,转变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打好产业资金基础;充分发挥我国高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打好产业人才基础;立足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激发民众日益膨胀的高水平体育赛事欣赏需求,打好产业市场基础;利用好陆续出台的诸多利好政策,打好产业政策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