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下,中国学术期刊同样需要“走出去”。“走出去”即“国际化”,当前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评价指标,即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目前2012、2013两个年度的报告已经分别于当年12月发布,并已遴选出2012、2013两年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期刊”。连续两年,体育学术期刊均有6种名列其中,而法学、哲学两学科均无任何期刊入围,历史学两年仅有1种期刊入围。相对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强势学科期刊,体育学期刊的学术水平并不占优势,却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二者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本研究为此访谈了32位体育学界人士,整理其观点之后,又分析了2012年某体育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及2013年某体育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最终探讨背离原因。

1 中国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与学术水平

1.1 强势的期刊国际影响力

2012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人文社科期刊)共34种。本研究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确定的学科范围,对这34种期刊进行了学科分类。其中,管理学12种,经济学9种,体育学3种,社会学、心理学、综合性社科和人文、经济地理期刊各2种,统计学与考古学期刊各1种。期刊数量可一定程度上体现各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但还需考虑各学科期刊总量的差异。CSSCI(2012—2013)来源期刊遴选原则与方法沿袭CSSCI(2010—2011)而来,即“来源期刊总量控制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总数的20%”^[1],故可从CSSCI收录期刊数量可推算各学科期刊总量。各学科“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数、CSSCI来源期刊数及二者比值见表1。

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遴选在2012年研制方法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改进,“增选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410种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为统计源”^[2]。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人文社科期刊)有56种,其中管理学13种,经济学12种,语言学(中文类)5种,考古学4种,体育学、心理学和人文、经济地理各3种,社会学、综合性社科各2种,语言学(外语类)、外国文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历史学、统计学、教育学、政治学、高校综合性学报各1种。体育学期刊总数位列第五。各学科“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数、CSSCI来源期刊数及二者比值见表2。

在2012、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体育学期刊总数分别位居第三和第五,而占CSSCI期刊比例则分别位居第二和第六。这两项指标都显示,中国体育学期刊连续两年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1.2 弱势的期刊学术水平

专业学术期刊集中体现了本学科的学术水平:学科水平较高,期刊水平自然较高;反之亦然。相对于文史哲经管法等强势学科,体育学科并不占优势,故体育学期刊学术水平亦然。关于体育学弱势的学科地位,可从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两方面分别说明。若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均不占优势地位,体育学整体研究水平自然不容乐观。

体育学研究主体以体育学期刊作者为代表。路云亭博士将体育学研究者分为三类:第一类人群本科就读于体育学院,以术科见长,虽然“大多受过硕士或博士的学术训练,掌握了体育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方法,但未必完全掌握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二类人群为“本科阶段为文史哲和其他非体育专业的人,但转入体育学术界的时间较早,因此,更多地接受了体育学术界的学术训练,而缺乏原先专业完整的学术背景”;第三类人群为“文史哲、心理、经济、管理等学科转移到体育学界的研究者”,这些学者受过所在学科严格的学术训练,“思想上完全认可并接纳了非体育学科的科研方法及其规则体系”。路云亭认为:“值得忧虑的恰是第一类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在第三类学者的视野内,有很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反规则的。第一类学者的某些研究习惯,在文史哲和其他非体育学科中,都是绝对禁止出现的。”^[3]但在体育研究者中,第一类学者却占绝对多数。

就研究方法而言,体育学并无专属的研究方法,均借用其他学科方法,以解决体育的问题,而研究方法是学科确立与成熟的标志。在1988年,戴逸称法学为“幼稚”之学,其“幼稚”原因多种,但专属研究方法之缺失难辞其咎。经过多年的努力,法学终于发掘出专属的研究方法,即“规范分析”。如今法学期刊的规范分析、案例分析转向,正是法学成熟的标志。退一步说,即便体育学没有专属的研究方法,若能准确灵活运用其他学科方法,对体育学发展亦无大碍。然而,在方法运用中,不少体育学论文不乏错误,如丘海雄教授指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乏“问卷信度检验缺失”“抽样方法选取不当”“统计推断的谬误”“统计方法运用错误”^[4]等问题。

1.3 中国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与学术水平之背离

在文史哲经管法等学科期刊中,除管理学外,各学科期刊国际影响力均低于体育学。在2012、2013连续两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体育学期刊均有3种,而中国文学、哲学、法学期刊无一家上榜;在2012、2013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期刊”中,体育学期刊每年各有3种,但中国文学、哲学、法学期刊同样难觅其踪。而在“六经皆史”的华夏学问传统中,史学具有深厚的学科底蕴,但在“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与CSSCI期刊数量比这一指标上,体育学期刊高达30%,历史学仅为3.8%。可见,中国体育学期刊存在国际影响力和期刊学术水平相背离的状况。究竟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状况?在这些原因中,哪种原因才是根本原因?

2 体育学界的解释——基于32份访谈答卷

为了探寻原因,笔者首先访谈了体育学界人士。选择的被访谈者或具有高级职称,或拥有博士学位,或为在读博士研究生。受访者年龄自25岁至58岁,相对集中于30至45岁。受访者所在单位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江苏、湖北、山西、陕西、河南、广西、新疆、海南,分布较为广泛。受访者中有体育学期刊编辑3人。共发放问卷52份,收回35份,经筛选保留有效答卷32份,有效回收率为61.5%。

访谈分为当面访谈、电话访谈、网络访谈三种形式。其中,当面访谈2人,电话访谈2人,其他28人为网络访谈。根据受访者的反映,认为回收率较低的原因有:①从未关注此问题,对问题背景缺乏了解,无法作答;②关注此问题,且对此问题有相当的兴趣,但因缺乏统计证据,不便贸然作答;③质疑《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统计的合理性,故不愿作答。

问卷首题为:“中国体育学期刊存在国际影响力与学科水平背离的状况,您认为有哪些原因?”此问题预设体育学期刊学术水平与体育学学科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但让问卷设计者始料未及的是,部分受访者将其看成两码事,或认为“虽然体育学地位较低,但体育学期刊或许办得不错”“目前在体育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难度很大”,故“由体育学期刊代表的体育学理论超越体育实践的发展”;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逐步向其母学科靠拢,无论在研究范式上还是在研究质量上,体育相关研究成果都不算差,体育学学科的弱势地位主要因为课程建设存在问题”。然而,基于跨学科分析,可认定专业期刊学术水平与学科水平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故前两种观点均缺乏跨学科视野;而认为体育学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接近母学科成果水平的观点,如认为体育经济学论文水平接近(笔者注:“接近”而非“超越”)经济学期刊论文水平,则仍预设体育经济学论文弱于经济学论文,依然无法解释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大于经济学期刊的现状。

有受访者强调中外差异,认为“体育学在国外备受重视,故国外学者愿意引用中国体育学期刊”,或认为“国外体育学学者治学态度严谨,故希望从中国学者、中文期刊获取信息,致使中国体育学期刊具有强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即便国外比国内更重视体育学,但依然无法解释其他学科期刊国际影响力弱的事实(如英语国家同样重视法学,而法学期刊国际影响力弱)。若按此思路,只有同时证明国外其他学科研究者治学态度远不及体育学,才能说明中国其他学科期刊国际影响力弱的状况,这于常理不合。

有受访者强调:“在‘德智体’的人才培养结构中,‘体育’独占一端,而文史哲等学科则分享‘智育’,故体育学期刊具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但与体育这种地位相类似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主导“德育”一端,“美育”由“艺术”独占,但马克思主义和艺术两类CSSCI期刊却在两年中无一家入选。

有受访者认为:“体育学诸多问题为全球所共有,较少涉及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问题,具有普适性,故相对法学、哲学等学科,更为外方所看重”,或“体育学术属于应用性社会学科,应用性科学论文的通用性要比人文学科强很多。普适性的学科,因为通用性的东西多,所以国际影响力大”。然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艺术学期刊的现象。因为,艺术学同样较少意识形态,同样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有受访者认为:“中国竞技体育获得巨大成功,这导致国外学者关注中国体育学期刊”,理由如“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故国外无需借鉴中国法学研究成果;但中国是竞技体育强国,国外需借鉴中国成功经验”,此观点同样是问卷设计者最初的观点。

问卷第二题为:“中国竞技体育成果辉煌,这是中国体育学期刊具有强势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原因吗?”有5位(15.6%)受访者认为这是主要原因;另有11位(34.4%)受访者认为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其他16名(50%)受访者认为两者没有关系。否定的理由诸如:“中国体育学术界与训练界隔阂甚大”“竞技体育辉煌是举国体制的结果,如果中国体育学期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也是体育学研究者的成果,而体育学研究更已批判举国体制”“体育不仅仅是竞技体育,还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国外更关注健康、社区体育,而非竞技体育”“国外更关注中国体育负面的东西”。然而,即便中国体育学术界与训练界隔阂甚大,并不意味国外体育学术界和训练界同样充满隔阂,国外同样可以参考中文期刊以求训练之道。此外,体育不仅仅是竞技体育,但国外只在竞技体育某些方面弱于中国,在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等方面甚至是中国的榜样,究竟国外学者更多地参考竞技体育还是其他方面主题的论文,目前尚无数据支撑。对此问题的回答表明,中国竞技体育对中国体育学期刊的影响问题,在体育学界并无共识。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标尚属新生事物,有近半数受访者因不了解问题背景而无法作答;对“中国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与学术水平背离”的根本原因,受访者人言人殊,并无共识。所以访谈只能综合各方的意见,无法确定真实原因,而在访谈结束后,我们获得了2份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数据。

3 根本原因——基于2份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发布者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和CNKI首页公布榜单,但未公布各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现获得的2份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均来自该报告发布者,因非公开资料,故隐去具体期刊名称,其中1份来自2012年某体育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另1份来自2013年某体育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3.1 对2012年某体育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的分析

2012年数据的统计年为2011年。此刊在2011年共被统计来源文献引用94次,其中,部分引用文献仅有篇名,未标明作者信息,这些文献引用此刊21次,其余73次引用文献标明作者信息。在这些标明了作者信息的文献中,根据作者名是否为汉语拼音分辨,发现只有1篇文献来自外国作者,其标题为“拉伸以预防减轻锻炼后肌肉酸痛”,且引用文献出版年为1992年,此文发表于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应是篇数据库文献。其他文献作者名均为汉语拼音,大致可推断这些引用者均来自中国,占全部引用者的98.6%。

就文献出版形式而言,标明作者信息的文献同时标明出版信息,故有出版信息的文献同样引用73次,其中,只有1篇期刊文献,引用2次,另有1篇数据库文献,引用1次。其余70次引用均来自国际学术会议,占95.9%。这些国际学术会议,除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1次、引用1次,于新加坡举办1次、引用3次外,均举办于国内,引用66次,即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引用占国际会议引用总数的94.3%,占总引用数的90.4%。在这些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中,会议名称中有体育关键词,如“sport”“physical education”“kinesiology”的,只有于广州举办的“第2届教育和体育教育国际学术会议”,该会议引用27次,占国际会议引用数的38.5%。其他会议名称五花八门,难以看出和体育的关系,如“材料工程与先进技术国际会议”“高水平结构与材料工程国际会议”“先进材料与信息技术处理国际会议”“工程材料、能源、管理和控制国际会议”“材料、机电与自动化国际会议”“计算机辅助材料与工程国际会议”,但会议论文名称却均与体育相关,以上会议论文均被编入“先进材料研究”丛书。另有会议如“第二届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其应用国际会议”,会议主题与体育并无关系^[5]。

按作者信息及其他出版信息,分析2012年某体育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可知其国际影响力源于中国体育界人士参加于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并在英文会议论文中引用此刊。

3.2 对2013年某体育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的分析

2013年数据的统计年为2012年。此刊在2012年共被统计来源文献引用53次,所有引用此刊的文献都标明作者信息,查看作者姓名,发现均为汉语拼音,可大致认定引用者均为中国人。

此明细表只标明文献来源出版物,但未标明是否源于国际会议,故无法统计国际会议论文比例,但其中部分来源出版物标题中有“conference”“symposium”“workshop”字样,可推断为会议论文。其中,有“conference”的文献23种,有“symposium”的文献10种,有“workshop”的文献1种。仅发现1篇期刊论文,刊于《国际体育史杂志》,占总引用数的1.9%,故国际会议论文比例推断为64.2%—98.1%。在会议名中搜索体育关键词,有“2012年高校体育创新与发展学术会议”(武汉),引用9次;另有“第3届教育和体育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澳门),引用11次。这两会议引用占总引用数的37.3%。其他会议主题与体育无关,如“未来计算机辅助教育国际会议”(首尔)、“2012年质量、可靠性、风险、维修性及安全性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成都)、“2012信息和电子工程国际研讨会”(哈尔滨),这些会议引用占会议总引用数的26.9%—60.8%。体育论文主题与这些会议主题并不相关,且查看论文标题,发现也无学科交叉之迹象,但依旧被收录其中。这足以让人怀疑这些会议的学术质量,同样让人怀疑这些被收录论文的学术质量。

按作者信息及其他出版信息,分析2013年某体育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可知其国际影响力同样源于中国体育界人士参加于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并在英文会议论文中引用此刊。

3.3 分析结论

两份被引频次明细表共同特点为:首先,绝大多数引用者为中国人,两刊中国引用者比例分别为98.6%和100%,这推翻了所有受访者对“中国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与学术水平之背离”这一问题作答的前提,即假设引用者为国外学者;其次,绝大多数引用文献源于国际学术会议,两刊学术会议引用比例分别为95.9%和64.2%—98.1%,且这些会议多数在中国召开;最后,有大量会议主题与体育无关,且无学科交叉迹象,这些非体育主题的会议占全部会议引用比例,两刊分别为61.5%和26.9%—60.8%。

4 结语

根据2012、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科期刊)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科期刊)目录,统计发现中国体育学期刊具有强势的国际影响力;根据2012年某体育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及2013年某体育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被引频次明细表,统计发现中国体育学期刊实际的国际影响力可忽略不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体育学会议,本为中国体育学术盛事,如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即“按国际惯例以英语为大会主要语言”。李晓宪认为:此会反映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有助于提高中国国体育科技界的外语水平,为中国体育科技事业“自立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基础”^[6]。如今高校多将CPCI(原ISTP)收录的国际会议论文认定为研究成果,作者可以此为获取博士学位、职称晋升之依据,在论文难以刊发于国内核心期刊的情况下,则以英文投稿国际会议以获认可。在此背景下,国际会议泛滥,论文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中国体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