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历来是一种融通性和抵触性元素的结合体。与任何一种现代文化品类一样,奥运会及其价值观传入中国充满了艰难感。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通道是沿海城市,最初的接纳者是一些和西方文化有交集的中国人。奥运理念在近代传入中国的主体内容为游戏行为、狂欢精神和规则意识,但在现代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及其宗教内涵。经过百余年的时间,中国人看似完成了对奥运会及其教义的接纳事宜,但其中仍存在许多未知因素。以正统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衡量,奥运会中所蕴含的身体行为、游戏作风和狂欢精神都很难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内容,从业者更难以成为一种可供人膜拜的对象。但奥运会本身具有的多维度的内涵,它使得中外学者很难将其看作是一种游离于学术视野之外的存在物。

1 奥运理念中的军事性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干预

在游戏学、仪式学和文化学相互融合的层面认知,现代奥运会几乎发展到了终极之地步,在此层面上可以更好地理清现代奥运会的超现实价值。通常而言,体育和军事在文化上有血缘性的联系。奥运会本然地蕴含有高纯度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和古希腊的教育模式有关。“遵照巨人们的野兽般的教育,英雄式的少年教育是严厉的,粗野的,残酷的······斯巴达人为着要教会儿子们不怕痛苦不怕死,就把他们拖到狄安娜神庙里痛打,孩子们往往在父亲们鞭挞之下痛极倒地死去,至多以不死为度。这种独眼巨人式的父主权威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都还保持住,使他们可以杀死刚出世的无辜的婴儿······当时体育运动和娱乐都是很吃力的,例如摔跤和赛跑往往也是危险的,例如骑马用长枪比武和猎取野兽。为着训练体力刚强,就轻于舍身。奢侈,文雅和安逸在当时简直是无人知晓的。”^[1]375-3771892年,顾拜旦在索邦神学院的演讲中界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勇武精神:“必须保持过去体育运动的特点,即高尚和勇武的性质,这是为了使体育可以继续有效地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中起着希腊大师曾给它确定的值得赞美的作用。”^[2]2冷兵器时代体育和军事的关系十分紧密,这种传统经过文化过滤得到了变异性保留,人类社会中的竞技类体育都带有一定的军事元素。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现代体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军事化的内涵。在整个20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体育便是军事体育,人们对投掷手榴弹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扔铅球、标枪及链球,对使用步枪打靶的熟悉程度超过了飞碟射击。中国人接纳奥运会带有几分孤立性的意味,普通的中国人一度无法知晓奥运会的绝对意义,正因如此,中国人接纳现代体育无法摆脱独特的国情因素的干预。

顾拜旦并非奥运精神的纯然传播者,他首先是一位现代奥运会的设计者。顾拜旦并不排斥奥运会的尚武精神,他在《奥林匹克宣言》中讲述过德国体育的军事本性:“只要去参观一所德国的大学,参加一次德国大学生的聚会,看到他们在一声‘干杯’令下一饮而尽的情景,你就会明白狂热的崇尚纪律对这个民族的影响。社会党人在他们这个革命党派的章程中,就注入了某种军国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本世纪曾渗透了整个德国。”^[3]5顾拜旦不仅从未忽略奥运会的军事特质,还对体育与军事的血缘关系作出过更为精微的阐释:“用体育锻炼的方法使军备完善和富有活力的观点是很古老的。在迦勒底、埃及以及远东,好战和有征服欲的政府就是利用这样一种制度,当他们偶尔发现运动本能时就可能加以利用以推动战事向前发展。”^[2]60中国人对待奥运会的态度并不保守,且往往能在本土文化中找到与之相似的关联点,并对其实施必要的过滤式加工。一度遭受帝国主义压制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奥运会,原因有三点:其一,看重了其中的尚武精神,其中不乏某种虚拟式复仇或其他寻求心理平衡的动机,借以治疗国民的心理自卑症;其二,秉持师夷长技以治夷之心理,以便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服务;其三,构建新中国的国家仪式。而在主体层面而论,中国人对来自欧洲的现代奥运会的接纳构成了一种中国式军事思维和欧洲尚武精神的重新融合。

近代中国体育的军事化特质与德国的军事体操传入中国有关联。与欧洲类似,中国体育也是以城市为生发点。顾拜旦在谈论现代体育的城市中心地位时也论及体育和军事的关系:“现代世界的体育活动有三个中心:柏林、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从这些中心产生了三套体系,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地区。这些体系立足于古代世界所熟知的理念。这些理念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即战争、卫生和运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不完整地或者不自觉地把它们继承了下来。”^[3]4由此可见,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赛事无法完全摆脱战争、城市、游戏之类的元素,现代体育就此再现了多维度的价值。其实,经典的古希腊奥运会并不完全以战争为出发点,它反而带有极为强烈的反战属性。“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渊源悠久,古希腊人主要是通过这种独特的祭礼形式,来促进和平、反对战争、庆贺丰收、祭祀神灵和祈求福佑。”^[4]3-4顾拜旦早就意识到了奥运会起源的二元说:“这项活动是从两种体系即为战争的体育锻炼和为个人的竞技发展起来的。”^[2]10从竞技为上的视角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竞技活动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古罗马竞技保留了更多的血腥味,而古希腊竞技则延续了更完整的人性化的内涵。顾拜旦早就关注到了两者的差异:“人的缺陷总是倾向于把奥林匹克运动员变成马戏团的角斗士。我们必须从两种互不相容的体育运动方案中作出抉择。”^[2]2顾拜旦一度将古罗马竞技场上的竞斗看作是一种人性黑暗的象征。“由于金钱的干预,体育运动的哲学逐年退入极度黑暗之中;体育降到低贱的古罗马马戏场竞技圈,基督教给了它决定性的一击。”^[2]9-10通常而言,古罗马的游戏带有更多的实用性。胡伊青加认为:“仅仅由于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对立,罗马帝国的文化就很值得人们注意了。初看之下,罗马社会的游戏特征似乎要比希腊人的少得多。拉丁古代社会的本质,可用诸如庄重、严肃、对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现实关注、薄弱的想象、低劣的迷信这样一些特点来加以概括。素朴的、乡村的崇拜形式散发着田野与炉火的气息。共和时代罗马文化的氛围,仍然停留在宗族的、部落团体的氛围中。对城邦的明显关心,带有家族崇拜——对于天才(内在精神)的崇拜——的所有特征。宗教观念只得到贫乏的构想与可怜的表述。”^[5]223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体育孰优孰劣,尚且难以下定论,若从现代美国式竞技风潮的角度看,古代罗马的竞技精神并未消亡,而是以另外的形式延存于世。

在神学至上、游戏有道、祭祀有规的意味上评估,古希腊的奥运会具有迥异于其他文化品类的独特性,它和古罗马的竞技场式的野蛮、血腥的竞技有本质的区别。“狄奥多西一世一改君士坦丁的宗教宽容政策,进而采取比较坚决的、强有力的措施对多神教残余进行清除。380年,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止各种异端教派活动,并要求全国人民‘遵守使徒彼得所交与罗马人的信仰’。至此,基督教开始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合法宗教,其余信仰皆须严格禁止。”^[6]可以看出,宗教体系的变革对奥运会的兴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狄奥多西一世废黜奥运会也和铲除当时竞技场上过度野蛮的罗马式竞技元素有关。由于基督教文化的介入,以罗马斗兽场竞技为代表的血腥化的竞技项目开始在欧洲的体育赛场上绝迹,而转入民间的决斗之风则属于一种游离于体育范畴之外的现象。

出于典型性选择的需求,人们习惯于将公元前776年的奥运会当作古希腊的第一届奥运会。由于战事需要,希腊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类似的体育赛事活动。古代奥运会的军事用途一度十分鲜明。顾拜旦曾说:“运动员代表着本国潜力,因为训练使他们成为随时都能捍卫祖国的卫士。”^[2]61顾拜旦对古希腊竞技活动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在古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运动员也几乎具有国际性。他们是希腊、意大利、埃及等地不同城邦的市民,就如同我们现在的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一样。那些城邦经常互相作战,甚至在和平休战时期,相互竞争也很激烈。”^[2]28当然,顾拜旦并不盲目地鼓励并完全推崇体育中的军事性和勇武精神,他所崇尚的现代奥运会另有新意,并非简单地还原古代奥运会,顾拜旦着力打造的是一种灌注了现代性理念的全新的奥运会。“首先人们必须高度意识到,体育能够而且必须在伟大的现代民主范围内追求双重作用,即从古代体育继承下来的促进人的平衡的作用和从中世纪骑士精神继承下来的社会教育者的作用。先生们,我们不仅要注视奥林匹克体育馆,而且要注视几乎被人忽略和曲解的中世纪马上比武,它的唯一缺陷就是有时毫无道理地推行对荣誉、禁欲、慷慨的崇拜。”^[2]53人类社会诸多的文明起源都有相似性,中国人也一向重视祭祀和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7]真实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一度是祭祀文化和军事文化都十分发达的国家,在此风气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更容易关注到古希腊奥运会的祭祀和军事属性:“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的宗教。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民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里,或者在婚丧嫁娶的重大活动中,都要举行盛大的宗教集会,以舞蹈和竞技等内容进行庆祝或祭典活动,后来这种载歌载舞、拼杀竞技的庆典活动,逐渐演变成以运动比赛为主的节日。希腊人在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开展赛跑、跳远、投掷、赛马、赛车、角力等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体育竞技。”^[4]3-4在这样的文化观念的支配下,中国学者从战争学的角度阐释古希腊奥运会中的非游戏成分就显得合情合理。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误区和传播理念的差异,中国人极易看到奥运会中的军事色彩,并习惯于将古希腊奥运会理解为战争的附属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不习惯将游戏看成是十分严肃的事。

现代奥运会及其理念普遍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人出于自己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之需开始接触并很快接纳了奥运会及其相关理念。现代奥运会在中国的传输过程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中国人宁愿将其看作一种战争文化的附属物而不愿意将其当作一种身体游戏形态。来自西方的奥运会从来就是尚武精神的载体。顾拜旦也不回避奥运会的勇武精神:“他们和平的、勇武的竞赛将会构成最好的国际主义。”^[2]3尚武精神虽然在华夏大地上流失已久,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屡受外族压迫的历史让尚武精神得以激活,成为一种全民族无法回避的文化选项。现代奥运会恰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因为它完全合乎中国的国情,也极为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即便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奥运会流失了勇武作风,其存在的价值则须重新评估。

古希腊的尚武精神本身就含有终止战争的意蕴,它和中国的“止戈为武”异曲同工。希腊地处爱琴海。当时的爱琴海沿岸各邦国征战连年,人民饱受其苦,伊利斯国王倡议签署奥运会神圣休战协定得到了民众的欢迎。神圣休战要求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停止一切战争行为,而以人的技巧、力量、智慧来决定胜负,借以捍卫人类生命的尊严。协议规定了奥林匹克山为法定的和平圣地,不允许有军事活动。在奥运会开展期间,各邦国要保证通往奥林匹克城邦道路畅通无阻。每次奥运会开幕前夕还要有3名运动员在宙斯祭坛前采集圣火火种,然后跑完希腊传谕终止一切战争行为。由此可知,神圣祭祀和神圣休战原则具有联通性,前者是后者的抽象性的神学或精神学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社会化的延伸形态。神圣停战或休战现象体现出民众求和平的意愿,完全值得肯定,但在神圣停战或休战的背后则是一种战争的常态化的形式。

从古希腊奥运会的基本生发态势看,真正的战争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古希腊奥运会折射到现代社会的焦点反倒是其中的神圣休战协议。顾拜旦曾说:“对希腊人来说,宗教观念影响深远。公元前11世纪,在奥林匹亚还可以看到刻在一个铁饼上的由莱柯格斯和伊利斯国王伊普希托斯双方签订的关于在奥运会期间实现‘神圣休战’的协议全文。在这段时间内,希腊人之间的任何武装争吵与冲突都必须停止。奥林匹亚的领土是中立的,不受侵犯的。”^[2]114中国学者显然对奥运会的和平内涵抱有更大的热情:“起初神圣休战只有一个月,后来延长为三个月。热爱和平的人们企盼着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因为它是惟一能使希腊人平熄战火、团结起来的一条重要纽带。神圣休战使竞技会成为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与友谊的盛会,体现了古希腊人渴望和平的意愿,并对现代奥运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5-6真实的古希腊及其周边国家民众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那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危机状态,而古典奥运会的真正价值却是将这种人类的普遍性焦虑状态升华到一种可接受的地步。无论是古代奥运会还是现代奥运会,都无法成为人类所有问题的万能解药,奥运会自身或许也是人类焦虑感的一种产物,它来自人类自身超强的不安全感以及为摆脱这种不安全感而衍生出来的所有梦幻、设想和规划。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原罪的催生品的话,那么,奥运会则是人类所有罪感生活的升华物。

2 充满诗意的神谕精神在现代奥运会的内化性价值

古代奥运会是希腊文明的典范,而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是法国人,现代奥运会也就此连带出浓郁的法国文化精神。从仪式学的意义上看,中国人对古代奥运会充满诗意的理性主义文化极易产生共鸣。从民族性的角度看,中国人和古希腊人、法国人极为相似,这种民族性包括了诗意的人生态度。诸多学者都对这种相似性作出过阐释。亚里士多德在《中国之谜》一文中曾说:“欧洲人富有精神但缺乏智慧和技巧;亚洲人充满智慧和创造性却缺乏精神,而且处于屈从和奴役状态;但希腊人处于两者之间,他们拥有一种折中的个性,既有精神也有智慧。”^[8]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中国人和希腊人都达到了各自的某种完善的文明程度——两者都值得赞扬。”^[9]284林语堂也说过:“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气质是极相近的。”^[10]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曾说起中国人和法国人民族性相似的话:“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11]顾拜旦是法国贵族,他所处的社会里也并非人人膜拜体育,法国人一度也漠视身体运动。“在法国直到最近还把体力迟钝看作智力完善的必不可少的助手。体育活动被看作扼杀学习。至于青年品质的培养,关于意志和体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条格言从未深入人心。”^[2]14古代的中国人漠视体育也是一种常态,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曾经将体育运动当作是一种有害于道德律的行为。类似的见解和事例不胜枚举。往远追溯,中国传统意义上掌控书写权力的人为士绅集团,而士绅集团的审美趣味和古代希腊人以及当今的法国人更为接近。高度的理性化、优雅的生活趣味、精致的人文理想,构成了古希腊人、法国人和占据主导性话语权的中国士绅的基本价值取向。于是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崇尚理性、热爱优雅的生活、艺术至上等层面衡量,中国人和欧洲的法国人以及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更为接近。

怀特海曾高度肯定过古希腊人的成就:“希腊民族是被一个追求完善的伟大理想唤醒而前进的。这一理想比起它周边文明所创造的思想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理想产生了影响,它在一个文明中得以实现。该文明在人类中获得的自己独特的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艺术、理论科学、生活方式、文学、哲学派别、宗教仪式一起协力表现了这一光辉理想的各个面。”^[9]283-284从终极的意义上考量,现代奥运会不仅恢复并重构了古希腊的文化形态,还在一种崭新的层面上对欧洲文明作出了全新的阐释。

奥运会本身就有很浓厚的超现实的诗意元素。顾拜旦是写过《体育颂》的知名诗人,从他的诗人身份中可以看出,现代奥运会的复兴几乎就是一种古典生活的诗意再现。古希腊奥运会自身便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海洋性国度的产物。顾拜旦也看中了其中的奥妙,并立志将此传统延续下去。顾拜旦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一位感知力敏锐的思想家。顾拜旦的演讲类文章中充满了柔美的情调和高度抽象化的哲学张力。总体而言,顾拜旦是一位哲学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复合体。“诗人顾拜旦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方法是一种‘教育式’的,是对古典奥林匹克诗意的一种追溯,竞技的功能是教育而不是胜负,是感化而不是记录,它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保存远久的传统和生活方式。”^[12]人们在讨论或研究现代奥运会时,不应忽略作为文化人的顾拜旦所写的颇有诗性情愫的文字,更不应忽略其体育、艺术和文化思想的复合性。恰是现代奥运会中生机盎然的诗意,吸引了中国人的注意力。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越简单越强悍;相反,越复杂越虚弱。相对纯洁的健身运动更容易成为一种绝对性的理念体系,古希腊奥运会绝对的精神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古希腊奥运会就这样存在了将近12个世纪,可是它的生存并非没有沉浮,并非不受干扰。人们应惊讶古奥运会盛典神奇的持续性。一些最严重的事件也未能使其中断。即便在波斯人威胁期间,希腊人仍聚集在阿尔斐斯河畔庆祝四年一度的节日。当然也有麻烦的事情。第8届古奥运会由于组织者之间的争执而受干扰。三个世纪以后,第104届古奥运会期间甚至发生破坏神圣休战的事件。”^[2]117-118无以否认,顾拜旦具有诗人的敏锐性和哲学家的深刻性,他对人性的认知度很深。顾拜旦虽然并非一个完美主义者,却对奥运会终止暴力争端的正当性价值十分看重。“无论这些争斗多么合法合理。如果交战双方在战争中能够为了庆祝象征忠诚和文明的奥运会暂时中止战斗,我个人将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2]153将恶性抗争转移为良性的竞技活动,恰是顾拜旦超越当时众多体育人的高明之处。仅从体育的角度看,顾拜旦的体育观念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源于古希腊。

奥运元素中堪与诗意媲美的是其神谕元素。神谕是从祭祀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的文化物象,它并非古希腊人的独创,而为全人类所共有。神谕中有理性主义的内涵。在中国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即源于西周的理性主义,中国西周的德政思想已经脱离了神谕的元素。但是,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理性主义具有相似性,且都一度内含高度的超越性。古希腊奥运会兴起的年代恰是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半岛出现了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等学术派别,这些学派的主要人物开始研究逻各斯主义,逻各斯是现代逻辑学的前身,它包括思想、言辞、理性、计算、比例、规律性等内容,并探究美的存在及其生发规律,逻各斯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理性主义。伊壁鸠鲁认为:“凡是被判定为最好的行为,都是遵从理性正当地作成的。”^[1]369古典奥运会仍然带有浓厚的神学痕迹,借助神谕来组织竞技活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神谕是理性主义的先祖,和非理性的原始游戏活动背道而驰。质言之,神谕是古希腊极为流行的一个文化现象。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就阐明过神谕的巨大作用:“神谕昭示托伊奥斯,他命中注定将死于其妻约卡斯塔所生的儿子之手。”“不过,神谕向他(俄狄浦斯)昭示:他将杀父娶母,生育为他人所憎恶和不容的子女。”^[13]俄狄浦斯最终并未逃脱杀父娶母之命运。神话传说虽然未必可以真实地诠释一种历史,但从世界各国神话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许多神话都直接来自历史故事,并无多少篡改。神话还可以超越历史,将历史与所在族群的人的精神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换言之,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神话都是真实历史的变形记录,希腊神话几乎可以构成欧洲一部典型性的史前史,而神谕的精神不仅寓于其中,还成为一种可供参阅的真实历史。

现代奥运会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弱化其中的神谕精神。中国北京在2008年举办的奥运会同样点燃了所谓的“圣火”,依然捍卫裁判员、运动员在奥运会旗前宣誓的传统。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和其他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执行的是同一个仪式,中国人对待奥运会一直有一种神圣化的倾向,如此的镜像在传播的仪式观理念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突出。

3 从神谕文化中升华出来的道德理想

胡伊青加并不认为游戏完全属于道德的范畴。“游戏存在于智慧和愚蠢的对立之外,同样也存在于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对立之外。尽管游戏不是一种物质的活动,但也不具道德的功能。对邪恶和德性的评价在此并不适用。因此,假如游戏不能被直接联系于真或善的范畴,那它或许能够被纳入审美的领域吧?我们的判断在此摇摆不定。”^[5]8然而,体育之类的游戏有其特殊性,经过国家意志的过滤,体育往往内含有强烈的道德元素。“(游戏)绝不受物质需求或道德义务的影响。只有当游戏成为某种被认可的文化功能如习俗、仪典时,它才与义务和责任的观念相联系。”^[5]10正因如此,奥运会一直在支撑一种人类普泛的道德,人类的道德源自一种家族契约,家族契约虽然可以为族群所遵守,但其脆弱之处在于无法对违背者实行彻底的惩戒。于是,远古道德一般都有神谕作为后盾。换言之,人类任何一个族群的道德都是远古民族神谕理想的衍生物。

古希腊人一度执着于神谕的理想。通常而言,古希腊各邦国之所以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停止战争,主要在于他们对神谕有一种近乎执着的信仰。神谕不仅与理性相关联,还是人类的理性得以培植的温床。胡伊青加并不十分看好神谕的超社会价值,反倒认可神裁的决定性作用。“一个人可以诉诸战争,而不必在竞赛中去检验自己的力量,不必去掷骰子,不必去求教神谕,不必用刻毒的语言去辩论——尽管所有这些同样有助于带来神圣的解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解决与神之间的联系,在表示‘神裁’的德语单词Gottesurteil中清晰可见,尽管从根本上说,神裁也不过是裁决(无论何种裁决)而已。凡是依靠正当仪式所获得的解决都是‘神的裁决’。至于神裁这个技术性观念与神力联系的确凿证据,则只是次要的问题。”^[5]115从人类各民族构建理性秩序的规律看,神谕就是人类理性的原点,它其实反映出人类共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守性准则。人类先民为了将一种好的公共性规则执行下去,不得不虚拟、伪装或想象出一种神谕的东西,神谕也因此承担起扩散人类理性的社会功能,并对稳定人类社会发挥作用。

在神谕精神的笼罩下,古希腊奥运会变成了一种游戏、祭祀与狂欢活动的派生物,其中的仪式元素并不占统治地位。“古奥林匹亚现存的主要古迹有:由神庙、祭坛和祠堂组成的神殿区,是祭奉神灵的地方,在该区域之外,自南而北罗列着体育练习场、竞技场、制作宙斯像的菲迪亚斯工作室、宿舍区(选手村)、洗浴场、评议厅,等等。宙斯庙是神殿区内最大的建筑,也是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神庙。”^[14]神谕时代的终结并未将希腊带到一种宗教社会,和中国一样,古代希腊人始终处在多神崇拜的社会形态中,这样的社会更容易衍生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从中国的多神论与儒学理性主义的高度和谐状态中可以看出,绝对神教体系的非主流地位造就了较为原始的民主理念。因此,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上考量,中国和欧洲本无绝对差异,都延续着从稳定到求变革、再从变革到稳定的发展轨迹。自从轴心时代出现以后,整个欧洲一直都有理性主义的传统,而理性主义的基石则是普泛的道德精神。

宗教或与之类似的信仰体系是一种很难为人类根除的精神形态,宗教和人类的关系犹如人类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充满了互动性、互补性和游动性。斯坎伦认为:“对古希腊人来说,与其说竞技场是一个梦想之地,不如说是一个欲望之都更为贴切。竞技运动的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宗教背景反映了人与神的联系并且赋予了竞技比赛权威性;不同时期和地点举行的竞技比赛都与神话和成人仪式有关;某些神衹,包括厄洛斯,通过他们和竞技运动盛事及竞技场馆的联系,培养了不同性别和性各自的角色。”^[15]斯坎伦在这里强调了古希腊竞技的非宗教性,然而,古希腊人最终还是在神谕的氛围中走了出来,并缔造出了一种足以代表古希腊人最高智慧的逻各斯主义,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古希腊奥运会已经将逻各斯主义的精华成功地转移到了体育赛事方面。

现代人津津乐道的体育的规则意识,其背后就是一种坚实的逻各斯主义,即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主义精神。至少在中国接受者的视野里,古希腊奥运会强烈的规则意识就源于其理性主义的本体精神。中国人更看重古希腊奥运会的绝对理性价值。来自中国的媒体都在反复播扬一种理念,即古希腊奥运会规定参与运动会的运动员不准凭借蛮力征服对手,而需要严格遵守规则,应用技巧、速度与自然之力量获取胜利,唯有这样才可以获得尊敬。古希腊奥运会终结了古希腊人的野蛮生存方式,在规则意识的统领下,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从原始的神谕到法治理念,顾拜旦完成了将古希腊的神谕式德性朝现代性法制化道德的转型,这种观念、程序和法则体系一度被很多中国人当成了一种国人和欧洲人平等对话的工具。尚德的思维是中国人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共享的思维惯性,中国一度缺少国家宗教,因此,以道德代宗教的做法使得中国人在道德律的框架中浸淫了更长的时间。中国人接纳外来文化往往和该种文化的道德律有密切关系。古代和现代的奥运会都充满了高尚化的道德内蕴。

古希腊奥运会本身就是道德和信仰的载体,现代奥运会较为完整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奥运会首先是一种仪式,而任何仪式都是一种道德、宗教或信仰体系的强力实施程序,作为仪式活动的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中的任何分支仪式都有如此功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人是政治的动物’,它指明了人的本质。”^[16]古希腊捍卫的是一种公共政治理念,承认人的理性的至高价值,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使其行为符合道德的律令。顾拜旦也极为推崇奥运会的道德理性:“如果我们开始研究我们本世纪的历史,我们深感由产业科学的发现所产生的道德混乱。生活遭受剧变,人们感到大地在他们脚下不断颤动。人们抓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都在变化;他们在混乱之中,好象寻找对他们周围象独眼巨人的堤垒一样升起的物质力量的某种平衡力,从而探索散落于世界的任何道德力量的因素。”^[2]10体育道德和体育所散发出来的道德感不尽相同,但两者有相似的价值取向。顾拜旦曾说:“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体育运动中期望更多的东西或某种不同的东西吗?难道它不能做些什么来满足明天的需要吗?因为重建的任务还要靠它。难道体育运动就不能帮助我们建立社会和平?众所周知,在民主社会中,社会和平的最佳基石是在人类间生来的不平等与立法所强求的平等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均衡。但是这样一种均衡的基础和范围在哪里呢?”^[2]65-66古希腊奥运会一度经历过一段纯洁发展期,现代奥运会也因此始终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对古奥运会冠军的奖励长期以来注重于精神、荣誉方面,物质奖励极其微薄。最初,冠军可以获得一头羊的奖赏;从第7届起,则奖给优胜者一顶象征和平友谊、代表最高荣誉的橄榄枝编成的花冠。”^[4]3古希腊在经历了其朝阳期后,整个国家也开始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古奥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追求名利等腐化现象日趋严重,被人们称为‘职业运动员’的专业选手应运而生。一种追求荣誉的神圣活动,逐渐蜕变成了一种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世俗战胜了宗教,功利取代了理想,奥运会再也不是神圣的祭典和全民的节日了,古奥运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冲击。”^[4]5-6古希腊奥运会的基本原则充满了健康感,其所培育出来的奥林匹克精神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全世界各国人民广为信奉,原因在于奥运会不仅充满了高度理性化的内涵,还有一种将这种内涵固化为道德、信仰或宗教力量的动能。顾拜旦曾对此作出描述:“看这片延伸到克龙尼翁山上的可爱的松林(精致的微型物,出自迷人的彭泰利库斯之手),通过想像可以再现一条很长的被梧桐树遮掩着的大路,这里一度来过很多运动员和朝圣者,各国使节和商人,这里集中了所有的交通工具,也集中体现了一种文明的所有抱负、所有欲望和所有虚荣心,这种文明比起后来的任何一种都更综合地、更严密地阐释过。谁都能重新绘出通向神庙的路线,它的台阶以及柱廊,还有围绕着神庙的大批结构物:还愿的奉献物、祈祷室、捐献物品和牺牲祭坛······神殿——神圣的地区——直接显示宗教自身注意力的焦点,这是崇拜的中心。”^[2]112-113奥运会的研究者和奥运会的信徒略有区别,信徒更倾向于带着对奥运会的虔敬心来参与、观摩或阐释奥运会,从而将奥运会看成一种绝对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精神支柱,而奥运会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奥运会和其他宗教、礼俗、竞技活动相比照,最终发现、裁定并推演出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

由于媒介的全方位推广以及奥运会本体的宗教内涵决定,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信奉奥运理念的群体。中国的奥运理念的信奉者对反对奥运会的一切信息充满了排斥:“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影响深远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亦难逃厄运的魔爪,惨遭废止。威严的宙斯神像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拜占庭人与歌德人在阿尔菲斯河发生激战,使奥林匹亚各项设施毁失殆尽。公元426年,凶顽的狄奥多西二世又下令烧毁奥林匹亚残存的庙宇,百年后经过数次洪水和地震的劫难,恢弘的古希腊奥运会遗址沉尸九泉。”^[4]7从“魔爪”“凶顽”等负面词语的使用可以看出,文章作者对拒斥奥运精神人士的极度排斥心理。“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共举行了293届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在走过一千一百七十年的辉煌与沧桑之后,终于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人类记忆中的一个神秘而遥远的梦。”^[4]7-8作者在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并非一种对奥运会的客观描述,而是圣徒对待圣物一般的虔诚之心。当理性主义的实体成为一种崇拜物后,信徒却会将其视作一种圣物,也会激发起一种非理性的浪潮。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错位性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揭示出人类精神生活的单一性规律。

理性主义还包含有实用主义的内涵,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常见。胡伊青加曾经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由于我们智力的这种偏向,结果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经济力量与物质利益决定着世界的进程。对经济因素的此种过高评价,是以我们对技术进步的崇拜为前提的,而技术进步本身又是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杀死神秘和宣布人无罪之后结出的果实。”^[5]247在此意义上观照,中国人对待奥运会其实呈现出两种态度,其一,看中其真实的宗教学价值,用以补充中国的教化力量。其二,借用奥运会的潜在的理性主义内涵,强化中国人充满现代性意味的理性能量。但是,两种动机都带有实用主义的内涵。仅从精神层面考量,奥运理念在传播的过程中的确呈现出其特有的宗教性,其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身体主义的范畴,从而进入了一种道德至上的境地,奥运会进入中国的过程带有一种弥补中国文化中短板的意义,它揭示出中国大陆在放弃了国家宗教后的特殊精神情貌,在信仰虚白的环境中,奥运会很容易成为新型的信仰体系或宗教品类,奥运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也在流失其原始主义的风貌。质言之,奥运会及其理念在中国更容易成为道德的高地,而非身体的高地,更容易成为宗教而非身体关怀与保养式的体育。

4 结语

奥运会绝非一种单纯的体育赛事,它具有多重的文化属性,蕴含有游戏行为、规则意识、狂欢精神、宗教情感以及理性主义价值观,奥运会多重元素的交互作用则再度构筑出一种较为完整的奥运理念,奥运理念因此具备了更多的普世价值。中国虽然无稳定的国家宗教,却一直有祭祖传统,且长期以来是一个追求祭祀优先的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和祭祀活动等值的只有战争,两者的结合渗透出一种类似神谕的价值遗存,它成为构建中国道德律的基石。奥运会同样浸润着多元化的精神内涵。为如此构件所配置起来的现代奥运会,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也并不顺遂,现代奥运会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充满了选择性、错位性和非对称性因素。通常而言,中国人偏爱将奥运会描述成一种道德化、理性化与技术化的文化载体,而西方人更看重其狂欢化、献祭化和悲剧化的价值,由此也可看出现代奥运会内在的复合性。中国的学者、作家所阐明、讲述与描绘的奥运会呈现出缤纷而多元的镜像,而其主体性仍集中在精神价值层面,奥运会的高端性、抽象性和理念性价值就此得以为众多中国人所认知并接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