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体育发育得不仅不够不完善,而且地域差距较大,呈现出非均衡性态势。近现代中国的少数沿海城市和内陆大城市尚有一些体育活动,整个内陆地区的乡村则几乎看不到体育的影子。如果以当代奥运会的标准来衡量,或者在锦标主义者、优胜主义者和金牌至上论者看来,中国近现代体育则近乎一张白纸;与此相反,中国当代体育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是,中国的近现代体育和中国当代体育就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现象,但两者对各自时代的文化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文化或文明进化平衡器的视野上衡量,中国近现代和当代体育的观照价值值得重新认知。

1 在模糊的游戏理念中挣扎的中国民众

近现代体育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以李惠堂、刘长春为代表的体育实践家所从事的体育,另外则是以吴蕴瑞、马约翰为代表的体育文化人所认知的体育,两种体育都属于体教分离前的一种体育与文化均衡发展的常态化的体育存在模式,它展示出体育的自然性、健康性和融通性形态。中国近现代体育发育不良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还是儒学的教义对游戏、竞技、身体的漠视、歧视或压制所致。近现代中国并未彻底清算儒家身体学的消极作用,在士绅集团并未解体的时代,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向稳固,儒家文化已然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深层。中国人抗拒游戏的思想几乎完全可以归结到儒家思想中去。

早期儒家思想已经出现了对游戏的轻视迹象。《尚书》载,武王灭纣后,威德广被四海。西方蛮邦进贡獒犬,此獒犬威猛且晓解人意。太保召公奭担忧武王会因好此犬而荒于政,乃写《旅獒》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智!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1]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农耕文明是一种高度依赖土地产能的文明形态,它不可能产生过多的剩余物质,高度竞技性的活动需要消耗掉很多精力和热量,儒家思想家认为补偿这些身体亏欠就是一种不必要的开支,因此,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勤俭持家理念本身就隐含着对高度对抗性游戏的排斥。从早期儒家反对身体无限度的活动,到现代中国人一度坚守的“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两者都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国人大多数不太接受赛车运动,主要就是因为对赛车高度浪费汽油现象十分反感,这样的观念本身就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伸形态。在儒家思想家眼里,不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生产的人都属闲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人(如武士)自然算是其中的典型。闲人在中国社会一向遭受贬斥和否定,甚至有人将其和道德败坏者、犯罪者联系在一起。

中国描写武士的文学作品不算太多,当其首者为《水浒传》。中国武士并不像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那样具有典型性,他们更多的时候隐遁于山林大泽,或混迹于市井乡野。描写近现代武士生活的当以老舍的《断魂枪》为典范,而描述当今武士生活的最佳文学作品可能是贾平凹的《闲人》。《闲人》的全称是《闲人——以此文献给我商州的那些朋友》,这是一篇带有书信体风格的散文,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信性。文章将描写对象冠以“闲人”之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这些闲人其实是中国武士的后裔,至少是中国武士精神衣钵的继承者。闲人保留了一定的尚武精神。“闲人的相貌不一定俊,其实他们嫉恨是小白脸,但体格却非常好,有一手握破鸡蛋之力。和你握手的时候,暗中使劲令你生痛,据说其父亲要教训,动手来打,做闲人的儿子会一下子将老子端起来,然后放到床上去,不说一句话,老子便知道儿子的存在了。”^[2]有些闲人本身还是武功娴熟的人,带有旧式武士的猛狠之气。“闲人爱姑娘,但最感痛快的并不是姑娘,因为闲人们都年轻,又都练过拳脚,至少家里有一把40斤重的石锁。路过树下,忍不住要跳起来抓那树枝,抓住了要一把拉断下来,杀鸡就剁鸡头,偏再放开让没头的鸡瞎走一阵,将那桃花一般的血印在雪地上。”^[2]闲人还一直在扮演着中国文化中的出位者的角色,而且长于行动,肢体语言极为丰富,且充满了审美性的活跃度、激越性和动荡感。“逢着骑自行车,那几乎是表演杂技,于人窝里穿来拐去,快则飞快,慢则立定,姿势是头缩下去,腰弓着,腿圈成圆形,用脚跟不停地倒转脚踏板。”^[2]贾平凹笔下的闲人还保留了水浒好汉不结婚但时而好色的生活习性。“闲人不怕苦,不怕死,满世界里惟有两怕。一怕结婚,虽然不断地有姑娘相伴,但闲人已经是老大年龄了仍未结婚。他们总希望有一个美丽的,既温柔又风野,能吸烟能喝酒能跳舞能谈人生能打麻将的老婆,遗憾的是没有能将这些条件集中于一身的姑娘。二怕寂寞。寂寞如狼怕火,寂寞如鬼怕唾。”^[2]从老舍的《断魂枪》到贾平凹的《闲人》,两部作品勾勒出了中国近现代武士后裔和当代武士精神继承者的生活图景,他们成为中国本土武士及其精神继承者的样板。贾平凹笔下的闲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体育人的变种,这些人自成群落,成为无法获得中国当代奥运会战略体系支撑的另类武人、体育人或游戏人群体。即便是作为当代知名作家的贾平凹,仍将闲人当作一种带有负面意义的人物群体,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歧视武人、体育人和游戏人的积习之深厚。

闲人并非中国当代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甚至一直遭受到某种程度的精神压制和社会歧视。透过各种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游戏、竞技、身体活动不发达,从业者也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或压制,当崇尚粗豪的人群遭受贬斥后,剩余的人则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一种反粗豪的生活方式,从而造就出一种文雅、文弱化的生活风尚。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和中国的气候、国人的体质有关,但主要还是和中国的人文精神相关。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某种理念支配下的产物,中国体育人和游戏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尴尬的生存处境已是历史实情,而歧视现象真实的社会学的动机乃是其背后的信仰或文化偏见。

完备而精微的游戏、竞技和身体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几乎是一个永远的禁区。在道德主义至上的语境中,游戏、竞技和身体被儒学信徒当成了一种人类走向非道德的自由化的媒介。从终极意义上说,儒学信徒所追求的孝道就是一种反抗游戏精神的道德律。孝道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主导性力量。孝道的最高境界是孝顺,孝顺有顺从、服从乃至屈从之意。其潜台词是对权威的绝对尊崇,而非对自身游戏精神的肯定。在蜗居与游走、孝顺与游戏、愚忠与叛逆的选择题目中,儒家文化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前者。反抗游戏精神的价值观成为汉武帝以后多数王朝的非游戏者们强有力的存在依据,而非游戏者利用正统教义的威慑力扩张其思想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儒学仅仅是禁绝对抗性游戏,但并不歧视其他类型的游戏。放眼整个古代社会,中国的士人集团大多对导引术之类的气功活动有一定的兴趣,而普通中国人关注的动作性热点则是杂技。导引术源自道家,而杂技在外在形态上与导引术类似,但内在精神不同,杂技大体属于一种自然游戏。导引术和杂技都有很强的自由性,而相对廉价、简单的导引术和杂技之类的游戏形态一度是每一个中国人获得身体解放、感受筋肉能量和取得简单快乐的源泉。需要说明,“体育”一词仅仅在近现代才传入中国,但体育的观念似乎具有无限的文化肢解力,它几乎轻而易举地洞穿了中国文化中的诸多屏障,新近输入的体育缔造出一种新型的身体观念,将中国人的身体行为与观念同旧有的传统割裂开来。西式体育是种植在中国固有的身体文化土壤之上的一棵树,但却给国人造成一种假象,不少中国人仍以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流行的身体文化项目全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与本土文化无关。无以否认,当代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各种运动方式大都是西方的产物,或者是以西方文化为准则的改良品和替代品。笔者曾提出足球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论点,却遭受到了一些足球教练员和足球理论工作者的否认。西方体育思想强固的能量几乎可以打穿现行的各种非议西方体育中心论的观念壁垒,这其实是一种带有浓重地域歧视的观念。中国人、西方人以及其他各地的人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人类在形成规模各异的部族群体后,每个部族都生发出了属于自己族群的独特的游戏形态以及与之匹配的身体语汇和禁忌条例,中华传统游戏即属于其中一例。一味地以西方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行为,只能拱卫出西方中心论的旧格局,却无法再现历史的真相。

体育有两种属性,它不仅融合了竞技、抗争、尚武、尚力的内涵,还有休闲、嬉戏、玩耍、娱乐的价值,中国人歧视的游戏形态就包含了上述两种价值取向。除却唐朝、元朝两个不以儒学为国教的王朝外,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王朝都在显性或隐性的层面尊奉儒学的教义,执行重文轻武的国家策略,或鼓励、支持、纵容重文轻武社会风尚的流行。重文轻武的风尚几乎使得中国的身体游戏难以发育成熟,而轻视嬉戏、游乐生活的价值观又使得中国的传统游戏身上披上了一层罪感的外衣。于是,问题再度出现。中国人很容易在自身的身体观念体系里陷入一种矛盾。宗教、风俗或信仰对特定族群具有很强的渗透力,信奉儒学的中国人骨子里歧视身体类的游戏,却又在真实的内心世界里认可身体游戏的内在价值,因为任何自然人都无法摆脱游戏的本真控制。在儒家教义的支配下,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很难将歧视体育和接受体育的思想统一在一起。朱立元曾对康德提出的“自由游戏”的概念做过梳理:“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审美活动中主体认识能力的活动方式和根本特点。康德认为,参与审美判断的认识机能主要是想象力和知性(Verstand)。想象力的功能是把多样的感性直观综合起来构成表象(Vorstellung),知性的功能是用概念把诸表象统一起来形成知识。在审美活动中,想象力把感性直观材料综合起来,然后联系于知性,但知性在这里却不提供任何关于对象的概念,不给对象以任何规定(如是什么,有何性质,与他物是何关系,受何规律支配等等),即不把对象纳入某种特殊的规律而构成知识,而是与想象力处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协调的关系中。但知性的本质是提供范畴,有它的活动就必然趋向于概念和规律,这就使审美鉴赏‘是自由的却又是本身具有规律的’,是‘没有规律的合规律性’(《判断力批判》)。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就是自由游戏。”^[3]399康德的自由游戏理念其实可以很好地概括当今中国体育的根本属性。质言之,中国的近现代体育大体近似一种自由游戏,而当代体育则更接近一种非自由游戏。

2 中国人对自由游戏的异化性体认

古代中国的确未能哺育出类似西方体育的游戏方式。或许中国也缔造过一种身体性游戏体系,但它绝无奥林匹克体育那种与生俱来的神学观念、规则意识和身体极限内蕴。儒学的非神学至上论压制了类似奥林匹克体育中的祭神内涵,儒学的人治中心论扼杀了体育的规则观念,儒学的孝道思想也不利于体育平等理念的建立。所以,中国式体育必然要呈现出另外的面目。退一步而言,中国无体育之说可能仍是一种历史性误读之结果。真实的情况与此相反,中国古代的确一直有属于自己的体育语汇,但在名称、内涵和存世形态等方面与西方体育有很大差异。

由于地理气候、山川湖海、宗教信仰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固有的身体游戏形态不可能和以西方体育为代表的游戏形态完全一致,中国的本土游戏相对而言发育迟缓,还一直存在循环倒退、幼稚前行且自生自灭的现象。目前的脚斗士比赛就属于此类,脚斗士约属于12岁以下的儿童玩耍的游戏,参与者一旦超过此年龄,这种游戏的滑稽性即毕显无疑。央视5套直播的脚斗士比赛很快失去收视率就是明证。中国其他的游戏形态也大体如此,即便如武术之类的高端化的传统游戏,较诸奥运会项目仍然显得较为幼稚,具有鲜明的儿童性、拙稚性与反荷尔蒙主义的低端化特性。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和日本都已经将自己国家的国术送进了奥运会,日本还将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展示作为新增奥运项目的空手道的独特价值,但是中国的武术很难成为奥运项目,也不适宜成为奥运项目。中国武术自成体系,其外在的文化性要大于奥运会。武术可以在文化形态上挑战整个奥运会,但在奥运体系内,中国的武术仍是一种发育不完整的身体游戏。中国武术无法走进奥运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还在于其内在的生命本体、法系原则、动作张力皆显得模糊而弱小,其本然的体系性发育不完整,人们见到的巫、武、舞不分的中国武术依旧难以见融于现代体育世界。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低幼性十分明显。蹴鞠或许可以成为韩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的借鉴性游戏,却始终无以征服全世界,而更为野蛮、复杂、系统化、法制化的英式足球却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因为前者更像是儿童游戏,而后者则更近于成年人的游戏。“英国文化研究者保罗·威里斯曾在《通俗文化》一书中指出,虽然大多数青少年的生活未曾涉及艺术,更不可能创作高层文化,但是他们或单枪匹马,或参与团体,总是不断地产生出各种表现方式、符号和象征事物,借以表现自我的价值。这是一种潜在意义上的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威里斯称之为‘象征性的创造’。”^[4]122当代中国体育界一直在致力于推广中国传统游戏形态,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自己文明体系的存在感。美国心理学家卡拉·开米凯尔认为:“胡格-赫尔姆斯还指出,喜欢做剧场游戏或戏剧表演类游戏(Theatre or Drama Games)的儿童通常表现出强烈的表现欲(MacLean& Rappen,1991)。她认为,参与戏剧表演、游行队列、葬礼、体操、运动反映出了儿童‘强烈渴望受关注和自我暴露’的愿望。”^[5]8中国人竭力在竞技体育的领域寻求自己的强大感,其实恰是出于一种表演、游戏和自我暴露的动机,而推出并宣传国产化的游戏机制则显示了中国人更大的野心。然而,在成熟而完备的西方游戏精神的辐射下,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的滞后性、稚嫩性和残缺性毕现无遗。

在西方体育话语权面前,中国人反复阐释的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约略等同于一种悖逆现代性的存在。换言之,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背道而驰,构建出另外一种独特的体育理念。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幼稚性完全是儒学伦理对其明确的歧视态度所致。具体而言,战国末期的武人受到了主流集团的迫害,逐渐演化为一种相对固化的流民阶层,而流民阶层铸就出迄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江湖文化。江湖文化的本真风貌就在于将原先严肃的武装格斗技术演化为一种纯游戏的形态,武人的戏弄化现象其实是武人集团精神再度退化的标志,它最终导致中国武人集团的彻底瓦解。再以贾平凹的《闲人》为例:“他们预防着某一日任何人任何力量治不倒他们而要将他们寂寞独处的残酷,于是就幻想着真有那么一日,他们要爬上城中的报话大楼的顶尖上,然后用一条绳索一头系在楼顶尖一头套在脖子上纵身一跳,吊在半空了。因为吊在城中的最高点,全城的人都看得见,而且报话的大钟是每一小时要长鸣一次。”^[2]闲人所崇尚的武士精神只能在自戕式的游戏中出现,中国的当代武士仍在利用传统的手段证明自己的非常价值,点明自己的身份来源,标出自己的信仰符号。当所有严肃的内涵都纷纷步入游戏之时,披着游戏人外衣的武人就会更换掉旧有的社会身份,并从一种国家战斗力量转化为民间游戏力量。中国的江湖文化随即诞生,江湖的游戏性至今只能为中国缔造出一种娱乐的精神,从无可能催生出更为庄严的国家意志。

文化总是在均衡的状态下得以存在的。中国在汉代以后,武人集团受到打压,但在民间文化中一直蕴藏着抗拒儒学本位的小型化、辅助化和短暂化的武人文化势力。以宋元话本中的朴刀赶棒类题材为代表的武侠文学也一直有扬喻豪侠、鼓吹武事的各种描述。这种文学或文化传统到了现代体育则出现了断层,因为西方强势的竞技体育的介入,中国传统体育形态遭受到更大范围的遮蔽,其中包括中国武侠文艺及其伴生的文化类别。在中国一度风行的武侠影视和评书艺术逐渐陷入了相对没落之境,来自西方的竞技体育的煌煌大观给未能成功分离出新型体育形态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游戏文化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中国人只能在口述性、观摩性的文化领域与西方游戏精神抗争,而已然失去了与源自西方理念的系统性游戏或体育进行实体对抗的根性能量。时至今日,中国人的体育解说水准和观看赛事的水准都达到了国际级,而参与体育活动的水准一直滞后,中国人的体育生活化的理想仍旧停留在口头或纸面,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有稳定的游戏观众群和深厚的评书艺术传统,而从未有过成熟的身体对抗性的游戏精神。换言之,中国的体育观众学和体育传播学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而身体对抗的游戏学则仍旧处于一种从简单模仿到全新复制的进程中,无以形成成熟而健全的规制。中国的体育观众和评述身体游戏的传统或许可以缔造出一种观众学和游戏评述学的新范式,却无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成熟的助推剂。

中国古代并未有全面阐释契合当代体育精神的文学样式,这说明中国的体育觉醒较晚,但国人对身体游戏的需求同西方及其他外域群落的民众一样强烈。《水浒传》之所以赢得了后世以男性为主的读者的喜爱,主要还是因为它以细致入微、精描细刻的方法再现了中国身体游戏的大千世界,同时也写出了一部中国民间武士的放逐史、野性史和生活史。从体育的角度看,《水浒传》培育了地道的中国体育的接受群体。在当代体育的世界里,中国人每每观看体育赛事时都无法脱离对江湖风尚的依赖,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的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多次将水浒元素注入到体育赛事中,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应,观众也无形之中接受了一种“江湖风尚”。贾平凹的《闲人》中也写到闲人的豪侠气度:“他要请客,裹胁你去羊肉串摊,说一声吃吧,自己就先吃开,看见他一气吃下120串羊肉,喝下十瓶啤酒,你目瞪口呆,‘我有一个好胃!’他向你夸耀,还介绍他受得饿,常常一天到黑只吃一顿饭,却不减膘,仍有力气。他说:‘你行吗?’你不行。”^[2]闲人的粗豪做派和侠义传统保存至今。“闲人的朋友最多,没有贵贱老幼之分,三句话能说得来,咱们就是朋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办事就是看得起我呀!闲人的有些朋友是在厕所撒尿时就交上了。”^[2]闲人文化是一种武士、游戏人和体育人文化的现代形态,闲人并非安静、文弱、雅致生活的捍卫者,中国的闲人其实是最难得安闲的一个群落,他们是中国江湖社会的主导人群,充满了极强的社会活力,今人常见之球场暴力以及相应的足球铁幕现象就是足球江湖作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展示出中国式身体及其游戏行为在前法制化时代的特殊征象。

现代体育原本是一种舶来品,却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展示出其独特的中国韵味,中国人观看的现代体育也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带有浓郁的江湖气象。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衡量,《水浒传》是中国游戏人、尚武者和体育人共有的一部圣经,它不仅全面展示出先秦以降中国武士基本的行为模式、生活状况及其独特的价值观,还彻底确立并固化了中国体育人的文化原型。贾平凹的《闲人》也将闲人的日常生活描述为侠客行为。“闲人真瞧不起小偷、流氓,甚至那些嫖客、暗娼,和拦路强奸者,觉得没意思,恶心,······他们相信男人的成熟和人生的圆满是需要有一个醉心的女人,甚至公开讥笑自己的从事文艺工作的父亲之所以事业不辉煌是只守了一个自己的母亲。”^[2]闲人有更大的思想自由度和反抗主流思想的暗流性微观意志。较诸日常形态下的民众,闲人身上保留下了更多的传统武者、游戏人和体育人的思维特质和行为特点。

3 身体游戏可以固化中国人的创造力动能

在人类庞大而强有力的游戏体系面前,体育是渺小的。这里需要在更高的视野上考量游戏的价值。具体到人类世界,人类诸多非凡的发明创造都和游戏及其所附属的文化相关。人类核心创造力的真正动力有三种:其一,梦幻。弗洛伊德以后,梦幻遭到图解,梦幻的优美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的特性昭然若揭。梦幻的价值异常重大,它构成人类生存的终极动力。当代中国政府倡扬“中国梦”,则在另一高度揭示出梦幻对于人类个体的重要性。其二,童趣。人类个体在度过成年期后,仍旧会在睡梦里再现童年和少年的场景,这种现象折射出人类对于童趣的依赖情境。漫长的帝制体系将中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庙堂内外,高度礼仪化的庙堂秩序未能给中国人留下更大的自由意志的延展空间,中国人由此而忽略掉了本不应忽略的野性蛮力精神,这是中国两千年文明演进的实况。质言之,人类引以为荣的高等级动物的价值在于创造力,而催生创造力的唯一动力则是一种很简单的童趣。推演到极端的形态而论,无童趣则无创造。美国心理学家卡拉·开米凯尔对儿童游戏的社会功用做过精微的论述:“游戏可以使儿童从各种各样不同的驱力中摆脱出来。胡格-赫尔姆斯提出的理论是驱力导向的,心理咨询师不能从目的论或操作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游戏。如果将游戏限定为有目的的或可操作的,则会削弱游戏所表现出的驱力和动力的重要性。自由的游戏更像是经过压抑、置换、浓缩、符号化、个性化、合理化的梦境和幻想。游戏来源于真实的情境,但儿童在游戏中会将现实进行变换,使消极方面变为积极方面。通过范式的改换,儿童可以减轻在生活中正常模式下未能得到疏导而导致的后果。”^[5]7就普遍性的日常现象而言,一些民族压制童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往往也意味着放弃了本体的创造力,其生产力水准以及社会和文化的进化程度也相对低下。其三,游戏。游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诸多学科学者的认可。美国学者约翰·雷恩认为:“创造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我们的天性,也是简单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生物学家布赖恩·古德温认为,创造力是内在的生物需求和进化需求。从小孩子们的游戏、欧洲和美洲的民间艺术、世界各地各传统民族的装饰天赋中都可以看出,创造性的想象力属于我们所有人,属于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不只属于少数几个人。”^[6]137于光远曾说:“人类的祖先创造了无以数计的游戏品类,表明了游戏与创造的关系。婴孩自出生,手和脚就成了他的游戏对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游戏能力愈来愈强。在民间,成年人往往把不会玩的孩子看作病孩,或是智障的孩子(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游戏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育、良好的交际能力及情感的培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101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是世界秩序的维持者,还是科技创新的带头者。美国的强盛有其复杂的背景,或许还带有一点偶然性因素,但是,最大限度地鼓励游戏行为却是美国的传统,美国也因此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现代心理学家认为:“通过游戏,世界会因我们改变,还能创造出许多新的学习经验。”^[8]238游戏和创造的关系已经被美国人当做一种常识。“马克·吐温曾说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当然,我不能评价我的工作和游戏是这样的关系,但是晚年中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自由、轻松、愉快中进行的。我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已成为我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游戏的形式,也是我创造的源泉。”^[7]103人类的自然游戏和世界顶级创新项目充满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论是在科学领域、艺术领域,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创造性的努力都是游戏、兴趣和工作的结合体。课堂和书本知识的学习使我们获得历史遗存的各类知识,而游戏则会培养我们的创新知识和技能,并发现自我潜在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游戏极为必要。”^[7]102其实,只要略加回味即会发现,儿童的幻想与科学家的想象力几乎一致。哪咤的风火轮几乎是坦克轮子的原型,孙悟空的筋斗云和翼装飞行几无差异,双手合十咒语不断的唐僧和手握导弹按钮心中忐忑不安的当代军人也无不同之处。当代世界上很多人都将美国看成一个科学昌盛的国家,其实,严格而论,美国的技术创新及其相应的制度更值得人们关注,美国的繁盛是建立在严格的专利制度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专利制度的基础是动手能力,而动手能力的基础则是身体的自然游戏本能。“所有创造性的努力都是游戏、爱和工作的结合体。此外,游戏还是‘新事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学习使我们获得人类所懂得的知识,而游戏则会让我们创新知识和技能,并创造出新颖的艺术品,又何乐而不为呢?对当今世界而言,游戏对学生是更加必要的项目了。”^[8]237于是,世界似乎给中国开了个很大的玩笑,一个放弃了游戏的民族本以为可以抵达本民族智慧更高的境界,却意外地落到了最低的境地。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当年的中国人的儒家化生活方式仍然是一种宗教式生活,这便是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世俗世界是一种身体的世界,而宗教世界则是一种想象的世界。中国人很长时间都将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终结了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改造能量。极端化的儒家化生活压制了人的游戏精神,结果导致中国的技术与科学的发育受到阻遏,进而又导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历史负面镜像的出现。

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后,同样面临着宗教化改革和世俗化处置的两难选择。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后,在经历了近代化、现代化和当代化的演进、融通和变更过程后,最终形成了近现代体育和当代体育两种流通或传播形态。中国当代体育和近现代体育差异很大,中国的近现代体育完成的是其世俗化改造过程,而当代体育几乎完全中断了近现代体育的传统而另起炉灶,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体育运动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举国体制的体育制度,其中以后来人人皆知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战略为新时代的范本,这两种体育战略的本质则仍日蕴含有国家意志的重塑意向。质言之,中国的当代体育貌似完成的是一种体育世俗化改造过程,却在更高的层面使得体育朝新型宗教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时常讲起的奥运精神就带有强烈的宗教性、教化性和精神内蕴,它和近现代中国体育的温情化、日常化、时尚化的世俗精神截然相反,展示了中国在构建新型权威型国家体制上的崭新风貌。

体育的主体是人,中国体育人在近现代和当代却经历了近乎对立的两种境遇。中国的近现代体育大体和国际接轨,整体上属于英美法系,而中国当代体育则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其源头更近似德日法系。英美法系不仅贯穿有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精神,还缔造出当今的主流价值观,德日法系则延续着古罗马的帝国式和东方式君主立宪体制的遗脉,具有更为鲜明的尚力倾向。英美法系追求财团统治下的相对性的民间自主理念,德日法系则捍卫绝对权威的合理性,并力求在绝对权威的框架下实现人民享有更大自主权益的目的。

在体育的范畴内审视,英美法系和德日法系仅仅是流行于世的两种制度性法系,本无优劣高下之分,却有顺时而为的风行程度之别。换言之,两者皆非善的缔造者,而仅仅是力的缔造者。20世纪下半叶以后,英美法系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构建出更为流行的普世价值观,而德日法系的则遭受到了现代理性力量的清算从而处于宗主国隐遁、精神实体转移、更迭新型内蕴的发展状态,于是,如今的德日法系体育体制的捍卫者只能以前苏联、东欧和当今中国为代表。无以否认,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为代表的德日法系体育机制的基本的存世格局迥异于当今世界中绝大多数英美法系的国家。仅从前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看,前苏联式的举国体育体制对中国当代体育制度影响深远,它在提升中国体育人身份的同时也意外地激活了中国体育人的小众化的存世格局。在这种奇特的境遇中,中国体育人在古代时期就有的身份其实并未改变。

4 结语

以自然体育为表征的中国近现代体育和以锦标主义为重心的当代举国体制的体育,联袂展示出中国体育在百余年历史中的发展风貌。中国的近现代体育秉承英美法系的理念,成就的是一种生活化、时尚化、都市化的体育模式,而举国体制的体育模式则是一种国家化、楷模化、示范化的体育模式。然而,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人几乎是一种古代游戏人群体的再度组合形态,它使得中国以身体、血肉、筋骨之力纵横天下的游戏人再度处于孤立状态,中国式举国体制所激活的是一种经典的江湖社会和非经典的封闭式小众化群体的存世模式。时至今日,中国体育人仍处于相对孤立和自我封闭的小社会中,并依然如故地受到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排斥。受到外在的社会和文化元素的压制,中国体育人原有的地位下移、精神压抑、内心自闭的尴尬状态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