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其落脚点在农村,关键点在农民^[1]。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比例,因此,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败^[2]。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农民问题更多的表现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农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和参与程度,将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3]。农村体育发展缓慢有其现实困难性,但更多的是社会对农村体育关注不足,致使农民对体育认识与理解不够。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缺乏认识与理解,会造成人对现象产生认同偏差,从而不能够形成正确的态度和行为^[4]。由此可见,农民正确认识体育才是发展农村体育、改善农民体育行为的必然路径。对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农村体育的研究还停留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层面上,鲜有文章剖析如何引导农民产生体育认同,以及在这种认同条件下,形成其体育行为的路径关系。农民正确认识体育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体育认同推动体育行为产生的路径机理又是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

1 相关研究评述与研究假设

1.1 相关概念界定与调研指标的形成

1.1.1 体育公共服务

体育公共服务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概念,目前不同学者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肖林鹏等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由满足体育公共需求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5]。王兴才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提供的满足市民基本体育生活需求的体育公共产品、服务制度和系统的总称^[6]。任春香等人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的体育公共服务模式与政策规范下,依据一定的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而形成的体育公共服务系统^[7]。王小娟等认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是指政府使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以政府为主导,公益性事业为主体,吸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广泛支持和参与,向农民提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组织建设、经费支持、组织开展活动、健身指导、科学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基本体育服务来满足农民体育需求^[8]。

本研究依据上述研究背景和理论认为:农民体育公共服务是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以保障全体农民基本体育权益、满足基本体育需求为目的,以公共财政和社会筹资为支撑,以向农民提供体育政策、体育公共设施、组织建设、开展活动、体育产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体育服务。体育公共服务对促进农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1.1.2 农民体育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Tajfel和Tunner等人提出,国内学术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和借鉴社会认同理论。周晓虹在介绍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历史与理论根源的基础上,从符号互动论角度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区分^[9]。王兵、高明华等学者在翻译西方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10]。张莹瑞、王沛和贾林祥等学者分别对社会认同理论的产生过程、研究现状、未来趋势进行了评价和展望。郭金山等基于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基础,分别从认知、情感、社会学角度对组织认同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初步形成组织认同理论^[11]。Tajfel和Tunner将社会认同区分为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个体认同是对个体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自我参照;社会认同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12]。我国学者郑杭生、王成兵、万文和李友梅等分别从社会互构论视角、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对社会认同的概念进行了多方位的界定^[13]。

总之,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大学生、新移民、流动儿童和外来工子女等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群体,还有中学生、公务员和中产阶级等社会特殊或一般群体;从研究领域来看,社会学和心理学是社会认同本土化研究中的两大热点;从研究内容来看,除了上述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以外,还有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社会问题的解决机制与动力建设等;从今后的研究趋势看,社会认同理论与其他领域如法学、教育学、经济学、体育学的结合既是当今学科边缘化、交叉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必要之路^[14]。社会认同与体育领域的结合,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本研究参照以上研究成果,以农民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体育角度对社会认同理论加以本土化建构,演绎出体育认同的概念,即个体或同一个社会类别成员群体对各种体育现象、体育文化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动取向。农民体育认同就是农民自己对各种体育现象、体育文化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动取向。农民体育认同对农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1.1.3 农民体育参与行为

现代心理学、行为学表明,行为产生是一个既受内在生理、心理条件制约,又受外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复杂过程。有关体育行为的研究一般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唯物论角度解释。张吾龙和刘润生在比较行为学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生物学视角探讨了体育行为根源的历史演变过程^[15-16]。张文静、田雨普等依据心理学中态度—行为关系理论角度认为,人的态度是通过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过程形成的,态度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在某种程度对态度起决定性作用;态度是行为的基础,对行为具有重要的激发和导向作用^[17]。金健秋等认为体育行为有显性和隐性行为之分,隐性体育行为对显性体育行为具有驱动、导向和支持作用,显性体育行为是获得体育效果的直接行动,对隐性体育行为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强化作用^[18]。刘一民等认为体育行为产生与发展中的心理活动包括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兴趣、能力、性格、气质等性格特征,体育认知决定体育价值意识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19]。总之,农民体育行为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本研究中的体育行为主要指农民参与体育的显性行为,而农民体育认同是影响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内在机制。

1.1.4 农民体育认同指标的遴选

由于学术界对社会认同的研究视角和概念理解的差异,造成对社会认同分类和整理的困难。巫达运用人类学方法、孙九霞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祁进玉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文化、历史、宗教、语言和神话等方面对族群认同进行了分类和研究。陈午晴、杨宜音、李虹、韩震和周大鸣等对不同人群的文化认同过程进行了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万文、王春光、张文宏、刘爱玉和王毅杰等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群体的社会认同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13]。因此,我国学者虽然对社会认同理论有一定的学术共识,但社会认同的测量指标并没有形成标准。体育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新视角,社会认同是社会行为的基础,体育行为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而农民体育行为的产生又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张文静和田雨普从行为学的激发动机理论和群体动力理论视角研究认为,农民体育行为受健身动机、健身氛围、体育价值观和健身场地等内外条件的影响^[17]。毛荣建将体育行为的促进因素分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化3个方面,阻碍因素分为客观因素(环境、文化)和主观因素(兴趣、态度、个体身体状况)^[20];姚磊等认为农村经济、体育政策、农民体育意识、农村传统文化和社会指导是影响当前农民体育行为的主要因素^[21]。

综上所述,在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学等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分析角度验证了社会认同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主要从心理学、体育学角度进行尝试性假设: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体育认同包括体育认知、体育态度和体育情感。

1.2 研究假设

借鉴上述理论与实践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1:农民的体育认知、态度、情感对体育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1A:农民的体育认知对体育认同产生积极正面影响;1B:农民的体育态度对体育认同产生积极正面影响;1C:农民的体育情感对体育认同产生积极正面影响。

H2:农民的体育认知、态度、情感对体育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A:农民体育认知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2B:农民体育态度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2C:农民体育情感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

H3: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农民体育认同通过体育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影响农民体育参与行为。

由此,本研究建立农民体育认同影响体育参与行为的结构框架,运用SEM结构方程理论,分析结构框架内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并从结构性视角分析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山西省大同、忻州、太原、晋中、临汾、吕梁、长治、运城8市20个县(区)的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以“农民体育”“体育认同”“农民体育认知”“农民体育态度”“农民体育行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分别进行检索,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2.2.2 问卷调查法

(1)问卷设计。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作为本文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参考王彦斌的《组织认同测量量表》和毛荣建的《态度—行为量表》,设计了《农民体育认同影响体育参与行为的调查问卷》。问卷指标体系包括:农民体育认同(3个题项)、体育参与行为(4个题项)、公共体育服务(3个题项)三个一级指标;农民体育认知(2个题项)、体育态度(3个题项)、体育情感(2个题项)三个二级指标;“我愿意参加体育锻炼”“我有体育锻炼习惯”等17个三级指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设计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计5—1分,哪个维度分值高,表示该维度认同度高。

(2)问卷发放与回收。2014年7、8月份,研究组成员利用暑期,亲自或委托当地的同事、学生,在大同、忻州、太原、晋中、临汾、吕梁、长治、运城8市20个县(区)发放问卷。在同一个地方对性别、年龄进行了适度配额发放,共发放问卷863份,回收问卷815份,问卷回收率为94.2%,对问卷进行逐一甄别后,回收有效问卷729份,有效回收率为89.5%。

(3)问卷信度、效度检验。研究主要采用克伦巴赫α系数作为信度指标,以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方差最大化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基础上,计算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来反映问卷的建构效度和收敛效度。结果显示:问卷整体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26,其中体育认知、体育态度、体育情感、体育行为、体育认同、体育公共服务的α系数分别为:0.819、0.824、0.811、0.818、0.836、0.902。问卷统计的KMO值为0.823,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为1 614.210(P ＜0.001)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农民体育认同、体育参与行为、体育公共服务的组合信度和AVE值分别为0.931,AVE=0.730、0.735,AVE=0.832、0.874,AVE=0.701,体育认知、体育态度、体育情感的组合信度和AVE值分别为0.794,AVE=0.762、0.866,AVE=0.820、0.827、AVE=0.767。

2.2.3 数理统计法

研究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探索性因子分析等一般性的数理分析;运用AMOS7.0统计软件,对农民体育认同、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参与行为的可能性进行因果路径论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表1反映的是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反映出调查样本的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健康状况总体分布比较合理,其中中学以上文化水平达到72.9%,说明调查对象对问卷理解不存在困难;健康状况在正常以上的人数占90.8%,说明调查对象具备体育行为能力,不影响问卷的代表性。

3.2 各维度相关系数和AVE值平方根

从表2可以看出,各维度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合理。

3.3 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方差最大化旋转法,将因素负荷量大于0.5者集结成一个因子,经旋转后从17个变量中抽取获得6个因子,6个因子变量的累积贡献程度达到68.5%,说明6个因子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调查内容。从表2指标的因子构成内容看,6个因子可以依次命名为体育行为、体育态度、体育情感、体育公共服务、体育认知、体育认同,与事先假设基本吻合。

注:*为P ＜0.05,**为P ＜0.01,相关系数在矩阵下三角中,对角线数值为AVE值平方根。

3.4 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结构性影响因素模型验证分析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了事先假设模型构成变量,为进一步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运用AMOS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首先依据H1、H2、H3构建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直接作用模型1,结果分析如图1。从图1结构性影响因素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可以看出:χ²/df=1.945,NFI=0.965,RFI=0.937,IFI=0.982,GFI=0.978,AGFI=0.954。RMSEA=0.088,上述绝对拟合度指标GFI、RMSEA和增值拟合度指标AGFI、NFI的值说明了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模型可行。农民体育态度、体育情感和体育认知对体育认同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数,且达到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由高到低分别为0.735(P ＜0.01)、0.717(P ＜0.01)、0.632(P ＜0.01),H1通过检验;农民体育态度、体育情感对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810(P ＜0.01)、0.768(P ＜0.01), H2中2B、2C通过检验,2A影响不显著,证明假设不成立,所以删除2A这条路径,对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24(P ＜0.01),H3通过检验。

然后,依据H4构建模型2,检验体育公共服务在体育认同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图2。由图2可知,χ²/df=3.337,RMSEA=0.078,NFI=0.963,RFI=0.941,IFI=0.982,GFI=0.972,AGFI=0.954,表明模型收敛度良好,结构合理。体育认同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96(P ＜0.01),体育公共服务对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23(P ＜0.01),表明体育公共服务在体育认同和体育参与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491(0.596×0.823),H3通过检验。

3.5 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借鉴王彦斌的《组织认同测量量表》和毛荣建《态度—行为量表》的观点,从心理学角度构建体育认同的三维度结构,包括体育认知、体育态度和体育情感三方面的认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都验证了三维度结构模型的合理性。

3.5.1 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

态度—行为学关系理论认为,态度中的情感、认知成分与总体态度的一致程度以及态度的情感、认知成分两者间的一致程度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22]。图1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体育认同的三个维度与体育认同都显著正相关,表明体育认知、体育态度和体育情感都会影响农民体育认同。其中体育态度与体育认同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0.735,在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中,体育态度在体育认同上的负荷也最大),说明体育态度对体育参与行为最具影响力。认知行为理论也表明,消极认知有碍于行为的产生,积极正确的认知,有助于参与积极的行为^[23]。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活动由动机引起,自我效能是促进动机的心理动因,自我效能高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也高,反之则低^[24]。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体育态度对体育参与行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10,P ＜0.01),其次为体育情感,农民体育认知对体育参与行为不产生显著性影响。说明农民体育认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消极性,即使有积极的体育认知,受农民主观自我效能的影响,也可能不产生体育行为,这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结果相符。体育态度的三个观察变量中,v1“我需要参加体育锻炼”变量的影响最大,表明农民的体育需求是促进农民体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但现阶段,农民体育隐性需求和显性需求共存。体育认知的两个观察变量按影响程度依次为v5、v11,证明农民虽然主观上认同体育的重要性,但不能合理区分体育锻炼与劳动、工作的功能。体育情感的两个观察变量按影响程度为v4、v10,表明农民对体育运动项目有一定的选择性,注重参与体育过程的本体感觉和主观感受。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24,P ＜0.01),表明内在心理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促进外在行为的产生。体育认同的三个观察变量中v15“体育能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影响系数最大,说明农民对体育与农村文化建设关系的认同度较高,其次农民对体育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比较认可,这点有的研究已经有了预测。

注:提取方法 :主成份;旋转法 :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图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体育认同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农民的体育参与行为,进一步证实了内在心理体育认同对外在体育参与行为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在农村、农民体育工程的实践与管理中,体育认同是促进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条件,各级政府和体育管理人员应积极宣传和教育农民对体育的正确认知,对农民的消极体育认知给予及时纠偏,努力端正农民的体育态度,为农民量身定做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项目,激发和培养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丰富农民的业余体育生活,以体育为纽带,带动农村文化建设。

3.5.2 体育公共服务在体育认同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引导和激励人的隐性体育需求,并提供一定的体育产品与服务,可以促进隐性需求到显性需求的过渡^[25]。谢里夫1961年的儿童夏令营群体间行为的实验,说明体育及体育团队在社会认同中的重要角色^[14]。

本研究从体育公共服务角度解释农民体育认同的作用,实验验证了农民体育认同—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参与行为这一结构的合理性。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公共服务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96,P ＜0.01),体育公共服务对农民体育参与行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23,P ＜0.01)。体育公共服务的间接效应达到0.491,占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总效应的70.85%,超过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直接效应0.202。体育公共服务三个观察变量的路径系数都在0.6以上,由高到低依次为v12、v13、v14,说明政府的政策支持、体育公共设施的供给、体育组织都会促进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产生^[26]。

4 结论、建议与不足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从体育视角,构建农民体育认同—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农民体育认同对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体育认同及其各维度对体育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体育态度的影响力最强;体育公共服务对农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体育公共服务在农民体育认同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起一定的中介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体育组织的健全、公共体育环境的改善、农民对体育的需求等是影响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指标。

4.2 建议

建立健全提高农民体育认同的内在激励机制,同时,加强农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提高政府、社会对农民体育政策、资金、宣传等的投入和支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在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农村体育组织物质、制度、文化建设,进而提高农民体育认同,最终强化农民的体育参与行为,实现体育公共服务背景下农民体育认同与农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4.3 不足

由于条件限制,本研究样本主要是山西省一些县市的农民,样本代表性较差,后续研究需要扩展调研的区域范围,提升样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条件和能力有限,问卷设计中的维度和指标选取有失片面,后续研究需要优化维度的设计和增大指标的选取。此外,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截面数据的方式,对变量的因果和作用机制推论不太严谨,今后应采取纵向的追踪研究,提升研究的严谨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