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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红雨(1979-),男,河北新乐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596(2015)06-0089-04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王云.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M]//饮冰室文集:第41册.上海:大道书店,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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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3
赵家祥.试论“人创造环境”和“环境创造人“的统一[J].青海社会科学,1990(1):51-56.
参考文献 4
周立升,蔡德贵.齐鲁文化考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2-14.
参考文献 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6
薛兰霞,杨玉生.慷慨悲歌风格的形成[J].保定学院学报,2011(5):132-136.
参考文献 7
徐杰舜.海洋文化理论构架简论[J].浙江社会科学,1997(4):112-113.
参考文献 8
李恺彦.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域文化与藩镇政治[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参考文献 9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M].台北:大化书局,1978.
参考文献 10
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参考文献 11
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J].学术月刊,1983(6):44-49.
参考文献 12
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J].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88-95.
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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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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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5
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清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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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7
王晖军,陈跃.沧州:“背对南方”的武码头[N].扬州日报,2008-9-12(B01).
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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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9
徐清祥.中国武林之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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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21
姜容樵.写真秘宗拳·自序[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 22
龚鹏程.迷踪拳之谜[J].少林与太极,2014(8):6-7.
参考文献 23
松田隆智.中国武术史略[M].吕彦,阎海,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24
《沧州武术志》编撰委员会.沧州武术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目录contents

    摘要

    采用人地关系互动视角,对沧州尚武的历史形塑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先秦至两汉的海洋文化、魏晋至唐宋之际游牧/农耕交织的文化、元明清至民国期间外来移民及运河文化等,不同时段和地域空间结构的塑造力差异,使得沧州尚武实现了由鸷悍尚力到俗重气侠再到重义崇礼的转型。地域空间结构的动态特性赋予了沧州尚武重击、求新求变的文化特质,通过冒险、开拓、吸纳等历时性人地互动,沧州最终成为了知名的武术之乡。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region intera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shaping of the warrior-based spirit of Cangzhou Wushu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rine culture during Qin&Han, intertwined culture of nomadic and farming between Wei&Jin and Tang&Song, the immigrant culture and canal culture during Yuan, Ming, Qing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fferent shaping forc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region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transformed Cangzhou Wushu from ferociousness to justice sense, and finally to strong righteousness and etiquett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region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endowed Cangzhou with cultural traits of emphasis on combat and innovation. Through diachronic interactions such as adventure, exploration, absorption, Cangzhou eventually became a well-known hometown of Wushu.

  • 地域生态与区域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早已被古人所认知。《礼记·王制》记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太白阴经》则直接将秦、晋、吴、蜀、楚、齐等地民众的地域个性描写为“劲、刚、怯、懦、轻、诈”等。梁启超先生对此解释为:“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直至习惯及思想,由此导致的文化差异,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之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1]以致于古之用兵、练勇选士皆考虑地理因素。“地理环境决定论”虽有失偏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与中国多元文化的形成紧密相关[2]。沧州武术作为中华武术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击之风,自古就“宿著于大河之北,而白山黑水之间”,经过长时段社会变迁,形成了拳种多、武举人多、豪杰多、镖师多等既定文化样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一直以来,学术界倾向于对上述文化现象的探讨,而对尚武的历史形塑过程关注滞后,从而影响了对沧州尚武的实质性解读。沧州东临沧海,西接燕赵,南临齐鲁,北拱京都,历史上曾为边关门户,现如今乃是漕运咽喉。既然人地关系辩证互动赋予了地域文化以“地方性”[3],同理,我们通过沧州地域的人地互动,亦能管窥到沧州尚武的历史形塑。鉴于此,我们按照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沧州”一词的出现,国家政治中心的北迁,及海洋、运河、移民、游牧和农耕等空间结构的变迁,将沧州尚武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历时性地考察沧州尚武传统及其秉性。

  • 1 质朴少文,鸷悍尚力:先秦至两汉

  • 沧州古属燕齐,因有“鱼盐之饶”,民多“逐渔盐商贾之利”,而成为“渤碣之间”一大商业都会(《史记·货殖列传》)。又因地处燕南赵北,与齐鲁接壤毗邻,“其民贪粗而好勇”[4],幽燕,俗喜斗狠,而肃(肃宁)、献(献县)诸邑······其间椎埋剽劫之徒尤多(《清稗类抄·义侠类》),民风“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史记·货殖列传》)。是时,沧州州治在饶安(今盐山东南),《史记》记载:“始皇帝六年,赵将庞暖攻齐取饶安。”此时,沧州已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之雄风”的说法。

  • 汉朝建立之初,兵农不分,实施“亦兵亦农”“兵民合一”的武备政策,“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汉书·晁错传》),全民皆兵,助长了民间尚武的习俗。加之于沧州地碱、赋重、多盗、轻生、难治,进一步养成了“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汉书·地理志》)的秉性,时有沧州“古渤海地,风俗鸷悍,高尚气力”(《太平寰宇记》)之说。汉景帝时在沧州发生的“渤海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此种习气,《汉书·龚遂传》记载:“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饥荒范围之广,导致“盗贼并起”,为应时变,古稀之年威望较重的龚遂被派来治理。龚遂有感于“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的现状,采取缓治方针。借助捕盗、教化两种手段,规定“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持兵者乃为(盗)贼”。盗贼闻之,皆“弃其兵弩而持钩锄”。虽然盗贼解散悉平,但在龚遂看来,“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的风气,易发生滋事,遂移风易俗,推行教化,鼓励民众“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通过劝农务桑,躬劝农耕,消解尚武好斗之俗(《汉书·龚遂传》)。随着教化的深入,社会各界“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5],如隽不疑,西汉渤海郡(今沧州南皮)人,“治《春秋》,为郡文学”(《汉书》),爱击剑,以技艺高超闻名乡里。

  • 由上可知,先秦两汉之际,“矧沧为名郡,界燕齐之间,春秋而下,地无常主,秦汉以来,称无定名”(明·刘焘《沧州志·原序》)。夹缝中求存,养成了沧州左右逢源、求新求变的文化气质[6]。加之于该地“大率地多跷瘠,故民多逐末以生”(民国《静海志》),受海洋文化的滋养,当地民众养成了冒险、开放和崇商的文化意识[7]。此时沧州尚武的秉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生存本能。

  • 2 俗重气侠,习于戎马:魏晋至唐宋

  • “沧州”地名始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所命名。《北史·魏辽西公意烈传》记载:“冀土宽广,界去州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当时,平定贼乱之后,遂朝议,“分置一州,镇遏海曲”。南北朝时期,沧州全境为鲜卑人拓跋氏所统治,分“瀛、冀二州置”(《魏书·地形志》)。唐朝为应对边患,于开元十四年(726),于沧州设立横海军,辖兵六千人(《通典》)。安史乱军南下兵将,多系胡化之人[8]。可见,随着教化的深入、军事地位的提升,河北境内游牧文化色彩日渐浓厚,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与中央文化上的张力及脱节,推进了河北藩镇的独立[9]。据陈寅恪考证:“唐代河北藩镇不似长安、洛阳,以周孔名教、科举取仕为重。”[10]另有研究表明,藩镇割据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11]。少数民族主要来源是东北牧业民族,且构成了藩镇主力军[12],形成了河朔三镇兵多、骑兵、三镇连横的布局[13]。沧州逐步成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织的空间。

  • 宋朝,沧州成为宋和契丹交兵前沿。施耐庵《水浒传》描写其地曰:“荒原漠漠、风雪漫漫的边裔之地。”民国《任丘县志》记载:太宗时契丹南侵,石普(太原人)统军莫州,与魏能、杨延昭、田敏等为犄角······杨延昭,以功拜莫州团练使,督勇善战,身先士卒······契丹惮。作为昔日边关门户,沧州“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北史·兵志》)。沧州民间尚武使得统治阶级意识到:“北人劲悍,缓急可用。”建炎元年(1127),沧州一带“乡民结集以御金贼。诏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安抚司”[14]。面对金兵压力,宋不断乞和,欲割河间、中山、太原三镇予金,沧州民众群起而拒之,如“牟大壮(河间人),雄毅有胆决,勇力绝人。初,宋之割河间与金人也,河间人不从。大壮率子弟共反”。诸多壮士和民众“以死坚守”河间城,金人终不得陷之,遂北去。辽金元时期,沧州尽数被狄控制,苏辙《燕山》诗云“左衽今已半”。史载沧州此时“蕃汉杂处”,女真“散居汉地” (《大金国志》)。

  • 由上可知,与上一阶段“少文,尚力”不同的是,此阶段的尚武之风已从简单的斗狠和生存需要过渡到“俗重气侠”,即“习于燕丹荆轲之遗风,忼慨悲歌、尚任侠、矜气勇,然其性资之质直”(《畿辅通志·风俗》)。由此,涌现出了一批戎武世家,如现存河北省文化研究所的《邢宴墓志》及河间文物保护所的《邢府君(伟)墓志》等,对北魏河间邢家的记载:邢氏三兄弟,其祖父及父亲均系将军。长兄邢峦官至北魏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加封抚军将军,南征北战,广拓国土(《魏书·邢峦传》);二弟邢伟历任散骑侍郎、加轻车将军,追赠博陵太守(《魏故博陵太守邢府君墓志》);三弟邢宴曾为辅国将军、沧州刺史、征北将军、瀛洲刺史等 (《东魏修北魏故邢宴墓志》)。民间武艺高超之人亦不断涌现,如有“大力士”之称的河间人彭博通,能倒拽牛车,令其却退,手挽江舟而不能进(《朝野佥载》)。究其缘由,“土平而近边,习于战斗”“久习战阵,惯见刀枪”“人性质厚,率气勇尚义”(《宋史》),游牧与农耕文化彼此交织,相互塑造,培养了民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夏竦《论幽燕诸州》)的豪放性情。

  • 3 重义崇礼,开放吸纳:元明清至民国

  • 元明之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沧州成为拱卫京师的南大门,加之战争频仍,政治地位日显突出。元兵夺燕京,首掠沧州;元末明初长期的战争烽火,使得河北区域“久被兵残,困于徵敛,尤甚齐鲁之民”(明·嘉靖《宣府镇志》)。“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十仅二三”(明·嘉靖《真定府志》),以致于“弥望草棘,蔚为茂林,糜鹿游矣”(明·嘉靖《南宫县志》)。为确保首善之区的稳定,一方面大量军屯移民入沧,随之而来的是武科举高潮的出现;另一方面运河漕运功能凸显,使得民间尚武成为必需。

  • 沧州移民,以明清为著。史料记载,明初迁入河间府的移民多达20万人,其中军籍人口14万,占迁民人口的三分之二。除了戍边军人,还有因北部边防“诸卫内徙”而造成的军户迁徙。乾隆《任丘县志》记载:“洪武中,小兴州数被侵患,诏尽徙其民入内地。”据《沧州地名志》记载,至今当地许多聚落仍留有军户定籍的印记,如吴桥县大第六、小第六、大第九、小第九等村落。河间的找子营、保安屯、杨家营等村,均曾为明代军屯或卫所。今沧州辖区内,6 290条聚落地名中,有4 297条是由移民形成的,占总数的68.3%。移民落户定籍,在带动地方经济再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形成了众多名门望族。他们将自身文化因子融入地方,提出了“文兼武、武兼文”的家训(清·戴廌《沧桑纪略》),掀起了武科举高潮,如《青县崇伦堂马氏家谱》记载,马氏家族二十辈人中,有70余位武科举或任武职人员。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朝共举行武殿试109次,除去属地不详者,共产生武状元94人、武榜眼86人、武探花84人,合计264人。直隶排名第一,分别为武状元27人,武榜眼18人,武探花15人,合计60人[15]。沧州文史研究会《武术专刊·武林风起沧海潮》统计显示,仅沧州就走出了8名武状元、4名武榜眼、5名武探花、千余名武进士、举人。沧州武科举前三甲占全国的6.46%,占直隶前三甲总数的28.33%,可谓引领整个武举界。

  • 沧州堪称运河之城,与杭州、临清、扬州等相比,也是唯一一座有运河贯穿南北的城市。元明清之际,运河的繁荣极大促进了沧州经济的发展,“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者往来穿梭其间”,“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士志》)。沧州鄚州更是成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的集散中心,时有“天下大庙数鄚州”“北京人全,鄚州货全”之说,经济的繁荣为“穷文富武”提供了物质保障。运河与码头相伴而生,漕运兴盛,众多码头不仅成为运军与漕运水手出售夹带土产与私货之所,更是各地商帮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16]。码头文化构建的是强人社会,求生谋职需习武防身,沧州码头因此被称之为“背对南方”的武码头[17]。武艺成为了争夺市场码头的手段,运河岸上的船只装卸、粮食市上的过斗、扛脚等工作,都是当地民众争夺的饭碗[18]

  • 经济、政治、军事、民风等合力促使大量拳种汇聚于此。其中不乏有落难于此、隐居于此、谋生于此之人,如明末李自成余部溃散后避难于沧境,并在此地传授“闯王刀”;青萍剑是清末山东武师杨棣国因避难到盐山而传授下来的[19]。此外,通过对《沧州武术志》的统计显示:明清至民国之际,除去师承无考6例外,由外地汇聚而来的拳种近40个。从拳种发生人身份情况来看,云游侠客16例,如六合、功力、劈挂、太祖、八极等;政治及家仇避难者10例,如戳脚、唐拳、白猿、通臂罗汉等。在各地拳种汇集融合的基础上,沧州武术形成了重义崇礼、因武结缘、以师事之的传统。一方面,各拳种均形成了一定的传承和伦理规范,如六合拳有“九不传”、青萍剑有“三不传”,唐拳讲究“尊师重道侠肝义胆是尚德也,盖技而进于道矣”;另一方面传入的拳种通过文化涵化,被植入了“重击”的地方因子,如八极拳初创时融大枪、太宗拳、太祖拳等,后八极劈挂互参,形成了“八方极远,发若炸雷”的技击风格,时有“八极参劈挂,神鬼都害怕”的拳谚流传[20]。秘宗拳由传入时以“柔术为上乘”,演练时“柔多刚少”[21],经霍元甲“以内功旁参各派,尽得技击之神髓”(民国《静海县志·武术》),转型为“刚多柔少”的技击风格[22]。地方秉性的植入,使得沧州拳种被普遍认为古朴刚健,重击轻舞[23]

  • 由上可知,明清移民的融入,运河的开放与吸纳,为沧州尚武注入了新的活力,诚如史料所载:“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一旦有事,便“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慷慨任侠,“虽捐弃顶踵而不恤”(乾隆《沧州志》)。如道光年间,南皮盗寇犯境,武举世家出身的徐德麟助县令侯士桐办团练,捕抚盗寇,以宁村镇。清末,孟村形意拳大师张占魁奉冯国璋之命,只身登盗舰除海盗[24]。清末民国之际,面临内忧外患,沧州武术人呼应社会,步调一致地融入到了社会潮流当中,成为中央国术馆、中华武士会、“精武会”等的创办者和中坚力量。此外,通过史料我们还可以发现众多描述沧州民风的词汇,如“尚气节,以功名自许,气勇尚义,号为强枝,衣冠文物,比于邹鲁”“廉耻成风,士气鼓励。凛凛德议,君子之遗风”等,上述语境可用重义崇礼来统领。此时沧州的尚武之风,已由服务乡邻转型为服务社会,乃至于献身民族国家。

  • 4 小结

  • 沧州尚武的历史传统,并非静态的时间延续,而是表现为动态的空间转换,具体而言:先秦至两汉,冒险、开拓的海洋文化显著,养成了鸷悍尚力的民风。魏晋至唐宋,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织,养成了武勇劲悍、俗重气侠的风俗。元明清至民国期间,外来移民文化及沟通多个地域的运河文化占据主流,赋予了民众重义崇礼、开放吸纳的精神。可见,空间结构的交替呼应,社会结构的缓慢变迁,人与空间社会的互动,实现了沧州尚武秉性由生存本能到生存理性的转型,使得沧州尚武之风表现为求新求变的文化特性。由此启示我们,地域性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建构的,同时也是构建地域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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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清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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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龚鹏程.迷踪拳之谜[J].少林与太极,2014(8):6-7.

    • [23] 松田隆智.中国武术史略[M].吕彦,阎海,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24] 《沧州武术志》编撰委员会.沧州武术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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